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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无疑是近二十年来中国文化界最富争议且争议最持续的人之一。6月5日，余秋雨发表博客文章《含泪劝告请愿灾民》，引起新一轮的争议。他拒绝本刊记者关于此次争议的采访，但接受就一些文化问题的采访。余秋雨通过笔答描述自己在中国新时期文化建设中的意义，并对一些质疑作了间接的回答。
富有争议的现象并不必然深刻地反映社会文化的变迁，但作为一种征候的意义总是存在的
余秋雨始终是个受争议人物。
5·12汶川地震后他的一篇博客，又让他被争议了一把。
这篇博客发表在6月5日，题为《含泪劝告请愿灾民》。余秋雨希翼通过自己含泪苦劝的悲情态度，让灾区民众以大局为重，不要因为倒掉一两座学校而成为外界反华的口实。
此文一出，顿时引来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认同者认为他语重心长，极具责任感；反对者认为他是站在“死者身上跳舞”。
这篇发表在新浪的博客遭到网友“炮轰”。随即近100页反对者的留言全部被删掉，之后博客评论功能也被关闭。
记者就争议直接向他提出约访，得到的回复是，现在什么都不想说，而且很忙。
事实上，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余秋雨这些年在社会上的言和行，已经描绘出了一个余秋雨式的思想K线图。
上海文化批评家张闳对余秋雨的言论一向关注，上世纪80年代余秋雨的《文化苦旅》问世以来，一些文学批评家们把他的历史散文戏称为“文化口红”。如今，张说，当余秋雨作为“文化口红”的功能在于丹和易中天的普及面前日益褪色时，他正试图向“多功能口红”完成一次华丽的转身。
此前不久，余秋雨针对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的落马，进行了一次“痛打落水狗式的评论”。他在评论中颇具勇气，不止是陈良宇，对于上海的“跪拜”文人，余秋雨也毫不留情地给予投枪。
余的文章叫《我说的就是这个名字》。他说，有一次，被一位朋友硬拉去参加一次活动，当时上海一批人文学科专家都在。那些专家们在发言中频频提到一个名字，不带姓，只说后面两个字，显得十分亲切和熟悉。他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旁座一位先生很惊讶地告诉他，这是这座城市的最高领导啊。
余秋雨不解，这个领导人肯定不是从事人文科学研究的，为什么这么多学者教授一次次不怕重复地提到他呢？这是一种“精神跪拜”，那天跪拜对象并不在现场，可称之为“缺席跪拜”——这个被学者教授们一声声亲切呼唤的名字，就是“良宇”。
他在文章最后说，“真正的知识分子是应该对公共权力担负监察责任的。但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很大一部分，主要在从事对无权力者的批判，发泄对同行的嫉恨。”
但此后，余的《含泪劝告请愿灾民》这篇博文，恰恰引发了网上的争议。
这种争议背后的“纳闷”还得从上世纪90年代说起。
上世纪90年代初期，在相对沉寂的文化界，余秋雨的历史散文横空出世，成为时髦风气。
张闳说，与此同时，上海市委不止一次地号召党内干部都读余秋雨的书，也试图把他打造成一张上海“文化复兴的名片”。
余秋雨试图在之后的《山居笔记》中还原一段知识分子同权力和解的历史。他在《一个王朝的背影》中说，尽管满族的康熙皇帝曾经以大兴“文字狱”而“臭名昭著”，但他“竟然比明代历朝皇帝更热爱和精通汉族文化”。由此他发现，当时的知识分子开始与康熙和解。
在此前后，文化界开始出现少有的历史回潮，比如大批的清宫帝王戏踊跃登场。
上世纪90年代中期，陈良宇主政上海。余秋雨却在那两年的上海文化圈颇为“落寞”。张闳说，比较明显的标志是，在上海公务员系统，余秋雨的书自此不作为必读推荐。
2001年，上海市作家协会第七次全体会员大会上，余秋雨作为候选人参加理事会选举，结果落选。这让余秋雨“颇感意外”，也让上海的文化界“为此哗然”。他身边的人对媒体说：余秋雨对上海“伤透了心”，他不想与上海的文化人“多交往了”。他的秘书也高调声称，余老师再也不接受上海媒体的采访。
回忆这次落选事件，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赵长天说，当时是差额选举，作协很多人对余不满意，争议很大。
另一面，上世纪90年代中期，余秋雨就将自己的事业中心南移。1996年夏，深圳的文化讲坛上开始不断出现他的身影。当时，他的身份是深圳文化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这一次现身，又是争议不断。起先，他说，“深圳是中国文化的桥头堡”；接着，他又说“深圳有条件建立深圳学派”，直至他说“深圳最有资格做总结20世纪文化的事”。
与此成为明显对比的是网友“我为伊狂”的文章《深圳，你被谁抛弃？》。后者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当地人，文章对于深圳文化、经济上显露的后继乏力做了一连串诘问。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作为一个文化人，他不断地出现在各个城市的文化讲坛上，为当地的文化复兴振臂高呼。起先，舆论还颇为关注，后来，大家也习惯了。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余秋雨就很少现身上海文化圈，他自己也在文章中不止一次地说，上海的文化圈子他不喜欢沾染。
2007年，出现了微妙的转折。
这一年4月，秋雨文化教育基金在上海成立。这是继上世纪90年代淡出上海文化圈之后，余秋雨的回归。
余秋雨对当地媒体说，“从今以后，我的工作重心将确立在上海。”
富有争议的现象并不必然深刻地反映社会文化的变迁，但作为一种征候的意义总是存在的
余秋雨始终是个受争议人物。
5·12汶川地震后他的一篇博客，又让他被争议了一把。
这篇博客发表在6月5日，题为《含泪劝告请愿灾民》。余秋雨希翼通过自己含泪苦劝的悲情态度，让灾区民众以大局为重，不要因为倒掉一两座学校而成为外界反华的口实。
此文一出，顿时引来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认同者认为他语重心长，极具责任感；反对者认为他是站在“死者身上跳舞”。
这篇发表在新浪的博客遭到网友“炮轰”。随即近100页反对者的留言全部被删掉，之后博客评论功能也被关闭。
记者就争议直接向他提出约访，得到的回复是，现在什么都不想说，而且很忙。
事实上，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余秋雨这些年在社会上的言和行，已经描绘出了一个余秋雨式的思想K线图。
上海文化批评家张闳对余秋雨的言论一向关注，上世纪80年代余秋雨的《文化苦旅》问世以来，一些文学批评家们把他的历史散文戏称为“文化口红”。如今，张说，当余秋雨作为“文化口红”的功能在于丹和易中天的普及面前日益褪色时，他正试图向“多功能口红”完成一次华丽的转身。
此前不久，余秋雨针对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的落马，进行了一次“痛打落水狗式的评论”。他在评论中颇具勇气，不止是陈良宇，对于上海的“跪拜”文人，余秋雨也毫不留情地给予投枪。
余的文章叫《我说的就是这个名字》。他说，有一次，被一位朋友硬拉去参加一次活动，当时上海一批人文学科专家都在。那些专家们在发言中频频提到一个名字，不带姓，只说后面两个字，显得十分亲切和熟悉。他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旁座一位先生很惊讶地告诉他，这是这座城市的最高领导啊。
余秋雨不解，这个领导人肯定不是从事人文科学研究的，为什么这么多学者教授一次次不怕重复地提到他呢？这是一种“精神跪拜”，那天跪拜对象并不在现场，可称之为“缺席跪拜”——这个被学者教授们一声声亲切呼唤的名字，就是“良宇”。
他在文章最后说，“真正的知识分子是应该对公共权力担负监察责任的。但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很大一部分，主要在从事对无权力者的批判，发泄对同行的嫉恨。”
但此后，余的《含泪劝告请愿灾民》这篇博文，恰恰引发了网上的争议。
这种争议背后的“纳闷”还得从上世纪90年代说起。
上世纪90年代初期，在相对沉寂的文化界，余秋雨的历史散文横空出世，成为时髦风气。
张闳说，与此同时，上海市委不止一次地号召党内干部都读余秋雨的书，也试图把他打造成一张上海“文化复兴的名片”。
余秋雨试图在之后的《山居笔记》中还原一段知识分子同权力和解的历史。他在《一个王朝的背影》中说，尽管满族的康熙皇帝曾经以大兴“文字狱”而“臭名昭著”，但他“竟然比明代历朝皇帝更热爱和精通汉族文化”。由此他发现，当时的知识分子开始与康熙和解。
在此前后，文化界开始出现少有的历史回潮，比如大批的清宫帝王戏踊跃登场。
上世纪90年代中期，陈良宇主政上海。余秋雨却在那两年的上海文化圈颇为“落寞”。张闳说，比较明显的标志是，在上海公务员系统，余秋雨的书自此不作为必读推荐。
2001年，上海市作家协会第七次全体会员大会上，余秋雨作为候选人参加理事会选举，结果落选。这让余秋雨“颇感意外”，也让上海的文化界“为此哗然”。他身边的人对媒体说：余秋雨对上海“伤透了心”，他不想与上海的文化人“多交往了”。他的秘书也高调声称，余老师再也不接受上海媒体的采访。
回忆这次落选事件，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赵长天说，当时是差额选举，作协很多人对余不满意，争议很大。
另一面，上世纪90年代中期，余秋雨就将自己的事业中心南移。1996年夏，深圳的文化讲坛上开始不断出现他的身影。当时，他的身份是深圳文化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这一次现身，又是争议不断。起先，他说，“深圳是中国文化的桥头堡”；接着，他又说“深圳有条件建立深圳学派”，直至他说“深圳最有资格做总结20世纪文化的事”。
与此成为明显对比的是网友“我为伊狂”的文章《深圳，你被谁抛弃？》。后者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当地人，文章对于深圳文化、经济上显露的后继乏力做了一连串诘问。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作为一个文化人，他不断地出现在各个城市的文化讲坛上，为当地的文化复兴振臂高呼。起先，舆论还颇为关注，后来，大家也习惯了。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余秋雨就很少现身上海文化圈，他自己也在文章中不止一次地说，上海的文化圈子他不喜欢沾染。
2007年，出现了微妙的转折。
这一年4月，秋雨文化教育基金在上海成立。这是继上世纪90年代淡出上海文化圈之后，余秋雨的回归。
余秋雨对当地媒体说，“从今以后，我的工作重心将确立在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