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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中飘荡着刺鼻的焦臭味，我坐在简陋的三轮摩托上，“突突”地行驶在萧索的街道。马路两旁的民宅几乎都有一个封闭、阴暗的院落，那是拆解电子垃圾的作坊。我目光所及，除了堆积如山的电路板和塑料壳，还会触到工人们敏感戒备的眼神。
——对于这个遮遮掩掩、高度警觉的潮汕小镇，哪怕刻意隐藏记者身份，我依然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不速之客。
但走近它自有其价值。从经济的角度上看，汕头市贵屿镇有超过80%的家庭直接参与了电子垃圾分解，每年分解的电子垃圾超过150万吨。通过这一产业，一个家庭作坊年收入上百万元，他们的生产量甚至影响着国际有色金属期货价格。
然而，“那里泥土都发黑，鸟不拉屎寸草不生，河水都有酸臭味。”一位广东朋友如是描述。在广东人印象中，贵屿似乎被阴暗腐败所笼罩。据说在潮汕一带，辨认贵屿人的最好办法是看牙齿，因为贵屿人的牙齿永远是黑黑的。
那么，我应该如何审视贵屿这个以拆解电子垃圾为主业、饱受重度污染之苦的小镇？
美国人的瘟神
贵屿是汕头市最西面的一个乡镇。由于地处一片低洼地带，贵屿成了严重的内涝区，农业生产基本没法保障。这可以说是贵屿人走上这条电子垃圾拆解之路的最根本动因。
早在20世纪上半叶，贵屿人就已经开始在潮汕一带走街串巷，以收购废铜烂铁为生。因此潮汕一带对贵屿人的印象，就是“收破烂的”，而且民风彪悍惹不起。听说我将前往贵屿，汕头当地的摄影师立即摇头，“那边不让外界曝光，拍照会很危险。”
从汕头市区出发，经过两个小时的车程，便是贵屿辖区。道路两旁是各种各样分别写着“电脑、笔记本、电源、主板”的广告招牌。大巴停在镇政府门前的车站，一打开车门，一股塑料烧焦的臭味扑鼻而来。过来拉客的三轮车师傅告诉我：外地人一到贵屿，第一反应就是空气中怎么会有这么刺鼻的臭味，但贵屿当地人早已习以为常，闻不出来了。
1990年代初，贵屿人开始将回收来的旧五金电器进行拆解加工，由于获利颇丰，贵屿镇家家户户逐渐参与进来。贵屿就此成了远近闻名的废旧电器拆解中心。
如果说，最开始他们只是为了生存，此时此刻，他们也只是将这条“产业链”进行了简单升级。正处于产业萌芽期的贵屿人，并不知道他们将被卷入一场波诡云谲的国际较量，而这场较量将深刻地改变他们的命运。
1995年，《巴塞尔公约》修正案明确禁止发达国家以最终处置为目的，向发展中国家出口危险废料。我国于1990年成为该公约的缔约国，但美国将电子垃圾出口到我国的行为却从来没有停止过。
1998年，美国的废弃电脑就已超过了2000万台。由于环境污染非常大，回收成本相当高，电子垃圾在美国就是一个烫手山芋。在保护自身利益的驱动下，美国不仅拒签巴塞尔公约，还放宽了对于电子垃圾的出口限制。
“他们就像送瘟神一样，把电子垃圾送给你，巴不得你赶快运走，有时还倒贴你运费。”一位熟知行业内情的朋友告诉我。
在这种形势下，1990年代中期，来自美国的电子垃圾开始从深圳、广州和南海的口岸进入我国，进而大规模进入“以收破烂闻名潮汕”的贵屿镇。对于彼时渴望致富的贵屿人来说，美国人的瘟神却成了他们的财神。
我无法责备小镇的这段历史。彼时，身处穷乡僻壤的贵屿人除了一双会拆旧家电的手，实在别无所有。电子洋垃圾如同一支猛烈的兴奋剂，让这片原本朴素的土地突然躁动起来。如果说，贵屿人连自己族群的健康，都敢疯狂地典当给电子垃圾，环保概念对于他们，又算得了什么？
可怕的洗金
车站“拉客战”中，最终拉上我的三轮车师傅老罗，是四川人，来贵屿打工已经七八年了。他约摸40多岁，皮肤蜡黄、头发稀落。我递上一支烟，与他攀谈起来。他露出泛黑的牙齿对我说：看你也算半个老乡，我不坑你，这里的人一般不会跟陌生的外地人打交道。
拉三轮车之前，老罗是一名洗金工人。这曾是这个产业中最赚钱的工种。
时至今日，贵屿人仍然沿用1000多年前的原始工艺，分解21世纪的电子垃圾。工人们先用手工拆分出电线、塑料块和电路板，塑料块卖给附近的塑料厂，电路板被放在电热器或炭火炉上烤熔出零件；芯片、电容和二极管等可被二次利用的零件，被搜集起来卖给做零件翻新的商人；剩下的电路板则被用作提炼贵金属——用电烙铁熔出铜、锡等金属的工艺叫“烧板”，用强酸析出黄金的工艺便是“洗金”。
初来贵屿时，老罗在离镇政府不远的华美村打工，最初当拆解工，然后做烧板，后来为了赚更多的工钱而去洗金。老罗告诉我，华美村曾有不少洗金作坊，一作业时，便浓烟弥漫，酸臭熏天。
老罗对我回忆道：“通常，电视机含有大量的铜、铁，而只有电脑里才含有金。英特尔的芯片，当时进货价位600元一吨，一斤就可以析出3克多的金，当工业黄金卖出去，能赚100块钱。”
虽然工钱相对较多，但洗金却是一个拿命换钱的工种。老罗撩起左手的衣袖，露出皮肤上一块烧伤的痕迹，“我们把芯片放在一个盆里面，倒进硫酸后放在火上烧，把芯片上的塑料烧掉，然后一遍一遍地析出铜和铁，再加硝酸，再经过两道工序后，就能得到金粉。”
最令人难以忍受的，是烧硫酸烧出来的烟。黑黄色的烟雾遮天蔽日，可以把中午变成黄昏时分的天色。一天工作下来，老罗往往浑身无力，胸闷难当，盗汗不断。
因为污染太过严重，近年来，贵屿镇政府开始逐步对华美村的洗金作坊进行清理。老罗随之金盆洗手，转而跑起了三轮摩托。他心有余悸地告诉我，他有好几个曾经的工友都得了怪病，去医院检查，医生都查不出来病因。前不久，两个北京来的环保专家到贵屿来，乘着他的三轮摩托做调查，临别时还特别叮嘱他：这里的污染很严重，不宜久待啊。
然而，洗金作坊并没有就此消失，而是从堂而皇之转为地下活动，搬到了更僻远的村落。如今的华美村依稀还有几栋古朴的潮汕民居，其他的人家都盖了新房。可是，当我经过村口的小桥，依然看到一条油黑黑的小河沟漂浮着废弃的塑料垃圾，依然可以闻到空气中夹杂着的怪异酸味。
我问老罗，没打算离开贵屿？老罗说，这里四川老乡多，赚钱也比较容易。至于环境，呆久了也就习惯了。在村里绕了一会儿后，他好心地领我来到一个四川人开的家电回收作坊。
这是一个废弃的小工厂，两个小工正埋头处理塑料壳，老板在门口隔出一间小屋，当作一家人的住所。这个小作坊只回收电视机、电冰箱，不做电脑、笔记本。老板还“遗憾”地感慨说，“现在的贵屿，如果不是本地人，根本拿不到废旧电脑、笔记本的货。”
隐秘网络
如果说“洗金”只是贵屿电子垃圾拆解产业链的冰山一角，究竟是怎样一股力量，让贵屿数千家繁杂分散的作坊，聚合成一种吞吐有序的产业体？
我见到李大婶，是在贵屿镇北林村六路，她家的小作坊。
在见到李大婶之前，我已经在北林村吃了多次闭门羹。正如老罗所说，这里的人不会跟陌生人打交道。我试着以旧电脑倒卖商人的身份，接近这群敏感而戒备的人，结果还是收效甚微。
一次，我走进一户堆满破旧主板的作坊，只见内屋阴暗的客厅里坐着四五个面相凶恶的中年男子，他们操着广东话语速飞快地谈论生意，其中一个男子捏着两叠厚厚的钞票，在点钞机上数着数目。
这样的场景让我想起了黑帮电影里的情节。一个貌似老板的人斜扫了我一眼，“什么旧货，我不需要！”逐客的语气，严厉得不留任何余地。
比起这些贵屿老板，李大婶态度要和缓很多。
她带着厚厚的老花眼镜，蹲坐在门槛上，拿着一把小钳子，一块一块地仔细拣选笔记本主板。有用的零件被她扔进身旁的篮子，没用的则被堆在另一边。小院子里堆砌着两三百个废弃的笔记本电脑，一个女工拿着电烙铁正在烧板，旁边的电风扇使劲地转着，将焦臭气排往门外。
听了我的自我介绍，她一边继续着手中的活计，一边告诉我：“贵屿人的货源都很固定，做的都是熟人生意，上边的风声又很紧，所以很少接触陌生的货源。你有货的话，最好拉过来再看看。”
她的一番话使我忍不住探究：究竟有一股怎样的力量，使贵屿几千家繁杂分散的作坊，聚合成一种吞吐有序的产业体？
实际上，从产业组织的角度看，贵屿镇是一个典型的氏族经济体。比如，整个北林村的老板们都姓李，“李家村”里的李老板们有着严格的分工制度——有的做笔记本；有的做台式机；有的做主板；有的做电源……大家术业有专攻，井水不犯河水。
由于电子垃圾属于非常敏感的货物，所以进货交易变得非常的隐秘。早期，贵屿同一氏族的老板们抱团派出一个代理人，到广州、深圳和南海这三个中转站跟上游供货商交易，然后以集装箱车运到贵屿，抱团的老板按质量开价，各取所需地拉回自己的作坊。
然而，这样的整车交易具有很大风险。贵屿人只能通过打开的集装箱舱门，简单地看看里面的货样，如果集装箱里面看不见的部分全是毫无回收价值的廉价塑料，那么这次交易就亏定了。
近几年，随着贵屿拆解业越来越细分，贵屿的氏族组织跟上游供货商逐渐形成一种更加专业、严密的供应链体系。上游供货商事先把电子垃圾分成各种品类，再将各个品类直接运到贵屿专门拆解该品类的作坊门前。这样的工序一方面使供货商赚得更多，另一方面降低了贵屿老板的进货风险，提高了作坊的加工效率。
就这样，在日积月累的货源交易中，贵屿的氏族组织建立起了一张组织严密、运营有序的灰色网络。要是没有熟人引荐，外人想要伸手进来几乎不可能。
而按照贵屿现在的行情，一吨台式旧电脑价格为1万元左右，如果是笔记本则可以卖到3万元左右。李大婶对我说：这边一类货一个价，如果要把货卖过来，就必须归好类。比如你不能把几块国产主板混在一车进口主板里，这算欺诈，被人发现还会被打。
我又一连问了李大婶几个问题，最终她还是有些不耐烦了，对我说：“哎，年轻人，你都不懂行，就别做这门生意了。”
腐烂的土地
的确，像李大婶这样的作坊老板有理由心情不好。欧美国家的债务危机影响了国际金属期货的价格，金价、铜价等纷纷下跌。她叹了口气对我说：这个月以来，这里每家每户基本上都亏了二三十万元。
一个月前，她家作坊门前的马路是一番人来人往的热闹景象，而现在则是空空荡荡、些许萧索，只是偶尔有小工骑着摩托路过。“这段时间行情不好，我们有货都不敢做。”
至于北林村村口的小桥边，有一片开阔的空地，这是专供集装箱货车停车下货的地方。看着这块因为行情萧条显得空旷的水泥地，我仍然能够想象以前那一派熙熙攘攘的场面：人们带着期盼的心情，聚集在集装箱舱门前，买卖双方一边看货，一边讨价还价，摩托车和小货车又将货物散往阡陌交通的街道。
我以为小镇目前的萧条也许是一件好事，至少可以让这个不计代价疯狂掘金的区域经济体冷静下来，正对“癌症高发、流产率高”等环境污染所付出的代价，建立更有序的经济体系。
然而事实上，早在一年前，有一个专家团来过贵屿，试图调查在这里建立循环经济体系的可能性，得到的结果却依然令人失望。
首先，在原料收购方面，无论是价格还是渠道，循环经济企业根本无法与小作坊们竞争；其次，贵屿人原始、污染的拆解方式，可以百分之百提取有效物，而现代环保的处理工艺只能提取80%；最重要的是，这里的人们几乎只考虑经济效益而缺乏环保意识，循环经济企业缺乏整个社会的支持。比如在欧美，人们处理掉家中的一台废旧电脑时，需要倒给进行无害处理的回收商一笔钱。而在国内，现阶段基本不可行。
不仅如此，多年以来，因为全民参与的关系，贵屿的经济、政策环境已经成了滋养小作坊个体户们的土壤。除了低价买进电子垃圾，高价卖出拆解物，从中赚取丰厚利润外，以家庭为经营单位的贵屿人，享受了诸多经营上的特殊“红利”。
比如，他们不需要缴纳任何税收，只要向政府缴纳一定数量的“管理费”即可。一家年收入上百万元的作坊，每年向政府缴纳的费用可能仅有三四千元；他们也不需要为工人缴纳任何保险，不提供除工资以外的福利，对于污染带来的职业病，更不会提供任何保障。
正是这些灰色利益的诱惑，驱使着贵屿人至今还在腐烂的土地上匍匐潜行。这个偏安汕头一隅的小镇，仿佛成为了一个被经济潮流遗忘的孩子。20多年来，当粗放、污染的发展模式逐渐向集约、环保的模式进化时，它却一直原地踏步，一成不变地采用1000多年前的古老土法，从腐蚀的硫酸和恶臭的烟雾中一点一点地攫取财富。
也许，这就是贵屿这个小镇的悲哀。
我离开贵屿镇已是黄昏时分，老罗的三轮摩托“突突突”地在乡间小路里穿行。他说：最近行情不好，很多工人都离开贵屿了，他曾经的工友几乎都不再做这个行当了，太伤身体。以前30多块一天的工钱，很多人抢着做，现在100块也很难招到工人——这算是一种安慰吗？
行至岔路口，突然窜出一群骑着自行车放学的中学生，青春的欢笑洋溢在他们的脸上。贵屿的未来在哪里？答案还需要时间来寻找。
可是贵屿今天的黄昏，会带给这里的人们怎样的梦乡？
编 辑 彭 靖
E-mail:pzk@caistv.com
——对于这个遮遮掩掩、高度警觉的潮汕小镇，哪怕刻意隐藏记者身份，我依然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不速之客。
但走近它自有其价值。从经济的角度上看，汕头市贵屿镇有超过80%的家庭直接参与了电子垃圾分解，每年分解的电子垃圾超过150万吨。通过这一产业，一个家庭作坊年收入上百万元，他们的生产量甚至影响着国际有色金属期货价格。
然而，“那里泥土都发黑，鸟不拉屎寸草不生，河水都有酸臭味。”一位广东朋友如是描述。在广东人印象中，贵屿似乎被阴暗腐败所笼罩。据说在潮汕一带，辨认贵屿人的最好办法是看牙齿，因为贵屿人的牙齿永远是黑黑的。
那么，我应该如何审视贵屿这个以拆解电子垃圾为主业、饱受重度污染之苦的小镇？
美国人的瘟神
贵屿是汕头市最西面的一个乡镇。由于地处一片低洼地带，贵屿成了严重的内涝区，农业生产基本没法保障。这可以说是贵屿人走上这条电子垃圾拆解之路的最根本动因。
早在20世纪上半叶，贵屿人就已经开始在潮汕一带走街串巷，以收购废铜烂铁为生。因此潮汕一带对贵屿人的印象，就是“收破烂的”，而且民风彪悍惹不起。听说我将前往贵屿，汕头当地的摄影师立即摇头，“那边不让外界曝光，拍照会很危险。”
从汕头市区出发，经过两个小时的车程，便是贵屿辖区。道路两旁是各种各样分别写着“电脑、笔记本、电源、主板”的广告招牌。大巴停在镇政府门前的车站，一打开车门，一股塑料烧焦的臭味扑鼻而来。过来拉客的三轮车师傅告诉我：外地人一到贵屿，第一反应就是空气中怎么会有这么刺鼻的臭味，但贵屿当地人早已习以为常，闻不出来了。
1990年代初，贵屿人开始将回收来的旧五金电器进行拆解加工，由于获利颇丰，贵屿镇家家户户逐渐参与进来。贵屿就此成了远近闻名的废旧电器拆解中心。
如果说，最开始他们只是为了生存，此时此刻，他们也只是将这条“产业链”进行了简单升级。正处于产业萌芽期的贵屿人，并不知道他们将被卷入一场波诡云谲的国际较量，而这场较量将深刻地改变他们的命运。
1995年，《巴塞尔公约》修正案明确禁止发达国家以最终处置为目的，向发展中国家出口危险废料。我国于1990年成为该公约的缔约国，但美国将电子垃圾出口到我国的行为却从来没有停止过。
1998年，美国的废弃电脑就已超过了2000万台。由于环境污染非常大，回收成本相当高，电子垃圾在美国就是一个烫手山芋。在保护自身利益的驱动下，美国不仅拒签巴塞尔公约，还放宽了对于电子垃圾的出口限制。
“他们就像送瘟神一样，把电子垃圾送给你，巴不得你赶快运走，有时还倒贴你运费。”一位熟知行业内情的朋友告诉我。
在这种形势下，1990年代中期，来自美国的电子垃圾开始从深圳、广州和南海的口岸进入我国，进而大规模进入“以收破烂闻名潮汕”的贵屿镇。对于彼时渴望致富的贵屿人来说，美国人的瘟神却成了他们的财神。
我无法责备小镇的这段历史。彼时，身处穷乡僻壤的贵屿人除了一双会拆旧家电的手，实在别无所有。电子洋垃圾如同一支猛烈的兴奋剂，让这片原本朴素的土地突然躁动起来。如果说，贵屿人连自己族群的健康，都敢疯狂地典当给电子垃圾，环保概念对于他们，又算得了什么？
可怕的洗金
车站“拉客战”中，最终拉上我的三轮车师傅老罗，是四川人，来贵屿打工已经七八年了。他约摸40多岁，皮肤蜡黄、头发稀落。我递上一支烟，与他攀谈起来。他露出泛黑的牙齿对我说：看你也算半个老乡，我不坑你，这里的人一般不会跟陌生的外地人打交道。
拉三轮车之前，老罗是一名洗金工人。这曾是这个产业中最赚钱的工种。
时至今日，贵屿人仍然沿用1000多年前的原始工艺，分解21世纪的电子垃圾。工人们先用手工拆分出电线、塑料块和电路板，塑料块卖给附近的塑料厂，电路板被放在电热器或炭火炉上烤熔出零件；芯片、电容和二极管等可被二次利用的零件，被搜集起来卖给做零件翻新的商人；剩下的电路板则被用作提炼贵金属——用电烙铁熔出铜、锡等金属的工艺叫“烧板”，用强酸析出黄金的工艺便是“洗金”。
初来贵屿时，老罗在离镇政府不远的华美村打工，最初当拆解工，然后做烧板，后来为了赚更多的工钱而去洗金。老罗告诉我，华美村曾有不少洗金作坊，一作业时，便浓烟弥漫，酸臭熏天。
老罗对我回忆道：“通常，电视机含有大量的铜、铁，而只有电脑里才含有金。英特尔的芯片，当时进货价位600元一吨，一斤就可以析出3克多的金，当工业黄金卖出去，能赚100块钱。”
虽然工钱相对较多，但洗金却是一个拿命换钱的工种。老罗撩起左手的衣袖，露出皮肤上一块烧伤的痕迹，“我们把芯片放在一个盆里面，倒进硫酸后放在火上烧，把芯片上的塑料烧掉，然后一遍一遍地析出铜和铁，再加硝酸，再经过两道工序后，就能得到金粉。”
最令人难以忍受的，是烧硫酸烧出来的烟。黑黄色的烟雾遮天蔽日，可以把中午变成黄昏时分的天色。一天工作下来，老罗往往浑身无力，胸闷难当，盗汗不断。
因为污染太过严重，近年来，贵屿镇政府开始逐步对华美村的洗金作坊进行清理。老罗随之金盆洗手，转而跑起了三轮摩托。他心有余悸地告诉我，他有好几个曾经的工友都得了怪病，去医院检查，医生都查不出来病因。前不久，两个北京来的环保专家到贵屿来，乘着他的三轮摩托做调查，临别时还特别叮嘱他：这里的污染很严重，不宜久待啊。
然而，洗金作坊并没有就此消失，而是从堂而皇之转为地下活动，搬到了更僻远的村落。如今的华美村依稀还有几栋古朴的潮汕民居，其他的人家都盖了新房。可是，当我经过村口的小桥，依然看到一条油黑黑的小河沟漂浮着废弃的塑料垃圾，依然可以闻到空气中夹杂着的怪异酸味。
我问老罗，没打算离开贵屿？老罗说，这里四川老乡多，赚钱也比较容易。至于环境，呆久了也就习惯了。在村里绕了一会儿后，他好心地领我来到一个四川人开的家电回收作坊。
这是一个废弃的小工厂，两个小工正埋头处理塑料壳，老板在门口隔出一间小屋，当作一家人的住所。这个小作坊只回收电视机、电冰箱，不做电脑、笔记本。老板还“遗憾”地感慨说，“现在的贵屿，如果不是本地人，根本拿不到废旧电脑、笔记本的货。”
隐秘网络
如果说“洗金”只是贵屿电子垃圾拆解产业链的冰山一角，究竟是怎样一股力量，让贵屿数千家繁杂分散的作坊，聚合成一种吞吐有序的产业体？
我见到李大婶，是在贵屿镇北林村六路，她家的小作坊。
在见到李大婶之前，我已经在北林村吃了多次闭门羹。正如老罗所说，这里的人不会跟陌生人打交道。我试着以旧电脑倒卖商人的身份，接近这群敏感而戒备的人，结果还是收效甚微。
一次，我走进一户堆满破旧主板的作坊，只见内屋阴暗的客厅里坐着四五个面相凶恶的中年男子，他们操着广东话语速飞快地谈论生意，其中一个男子捏着两叠厚厚的钞票，在点钞机上数着数目。
这样的场景让我想起了黑帮电影里的情节。一个貌似老板的人斜扫了我一眼，“什么旧货，我不需要！”逐客的语气，严厉得不留任何余地。
比起这些贵屿老板，李大婶态度要和缓很多。
她带着厚厚的老花眼镜，蹲坐在门槛上，拿着一把小钳子，一块一块地仔细拣选笔记本主板。有用的零件被她扔进身旁的篮子，没用的则被堆在另一边。小院子里堆砌着两三百个废弃的笔记本电脑，一个女工拿着电烙铁正在烧板，旁边的电风扇使劲地转着，将焦臭气排往门外。
听了我的自我介绍，她一边继续着手中的活计，一边告诉我：“贵屿人的货源都很固定，做的都是熟人生意，上边的风声又很紧，所以很少接触陌生的货源。你有货的话，最好拉过来再看看。”
她的一番话使我忍不住探究：究竟有一股怎样的力量，使贵屿几千家繁杂分散的作坊，聚合成一种吞吐有序的产业体？
实际上，从产业组织的角度看，贵屿镇是一个典型的氏族经济体。比如，整个北林村的老板们都姓李，“李家村”里的李老板们有着严格的分工制度——有的做笔记本；有的做台式机；有的做主板；有的做电源……大家术业有专攻，井水不犯河水。
由于电子垃圾属于非常敏感的货物，所以进货交易变得非常的隐秘。早期，贵屿同一氏族的老板们抱团派出一个代理人，到广州、深圳和南海这三个中转站跟上游供货商交易，然后以集装箱车运到贵屿，抱团的老板按质量开价，各取所需地拉回自己的作坊。
然而，这样的整车交易具有很大风险。贵屿人只能通过打开的集装箱舱门，简单地看看里面的货样，如果集装箱里面看不见的部分全是毫无回收价值的廉价塑料，那么这次交易就亏定了。
近几年，随着贵屿拆解业越来越细分，贵屿的氏族组织跟上游供货商逐渐形成一种更加专业、严密的供应链体系。上游供货商事先把电子垃圾分成各种品类，再将各个品类直接运到贵屿专门拆解该品类的作坊门前。这样的工序一方面使供货商赚得更多，另一方面降低了贵屿老板的进货风险，提高了作坊的加工效率。
就这样，在日积月累的货源交易中，贵屿的氏族组织建立起了一张组织严密、运营有序的灰色网络。要是没有熟人引荐，外人想要伸手进来几乎不可能。
而按照贵屿现在的行情，一吨台式旧电脑价格为1万元左右，如果是笔记本则可以卖到3万元左右。李大婶对我说：这边一类货一个价，如果要把货卖过来，就必须归好类。比如你不能把几块国产主板混在一车进口主板里，这算欺诈，被人发现还会被打。
我又一连问了李大婶几个问题，最终她还是有些不耐烦了，对我说：“哎，年轻人，你都不懂行，就别做这门生意了。”
腐烂的土地
的确，像李大婶这样的作坊老板有理由心情不好。欧美国家的债务危机影响了国际金属期货的价格，金价、铜价等纷纷下跌。她叹了口气对我说：这个月以来，这里每家每户基本上都亏了二三十万元。
一个月前，她家作坊门前的马路是一番人来人往的热闹景象，而现在则是空空荡荡、些许萧索，只是偶尔有小工骑着摩托路过。“这段时间行情不好，我们有货都不敢做。”
至于北林村村口的小桥边，有一片开阔的空地，这是专供集装箱货车停车下货的地方。看着这块因为行情萧条显得空旷的水泥地，我仍然能够想象以前那一派熙熙攘攘的场面：人们带着期盼的心情，聚集在集装箱舱门前，买卖双方一边看货，一边讨价还价，摩托车和小货车又将货物散往阡陌交通的街道。
我以为小镇目前的萧条也许是一件好事，至少可以让这个不计代价疯狂掘金的区域经济体冷静下来，正对“癌症高发、流产率高”等环境污染所付出的代价，建立更有序的经济体系。
然而事实上，早在一年前，有一个专家团来过贵屿，试图调查在这里建立循环经济体系的可能性，得到的结果却依然令人失望。
首先，在原料收购方面，无论是价格还是渠道，循环经济企业根本无法与小作坊们竞争；其次，贵屿人原始、污染的拆解方式，可以百分之百提取有效物，而现代环保的处理工艺只能提取80%；最重要的是，这里的人们几乎只考虑经济效益而缺乏环保意识，循环经济企业缺乏整个社会的支持。比如在欧美，人们处理掉家中的一台废旧电脑时，需要倒给进行无害处理的回收商一笔钱。而在国内，现阶段基本不可行。
不仅如此，多年以来，因为全民参与的关系，贵屿的经济、政策环境已经成了滋养小作坊个体户们的土壤。除了低价买进电子垃圾，高价卖出拆解物，从中赚取丰厚利润外，以家庭为经营单位的贵屿人，享受了诸多经营上的特殊“红利”。
比如，他们不需要缴纳任何税收，只要向政府缴纳一定数量的“管理费”即可。一家年收入上百万元的作坊，每年向政府缴纳的费用可能仅有三四千元；他们也不需要为工人缴纳任何保险，不提供除工资以外的福利，对于污染带来的职业病，更不会提供任何保障。
正是这些灰色利益的诱惑，驱使着贵屿人至今还在腐烂的土地上匍匐潜行。这个偏安汕头一隅的小镇，仿佛成为了一个被经济潮流遗忘的孩子。20多年来，当粗放、污染的发展模式逐渐向集约、环保的模式进化时，它却一直原地踏步，一成不变地采用1000多年前的古老土法，从腐蚀的硫酸和恶臭的烟雾中一点一点地攫取财富。
也许，这就是贵屿这个小镇的悲哀。
我离开贵屿镇已是黄昏时分，老罗的三轮摩托“突突突”地在乡间小路里穿行。他说：最近行情不好，很多工人都离开贵屿了，他曾经的工友几乎都不再做这个行当了，太伤身体。以前30多块一天的工钱，很多人抢着做，现在100块也很难招到工人——这算是一种安慰吗？
行至岔路口，突然窜出一群骑着自行车放学的中学生，青春的欢笑洋溢在他们的脸上。贵屿的未来在哪里？答案还需要时间来寻找。
可是贵屿今天的黄昏，会带给这里的人们怎样的梦乡？
编 辑 彭 靖
E-mail:pzk@caistv.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