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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画风光饶雅兴，娱人景色此中寻。位于中国南陲、珠江口岸的澳门半岛，在过去的五个多世纪中，由于历史的因缘际会，遂成为一个东西方文化相遇和交流的金桥。
澳门见证了17世纪来自欧洲的海洋强权的兴衰，也背负了18世纪大清帝国的沧桑，而在中国近代历史的狂澜中，澳门也从未缺席。
澳门是中美《望厦条约》的签订地，林则徐曾到澳门坐镇充公英商囤积的鸦片，关闸的中英之战为第一次鸦片战争揭开序幕。梁启超、康有为曾经在这里开办《知新报》，宣传维新思想;孙中山在澳门悬壶济世，秘密结社，发表推翻满清政府的言论。历史如明镜，鉴往知来。
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窗口，澳门的圣保罗学院是远东第一所西式高等学府，也是西学东渐、汉学西传的摇篮，促进了中国这个古老国度的现代化。澳门是中西方文明双向接触的交会点。
素有“东方梵蒂冈”美誉的澳门，古雅的天主教堂在澳门本岛、氹仔岛和路环岛各处可见，而中国传统的庙宇道观也散布各地。天主堂内望弥撒的信徒与上香祈福的善男信女相互并存，各不相扰，充分显示出小城同中求异、和而不同的和谐气息。
澳门还有一个诗情画意的古名叫“濠镜”，它兼具中国南方的灵秀之气及南欧的浪漫风情。从400多年前，葡萄牙人登陆后，澳门便开始默默地改妆，由一个纯朴的渔村，演变成一个名人商贾聚居之地。澳门虽有十里洋场，笙歌载道的场面，却始终保持着独特的含蓄，以及那种无法比拟的低调又高贵的繁华。
“蓊郁冬疑夏，苍凉春亦秋”的宜人气候，西望洋山上一幢幢掩映在绿树丛中的欧式洋房，恰像地中海煦灿的阳光，洒遍了这座美丽的小城，而烟水微茫的南湾晨曦，群峰晓翠，芳树斜阳的秀丽景色，都使人浮想联翩。
在这个只有20多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岛上，古老的炮台、残败的民居、带着岁月烙印的古物遗迹，处处可见中西文化交融的独特风采和沧桑历练的痕迹。一砖一石，一树一物，东西方骚人墨客，流连徘徊，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各有千秋。丰富的人文景观、风土人情、社会风俗与澳葡美食，都散发出迷人气息。
凤凰花开，骊歌高唱。时光像飞奔过田野的风，一幕幕往事是风中低徊的歌。澳门最值得浓墨重彩大书特书的时期，恰是明末清初。季羡林先生曾经说过：“在中国5000多年的历史上，文化交流有过几次高潮，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是西方文化的传入，这一次传入的起点在时间上是明末清初，在地域上是澳门。”
威武的船队、强悍的勇士驶离卢济塔尼亚西部海岸，越过自古杳无人迹的海岸。
……
此地的宝藏便堆积如山，你的愿望在此就能实现。
……
你看那难以置信的长城。
——路易士·贾梅士《卢济塔尼亚之歌》
世界正在越变越小。卫星可以在几分钟之内环绕地球一周，广播、电视和互联网可以传递最偏远地区的信息，飞机可以搭载乘客快速地抵达地球的任意一个角落。但在150年以前，跨越大西洋还需要历时数个星期，从欧洲驾船去印度要花费好几个月;人们对亚洲内陆广阔的沙漠和草原、刚果潮湿闷热的热带雨林以及南极洲经年不化的冰雪都非常陌生。
欧洲中世纪时期，古希腊、古罗马的很大一部分地理知识都遗失了，或者不受人们重视。尽管欧洲人依然从中国和印度购买香料、丝绸和其他货物，但是只能通过阿拉伯的中间商，中国高度发达的文明并不为欧洲人所知。直到1240年前后，远东依靠自己的力量，让欧洲人重新找回了对它的记忆。当时，成吉思汗领导下的蒙古游牧民族实力不断壮大，蒙古人首先攻占了宋朝，然后在拔都的领导下，西征到奥地利，并大破波兰与日耳曼的联军。不过在此之后，由于蒙古帝国内部各方势力对最高统治权的争夺，致使蒙古不得不停止西征。1259年，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成为蒙古帝国的新首领。1275年，马可·波罗踏上中国的土地，这次中国之行拉开了所有时代中最激动人心的历险序幕。马可·波罗的游记让欧洲人大吃一惊，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挑战。欧洲人首先必须承认，无论他们怎样标榜基督教高于一切，这个世界绝对不是只有这样一种信仰方式。恰恰相反，基于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精神生活。同时，马可·波罗打开了一扇东方宝藏之窗，透过这扇窗户，人们看见了西方世界无法比拟的繁荣，以及那些只能依靠阿拉伯中间商才能得到的宝藏。欧洲人认为，世界上一定还有其他可行的方法，让欧洲直接与这个位于远东的强大帝国进行贸易往来。15、16世纪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最重要的分水岭，丝路上的驼铃、神秘的东方乐土，伴随着马可·波罗的旅行，欧洲探险时代的帷幕被徐徐拉开。在之后的几百年中，欧洲人被那些财富所驱使，不断探寻前往远东的新航路。
时至今日，我们之所以能够比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人们更多地了解地球，都要归功于那些勇敢的航海家、大胆的探险家以及不断探索的科学家们。尽管存在很多真实和臆想的危险，但是探险家们还是走出了自己熟悉的环境，去寻找价值连城的香料、黄金和宝石。探险家们追名逐利的野心和兴致勃勃的征服欲，或者纯粹出于对外面世界的好奇和对知识的渴望，使得他们义无反顾地去开辟新的贸易路线，向其他种族的人们传播他们所尊崇的文化与宗教，但航海活动的客观后果却引发了世界范围的殖民化浪潮，开启了波澜壮阔的全球化历程。与其他文化的接触拓展了探险家们的世界观，丰富了他们的生活。但毋庸讳言，这些探险家们大多以征服者的身份出现，他们争权夺利、残暴蛮横、传播疾病，给被发现地区的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地理大发现时代姗姗而至，世界性经济文化交流不断发展与加强，全球意义的世界历史由此真正诞生。”此际的西方海外探险活动，最初既不同于古代亚历山大帝国和罗马帝国开疆拓土的军事扩张，也不同于以郑和下西洋为代表的中国航海者怀柔远人，向海外番邦小国宣扬大明恩威的政治做秀，而是为了攫取东方富饶的物产资源和寻找传说中失散于海外的基督徒。在这场惊天动地的历史大变革中，葡萄牙人粉墨登场，第一个接受了挑战。 中古时代，正当欧洲的十字军忙于征伐中东的“异教徒”，并企图夺回圣地耶路撒冷时，位于欧洲大陆最西端的葡萄牙却静悄悄地将目光从欧洲转移到波涛汹涌且蓝天无垠的大西洋。由于地理环境的关系，葡萄牙长期处于孤立状态。那时期高瞻远瞩的葡萄牙王子海因里希（Infante D.Henrique，1394～1460）了解到，只有航向深邃蔚蓝的大海，才有可能拓展葡萄牙狭小的生存空间，并实现爱海的葡萄牙人民的创造愿望和冒险精神。于是，在父亲约翰一世（King John I）的鼎力支持下，海因里希王子开始全力规划发展航海事业，并在萨格雷斯创办地理研究机构，搜集并研究航海相关资讯，在海因里希的宫殿里聚集了很多学者、天文学家、绘图员、航海家和制作仪器的匠人。凭着这位杰出领袖的智慧和领导，葡萄牙自15世纪以后的约一个世纪中，逐渐成为欧洲第一个海洋强国。
1473年，葡萄牙船队驶过赤道抵达刚果河口。1487年，巴托鲁米乌·迪阿斯（Bartolomeu Dias）率船航行至非洲南端进而进入印度洋。1488年，成功通过非洲的好望角，从此打开了欧洲经由大西洋绕道东非前往印度乃至东亚的大门。
在遥远的东方，除了生产给欧洲贵族享用的珍贵香料外，还有诸如遍地黄金、宝石和象牙的传闻，无不令商人和权贵们垂涎三尺。在那些随时准备发现新大陆的航船上，除了野心勃勃的冒险家和水手外，还挤满了寻找财富的商人、传播福音的传教士、政治野心家、历史作家，甚至还有农民，他们一同漂洋过海，浩浩荡荡地向神秘的东方迈进，进而翻开了东方和西方历史相遇的新篇章。
1498年，葡萄牙航海家华斯高·达·伽玛（Vasco da Gama）经过非洲东岸并于次年抵达印度的卡里卡特，首先发现了通往印度的海上航线，自此葡国开始在印度扩张其殖民势力。次年，伽玛除了将宝石、香料经印度洋直接运回祖国的里斯本外，还将从印度购得的中国瓷器献给葡萄牙皇室，这些精致细巧的瓷器立即引起葡皇对遥远古老中国的兴趣。葡萄牙人通过不断探索终于开辟了从大西洋绕非洲南端到印度洋的航线，打通了沟通东西的亚欧海上通道。
1508年，当葡萄牙舰队入侵马来半岛的马六甲时，葡萄牙国王就谕令舰队同时调查中国的状况：“要弄清中国人的情况。他们的国家是否强大？有几位国王？国内有没有摩尔人和其他不遵守法律及不信仰其宗教的民族。”东来的葡萄牙人很快开始搜集有关中国的情报，进而通过多种手段建立了与中国的商贸关系。1511年7月，停泊在马六甲的葡舰发现了港内靠泊的五艘中国帆船，此乃有史记载中葡两国人民首次接触。
后来，葡人若热·阿尔瓦利士（Jorge Alvares）于1514年从马六甲出发，带着货物首先踏足位于伶仃洋上的Tamao（屯门，位于广东珠江口，香港与澳门之间的零丁洋上的港口，中国领土），并在岛上竖立一座纪念石柱。此后，葡国开始在该岛殖民，并与广东沿岸的中国商人和渔民从事海上贸易，不久，葡人更将触角伸展到浙江的宁波。对财富的渴求并非葡萄牙人东进的唯一目的，自从罗马帝国灭亡以后，基督教在欧洲日益兴盛，其影响渗透于欧洲社会的方方面面。伴随着与信奉伊斯兰教的摩尔人的长期斗争，葡萄牙人对于传播基督教具有难以遏制的激情，所以，“在葡萄牙冒险家的东进过程中，与商人的狂热冒险同时进军的另一支队伍，就是这支天主教的传教士队伍”。
1517年，葡萄牙使团乘坐“葡萄牙国王号”第一次来华，这是中西方以国家形式正式交往的开始，从此海洋将中国和西方连接在一起，同时也使西方的法律和中国的法律产生了接触与碰撞。但由于明朝政府明令禁止中国人与佛郎机人（葡萄牙人）做生意，于1519～1554年间阻止他们进港，并攻击佛郎机人的船只，将葡萄牙人赶出浙江双屿、福建漳州的月港和广东珠江三角洲的屯门等地，于是意图染指中国的葡人便将目光转移到珠江三角洲的一个偏僻小渔港——澳门。澳门便从一座专供中国南海渔民捕鱼、采蚝的纯朴、宁静的小渔村发展成为一个见证了中外历史的国际商港。
葡萄牙人在贿赂了相关的明朝官员后，入据澳门。“嘉靖三十二年，夷舶趋濠境（即澳门），托言舟触风涛缝裂，水湿贡物，愿借地晾晒。海道副使汪柏，徇贿许之。初仅蓬累数十间，后工商谋奸利者，始渐运砖瓦木石为屋，若聚落然。自是诸澳俱废，濠境为泊薮矣。”约在1572年时，葡人将贿赂变成地租，以年租五百两白银，至1735年变为年租一千两白银，将这个几乎荒无人烟的澳门半岛租下。直至鸦片战争后的1849年，几近300年间，葡人长期租居于澳门。澳门从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块租借给欧洲殖民者的商埠，而葡萄牙人则成为中国海上商人首批接触的西方人，他们同时也是唯一被允许长期在中国的领土上建立贸易据点的西方人。
自葡人于1572年租居澳门后，随着海外运输的发展，澳门的人口在短短20年间（1561～1580）由500人迅速增至2000人，澳门港已成为葡萄牙在东方海上称霸时代的重要港口。这里除了葡人和华人外，还有来自欧洲的英、法、德、意、西班牙，东方的日本和朝鲜，东南亚各国，印度和非洲黑人等不同人种聚集。其时，澳门在国际上的影响力，甚至超过中国的广州、日本的长崎、菲律宾的马尼拉和马来西亚的马六甲。但明朝因为倭寇和海盗的滋扰，厉行海禁，不仅关闭了沿海各海港，闭关锁国，也束缚了中国航海商人与东南亚各国的往来发展，这使得葡人靠着澳门港主导了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澳门甚至一度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唯一国际市场通路。
由于中国当时对外贸易的重要对象为日本，暹罗，马六甲，马尼拉，印度的柯钦、果阿邦和欧洲等国家，于是葡萄牙人便操控了以澳门为转口港的四条国际航线：
欧洲航线：澳门—马六甲—印度果阿—葡萄牙里斯本。这条航线主要从中国出口丝织品、天鹅绒、锦缎、黄金、宝石、瓷器、麝香、糖等。回程则运载毛织品、水晶、琥珀、象牙、葡萄酒、英国时钟等商品。
亚洲航线：澳门—日本长崎。由中国输出绸缎、生丝、茶叶、樟脑、中药材、丝织品等商品，回程则换回日本的白银、漆器和造船的木材等。自15世纪末期到17世纪初期，中国生丝的主要市场在日本，而中国急需的白银则大部分源自日本。明朝中叶，中日交恶，中国的商品大部分经由澳门转口，使得得天独厚的葡人从这条航线赚取了巨额的利润。
美洲航线：澳门—马尼拉—墨西哥—秘鲁。因船上主要的货物90%都是中国的生丝和纺织品，人们称这条航线为海上丝绸之路。据估计，这条远东贸易航道带给葡人高达300%的利润，所以这条航线不啻为葡国的生命线。与此同时，尽管葡萄牙率先在远东赚取到巨大利润，但也成为日后欧洲其他国家图谋掠夺远东各地资源的导火线。西班牙于1570年占领菲律宾，继而被海上崛起的强国——荷兰所打败，荷兰自此取代西、葡，成为海洋上的新霸主。此后，荷兰的远洋舰队沿着葡人所发现的印度洋航线，向远东推进，扩张其殖民势力，并在东南亚夺取了许多原属于葡萄牙的殖民地。1601年，荷兰人在企图攻打澳门失败后，便沿着中国海岸北上，先后占据了澎湖和台湾，并要求与中国互市。华夏民族的命运在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压力下渐渐改观。
东南亚航线：澳门—东南亚巽他群岛（包括爪哇、苏门答腊岛、加里曼丹、巴厘岛、文莱及帝汶等）。中国输出生丝、茶叶、丝织品和瓷器等商品，回程则收购帝汶有名的檀香木，马鲁古群岛的丁香、豆蔻、胡椒等香料及热带产品，运回澳门后再转运中国内地或转销欧洲。
（未完待续）
澳门见证了17世纪来自欧洲的海洋强权的兴衰，也背负了18世纪大清帝国的沧桑，而在中国近代历史的狂澜中，澳门也从未缺席。
澳门是中美《望厦条约》的签订地，林则徐曾到澳门坐镇充公英商囤积的鸦片，关闸的中英之战为第一次鸦片战争揭开序幕。梁启超、康有为曾经在这里开办《知新报》，宣传维新思想;孙中山在澳门悬壶济世，秘密结社，发表推翻满清政府的言论。历史如明镜，鉴往知来。
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窗口，澳门的圣保罗学院是远东第一所西式高等学府，也是西学东渐、汉学西传的摇篮，促进了中国这个古老国度的现代化。澳门是中西方文明双向接触的交会点。
素有“东方梵蒂冈”美誉的澳门，古雅的天主教堂在澳门本岛、氹仔岛和路环岛各处可见，而中国传统的庙宇道观也散布各地。天主堂内望弥撒的信徒与上香祈福的善男信女相互并存，各不相扰，充分显示出小城同中求异、和而不同的和谐气息。
澳门还有一个诗情画意的古名叫“濠镜”，它兼具中国南方的灵秀之气及南欧的浪漫风情。从400多年前，葡萄牙人登陆后，澳门便开始默默地改妆，由一个纯朴的渔村，演变成一个名人商贾聚居之地。澳门虽有十里洋场，笙歌载道的场面，却始终保持着独特的含蓄，以及那种无法比拟的低调又高贵的繁华。
“蓊郁冬疑夏，苍凉春亦秋”的宜人气候，西望洋山上一幢幢掩映在绿树丛中的欧式洋房，恰像地中海煦灿的阳光，洒遍了这座美丽的小城，而烟水微茫的南湾晨曦，群峰晓翠，芳树斜阳的秀丽景色，都使人浮想联翩。
在这个只有20多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岛上，古老的炮台、残败的民居、带着岁月烙印的古物遗迹，处处可见中西文化交融的独特风采和沧桑历练的痕迹。一砖一石，一树一物，东西方骚人墨客，流连徘徊，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各有千秋。丰富的人文景观、风土人情、社会风俗与澳葡美食，都散发出迷人气息。
凤凰花开，骊歌高唱。时光像飞奔过田野的风，一幕幕往事是风中低徊的歌。澳门最值得浓墨重彩大书特书的时期，恰是明末清初。季羡林先生曾经说过：“在中国5000多年的历史上，文化交流有过几次高潮，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是西方文化的传入，这一次传入的起点在时间上是明末清初，在地域上是澳门。”
威武的船队、强悍的勇士驶离卢济塔尼亚西部海岸，越过自古杳无人迹的海岸。
……
此地的宝藏便堆积如山，你的愿望在此就能实现。
……
你看那难以置信的长城。
——路易士·贾梅士《卢济塔尼亚之歌》
世界正在越变越小。卫星可以在几分钟之内环绕地球一周，广播、电视和互联网可以传递最偏远地区的信息，飞机可以搭载乘客快速地抵达地球的任意一个角落。但在150年以前，跨越大西洋还需要历时数个星期，从欧洲驾船去印度要花费好几个月;人们对亚洲内陆广阔的沙漠和草原、刚果潮湿闷热的热带雨林以及南极洲经年不化的冰雪都非常陌生。
欧洲中世纪时期，古希腊、古罗马的很大一部分地理知识都遗失了，或者不受人们重视。尽管欧洲人依然从中国和印度购买香料、丝绸和其他货物，但是只能通过阿拉伯的中间商，中国高度发达的文明并不为欧洲人所知。直到1240年前后，远东依靠自己的力量，让欧洲人重新找回了对它的记忆。当时，成吉思汗领导下的蒙古游牧民族实力不断壮大，蒙古人首先攻占了宋朝，然后在拔都的领导下，西征到奥地利，并大破波兰与日耳曼的联军。不过在此之后，由于蒙古帝国内部各方势力对最高统治权的争夺，致使蒙古不得不停止西征。1259年，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成为蒙古帝国的新首领。1275年，马可·波罗踏上中国的土地，这次中国之行拉开了所有时代中最激动人心的历险序幕。马可·波罗的游记让欧洲人大吃一惊，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挑战。欧洲人首先必须承认，无论他们怎样标榜基督教高于一切，这个世界绝对不是只有这样一种信仰方式。恰恰相反，基于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精神生活。同时，马可·波罗打开了一扇东方宝藏之窗，透过这扇窗户，人们看见了西方世界无法比拟的繁荣，以及那些只能依靠阿拉伯中间商才能得到的宝藏。欧洲人认为，世界上一定还有其他可行的方法，让欧洲直接与这个位于远东的强大帝国进行贸易往来。15、16世纪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最重要的分水岭，丝路上的驼铃、神秘的东方乐土，伴随着马可·波罗的旅行，欧洲探险时代的帷幕被徐徐拉开。在之后的几百年中，欧洲人被那些财富所驱使，不断探寻前往远东的新航路。
时至今日，我们之所以能够比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人们更多地了解地球，都要归功于那些勇敢的航海家、大胆的探险家以及不断探索的科学家们。尽管存在很多真实和臆想的危险，但是探险家们还是走出了自己熟悉的环境，去寻找价值连城的香料、黄金和宝石。探险家们追名逐利的野心和兴致勃勃的征服欲，或者纯粹出于对外面世界的好奇和对知识的渴望，使得他们义无反顾地去开辟新的贸易路线，向其他种族的人们传播他们所尊崇的文化与宗教，但航海活动的客观后果却引发了世界范围的殖民化浪潮，开启了波澜壮阔的全球化历程。与其他文化的接触拓展了探险家们的世界观，丰富了他们的生活。但毋庸讳言，这些探险家们大多以征服者的身份出现，他们争权夺利、残暴蛮横、传播疾病，给被发现地区的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地理大发现时代姗姗而至，世界性经济文化交流不断发展与加强，全球意义的世界历史由此真正诞生。”此际的西方海外探险活动，最初既不同于古代亚历山大帝国和罗马帝国开疆拓土的军事扩张，也不同于以郑和下西洋为代表的中国航海者怀柔远人，向海外番邦小国宣扬大明恩威的政治做秀，而是为了攫取东方富饶的物产资源和寻找传说中失散于海外的基督徒。在这场惊天动地的历史大变革中，葡萄牙人粉墨登场，第一个接受了挑战。 中古时代，正当欧洲的十字军忙于征伐中东的“异教徒”，并企图夺回圣地耶路撒冷时，位于欧洲大陆最西端的葡萄牙却静悄悄地将目光从欧洲转移到波涛汹涌且蓝天无垠的大西洋。由于地理环境的关系，葡萄牙长期处于孤立状态。那时期高瞻远瞩的葡萄牙王子海因里希（Infante D.Henrique，1394～1460）了解到，只有航向深邃蔚蓝的大海，才有可能拓展葡萄牙狭小的生存空间，并实现爱海的葡萄牙人民的创造愿望和冒险精神。于是，在父亲约翰一世（King John I）的鼎力支持下，海因里希王子开始全力规划发展航海事业，并在萨格雷斯创办地理研究机构，搜集并研究航海相关资讯，在海因里希的宫殿里聚集了很多学者、天文学家、绘图员、航海家和制作仪器的匠人。凭着这位杰出领袖的智慧和领导，葡萄牙自15世纪以后的约一个世纪中，逐渐成为欧洲第一个海洋强国。
1473年，葡萄牙船队驶过赤道抵达刚果河口。1487年，巴托鲁米乌·迪阿斯（Bartolomeu Dias）率船航行至非洲南端进而进入印度洋。1488年，成功通过非洲的好望角，从此打开了欧洲经由大西洋绕道东非前往印度乃至东亚的大门。
在遥远的东方，除了生产给欧洲贵族享用的珍贵香料外，还有诸如遍地黄金、宝石和象牙的传闻，无不令商人和权贵们垂涎三尺。在那些随时准备发现新大陆的航船上，除了野心勃勃的冒险家和水手外，还挤满了寻找财富的商人、传播福音的传教士、政治野心家、历史作家，甚至还有农民，他们一同漂洋过海，浩浩荡荡地向神秘的东方迈进，进而翻开了东方和西方历史相遇的新篇章。
1498年，葡萄牙航海家华斯高·达·伽玛（Vasco da Gama）经过非洲东岸并于次年抵达印度的卡里卡特，首先发现了通往印度的海上航线，自此葡国开始在印度扩张其殖民势力。次年，伽玛除了将宝石、香料经印度洋直接运回祖国的里斯本外，还将从印度购得的中国瓷器献给葡萄牙皇室，这些精致细巧的瓷器立即引起葡皇对遥远古老中国的兴趣。葡萄牙人通过不断探索终于开辟了从大西洋绕非洲南端到印度洋的航线，打通了沟通东西的亚欧海上通道。
1508年，当葡萄牙舰队入侵马来半岛的马六甲时，葡萄牙国王就谕令舰队同时调查中国的状况：“要弄清中国人的情况。他们的国家是否强大？有几位国王？国内有没有摩尔人和其他不遵守法律及不信仰其宗教的民族。”东来的葡萄牙人很快开始搜集有关中国的情报，进而通过多种手段建立了与中国的商贸关系。1511年7月，停泊在马六甲的葡舰发现了港内靠泊的五艘中国帆船，此乃有史记载中葡两国人民首次接触。
后来，葡人若热·阿尔瓦利士（Jorge Alvares）于1514年从马六甲出发，带着货物首先踏足位于伶仃洋上的Tamao（屯门，位于广东珠江口，香港与澳门之间的零丁洋上的港口，中国领土），并在岛上竖立一座纪念石柱。此后，葡国开始在该岛殖民，并与广东沿岸的中国商人和渔民从事海上贸易，不久，葡人更将触角伸展到浙江的宁波。对财富的渴求并非葡萄牙人东进的唯一目的，自从罗马帝国灭亡以后，基督教在欧洲日益兴盛，其影响渗透于欧洲社会的方方面面。伴随着与信奉伊斯兰教的摩尔人的长期斗争，葡萄牙人对于传播基督教具有难以遏制的激情，所以，“在葡萄牙冒险家的东进过程中，与商人的狂热冒险同时进军的另一支队伍，就是这支天主教的传教士队伍”。
1517年，葡萄牙使团乘坐“葡萄牙国王号”第一次来华，这是中西方以国家形式正式交往的开始，从此海洋将中国和西方连接在一起，同时也使西方的法律和中国的法律产生了接触与碰撞。但由于明朝政府明令禁止中国人与佛郎机人（葡萄牙人）做生意，于1519～1554年间阻止他们进港，并攻击佛郎机人的船只，将葡萄牙人赶出浙江双屿、福建漳州的月港和广东珠江三角洲的屯门等地，于是意图染指中国的葡人便将目光转移到珠江三角洲的一个偏僻小渔港——澳门。澳门便从一座专供中国南海渔民捕鱼、采蚝的纯朴、宁静的小渔村发展成为一个见证了中外历史的国际商港。
葡萄牙人在贿赂了相关的明朝官员后，入据澳门。“嘉靖三十二年，夷舶趋濠境（即澳门），托言舟触风涛缝裂，水湿贡物，愿借地晾晒。海道副使汪柏，徇贿许之。初仅蓬累数十间，后工商谋奸利者，始渐运砖瓦木石为屋，若聚落然。自是诸澳俱废，濠境为泊薮矣。”约在1572年时，葡人将贿赂变成地租，以年租五百两白银，至1735年变为年租一千两白银，将这个几乎荒无人烟的澳门半岛租下。直至鸦片战争后的1849年，几近300年间，葡人长期租居于澳门。澳门从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块租借给欧洲殖民者的商埠，而葡萄牙人则成为中国海上商人首批接触的西方人，他们同时也是唯一被允许长期在中国的领土上建立贸易据点的西方人。
自葡人于1572年租居澳门后，随着海外运输的发展，澳门的人口在短短20年间（1561～1580）由500人迅速增至2000人，澳门港已成为葡萄牙在东方海上称霸时代的重要港口。这里除了葡人和华人外，还有来自欧洲的英、法、德、意、西班牙，东方的日本和朝鲜，东南亚各国，印度和非洲黑人等不同人种聚集。其时，澳门在国际上的影响力，甚至超过中国的广州、日本的长崎、菲律宾的马尼拉和马来西亚的马六甲。但明朝因为倭寇和海盗的滋扰，厉行海禁，不仅关闭了沿海各海港，闭关锁国，也束缚了中国航海商人与东南亚各国的往来发展，这使得葡人靠着澳门港主导了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澳门甚至一度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唯一国际市场通路。
由于中国当时对外贸易的重要对象为日本，暹罗，马六甲，马尼拉，印度的柯钦、果阿邦和欧洲等国家，于是葡萄牙人便操控了以澳门为转口港的四条国际航线：
欧洲航线：澳门—马六甲—印度果阿—葡萄牙里斯本。这条航线主要从中国出口丝织品、天鹅绒、锦缎、黄金、宝石、瓷器、麝香、糖等。回程则运载毛织品、水晶、琥珀、象牙、葡萄酒、英国时钟等商品。
亚洲航线：澳门—日本长崎。由中国输出绸缎、生丝、茶叶、樟脑、中药材、丝织品等商品，回程则换回日本的白银、漆器和造船的木材等。自15世纪末期到17世纪初期，中国生丝的主要市场在日本，而中国急需的白银则大部分源自日本。明朝中叶，中日交恶，中国的商品大部分经由澳门转口，使得得天独厚的葡人从这条航线赚取了巨额的利润。
美洲航线：澳门—马尼拉—墨西哥—秘鲁。因船上主要的货物90%都是中国的生丝和纺织品，人们称这条航线为海上丝绸之路。据估计，这条远东贸易航道带给葡人高达300%的利润，所以这条航线不啻为葡国的生命线。与此同时，尽管葡萄牙率先在远东赚取到巨大利润，但也成为日后欧洲其他国家图谋掠夺远东各地资源的导火线。西班牙于1570年占领菲律宾，继而被海上崛起的强国——荷兰所打败，荷兰自此取代西、葡，成为海洋上的新霸主。此后，荷兰的远洋舰队沿着葡人所发现的印度洋航线，向远东推进，扩张其殖民势力，并在东南亚夺取了许多原属于葡萄牙的殖民地。1601年，荷兰人在企图攻打澳门失败后，便沿着中国海岸北上，先后占据了澎湖和台湾，并要求与中国互市。华夏民族的命运在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压力下渐渐改观。
东南亚航线：澳门—东南亚巽他群岛（包括爪哇、苏门答腊岛、加里曼丹、巴厘岛、文莱及帝汶等）。中国输出生丝、茶叶、丝织品和瓷器等商品，回程则收购帝汶有名的檀香木，马鲁古群岛的丁香、豆蔻、胡椒等香料及热带产品，运回澳门后再转运中国内地或转销欧洲。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