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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作为《北京日报》的一名编辑，近年来向景仰已久的龚育之先生多次约稿，并多次向他请教过党史和理论宣传方面的问题，从中获得了莫大的教益。2007年6月12日龚先生去世。作为晚辈后学，我一直想写点东西，寄托哀思。但每次提笔，总是思绪万千，不知从何下笔，因为关于他的学问和人生，可写和值得写的地方真是太多了。我的脑海中常常浮现出两年多以前我与先生约纪念胡耀邦稿子的那一幕幕。为了让我们党的这位别具亲和力的领袖不被忘却，他在去世前的两年多里，为推动胡耀邦的研究和宣传，作出了很多努力，给予了极大关注。
“你们的访谈稿很好”
2005年11月，胡耀邦同志诞辰90周年。为了约纪念胡耀邦的稿件，我从年初就开始搜集信息，酝酿选题。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从一篇文章中了解到：20世纪80年代，龚育之曾参加了胡耀邦主持的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决议的起草工作。这个决议是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不仅确立了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指导方针，而且成为十三大概括的党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雏形。因此，这个决议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胡耀邦主持起草的这个决议当然也是当代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事件。
有鉴于此，我想，如果能约请龚育之写一篇回忆起草这个决议经过的文章，这不就是一个绝好的选题吗！这肯定很有价值。而且龚先生是我多年联系的一位老作者，向他约稿也有一定把握。我还清晰地记得他电话中对我说：“纪念耀邦的文章我酝酿了好几篇。你说的题目我考虑考虑再给你回话吧。”据我的经验，他说“考虑考虑”，实际上意味着已答应我的约稿请求了。果然，大约三个星期后，我收到了龚先生的“伊妹儿”。这个“伊妹儿”至今还保留在我的邮箱中，内容如下：
庆英同志：
记不得是《北京日报》哪位同志约我写纪念胡耀邦的文章。我写了几篇，都是为别的报刊写的，已经分别给了他们。现送给你们看看。如果你们想从中摘出若干段落，另组成篇，也可以。但不要抢在别家前头先发。《回忆》一篇是寄给《财经》杂志的，《建议》一篇是寄给《炎黄春秋》的。《之五》一篇是寄给《学习时报》的。请你处理，或转给向我约稿而被我忘记的那位同志处理。
龚育之
2005年10月19日
可能是因为向龚育之约稿的人太多的缘故吧，他已忘记是我给他打过约稿电话。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给我发来了一个令我惊喜的“伊妹儿”，还附有几篇“材料”（他发给我的邮件的“主题”就是“送材料”，由此可见他谦逊的作风）。我怀着兴奋的心情通读了这些“材料”，从中进一步了解到，他参加在胡耀邦主持下的中央文件起草工作，竟有5次之多：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次，十二大报告一次，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一次，《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一次，十二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一次。这5次起草工作，他同胡耀邦都有接触，而且起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决议这一次，与胡耀邦接触最多。
通读完这些“材料”后，我理出了一个编辑思路，即以访谈的形式把有关他在胡耀邦主持下起草精神文明决议的回忆片段串起来。随后，我拟了一个“采访”提纲，“伊妹儿”给他。很快，他回复“可以”。几天后，我把编辑好的访谈稿《在耀邦主持下起草精神文明建设决议——龚育之访谈录》，再次“伊妹儿”给他。第二天，我就收到了他的修改稿。他在“伊妹儿”中写道：
庆英同志：
你们的访谈稿很好！我的意见，文章开头那几段关于精神文明决议的意义的话，还是写上为好。倒是文中我的话，可以全删去。这样，篇幅也不致过长。
龚育之
2005年11月4日
大约11月初，我将这篇纪念胡耀邦的访谈稿件排上了大样，等待在胡耀邦90周年诞辰纪念日前夕刊出。 然而，事情还是出现了一些波折。这篇稿子最终没能刊出。事后，我愧疚地给龚先生打电话解释。令我感到一丝安慰的是，先生不但没有责怪我，反而表示理解：“既然已经接到那样的通知，还是先搁下，看看情况再说。你们是北京市委的报纸，不要燥动为好。” 就这样，我向他组约的这篇纪念胡耀邦的访谈稿永远地搁置下了，但组稿过程中与龚先生交往的一点一滴却深深地铭记在我的心里。
“编辑《胡耀邦选集》，何乐而不为”
龚育之是党内名副其实的理论大家，也是真正权威的党史大家。他的这种权威，来自于他对党的文献资料和党的历史史料的熟悉和掌握，来自于他对党的理论和历史的系统了解、透彻观察和深刻认识，来自于他学贯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知识结构和深厚造诣，来自于他思维缜密、治学严谨的学风和清新流畅、娓娓道来的文风。“文革”结束后，龚育之进入毛泽东著作编辑工作的核心层，主持或参与主持编辑了大量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著作。可以说，他在编辑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著作、文献方面的经历和积累的丰富经验，一般人很难望其项背。
这些年来，编辑、出版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的选集、文集、专题论集，研究他们的思想和生平，已成为一个规矩。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胡耀邦的选集、文集一直没有编辑出版，有关胡耀邦的研究也没有展开。因此，龚先生曾多次在不同场合为推动胡耀邦的研究和宣传而呼吁。
2004年4月，龚育之在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主办的会议上发言，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编《胡（耀邦）选》、写《胡（耀邦）传》的建议。他指出：
胡耀邦从1980年2月被选为党的总书记（这是有党的主席和副主席体制下的总书记），到1981年6月被选为党的主席，到1982年9月在十二大上被选为党的总书记（这是没有党的主席和副主席体制下的总书记即党的最高领导人），到1987年1月辞去总书记，前后长达7年之久。辞去总书记后，仍任政治局常委。逝世时，仍任政治局委员。中央悼词对他在党的历史上的贡献，特别是在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中的重大贡献，作了充分的估计。这样一位党史人物，在党史研究中是不是也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呢？是不是也应该像别的许多重要领导人那样，由正式的机构组织力量，为他编选集、写传记呢？
2005年，在胡耀邦诞辰90周年之际，龚先生再次就编《胡耀邦选集》的建议作了更加具体的阐述。他在《建议编〈胡（耀邦）选〉》这篇文章中，申述了编辑出版《胡耀邦选集》的两个理由：“一是合乎惯例，二是较为易出。”他还列举了到目前为止领导人选集、文选、文集出版的不同规格和成例。根据这种成例，龚先生认为，“《胡（耀邦）选》用以上哪一种规格都可以”。
在这篇文章中，龚先生还为编辑《胡（耀邦）选》画出了一条明确的“编辑路线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胡耀邦发表的讲话和文章，已经收入《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的有11篇，196页；已经收入《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的9篇，140页；再加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比《选编》多收的6篇，五六十页。可以说，编《胡（耀邦）选》，光是这些已经可以说是初具规模了。”编辑只需再做一些搜集工作：主要是“搜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未收入以上《文献选（汇）编》的公开发表过的和在党内发表过的讲话和文章，搜集1975年全面整顿期间的讲话和文章，搜集在团中央工作期间发表的讲话和文章”。总之，只要决定编《胡（耀邦）选》，编辑工作并不太难，那么，“何乐而不为呢？”
从这个建议中可以看出，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研究和调查的，不但理由充分，而且颇具操作性。这足见他对推动胡耀邦研究和宣传的重视。
“纪念耀邦，也应该有这么一套”
作为一位在党内和学界颇负威望的党史研究大家，龚育之对推动胡耀邦研究和宣传是持续性的。龚先生生前最后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也是关于胡耀邦的。这篇文章就是2007年4月9日在我们《北京日报》理论周刊上发表的《一个让更多读者了解领袖历史的方式》，恰好也是我组约的。我万万没有想到，这篇文章竟成了他生命中的最后绝唱。
组约这篇文章的缘起是这样的：
2006年12月20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与胡耀邦研究网站联合召开了“《思念依然无尽》作品研讨会”。《思念依然无尽》是胡耀邦的女儿满妹写的，从亲人的视角回顾了作为父亲胡耀邦的一生。这本书是2005年胡耀邦诞辰90周年时出版的，出版之后，广受读者欢迎和好评。为此，有关单位组织了这次研讨会。听北京出版社的责任编辑隋丽君说：那天，令她非常感动的是，刚刚出院的龚先生身体还十分虚弱，但是仍抱着虚弱的病体，在其夫人孙小礼教授的陪同下参加了座谈会，并作了长篇发言，呼吁有关部门对胡耀邦研究和宣传给予足够的重视。
本来我就对未能刊出龚先生的那篇访谈文章而心怀愧疚，听到隋丽君这么一说，非常兴奋，立即与主办方联系，拿到了龚先生在会上的发言记录稿。发言记录稿没有经过他本人审阅，还不能就这样见报。于是，我给他家里打电话，不料，就在这次会后第三天，他再次住院，而且病情相当严重。听到这个消息，我十分难过。
没过多久，我与中央党校韩钢教授约稿时，无意中谈到了龚先生的这个发言。韩教授告诉我：他正在按照龚先生的嘱咐，整理这篇发言记录稿呢。我把我们想刊发的想法告诉了韩教授，韩教授告诉我还要请龚先生本人审定，但是他已经报病危，刚刚稍有稳定，不知能否审改。大约一个星期后，韩钢教授给我打来电话：龚先生非常认真地看了发言记录整理稿。因为病重，他让孙小礼教授一段一段念给他听，一边听一边改，逐字逐句推敲，再由孙小礼教授誊抄、改定。由于身体十分虚弱，有时听着听着，竟昏睡过去。修改这篇不足4000字的稿件，用了三四天。他还叮嘱：一定要在文末注明“由北京出版社隋丽君同志提供记录整理稿，韩钢同志帮助校订”这句话。听了这番话，电话这头的我已泪眼迷离。龚先生毅力之坚强、治学之严谨，由此可见一斑。这种品格，这种精神，几人能有？
随后，韩钢教授将龚先生改定的发言稿传给了我。在这篇发言稿中，龚先生再次呼吁要重视胡耀邦的研究和宣传。他提出：
这些年来，我们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去世以后的纪念和宣传，逐渐形成一个规矩，就是出一套选集或文集、一部传记、一部年谱、一部画册，再加上一部电视片，一共是“五大件”。这成为我们国家对已逝的领导人表示怀念，表示要继续发扬他的精神、学习他的精神的这么一套东西。在我看来，纪念耀邦也应该有这么一套。
耀邦是1989年去世的，到1999年是10周年，到现在是18周年了。18周年还没有这套东西，20周年会怎样，25周年会怎样，30周年怎么样，50周年怎么样，我相信总会有一个时候，会按照这个党内对已逝领导人的规矩出这“五大件”的。这样的“五大件”是我们执政党、领导党予以承认的。
从龚先生的这个发言稿中可以看出，推动胡耀邦的研究和宣传，已成为他心中很大的一个“心结”。我将这篇稿件送给部领导审阅，部领导审阅后决定：立即安排！文章见报后，立刻引来广泛关注，人民网、新华网、光明网等数十家海内外网站纷纷全文转载。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长久以来压在心底的一块石头总算卸去了。我真诚而有些幻想地认为，这篇文章的发表定会给先生增添一份战胜病魔的力量。然而，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两个月后，龚先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龚先生走了，理论界、学术界失去了一位大家，我们报纸失去了一位令人景仰的好作者。此时此刻，我的耳畔又回响起他那段富有哲理的座右铭：“人生要有追求。我追求科学，追求革命。科学是革命的力量，革命要根据于科学。”这是龚育之学问人生的真实写照。
（本文照片由龚育之夫人孙小礼教授、中央党校韩钢教授提供）
“你们的访谈稿很好”
2005年11月，胡耀邦同志诞辰90周年。为了约纪念胡耀邦的稿件，我从年初就开始搜集信息，酝酿选题。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从一篇文章中了解到：20世纪80年代，龚育之曾参加了胡耀邦主持的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决议的起草工作。这个决议是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不仅确立了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指导方针，而且成为十三大概括的党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雏形。因此，这个决议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胡耀邦主持起草的这个决议当然也是当代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事件。
有鉴于此，我想，如果能约请龚育之写一篇回忆起草这个决议经过的文章，这不就是一个绝好的选题吗！这肯定很有价值。而且龚先生是我多年联系的一位老作者，向他约稿也有一定把握。我还清晰地记得他电话中对我说：“纪念耀邦的文章我酝酿了好几篇。你说的题目我考虑考虑再给你回话吧。”据我的经验，他说“考虑考虑”，实际上意味着已答应我的约稿请求了。果然，大约三个星期后，我收到了龚先生的“伊妹儿”。这个“伊妹儿”至今还保留在我的邮箱中，内容如下：
庆英同志：
记不得是《北京日报》哪位同志约我写纪念胡耀邦的文章。我写了几篇，都是为别的报刊写的，已经分别给了他们。现送给你们看看。如果你们想从中摘出若干段落，另组成篇，也可以。但不要抢在别家前头先发。《回忆》一篇是寄给《财经》杂志的，《建议》一篇是寄给《炎黄春秋》的。《之五》一篇是寄给《学习时报》的。请你处理，或转给向我约稿而被我忘记的那位同志处理。
龚育之
2005年10月19日
可能是因为向龚育之约稿的人太多的缘故吧，他已忘记是我给他打过约稿电话。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给我发来了一个令我惊喜的“伊妹儿”，还附有几篇“材料”（他发给我的邮件的“主题”就是“送材料”，由此可见他谦逊的作风）。我怀着兴奋的心情通读了这些“材料”，从中进一步了解到，他参加在胡耀邦主持下的中央文件起草工作，竟有5次之多：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次，十二大报告一次，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一次，《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一次，十二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一次。这5次起草工作，他同胡耀邦都有接触，而且起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决议这一次，与胡耀邦接触最多。
通读完这些“材料”后，我理出了一个编辑思路，即以访谈的形式把有关他在胡耀邦主持下起草精神文明决议的回忆片段串起来。随后，我拟了一个“采访”提纲，“伊妹儿”给他。很快，他回复“可以”。几天后，我把编辑好的访谈稿《在耀邦主持下起草精神文明建设决议——龚育之访谈录》，再次“伊妹儿”给他。第二天，我就收到了他的修改稿。他在“伊妹儿”中写道：
庆英同志：
你们的访谈稿很好！我的意见，文章开头那几段关于精神文明决议的意义的话，还是写上为好。倒是文中我的话，可以全删去。这样，篇幅也不致过长。
龚育之
2005年11月4日
大约11月初，我将这篇纪念胡耀邦的访谈稿件排上了大样，等待在胡耀邦90周年诞辰纪念日前夕刊出。 然而，事情还是出现了一些波折。这篇稿子最终没能刊出。事后，我愧疚地给龚先生打电话解释。令我感到一丝安慰的是，先生不但没有责怪我，反而表示理解：“既然已经接到那样的通知，还是先搁下，看看情况再说。你们是北京市委的报纸，不要燥动为好。” 就这样，我向他组约的这篇纪念胡耀邦的访谈稿永远地搁置下了，但组稿过程中与龚先生交往的一点一滴却深深地铭记在我的心里。
“编辑《胡耀邦选集》，何乐而不为”
龚育之是党内名副其实的理论大家，也是真正权威的党史大家。他的这种权威，来自于他对党的文献资料和党的历史史料的熟悉和掌握，来自于他对党的理论和历史的系统了解、透彻观察和深刻认识，来自于他学贯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知识结构和深厚造诣，来自于他思维缜密、治学严谨的学风和清新流畅、娓娓道来的文风。“文革”结束后，龚育之进入毛泽东著作编辑工作的核心层，主持或参与主持编辑了大量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著作。可以说，他在编辑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著作、文献方面的经历和积累的丰富经验，一般人很难望其项背。
这些年来，编辑、出版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的选集、文集、专题论集，研究他们的思想和生平，已成为一个规矩。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胡耀邦的选集、文集一直没有编辑出版，有关胡耀邦的研究也没有展开。因此，龚先生曾多次在不同场合为推动胡耀邦的研究和宣传而呼吁。
2004年4月，龚育之在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主办的会议上发言，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编《胡（耀邦）选》、写《胡（耀邦）传》的建议。他指出：
胡耀邦从1980年2月被选为党的总书记（这是有党的主席和副主席体制下的总书记），到1981年6月被选为党的主席，到1982年9月在十二大上被选为党的总书记（这是没有党的主席和副主席体制下的总书记即党的最高领导人），到1987年1月辞去总书记，前后长达7年之久。辞去总书记后，仍任政治局常委。逝世时，仍任政治局委员。中央悼词对他在党的历史上的贡献，特别是在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中的重大贡献，作了充分的估计。这样一位党史人物，在党史研究中是不是也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呢？是不是也应该像别的许多重要领导人那样，由正式的机构组织力量，为他编选集、写传记呢？
2005年，在胡耀邦诞辰90周年之际，龚先生再次就编《胡耀邦选集》的建议作了更加具体的阐述。他在《建议编〈胡（耀邦）选〉》这篇文章中，申述了编辑出版《胡耀邦选集》的两个理由：“一是合乎惯例，二是较为易出。”他还列举了到目前为止领导人选集、文选、文集出版的不同规格和成例。根据这种成例，龚先生认为，“《胡（耀邦）选》用以上哪一种规格都可以”。
在这篇文章中，龚先生还为编辑《胡（耀邦）选》画出了一条明确的“编辑路线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胡耀邦发表的讲话和文章，已经收入《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的有11篇，196页；已经收入《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的9篇，140页；再加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比《选编》多收的6篇，五六十页。可以说，编《胡（耀邦）选》，光是这些已经可以说是初具规模了。”编辑只需再做一些搜集工作：主要是“搜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未收入以上《文献选（汇）编》的公开发表过的和在党内发表过的讲话和文章，搜集1975年全面整顿期间的讲话和文章，搜集在团中央工作期间发表的讲话和文章”。总之，只要决定编《胡（耀邦）选》，编辑工作并不太难，那么，“何乐而不为呢？”
从这个建议中可以看出，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研究和调查的，不但理由充分，而且颇具操作性。这足见他对推动胡耀邦研究和宣传的重视。
“纪念耀邦，也应该有这么一套”
作为一位在党内和学界颇负威望的党史研究大家，龚育之对推动胡耀邦研究和宣传是持续性的。龚先生生前最后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也是关于胡耀邦的。这篇文章就是2007年4月9日在我们《北京日报》理论周刊上发表的《一个让更多读者了解领袖历史的方式》，恰好也是我组约的。我万万没有想到，这篇文章竟成了他生命中的最后绝唱。
组约这篇文章的缘起是这样的：
2006年12月20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与胡耀邦研究网站联合召开了“《思念依然无尽》作品研讨会”。《思念依然无尽》是胡耀邦的女儿满妹写的，从亲人的视角回顾了作为父亲胡耀邦的一生。这本书是2005年胡耀邦诞辰90周年时出版的，出版之后，广受读者欢迎和好评。为此，有关单位组织了这次研讨会。听北京出版社的责任编辑隋丽君说：那天，令她非常感动的是，刚刚出院的龚先生身体还十分虚弱，但是仍抱着虚弱的病体，在其夫人孙小礼教授的陪同下参加了座谈会，并作了长篇发言，呼吁有关部门对胡耀邦研究和宣传给予足够的重视。
本来我就对未能刊出龚先生的那篇访谈文章而心怀愧疚，听到隋丽君这么一说，非常兴奋，立即与主办方联系，拿到了龚先生在会上的发言记录稿。发言记录稿没有经过他本人审阅，还不能就这样见报。于是，我给他家里打电话，不料，就在这次会后第三天，他再次住院，而且病情相当严重。听到这个消息，我十分难过。
没过多久，我与中央党校韩钢教授约稿时，无意中谈到了龚先生的这个发言。韩教授告诉我：他正在按照龚先生的嘱咐，整理这篇发言记录稿呢。我把我们想刊发的想法告诉了韩教授，韩教授告诉我还要请龚先生本人审定，但是他已经报病危，刚刚稍有稳定，不知能否审改。大约一个星期后，韩钢教授给我打来电话：龚先生非常认真地看了发言记录整理稿。因为病重，他让孙小礼教授一段一段念给他听，一边听一边改，逐字逐句推敲，再由孙小礼教授誊抄、改定。由于身体十分虚弱，有时听着听着，竟昏睡过去。修改这篇不足4000字的稿件，用了三四天。他还叮嘱：一定要在文末注明“由北京出版社隋丽君同志提供记录整理稿，韩钢同志帮助校订”这句话。听了这番话，电话这头的我已泪眼迷离。龚先生毅力之坚强、治学之严谨，由此可见一斑。这种品格，这种精神，几人能有？
随后，韩钢教授将龚先生改定的发言稿传给了我。在这篇发言稿中，龚先生再次呼吁要重视胡耀邦的研究和宣传。他提出：
这些年来，我们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去世以后的纪念和宣传，逐渐形成一个规矩，就是出一套选集或文集、一部传记、一部年谱、一部画册，再加上一部电视片，一共是“五大件”。这成为我们国家对已逝的领导人表示怀念，表示要继续发扬他的精神、学习他的精神的这么一套东西。在我看来，纪念耀邦也应该有这么一套。
耀邦是1989年去世的，到1999年是10周年，到现在是18周年了。18周年还没有这套东西，20周年会怎样，25周年会怎样，30周年怎么样，50周年怎么样，我相信总会有一个时候，会按照这个党内对已逝领导人的规矩出这“五大件”的。这样的“五大件”是我们执政党、领导党予以承认的。
从龚先生的这个发言稿中可以看出，推动胡耀邦的研究和宣传，已成为他心中很大的一个“心结”。我将这篇稿件送给部领导审阅，部领导审阅后决定：立即安排！文章见报后，立刻引来广泛关注，人民网、新华网、光明网等数十家海内外网站纷纷全文转载。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长久以来压在心底的一块石头总算卸去了。我真诚而有些幻想地认为，这篇文章的发表定会给先生增添一份战胜病魔的力量。然而，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两个月后，龚先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龚先生走了，理论界、学术界失去了一位大家，我们报纸失去了一位令人景仰的好作者。此时此刻，我的耳畔又回响起他那段富有哲理的座右铭：“人生要有追求。我追求科学，追求革命。科学是革命的力量，革命要根据于科学。”这是龚育之学问人生的真实写照。
（本文照片由龚育之夫人孙小礼教授、中央党校韩钢教授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