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世炎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五四运动爆发后，他英勇无畏地投身其中，表现出极大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积极性和奋斗精神，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
　　
　　赵世炎（1901—1927），四川省（今重庆市）酉阳县龙潭镇人。1915年8月，赵世炎惜别父母和家乡亲友赴北京，顺利地考入教育部直属实验中学——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在这里，赵世炎感受到和家乡完全不同的社会氛围。这里涌动着新文化的思潮，新刊物、新知识、新事物层出不穷。他读到了许多从未读过的书籍、报刊，顿觉耳目一新，眼界大开。
　　北京是当时中国政治中心，袁世凯导演的复辟闹剧甚嚣尘上，孙中山策划的讨袁武装起义风起云涌。青年赵世炎，开始以比较激进的民主主义者的面貌投入社会活动，思想认识与政治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从他在校的作文中可见其民主激进思想已萌芽。针对复古逆流和所谓尊卑贵贱之争论，赵世炎在《“尊者”与“小人”》一文中大胆地否定传统的尊贵与平民的关系，指出被奴役者才尊贵，而奴役人的“尊者”是自命的尊贵。袁世凯皇帝美梦破灭后段祺瑞执掌政权，军阀们争权夺位卖国殃民，各帝国主义趁火打劫为所欲为。段祺瑞利用国会招牌干起欺世盗名勾当，搬出“先王”、“三代”为自己大造舆论。赵世炎便也用“先王”、“三代”作武器，直斥段祺瑞的欺骗与虚伪。他在《三代非专制辩》中写道：“君，群也。君主只不过是群众的头，决不能离群而为私，只有心乎群众而群众亦心之。”“古代上下一体，今则偏上偏下。古代民意机关萃于众，今日民意机关萃于一。公于众者实相符，萃于一者有名无实。”
　　混乱的社会政治局面促使赵世炎更加关心政治，他努力从纷繁杂乱的思潮派别中清理出头绪，确定自己前进的方向。课余时间，他总是在图书室阅读报纸，细心关注国内外重大事件发展态势，收集各方面信息加以分析、研究。他诚心地引导同学们关心时事政治，同他们讨论，共同提高判断形势能力。他积极参加到社会活动中，广交朋友，跨出高师附中校门把活动与交友范围扩大到北京大学等。北大川籍学生周太玄是一位政治活跃人物，第一次与赵世炎见面长谈半日而难舍难分，深感赵世炎热情灵动之中有一种诚挚英发的气概。周太玄说：从他所讲的生活与学习情况中透露出他的思维条理和惊人毅力。当时，从日本留学归来的李大钊任《晨钟报》和《新青年》总编辑，着力提倡新文化、传播新思想，与王光祈、周太玄等正酝酿创办一个传播新思想的学会。周太玄便向李大钊等介绍赵世炎，说：“我们对熟悉的接近的每一个人，都一一加以讨论品评，作为以后吸收的对象。我们对赵世炎同志都有一个相同的看法，认为是一把好手，值得特别注意。”后来，少年中国学会筹备期间的许多活动，李大钊都约请赵世炎参加，赵世炎也因此与李大钊相识相交。
　　由革命民主主义者开始向共产主义者转变的李大钊，率先在中国大地上宣传马克思主义。当俄国十月革命消息传到中国的时候，他高举十月革命旗帜，深入观察和缜密思考着中国社会的发展。1918年7月和11月，李大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指出：社会主义革命是世界人类全体的曙光，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善于接受新鲜事物的赵世炎读了李大钊的文章，备受鼓舞和启迪，对马克思主义也有了初步认识。
　　在李大钊等人引导下，赵世炎不仅刻苦学习，而且对“校事国事特别关注”。他多次写信告诉家乡的同学不要埋头死读书，应注意国家大事。还经常把载有国内外重大时事要闻的剪报寄给酉阳的同学和朋友传阅，引导他们关心时事。随着视野不断开阔、新知识日渐积累，赵世炎开始认识到人民群众才是“社会事业”成败的关键，要注意于“民生”。他在《说图书馆答友人问》一文中这样写道：“我看社会事业，大凡力量单薄的容易毁灭，力量雄厚的容易成功，那么如何才能使力量雄厚呢？就在于集合群众的力量，群众起来，事情就好办了。”这个时期萌发的“重视民众、扎根民众”思想，无疑为赵世炎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始终深入工人群众中发展组织、壮大力量，由此成为工人阶级杰出领导人打下了坚实基础。
　　1919年4月后，马克思主义在北京广泛传播，《每周评论》、《晨报》副刊载发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一文，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李大钊把马克思主义搬进一些大中学校课堂，在高师附中读书的赵世炎开始比较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认识能力得到明显提高。
　　
　　二
　　
　　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在天安门广场爆发，声势浩大，规模空前。
　　五四运动爆发后，赵世炎立即组织领导高师附中同学投入示威游行队伍，走上街头宣传演讲……赵世炎向同学和民众大声疾呼：“日本人强占了我们的青岛，欧美人同意他占据青岛，段祺瑞不敢力争。我们为了救国，必须起来反对，不能再埋头读书了！”他领头高呼：“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严惩卖国贼！”
　　当时，北京各大中专院校纷纷成立学生会，赵世炎被高师附中学生推选为校学生会干事长。常出席市学联会议的赵世炎，结识了许多优秀人物，学习到更多革命理论。每次开会回校，赵世炎都及时向同学们传达市学联总会会议精神，和校学生会成员讨论落实总会的安排部署。当成员之间发生意见分歧甚至争执时，他总能冷静、耐心、认真地听取各方陈述，待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后才谈自己的见解。他的意见总是能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接受，同学们亲昵地称他“及时雨大哥”。在五四运动中，赵世炎得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锤炼，收获了较多的群众工作的组织领导方法和经验，思想政治方面有了重大变化，在纷繁杂乱的各式主义、思想流派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坚定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信念。
　　五四运动空前提高了中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各种社团应时林立，出版刊物如雨后春笋。1919年7月1日，由李大钊、王光祈等长期筹备，“以科学精神作社会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为宗旨，以“奋斗、实践、坚忍、简朴”为信条的“少年中国学会”在北京成立。赵世炎由李大钊、王光祈等人介绍加入，成为少年中国学会早期会员之一。赵世炎仿效少年中国学会章程及组织法，倡议在高师附中组织成立少年学会。该学会以“发展个性知能、研究真实学术，以进取精神养成健全少年”为宗旨。学会首批收纳了20多名会员，编辑出版“研究中国社会问题和民族文学”的《少年》半月刊。
　　1919年夏，从高师附中毕业的赵世炎没有报考大学，毅然投身于改造社会的洪流中。他在《少年》发表文章无情抨击军阀、官僚贪污腐败丑恶现象的同时，勇于针砭黑暗社会和封建教育制度。在《少年》第3期《说少年》一文中，赵世炎勇敢地揭露和鞭挞封建“糊涂家庭”要求子弟“兴家立业”、“步步高升”、“光宗耀祖”、“抱子添孙”的家庭教育；严厉批判中国学校是些“衙门、四班八房、典吏差役，无所不备；造册子，出训令，一层一级，森威谨严”，“官僚式的教育”教育出“迷惑的少年”，“堕落的少年”。在《少年》第5期《论青年自杀》一文中，赵世炎一针见血地指出社会制度是杀害青年的罪魁祸首，他认为社会不杀青年，青年必不自杀，“非疯子的自杀，绝非自杀，实系被自杀”。他十分同情被黑暗社会制度逼得自杀的青年，替他们呼吁，为他们呐喊。他主张青年们起来斗争，绝不听任旧的社会制度的摆布。他说：“奋斗，愚常奉以为人生第一要义，处此万恶社会，不奋斗何以为人也！”
　　
　　三
　　
　　1919年秋，赵世炎进入北京高等法文专修馆学习法文，为留法勤工俭学做准备。他参加李大钊等组织的工读互助团活动，在努力学习法文和练习做工的同时，抱着极大的热情宣传勤工俭学。
　　应该说，此时工读思想构成了赵世炎思想的主导面，树立了他的平等思想。首先他认为读书是劳心，工作是劳力，“劳心劳力，应相同而行”，工读协调的途径就是半工半读。这样的认识体现了赵世炎的“劳心者”与“劳力者”的平等观念。其次赵世炎认为半工半读勤工俭学，莘莘学子可以通过劳动解决对家庭的依赖，成为独立的人、自食其力的人。他把勤工俭学看作是克服中国封建传统家庭习弊的主要方法之一，“……欲改革国家和家庭制度，欲奋斗于20世纪之竞争世界，均不可不注意于此也”。他还认为通过劳动之事可以改“恶”养“善”，树立积极的人生观和幸福观，读书且耐劳动，可屏除邪念远于恶俗。怀着这样的认识，赵世炎力主到欧美勤工俭学是“改造社会、改造个人之良途”。
　　1919年12月6日，赵世炎主办的《工读》半月刊出版。该刊以研究工读价值、讨论工读方法为宗旨，他在发刊词中满怀信心地宣布：“现在中国的社会坏极了，不图解救是不可长久的……解救之道，当然是社会主义。因为它是最公道、最平等、无军阀财阀、无种界国界，经济上固然好，道德上尤其好”。担任《工读》主编的赵世炎为《工读》撰写了许多有理论深度和实践指导价值的文章，如在《工读主义与今日之中学毕业生》、《勤工俭学观念上的根本错误》等，热情地宣传勤工俭学和半工半读。他认为“工读”特别适合正在寻找出路的中学毕业生，号召他们投身其中。赵世炎认为“以此勤工俭学，躬亲操作，得适用之艺能，为国家实业计、为社会工艺兴起计，皆莫善于此”。他倡议青年人应该破除好逸之思想，“不好逸便不消遣，不思好逸便能耐苦。吾辈读书而能耐劳动之事，自可邪念屏除、远于恶俗，始有奋斗之能力”。他向那些把勤工俭学看成发财手段的朋友严肃指出，这样的观念是“错误的”，“工作就是人生，人生就是工作，工作息了，人生也没有了，我们应该作如此想。我们可以认定工作是求人生的器具，不应该视工作是我们发财的手段”。赵世炎的认识和见解，无疑对迷惘、彷徨中的中学毕业生及青年朋友指引了前进的方向与途径。
　　提倡和践行工读，是在十月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出现的一种小资产阶级思潮，它肯定“劳工神圣”、“工”是人生的天职，强调“工”“学”结合，有一定的进步意义。赵世炎虽然读过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略知苏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原因，向往社会主义，主张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可是他还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还不懂得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必须通过阶级斗争与暴力革命。这时的赵世炎在理论上正处在十字路口，认为中国贫穷落后是因为广大群众受教育的程度不高，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他认为，要使国家富强，必须大力发展教育事业进行社会改革，设想通过工读方式养成勤工俭学的学风，使人民大众闻风而起，“将来人才日多了，民智日多了，为贵族政府奔走的人一天一天的少了，贵族政府就会日益消亡”，那平等的自由社会就会“自然的兴起”。当时持这种观点的青年不在少数，因为这些刚刚接触社会主义思想的知识青年不可能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要义。只有当他们系统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和经过社会实践，才能全面理解社会主义和找到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必然要经历的探索阶段，赵世炎也不能绕过这个阶段。
　　1919年冬，赵世炎的全家由酉阳迁到北京，久别重逢的家人深刻感觉到赵世炎发生了很大变化。三姐赵世兰回忆在北京见到赵世炎时的情景：“四年不见，世炎已长成大人，作风显得老练持重，遇事有主张，但不轻易开口……他经常带一些进步书籍给我和九妹君陶看，把一些新的思想灌输给我们，鼓励我们要独立思考，不要迷信书本。”
　　由于《工读》从第一期起即详细报道留法勤工俭学情况，对种种不正确的认识加以批驳，其中不乏对社会现实不满的观点，1920年3月底准备出版第七期时，遭北京政府警察局查封。查封训令中说：“在邮局检得《工读》报一种，核其内容，系以改革、反抗政府为宗旨，与现时风潮甚有关系……该报持论诸多谬妄，深感影响时局，妨碍治安。”这件事对赵世炎的思想触动很大，促使他进一步认识了北京政府的反动性，加速了他走上革命道路的步伐。
　　1920年4月，赵世炎离京取道上海赴法国勤工俭学。在沪候船期间，遵照李大钊的嘱托，他多次拜会正筹建中国共产党的陈独秀。陈独秀在北京大学任文科学长时，李大钊曾向陈独秀介绍过赵世炎的情况，此次在沪会晤，两人自然谈到了建党之事，赵世炎积极响应，彼此“相约通讯联系，共同商讨革命斗争中大事”。
　　5月9日，赵世炎赴法国勤工俭学。在法国的赵世炎保持了与陈独秀、李大钊密切的书信往来，鉴于国内建党工作迅速发展，陈独秀致信在法国的赵世炎，要他与即将抵法的张申府联系，在留法学生中建立党的组织。1921年2月，接到陈独秀来信的赵世炎与张申府联系，在他们的策划下，由张申府、赵世炎、周恩来、刘清扬组成了中国留法学生中的共产党早期组织。
　　赵世炎，这位从川黔结合部的偏僻小镇走出去的青年，经历了五四爱国运动的锻炼，终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在革命的实践中成长为一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