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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人民出版社和广西漓江出版社分别以《爱的沙漠》和《爱的荒漠》为题印出了莫里亚克的小说选集。这两部集子基本上包括了莫里亚克全部的重要小说作品。
莫里亚克一九五二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时，曾在《受奖辞》中说：“我从未想到这个幸存在我的作品中的小小世界，这个我在那里度过学校假期而几乎连法国人自己也不知道的外省角落，居然会引起外国读者的兴趣。”又说：“小说家的天才就在于他能揭示这个狭小世界的普遍性。”
莫里亚克的小说确实揭示出了某种带普遍性的东西。法国西南朗德地区那个“狭小世界”，通过作家的典型描写和概括，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法国以至整个西方社会的状况。概括地说莫里亚克写出了西方社会里的一片“爱的沙漠”，这既可以说明他的小说所要展示的带普遍性的社会现象，也是他的作品中反复强调的带有丰富内涵的主题思想。莫里亚克说过，他所有作品的主题都能够用“爱的沙漠”这四个字概括。
从小就在纯净的天主教气氛中长大的莫里亚克步入社会之后，却“未料到罪恶支配现实达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致遍及一切单调和琐细的日常生活。”作家的道德责任感和他的宗教信仰都驱使莫里亚克用作品来针砭流弊，匡时救世。他立志要把“依据上帝形象创造的，得到耶稣基督拯救和受到圣灵启示的人”作为自己的“创作中心”，力图在人们的心目中恢复上帝的位置，重新倡导传统的基督教精神。正如有的评论家指出的：“莫里亚克的作品就象是一种药方和救生圈。”
这种警世救世的“药方”文学在当时文坛上并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方文坛上不少作家针对世风日下，道德沦丧，冷酷无情的社会现实，不得不去求助上帝的灵光。他们试图在作品中重振上帝昔日的神威，为基督教恢复名誉，从而净化世风、补救人心。这些作家被法国的一些文学史著作称为“天主教作家”，莫里亚克的作品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
莫里亚克用带有揭露和批判色彩的笔触写下的悲剧酷似巴尔扎克“外省生活场景”的篇什，其中描绘的法国外省土地所有者、葡萄园和森林占有者及资产阶级女子的不幸遭遇都是他们自身的“罪恶”造成的。黛莱丝·德斯克罗的不幸是由她投毒害夫的罪行造成的。《母亲》中费莉亚泰·卡泽纳弗的中风死去是因她那罪恶的占有欲得不到满足促发的，《爱的沙漠》中库海热父子的失望和得不到爱的慰藉，是他们对玛丽亚·葛罗斯抱有无法实现的非分之想决定的……正如葛朗台老头贪财如命的罪恶最终造成了他自身的悲剧一样。对自己所处社会有着深刻观察的莫里亚克看到了：“人的本性不是受到腐化，也是受到伤害，”因此，“一个基督教小说家不能依据田园诗叙述人类历史，因为他无须避开罪恶的秘密。”在这样一个充满罪恶的典型环境中，莫里亚克塑造出那些虽然陷于罪恶之中，但通过灵魂搏斗，最后总是天启良知，得到宽恕的人物。这些人物形象经常是善恶矛盾的结合体，他对他们如何陷入罪恶的过程和为什么会走向罪恶的深渊，描绘得极其细腻和真实；他的作品也因此而带有批判现实主义的色彩。而他对人物善的一面的描写，却又掺进了他的宗教理想，虽然有时候这种描写不尽真实。这两方面决定了他对自己塑造的人物总是有揭露有偏袒，既痛恨又同情。如《给麻疯病人的吻》中的让·佩罗埃尔，《盘缠在一起的毒蛇》中的老律师路易，《爱的沙漠》中的库海热大夫，《黑天使》中的乡村教士阿兰，《伪君子》中的女主人公布里吉特·皮昂，《母亲》中的费莉西泰，《向海之路》中的公证人雷沃吕及大名鼎鼎的黛莱丝等都是如此。
莫里亚克在总结自己的创作时说：“我的人物与当代小说中的大多数人物有一个本质的不同，他们感到自己有灵魂。”“我的人物或许不全相信上帝还活着，但是，他们全都有一颗道德的心，知道他们存在中的一部分认识罪恶，不可能犯罪。”莫里亚克描绘社会和人物内心的罪恶，描绘造下罪孽又能够幡然醒悟的灵魂，正是为了达到劝善的目的。莫里亚克作品的调子是黯淡的，但其中或多或少总透出一线光明，这是他的创作和西方现当代文学中描写幻灭、死寂、绝望的作品的不同之处。莫里亚克宣称，人们“一旦读到一部小说作品描写爱之心的孤独，就会感到震惊和愤慨。”他描绘沉溺于罪恶，又遭受天罚，最后终于净化的灵魂正是为了让人们认识到：“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能够变得比目前更少一些罪恶。”
莫里亚克用来指导其创作的宗教思想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爱的沙漠”是冰冻三尺所致，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而最根本的原因则在社会制度。历史早已证明，依靠宗教说教，靠“爱”，靠上帝，都难以解决问题。上帝被难以想象地抛弃也是社会历史发展使然。
这次湖南人民出版社和广西漓江出版社出的莫里亚克小说选都以《爱的沙漠》(LedésertdeI’amour一译“爱的荒漠”)为题，可谓抓住了莫里亚克作品的本质。
(《爱的沙漠》，汪家荣、周国强等译，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四月第一版，2.20元；《爱的荒漠》，桂裕芳译，广西漓江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六月第一版，〔平〕1.60元，〔精〕3.00元)
莫里亚克一九五二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时，曾在《受奖辞》中说：“我从未想到这个幸存在我的作品中的小小世界，这个我在那里度过学校假期而几乎连法国人自己也不知道的外省角落，居然会引起外国读者的兴趣。”又说：“小说家的天才就在于他能揭示这个狭小世界的普遍性。”
莫里亚克的小说确实揭示出了某种带普遍性的东西。法国西南朗德地区那个“狭小世界”，通过作家的典型描写和概括，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法国以至整个西方社会的状况。概括地说莫里亚克写出了西方社会里的一片“爱的沙漠”，这既可以说明他的小说所要展示的带普遍性的社会现象，也是他的作品中反复强调的带有丰富内涵的主题思想。莫里亚克说过，他所有作品的主题都能够用“爱的沙漠”这四个字概括。
从小就在纯净的天主教气氛中长大的莫里亚克步入社会之后，却“未料到罪恶支配现实达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致遍及一切单调和琐细的日常生活。”作家的道德责任感和他的宗教信仰都驱使莫里亚克用作品来针砭流弊，匡时救世。他立志要把“依据上帝形象创造的，得到耶稣基督拯救和受到圣灵启示的人”作为自己的“创作中心”，力图在人们的心目中恢复上帝的位置，重新倡导传统的基督教精神。正如有的评论家指出的：“莫里亚克的作品就象是一种药方和救生圈。”
这种警世救世的“药方”文学在当时文坛上并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方文坛上不少作家针对世风日下，道德沦丧，冷酷无情的社会现实，不得不去求助上帝的灵光。他们试图在作品中重振上帝昔日的神威，为基督教恢复名誉，从而净化世风、补救人心。这些作家被法国的一些文学史著作称为“天主教作家”，莫里亚克的作品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
莫里亚克用带有揭露和批判色彩的笔触写下的悲剧酷似巴尔扎克“外省生活场景”的篇什，其中描绘的法国外省土地所有者、葡萄园和森林占有者及资产阶级女子的不幸遭遇都是他们自身的“罪恶”造成的。黛莱丝·德斯克罗的不幸是由她投毒害夫的罪行造成的。《母亲》中费莉亚泰·卡泽纳弗的中风死去是因她那罪恶的占有欲得不到满足促发的，《爱的沙漠》中库海热父子的失望和得不到爱的慰藉，是他们对玛丽亚·葛罗斯抱有无法实现的非分之想决定的……正如葛朗台老头贪财如命的罪恶最终造成了他自身的悲剧一样。对自己所处社会有着深刻观察的莫里亚克看到了：“人的本性不是受到腐化，也是受到伤害，”因此，“一个基督教小说家不能依据田园诗叙述人类历史，因为他无须避开罪恶的秘密。”在这样一个充满罪恶的典型环境中，莫里亚克塑造出那些虽然陷于罪恶之中，但通过灵魂搏斗，最后总是天启良知，得到宽恕的人物。这些人物形象经常是善恶矛盾的结合体，他对他们如何陷入罪恶的过程和为什么会走向罪恶的深渊，描绘得极其细腻和真实；他的作品也因此而带有批判现实主义的色彩。而他对人物善的一面的描写，却又掺进了他的宗教理想，虽然有时候这种描写不尽真实。这两方面决定了他对自己塑造的人物总是有揭露有偏袒，既痛恨又同情。如《给麻疯病人的吻》中的让·佩罗埃尔，《盘缠在一起的毒蛇》中的老律师路易，《爱的沙漠》中的库海热大夫，《黑天使》中的乡村教士阿兰，《伪君子》中的女主人公布里吉特·皮昂，《母亲》中的费莉西泰，《向海之路》中的公证人雷沃吕及大名鼎鼎的黛莱丝等都是如此。
莫里亚克在总结自己的创作时说：“我的人物与当代小说中的大多数人物有一个本质的不同，他们感到自己有灵魂。”“我的人物或许不全相信上帝还活着，但是，他们全都有一颗道德的心，知道他们存在中的一部分认识罪恶，不可能犯罪。”莫里亚克描绘社会和人物内心的罪恶，描绘造下罪孽又能够幡然醒悟的灵魂，正是为了达到劝善的目的。莫里亚克作品的调子是黯淡的，但其中或多或少总透出一线光明，这是他的创作和西方现当代文学中描写幻灭、死寂、绝望的作品的不同之处。莫里亚克宣称，人们“一旦读到一部小说作品描写爱之心的孤独，就会感到震惊和愤慨。”他描绘沉溺于罪恶，又遭受天罚，最后终于净化的灵魂正是为了让人们认识到：“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能够变得比目前更少一些罪恶。”
莫里亚克用来指导其创作的宗教思想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爱的沙漠”是冰冻三尺所致，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而最根本的原因则在社会制度。历史早已证明，依靠宗教说教，靠“爱”，靠上帝，都难以解决问题。上帝被难以想象地抛弃也是社会历史发展使然。
这次湖南人民出版社和广西漓江出版社出的莫里亚克小说选都以《爱的沙漠》(LedésertdeI’amour一译“爱的荒漠”)为题，可谓抓住了莫里亚克作品的本质。
(《爱的沙漠》，汪家荣、周国强等译，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四月第一版，2.20元；《爱的荒漠》，桂裕芳译，广西漓江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六月第一版，〔平〕1.60元，〔精〕3.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