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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国近事汇编》是清末洋务派创办的唯一一份人文期刊,也是当时中国唯一一份以国际时事为主要内容的中文译刊[1]。到目前为止,对该刊的研究还相当薄弱,仅有少数学者对其做过专门的研究,其中姚远[2]从科学传播角度切入的研究较为深入。该刊的期刊本质尚未界定,学者对此说法不一,本文将以该刊的原始文献为依据,以期梳理出对其本质研究的脉络,在界定期刊本质的基础上再探该刊的出版要素。
一、期刊本质
迄今为止,学界对《西国近事汇编》的期刊本质尚无统一的结论,此主要有以下三种说法:一是书籍说。熊月之认为该刊是每年出版一卷书籍型“西国大事要闻录”[3],朱维铮认为是“近代用中文出版的世界大事年鉴”[4],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认为是“随时所印之书”[5]。二是报纸说。杨师群认为是“官办内部译报”[6],方汉奇起初也认为是“官绅阅看的内部刊物”[7],后又修定为“译报”[8],张育仁认为是中国新闻史上国人自办的第一份“官办内部报纸”和“中国最早的译报”[9],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一书中也提到该刊,称该刊主要译自西洋各大国,“乃译报之大观”[10],马光仁还认为是“国人办报的最初尝试”[11],姚福申认为是“经折式译报”[12],吴廷俊认为是“式如手折”的译报,每月每季又汇编成册[13]。三是期刊说。陈镐汶认为该刊是国人了解“彼中情势”的“不定期刊”[14],周振鹤认为是“月刊或季刊”[15],陈昌凤认为是“月刊”[16],郑翔贵认为是“季刊”[17],姚远认为是“综合性、新闻性周刊”[18]。此外,吴虞的日记中也有阅读该刊的记载,并称“此中国册报之先鸣者”[19]。
1.《西国近事汇编》不是年鉴、图书
中国大百科全书这样定义年鉴:“汇辑一年内的重要时事、文献和统计资料,按年度连续出版的工具书。它所收集的材料主要来源于当年的政府公报、国家重要报刊的报道和统计部门的数据。因此,年鉴有较大的总结、统计意义和比较系统的连续参考作用。年鉴具有资料广泛、反映及时、连续出版等特点。[20]”
年鉴的定义可概括为一种逐年连续出版的资料广泛的工具书。正如傅兰雅所说,《西国近事汇编》是“随时所印之书”,即点明该刊是“随时”连续出版的,而不是逐年连续出版,显然不是年鉴。但是,傅兰雅错把该刊误认为图书,“随时所印”与“书”前后矛盾,“随时所印”更符合“新闻纸”的“现实性”特点,强调即时传播,与“书”和书籍型“大事要闻录”相差甚远。
2.《西国近事汇编》不是“内部刊物”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的作者王锡麒(1855-1913)于光绪五年(1879)应顺天试北上赶考,途经上海租界时,在日记里记载了他订阅《西国近事汇编》的情形,“(三月)二十二日。丙寅。晴。巳刻范丈暨荔泉出城答拜,并约明日午酌,辞以将赴福州,因约荔泉同赴美华书馆,晤葛君芝眉、涂君紫巢谈印书事。议定后,至新报馆,订《西国近事报》一份,《新报》一份,托荔泉按月汇寄,晚约倪君观剧。[21]”作为一个赶考的考生,王锡麒就可以订阅该刊,由此可见,该刊是面向社会公开发行的“新闻纸”,而不是方汉奇起初所认为的“官绅阅看的内部刊物”和张育仁认为的“官办内部报纸”。
3.《西国近事汇编》是近似于报纸而更接近于期刊的周刊
19世纪萌芽期近代化中文报业的特征之一是“报纸”与“杂志”尚未严格区分,有人称之为“报纸杂志混合型”,或泛称之为“报刊”[22]。报刊的确不易区分,期刊是指有固定名称,用卷、期、年、月顺序编号,成册的连续出版物,报纸“通常散面印刷,不装订,没有封面”[23]。从现存的原始文献来看,该刊每卷都有封面,封面上印有“刊名(《西国近事汇编》)、编译时间和刊印机构(上海机器制造局刊印)”,显然是“成册”出版的,与报纸的“没有封面”特征相左。但是,目前该刊现存的形式是按每季汇编成卷或按年汇编成册的,最原始的出版物缺失,很难完全排除该刊的“报纸”痕迹。综合各家的观点,笔者认为,这样界定该刊的期刊本质更为贴切,即近似于报纸而更接近于期刊的周刊。
二、期刊出版要素
姚远认为期刊是按照一定的编辑方针,以刊载文章和评论为主的定期或不定期出版物,有固定的名称,按卷、期或年、月顺序编号,每期的开本、版式基本相同。期刊的出版要素主要包括:固定的名称;出版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内容的广泛性;出版的生命性;出版的周期性;出版宗旨。
1.连续的出版物
《西国近事汇编》,又称《西国近事》或《近事汇编》,有固定的名称,从创刊到停刊,连续出版28年,从未间断过,出版具有极强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据统计,该刊报道的内容极为广泛,涵盖欧洲、亚洲、美洲、非洲、澳洲五大洲的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内容主要包括政治、外交、军事、经济、科学、社会、法律、宗教、文教和综合等方面。该刊是典型的按照编年体编译的周刊,前后两期日期相接,除个别几期是2周、3周或4周出版1期外,其他都是每周出版1期,共出版1 330期。该刊先后共有15名编译校者,西士有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金楷理(Kreyer.C.T,1839—1914)及林乐知(Young John mlen,1836—1907),中士有钟天纬(1840—1900)等[24]。该刊采用传统的经折式铅字刻印,每周出版一期(除个别期数是2周、3周或4周出版一期外),每季按照编年体的顺序汇编成卷,每季或每年汇编成一册,共出版 8050页,16100面,3224052字。由此可见,该刊已经具备是一份连续的出版物。
2.明确的办刊宗旨
《西国近事汇编》首期无发刊词或序之类的文字,但是,同治九年(1870)六月四日,江南制造局总办冯焌光、会办郑藻如等请示办学开馆事宜,并附呈《拟开办学馆事章程十六条》,直隶总督曾国藩看后,对此章程做出批示,“翻译各国有用之书及其每月新报,尤学馆精实之功,目前切要之务”[25],这个章程的第10条“录新报以知情伪”,直接涉及该馆创办《西国近事汇编》的办刊宗旨和编译原则。
①觇“彼国之情”和“彼中情势”
章程第10条先从《西国近事汇编》的创刊背景和创刊之因谈起,指出耶稣教传教士往往以传教为名,“实则觇我虚实,为彼间谍”,监视中国的一举一动,“中国偶有举动,有逾月而播闻彼都”。连中国的邸报,在外国都有寄阅者,“夫我国之实,尽输于人,彼国之情”。然而,国人对于外国形势,竟会懵然不觉。与外国通商已经有百余年,“岂无人知其情伪者”?显而易见,当时许多国人还是懂得外国国情的,只是“当世士大夫固已不及讲求”,“商贾日与习处习闻之,而未必得其要领”,即使“间有留心者,略知一二,咸相戒而不敢言”,而根本的原因是“在上者之未及采访也”,即中国没有新闻纸,不能采访知外国之国情者。现在中国的事情,不论大小,“西人无不周知”,“而彼中情势,华人无能言其梗概者,何以觇国”,“西学天地人物无一不征诸实象,此等但凭图说,终属空言”,在此种形势的逼近之下,创办觇“彼国之情”和“彼中情势”的《西国近事汇编》,以此来了解“彼国情形”,“则各国新报亦周知情伪之助也”,实乃“目前切要之务”。
②录“各国之传闻可信者”、“可资策划”
欧美等西方大国都有自己的新报,“因是洋文”,国人“不便观览”,依据这些报纸编译的中文报刊,“所言虽不足尽信”,但是,“各关口贷物出进之数及各国占据港口”及“制造奇器”和“利便舟车”“言之凿凿可据”。翻译馆可以选取“有心人于此考其形势”,“觇其虚实”,“随时密采”,“证以见闻”,这样做“未尝不可资策划也”。翻译馆聘用“有心人”和“沉潜缜密之士”编译《西国近事汇编》,是为确保“信”字原则,即要求编译者把好关,确保该刊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可资策划”突出了一个“益”字,即强调办刊的实用性,这和曾国藩在批文中提到的“翻译各国有用之书及其每月新报”是一致的,要求译报译刊有益于国事,并以此作为制订国家大政方针的参考依据。翻译“每月新报”,突出了一个“新”字,即强调新闻报道的新近性。
③“简其要而删其繁”,“分类辑录”,“以备省览”
章程还规定了《西国近事汇编》的编译原则,选取“沉潜缜密之士”,摘录“各国之传闻可信者”,“简其要而删其繁”,“分类辑录”,“以备省览”,即删繁就简和分类辑录的原则。康有为和梁启超在创办强学会的机关报时,在所拟的《<中外纪闻>凡例》中,也有“《纪闻》两日一次,每月十五次,月底取回,装订成册。中西近事,略具于中。拟仿《西国近事汇编》之例,不录琐闻,不登告白,不收私函,不刊杂著”的设想,看重得不输于林乐知主笔的《万国公报》[26]。
《西国近事汇编》的期刊本质之所以众说纷纭,主要是因为最原始的出版物现无遗存,而留存于世的又有多种版本,有按季汇编成卷的,有按年汇编成册的,这些不同的版本又增加了读者和学者认识其本质的难度,以至于出现“盲人摸象”的结果。从同治十二年(1873)创刊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停刊,《西国近事汇编》每周出版1期,连续出版1 320期,有固定的名称,生命周期为28年,有明确的出版宗旨,内容极其广泛,包罗万世,囊括百科,是一份典型的按编年体出版的近似于报纸而更接近于期刊的周刊。该刊在实际的报道中,强调报道的实用性和真实性,办刊紧密联系“国之大事”,报道内容侧重于当时洋务派的“切要之务”,消息来源多元化,报道严谨客观,讲究平衡,有永久出版意图,已经具备了现代期刊出版的几个基本元素。《西国近事汇编》是洋务派创办的惟一一份全面的系统的传播西学的综合性期刊,是晚清最早由官方创办和持续时间最长的期刊,是近代期刊中传播西学中影响最大者之一。
注释
[1]乐正、郑翔贵:《西国近事汇编及其亚洲报道研究》[J],《近代史研究》,1995(2):110-125
[2]姚远、王睿、姚树峰:《中国近代科技期刊源流》(1792-1949)[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
[3]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525
[4]朱维铮:《万国公报文选》[M],北京:三联书店,1986:9
[5]汪广仁:《中国近代科学先驱徐寿父子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213;176-180
[6]杨师群:《中国新闻传播史》,北京大学出版社[M],2007:41
[7]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三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1996:884
[8]方汉奇:《中国新闻事编年史·上册》[M],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53
[9]张育仁:《自由的历险——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M],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60-61
[10]戈公振:《中国报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8:117
[11]马光仁:《上海新闻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71;74
[12]史和、姚福申、叶翠娣:《中国近代报刊名录》[M],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148
[13]吴廷俊:《中国新闻史新修》[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56
[14]宋原放:《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一卷》[M],山东教育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110;89
[15]同[14]
[16]陈昌凤:《中国新闻传播史:传媒社会学的视角(第二版)》[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67
[17]郑翔贵:《晚清传媒视野中的日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133-141
[18]原付川、姚远、卫玲:《<西国近事汇编>及其船舶制造传播》[J],《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9(6):1102—1106
[19]中国革命博物馆整理,《近代历史资料专刊·吴虞日记·下册》[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678
[20]中国大百科全书编委会,《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224
[21](清)王锡麒:《北行日记·清代日记汇抄》[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33
[22]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47》[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5
[23]姚远:《中国大学科技期刊史》[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24]同[20]
[25]同[18]
[26]同[11]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晚清民初期刊演化与科学传播研究”(07XXW004)成果。作者原付川系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期刊经营管理方向研究生;姚远系西北大学编审、博士生导师;卫玲系西北大学学报副编审、硕士生导师)
一、期刊本质
迄今为止,学界对《西国近事汇编》的期刊本质尚无统一的结论,此主要有以下三种说法:一是书籍说。熊月之认为该刊是每年出版一卷书籍型“西国大事要闻录”[3],朱维铮认为是“近代用中文出版的世界大事年鉴”[4],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认为是“随时所印之书”[5]。二是报纸说。杨师群认为是“官办内部译报”[6],方汉奇起初也认为是“官绅阅看的内部刊物”[7],后又修定为“译报”[8],张育仁认为是中国新闻史上国人自办的第一份“官办内部报纸”和“中国最早的译报”[9],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一书中也提到该刊,称该刊主要译自西洋各大国,“乃译报之大观”[10],马光仁还认为是“国人办报的最初尝试”[11],姚福申认为是“经折式译报”[12],吴廷俊认为是“式如手折”的译报,每月每季又汇编成册[13]。三是期刊说。陈镐汶认为该刊是国人了解“彼中情势”的“不定期刊”[14],周振鹤认为是“月刊或季刊”[15],陈昌凤认为是“月刊”[16],郑翔贵认为是“季刊”[17],姚远认为是“综合性、新闻性周刊”[18]。此外,吴虞的日记中也有阅读该刊的记载,并称“此中国册报之先鸣者”[19]。
1.《西国近事汇编》不是年鉴、图书
中国大百科全书这样定义年鉴:“汇辑一年内的重要时事、文献和统计资料,按年度连续出版的工具书。它所收集的材料主要来源于当年的政府公报、国家重要报刊的报道和统计部门的数据。因此,年鉴有较大的总结、统计意义和比较系统的连续参考作用。年鉴具有资料广泛、反映及时、连续出版等特点。[20]”
年鉴的定义可概括为一种逐年连续出版的资料广泛的工具书。正如傅兰雅所说,《西国近事汇编》是“随时所印之书”,即点明该刊是“随时”连续出版的,而不是逐年连续出版,显然不是年鉴。但是,傅兰雅错把该刊误认为图书,“随时所印”与“书”前后矛盾,“随时所印”更符合“新闻纸”的“现实性”特点,强调即时传播,与“书”和书籍型“大事要闻录”相差甚远。
2.《西国近事汇编》不是“内部刊物”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的作者王锡麒(1855-1913)于光绪五年(1879)应顺天试北上赶考,途经上海租界时,在日记里记载了他订阅《西国近事汇编》的情形,“(三月)二十二日。丙寅。晴。巳刻范丈暨荔泉出城答拜,并约明日午酌,辞以将赴福州,因约荔泉同赴美华书馆,晤葛君芝眉、涂君紫巢谈印书事。议定后,至新报馆,订《西国近事报》一份,《新报》一份,托荔泉按月汇寄,晚约倪君观剧。[21]”作为一个赶考的考生,王锡麒就可以订阅该刊,由此可见,该刊是面向社会公开发行的“新闻纸”,而不是方汉奇起初所认为的“官绅阅看的内部刊物”和张育仁认为的“官办内部报纸”。
3.《西国近事汇编》是近似于报纸而更接近于期刊的周刊
19世纪萌芽期近代化中文报业的特征之一是“报纸”与“杂志”尚未严格区分,有人称之为“报纸杂志混合型”,或泛称之为“报刊”[22]。报刊的确不易区分,期刊是指有固定名称,用卷、期、年、月顺序编号,成册的连续出版物,报纸“通常散面印刷,不装订,没有封面”[23]。从现存的原始文献来看,该刊每卷都有封面,封面上印有“刊名(《西国近事汇编》)、编译时间和刊印机构(上海机器制造局刊印)”,显然是“成册”出版的,与报纸的“没有封面”特征相左。但是,目前该刊现存的形式是按每季汇编成卷或按年汇编成册的,最原始的出版物缺失,很难完全排除该刊的“报纸”痕迹。综合各家的观点,笔者认为,这样界定该刊的期刊本质更为贴切,即近似于报纸而更接近于期刊的周刊。
二、期刊出版要素
姚远认为期刊是按照一定的编辑方针,以刊载文章和评论为主的定期或不定期出版物,有固定的名称,按卷、期或年、月顺序编号,每期的开本、版式基本相同。期刊的出版要素主要包括:固定的名称;出版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内容的广泛性;出版的生命性;出版的周期性;出版宗旨。
1.连续的出版物
《西国近事汇编》,又称《西国近事》或《近事汇编》,有固定的名称,从创刊到停刊,连续出版28年,从未间断过,出版具有极强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据统计,该刊报道的内容极为广泛,涵盖欧洲、亚洲、美洲、非洲、澳洲五大洲的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内容主要包括政治、外交、军事、经济、科学、社会、法律、宗教、文教和综合等方面。该刊是典型的按照编年体编译的周刊,前后两期日期相接,除个别几期是2周、3周或4周出版1期外,其他都是每周出版1期,共出版1 330期。该刊先后共有15名编译校者,西士有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金楷理(Kreyer.C.T,1839—1914)及林乐知(Young John mlen,1836—1907),中士有钟天纬(1840—1900)等[24]。该刊采用传统的经折式铅字刻印,每周出版一期(除个别期数是2周、3周或4周出版一期外),每季按照编年体的顺序汇编成卷,每季或每年汇编成一册,共出版 8050页,16100面,3224052字。由此可见,该刊已经具备是一份连续的出版物。
2.明确的办刊宗旨
《西国近事汇编》首期无发刊词或序之类的文字,但是,同治九年(1870)六月四日,江南制造局总办冯焌光、会办郑藻如等请示办学开馆事宜,并附呈《拟开办学馆事章程十六条》,直隶总督曾国藩看后,对此章程做出批示,“翻译各国有用之书及其每月新报,尤学馆精实之功,目前切要之务”[25],这个章程的第10条“录新报以知情伪”,直接涉及该馆创办《西国近事汇编》的办刊宗旨和编译原则。
①觇“彼国之情”和“彼中情势”
章程第10条先从《西国近事汇编》的创刊背景和创刊之因谈起,指出耶稣教传教士往往以传教为名,“实则觇我虚实,为彼间谍”,监视中国的一举一动,“中国偶有举动,有逾月而播闻彼都”。连中国的邸报,在外国都有寄阅者,“夫我国之实,尽输于人,彼国之情”。然而,国人对于外国形势,竟会懵然不觉。与外国通商已经有百余年,“岂无人知其情伪者”?显而易见,当时许多国人还是懂得外国国情的,只是“当世士大夫固已不及讲求”,“商贾日与习处习闻之,而未必得其要领”,即使“间有留心者,略知一二,咸相戒而不敢言”,而根本的原因是“在上者之未及采访也”,即中国没有新闻纸,不能采访知外国之国情者。现在中国的事情,不论大小,“西人无不周知”,“而彼中情势,华人无能言其梗概者,何以觇国”,“西学天地人物无一不征诸实象,此等但凭图说,终属空言”,在此种形势的逼近之下,创办觇“彼国之情”和“彼中情势”的《西国近事汇编》,以此来了解“彼国情形”,“则各国新报亦周知情伪之助也”,实乃“目前切要之务”。
②录“各国之传闻可信者”、“可资策划”
欧美等西方大国都有自己的新报,“因是洋文”,国人“不便观览”,依据这些报纸编译的中文报刊,“所言虽不足尽信”,但是,“各关口贷物出进之数及各国占据港口”及“制造奇器”和“利便舟车”“言之凿凿可据”。翻译馆可以选取“有心人于此考其形势”,“觇其虚实”,“随时密采”,“证以见闻”,这样做“未尝不可资策划也”。翻译馆聘用“有心人”和“沉潜缜密之士”编译《西国近事汇编》,是为确保“信”字原则,即要求编译者把好关,确保该刊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可资策划”突出了一个“益”字,即强调办刊的实用性,这和曾国藩在批文中提到的“翻译各国有用之书及其每月新报”是一致的,要求译报译刊有益于国事,并以此作为制订国家大政方针的参考依据。翻译“每月新报”,突出了一个“新”字,即强调新闻报道的新近性。
③“简其要而删其繁”,“分类辑录”,“以备省览”
章程还规定了《西国近事汇编》的编译原则,选取“沉潜缜密之士”,摘录“各国之传闻可信者”,“简其要而删其繁”,“分类辑录”,“以备省览”,即删繁就简和分类辑录的原则。康有为和梁启超在创办强学会的机关报时,在所拟的《<中外纪闻>凡例》中,也有“《纪闻》两日一次,每月十五次,月底取回,装订成册。中西近事,略具于中。拟仿《西国近事汇编》之例,不录琐闻,不登告白,不收私函,不刊杂著”的设想,看重得不输于林乐知主笔的《万国公报》[26]。
《西国近事汇编》的期刊本质之所以众说纷纭,主要是因为最原始的出版物现无遗存,而留存于世的又有多种版本,有按季汇编成卷的,有按年汇编成册的,这些不同的版本又增加了读者和学者认识其本质的难度,以至于出现“盲人摸象”的结果。从同治十二年(1873)创刊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停刊,《西国近事汇编》每周出版1期,连续出版1 320期,有固定的名称,生命周期为28年,有明确的出版宗旨,内容极其广泛,包罗万世,囊括百科,是一份典型的按编年体出版的近似于报纸而更接近于期刊的周刊。该刊在实际的报道中,强调报道的实用性和真实性,办刊紧密联系“国之大事”,报道内容侧重于当时洋务派的“切要之务”,消息来源多元化,报道严谨客观,讲究平衡,有永久出版意图,已经具备了现代期刊出版的几个基本元素。《西国近事汇编》是洋务派创办的惟一一份全面的系统的传播西学的综合性期刊,是晚清最早由官方创办和持续时间最长的期刊,是近代期刊中传播西学中影响最大者之一。
注释
[1]乐正、郑翔贵:《西国近事汇编及其亚洲报道研究》[J],《近代史研究》,1995(2):110-125
[2]姚远、王睿、姚树峰:《中国近代科技期刊源流》(1792-1949)[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
[3]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525
[4]朱维铮:《万国公报文选》[M],北京:三联书店,1986:9
[5]汪广仁:《中国近代科学先驱徐寿父子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213;176-180
[6]杨师群:《中国新闻传播史》,北京大学出版社[M],2007:41
[7]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三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1996:884
[8]方汉奇:《中国新闻事编年史·上册》[M],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53
[9]张育仁:《自由的历险——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M],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60-61
[10]戈公振:《中国报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8:117
[11]马光仁:《上海新闻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71;74
[12]史和、姚福申、叶翠娣:《中国近代报刊名录》[M],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148
[13]吴廷俊:《中国新闻史新修》[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56
[14]宋原放:《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一卷》[M],山东教育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110;89
[15]同[14]
[16]陈昌凤:《中国新闻传播史:传媒社会学的视角(第二版)》[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67
[17]郑翔贵:《晚清传媒视野中的日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133-141
[18]原付川、姚远、卫玲:《<西国近事汇编>及其船舶制造传播》[J],《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9(6):1102—1106
[19]中国革命博物馆整理,《近代历史资料专刊·吴虞日记·下册》[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678
[20]中国大百科全书编委会,《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224
[21](清)王锡麒:《北行日记·清代日记汇抄》[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33
[22]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47》[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5
[23]姚远:《中国大学科技期刊史》[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24]同[20]
[25]同[18]
[26]同[11]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晚清民初期刊演化与科学传播研究”(07XXW004)成果。作者原付川系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期刊经营管理方向研究生;姚远系西北大学编审、博士生导师;卫玲系西北大学学报副编审、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