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佛教界都喜欢标榜“人间佛教”。既有人间佛教，当然就应该有人间菩萨。在我遇到的佛教界人士中，何泽霖老居士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一个“人间菩萨”。菩萨精神就是慈悲喜舍的精神，就是要“能忍难忍，能舍难舍”。眼下这个世界，大部分人只懂得抓，抓钱抓权抓出名，却不愿意施舍。在深圳的一家所谓慈善酒店里，还看到老板自书“中国慈善第一人”。这哪是舍啊？分明是用小小钱去换大大名。何老居士则为了佛教复兴而默默地奉献了毕生所有。
　　上世紀80年代中叶，我开始对佛学发生了兴趣。有一天，忽然收到一包从广东樟木头寄来的佛学书刊。包裹里夹着一张名片 “香港佛教图书馆馆长何泽霖”。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也不知道他何从得知我家的地址，何从得知我需要这些书刊，更不知道他为何白白送书给我这个非亲非故的年轻学子。从那一天起，几乎每个月都能收到何老居士寄来的佛学书刊。我因此拥有了最初的几本经书，开始真正接触到佛教。因此取得了和《香港佛教》、《内明》的联系，开始给这两家香港杂志写稿。第一次知道海外有位南怀瑾，并在若干年后成为他的入室弟子。
　　90年代初，在洛杉矶西来寺隐居的日子里，陆陆续续听到一些关于何泽霖的故事。何老居士1925年生于澳门，母亲早逝，由祖母一手抚养成人。1952年移居香港，打小工，织毛衣，和妻子一起胼手胝足，含辛茹苦，数十年创下一份家业。但皈依佛门的何泽霖夫妇发愿要尽其所有布施众生。1979年，他们省吃俭用购置的第一套房子就用来创办香港佛教图书馆，免费向公众出借、赠送佛教图书。后来又将图书馆连同这套物业一并赠送给佛教界，成为公共财产。三十多年来，图书馆的运转始终依靠何家的资助。
　　80年代初，何泽霖在湛江遇到一位老和尚，住在破烂不堪的茅棚里。何老居士将随身带去的几本经书送给他，老和尚如获至宝，老泪纵横。经过“文革”后，内地佛教破坏殆尽，佛像经书荡然无存。海外从邮局寄送的经书也仍被视为迷信品，刚过海关就被当废纸送进了造纸厂。何泽霖在樟木头开了一家有上千名员工的针织厂。此时，他决意放下工厂事务，全身心地投入向内地印赠经书的事业。他每天往返于香港和东莞樟木头，用瘦弱的身体背负沉重的经书。从香港北角搬上广九列车，在罗湖下车后，跟随拥挤不堪的人群过关，出关后又转火车到樟木头。然后和员工一起，小心翼翼地将一本本经书包好，分发到全国各地。
　　何老居士几十年如一日，像蚂蚁搬家一样来回奔走。只要有人请求，他是每信必复，有求必应。这二十多年里，何老居士究竟送出了多少本经书，花费了多少资金，实在无法统计。人们只知道，每天仅邮寄费就要花掉两三百元。有一年，仅念佛机就送出去一百多万部。
　　何泽霖算是有钱人，针织厂财源滚滚，多年来的盈利少说也有个数千万元吧。但他过着一般人难以想象的清贫生活，从来是粗茶淡饭，出门坐公交车，衣服穿了十几年舍不得丢弃，家里没有空调，一台电风扇用了数年还在转。有一次，竟然拿不出几万港币支付自己的住院费。夫妻俩晚年一直居住在新界乡下的村屋里，在屋前屋后亲手种植蔬菜瓜果。他的全部家产都贡献给了佛教。他没有丝毫名利观念，默默地做着平凡而伟大的事业，却从来不求回报。在内地有成千上万像我这样的人从他赠送的经书中获益，稍有年岁的僧尼大多听到过何泽霖这个名字，但多半只闻其名、未见其人。
　　九十年代末的一个夜晚，我在南怀瑾的寓所。吃完晚饭，大家正在聊天，一对老夫妻推门而入。老先生清瘦健朗，和言悦色。怀师向我介绍说是何泽霖老居士。这正是我久仰的人间菩萨啊！顿时肃然起敬，很自然地向他行了三鞠躬的大礼。在当今这个时代，缺失的不是信仰，各种五花八门的信仰俯拾皆是。缺少的是真正能实践自己信仰的人。其实，一个人无论信仰什么，只要不是把信仰当作追逐名利的手段，而能像何老居士那样身体力行，默默地贡献给自己的信仰。那都是应该尊敬的。
　　何泽霖老居士在2004年1月去世。他离开人间的时候很平静很安详。南怀瑾先生在挽联中如此评价他的一生：“毕世护法无双士；生往莲池又一尊。”读懂了何老居士，也就明白了什么叫“平常心是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