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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近两年来对传统文化的宣传与重视似乎达到近20年来的顶峰。一方面一部分人开始积极响应，参与到各类传统文化学习的队伍中；另一方面一部分人开始纠结生疑，这“遗忘”了数年的传统，该怎么融入到现代生活中？在现代与传统之间究竟该如何平衡成为热议的话题。在此问题引领下，试图通过对两本书中的进行分析进而得到一些启示。
关键词：传统 儒家 国 天下
一、现代与传统
列文森在分析中国近代的发展时提出了“传统的断裂”，同时他认为，这种“断裂”的全部功劳都在于西方的入侵。事实上，这种论断在某种程度上是存在偏颇性的，中国由传统向现代的变迁自然不能全部归功于西方，它是多重作用力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但是仍然值得注意的是，在经历传统到现代的变迁之后，中国的传统思想确实是因此而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使得中国传统的思想基础收到了动摇。
列文森認为这种传统在中国社会中地位的改变并不是一时形成的，它经历了“从曾国藩的折衷主义，到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从今文经学派与古文经学派的论争，到20世纪初民族主义的兴起；从平等地择取“中西之精华”以维护儒教的普遍效用，到将儒教和基督教作为平等的‘现代’对立物来恢复儒教在中国昔日的地位；从自由主义与‘文化至上论’的保守主义之间的争论，到共产主义理论被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这样一个逐步发展变化的过程。列文森以“儒教”为着眼点，指出在这一过程中“儒教”由“普世价值”逐步沦为了“博物馆陈列物”。而也是在此之后，中国的社会从传统走向了现代。也正是这一过程，从另一个角度，被列文森论述为“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大部分时期，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天下”是一种类似于普世道德性的社会存在而国家则是权力性的政治单位。列文森认为在面对西方入侵时（物质和精神两方面），中国社会在某种意义上选择了将惯有的天下情怀置于国家之下。笔者认为，这也解释了列文森为什么说“儒教”在最后成为了“博物馆陈列物”。
我们惯常的历史分析中并不太多关注文化情怀，而列文森的分析则开出了一个新的视角。若从文化的发展与情怀来看，中国有传统向现代的变迁意味着的又是什么呢？如果说对社会制度的关注比对于文化情怀的关注更能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那么制度又该是什么样的？
赵汀阳的《天下体系》在笔者看来就是对传统制度的另一种方式的追寻。虽然众多学者对其“试图通过分析周朝的天下概念和制度而重新思考中国和世界”的想法提出质疑，认为其想法过于理想化或有专制倒退的风险，更有人认为这是中国威胁论的理论现实版。虽然这些质疑存在各自的道理，但是仔细探究赵汀阳的“天下体系”，不难发现，他试图展现出来的，是一个世界制度的形而上学，笔者认为，这与列文森所理解的中国传统中的“天下”是十分近似的，也就是它的作用范围不是某国，而是世界。赵汀阳给出的理解是：在其中世界被理解成物理世界（大地）、心理世界（人的共通心意）和政治世界（世界制度）的统一体。赵汀阳实际上是以周朝“天下”的视角为世界政治体系寻找一条新的出路，是对传统的运用也是在地理现实发生改变的情况下对传统的重构。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回归固然已经不再可能，但是却不能否认重构却依旧具有承载传统，连接现实的意义。
所以，也许我们对现代与传统的界限划定出现了偏差，这界限不应该是科学与文化孰重孰轻，不应该是制度孰是孰非，不应该是所谓的“进步”与“发展”，或者起码不应该只是这些，还应该看到历史的发展与衔接性。就像希尔斯在《论传统》中表达的那样，现代无法脱离传统，而现代也必将成为传统。
二、“我”与儒家
在中国最有代表性的传统便是儒家，而在列文森那里，它已然成为“博物馆里的陈列物”。随着近两年习近平总书记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对儒家文化的再学习也再次成为热潮。这个承载了中国传统社会一千年的学说在现代社会的意义与价值值得重新探讨。
儒家在传统社会中，扮演的更多的是服务于统治者的主流价值的角色，陈卫平曾提出，在当时，儒家所发挥的主要是其“工具价值”，而列文森所述衰落了的，也是这是这一方面（即工具价值）。而值得注意的是，儒家学说在“工具价值”之外，还具有其所具备的“内在价值”——“儒学之所以形成历史悠久的传统，不只是具有外在的时代根据，还因为其具有内在的理论价值。所谓内在的理论价值，就是说它不只是提供了某种关于宇宙人生的知识，而且是提供了某种关于宇宙人生的智慧。”
随着儒学的“工具价值”的衰落，影响到其“内在价值”也受到影响。近年所提倡的重视传统文化，其意义就在于对“内在价值”的探求。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学正在逐渐从博物馆里走出来。但是走出来之后是否能够真正内化于社会，陈卫平曾讲到使儒学在社会中成为“活水”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和语言传递的三个环节在现代社会都不复存在，故而想要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思想力量”似乎难度较大，但能“融入了与现代制度相适应的现代思想这一滚滚巨流之中，成为其中的一个因素。”
对于陈卫平所提到的三个环节，笔者认为第一个环节思想观念及传统典籍的讲授领会和阐发，在现实中已经得到一部分的弥补，比如对小学初中高中课本中传统经典的添加，但是在纷繁丰富的社会生活中，这些文本的渗透能起到多大的作用还不得而知，只能静待其音。我们在尝试回归传统时，也只能用现代的方式。
三、爱国与承“天下”
前文曾提到，列文森认为“天下”是一个普世道德性的存在，而国家是权力单位。也即是说，“天下”的概念实际上比“国家”更广阔和普世。而赵汀阳的“天下体系”的建立，追求的也是一个更广阔范围的政治制度。
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列文森讲到“‘天下’的含义是‘（中国的）帝国’，换言之，亦即‘世界’。所以‘天下’意味着中国即世界。”相较于有学者将其解读为列文森认为这是一种对中国古代社会制度的不认可，笔者更愿意结合赵汀阳对“天下”的定义，将其看做列文森对中国古代对地域性认识不足的一种解读。“天下”一词自中国出，很自然的便将天下理解为已知地域的总和。
列文森还提到文化至上主义认为，中国古代是把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华夏文化而不是民族或国家作为认同的对象。这与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家利益至上观形成鲜明对照。以此观点看来，结合列文森所述，中国有传统至现代的过程是由文化认同到对国家实体认同的过程。这样分析下来便回归到了被宣传已久的“文化自信”，所谓文化自信不过也是就要对文化的内在认同，这样看来，这是个历史遗留问题，即在随着打破“旧制度”摒去“旧传统”的同时，也抛掉了“文化认同”。
依此思路看去，赵汀阳的天下体系也不简单是一种政治体系的追寻，就像他自己所说，他所追求的是世界制度的形而上学。或者说，有文化认同为依托的政治体系比建立政治实体更值得探寻。赵汀阳说“天下理论的焦点落实在世界性而不是国际性。”故而所需要追寻的文化认同，也并非某种文化，而是一种“以世界本身为标准而不是以任何国家为标准去考虑世界问题的哲学”，这是一种更高境界的“文化认同”。
在现阶段民族国家仍是不可忽视的，按照马克思所讲的社会进化理论，世界认为发展到可以消除国际的程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爱国的同时，不能怀有“天下”情结。作为国家的意愿，我们本分应当爱国，同时作为世界的意愿，也有义务心怀天下。
参考文献：
[1]赵汀阳.天下体系[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0）.
[2]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5）.
[3]但兴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再诠释与中国近代民族国家意识的生成[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10）.
[4]陈卫平.儒学能否成为“活水”[J].文史哲，2003（2）.
[5]田正平.评列文森的近代中国史观[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1）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关键词：传统 儒家 国 天下
一、现代与传统
列文森在分析中国近代的发展时提出了“传统的断裂”，同时他认为，这种“断裂”的全部功劳都在于西方的入侵。事实上，这种论断在某种程度上是存在偏颇性的，中国由传统向现代的变迁自然不能全部归功于西方，它是多重作用力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但是仍然值得注意的是，在经历传统到现代的变迁之后，中国的传统思想确实是因此而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使得中国传统的思想基础收到了动摇。
列文森認为这种传统在中国社会中地位的改变并不是一时形成的，它经历了“从曾国藩的折衷主义，到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从今文经学派与古文经学派的论争，到20世纪初民族主义的兴起；从平等地择取“中西之精华”以维护儒教的普遍效用，到将儒教和基督教作为平等的‘现代’对立物来恢复儒教在中国昔日的地位；从自由主义与‘文化至上论’的保守主义之间的争论，到共产主义理论被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这样一个逐步发展变化的过程。列文森以“儒教”为着眼点，指出在这一过程中“儒教”由“普世价值”逐步沦为了“博物馆陈列物”。而也是在此之后，中国的社会从传统走向了现代。也正是这一过程，从另一个角度，被列文森论述为“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大部分时期，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天下”是一种类似于普世道德性的社会存在而国家则是权力性的政治单位。列文森认为在面对西方入侵时（物质和精神两方面），中国社会在某种意义上选择了将惯有的天下情怀置于国家之下。笔者认为，这也解释了列文森为什么说“儒教”在最后成为了“博物馆陈列物”。
我们惯常的历史分析中并不太多关注文化情怀，而列文森的分析则开出了一个新的视角。若从文化的发展与情怀来看，中国有传统向现代的变迁意味着的又是什么呢？如果说对社会制度的关注比对于文化情怀的关注更能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那么制度又该是什么样的？
赵汀阳的《天下体系》在笔者看来就是对传统制度的另一种方式的追寻。虽然众多学者对其“试图通过分析周朝的天下概念和制度而重新思考中国和世界”的想法提出质疑，认为其想法过于理想化或有专制倒退的风险，更有人认为这是中国威胁论的理论现实版。虽然这些质疑存在各自的道理，但是仔细探究赵汀阳的“天下体系”，不难发现，他试图展现出来的，是一个世界制度的形而上学，笔者认为，这与列文森所理解的中国传统中的“天下”是十分近似的，也就是它的作用范围不是某国，而是世界。赵汀阳给出的理解是：在其中世界被理解成物理世界（大地）、心理世界（人的共通心意）和政治世界（世界制度）的统一体。赵汀阳实际上是以周朝“天下”的视角为世界政治体系寻找一条新的出路，是对传统的运用也是在地理现实发生改变的情况下对传统的重构。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回归固然已经不再可能，但是却不能否认重构却依旧具有承载传统，连接现实的意义。
所以，也许我们对现代与传统的界限划定出现了偏差，这界限不应该是科学与文化孰重孰轻，不应该是制度孰是孰非，不应该是所谓的“进步”与“发展”，或者起码不应该只是这些，还应该看到历史的发展与衔接性。就像希尔斯在《论传统》中表达的那样，现代无法脱离传统，而现代也必将成为传统。
二、“我”与儒家
在中国最有代表性的传统便是儒家，而在列文森那里，它已然成为“博物馆里的陈列物”。随着近两年习近平总书记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对儒家文化的再学习也再次成为热潮。这个承载了中国传统社会一千年的学说在现代社会的意义与价值值得重新探讨。
儒家在传统社会中，扮演的更多的是服务于统治者的主流价值的角色，陈卫平曾提出，在当时，儒家所发挥的主要是其“工具价值”，而列文森所述衰落了的，也是这是这一方面（即工具价值）。而值得注意的是，儒家学说在“工具价值”之外，还具有其所具备的“内在价值”——“儒学之所以形成历史悠久的传统，不只是具有外在的时代根据，还因为其具有内在的理论价值。所谓内在的理论价值，就是说它不只是提供了某种关于宇宙人生的知识，而且是提供了某种关于宇宙人生的智慧。”
随着儒学的“工具价值”的衰落，影响到其“内在价值”也受到影响。近年所提倡的重视传统文化，其意义就在于对“内在价值”的探求。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学正在逐渐从博物馆里走出来。但是走出来之后是否能够真正内化于社会，陈卫平曾讲到使儒学在社会中成为“活水”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和语言传递的三个环节在现代社会都不复存在，故而想要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思想力量”似乎难度较大，但能“融入了与现代制度相适应的现代思想这一滚滚巨流之中，成为其中的一个因素。”
对于陈卫平所提到的三个环节，笔者认为第一个环节思想观念及传统典籍的讲授领会和阐发，在现实中已经得到一部分的弥补，比如对小学初中高中课本中传统经典的添加，但是在纷繁丰富的社会生活中，这些文本的渗透能起到多大的作用还不得而知，只能静待其音。我们在尝试回归传统时，也只能用现代的方式。
三、爱国与承“天下”
前文曾提到，列文森认为“天下”是一个普世道德性的存在，而国家是权力单位。也即是说，“天下”的概念实际上比“国家”更广阔和普世。而赵汀阳的“天下体系”的建立，追求的也是一个更广阔范围的政治制度。
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列文森讲到“‘天下’的含义是‘（中国的）帝国’，换言之，亦即‘世界’。所以‘天下’意味着中国即世界。”相较于有学者将其解读为列文森认为这是一种对中国古代社会制度的不认可，笔者更愿意结合赵汀阳对“天下”的定义，将其看做列文森对中国古代对地域性认识不足的一种解读。“天下”一词自中国出，很自然的便将天下理解为已知地域的总和。
列文森还提到文化至上主义认为，中国古代是把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华夏文化而不是民族或国家作为认同的对象。这与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家利益至上观形成鲜明对照。以此观点看来，结合列文森所述，中国有传统至现代的过程是由文化认同到对国家实体认同的过程。这样分析下来便回归到了被宣传已久的“文化自信”，所谓文化自信不过也是就要对文化的内在认同，这样看来，这是个历史遗留问题，即在随着打破“旧制度”摒去“旧传统”的同时，也抛掉了“文化认同”。
依此思路看去，赵汀阳的天下体系也不简单是一种政治体系的追寻，就像他自己所说，他所追求的是世界制度的形而上学。或者说，有文化认同为依托的政治体系比建立政治实体更值得探寻。赵汀阳说“天下理论的焦点落实在世界性而不是国际性。”故而所需要追寻的文化认同，也并非某种文化，而是一种“以世界本身为标准而不是以任何国家为标准去考虑世界问题的哲学”，这是一种更高境界的“文化认同”。
在现阶段民族国家仍是不可忽视的，按照马克思所讲的社会进化理论，世界认为发展到可以消除国际的程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爱国的同时，不能怀有“天下”情结。作为国家的意愿，我们本分应当爱国，同时作为世界的意愿，也有义务心怀天下。
参考文献：
[1]赵汀阳.天下体系[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0）.
[2]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5）.
[3]但兴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再诠释与中国近代民族国家意识的生成[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10）.
[4]陈卫平.儒学能否成为“活水”[J].文史哲，2003（2）.
[5]田正平.评列文森的近代中国史观[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1）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