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都认为互联网是“送给草根的礼物”。因为它为民众带来了公共讨论的空间，提升了他们的言说机会。这形成了一种抑制公权力泛滥的工具。在21世纪头十年中，我们可以广泛地看到互联网政治的光辉岁月：周老虎案、邓玉娇案、我爸是李刚事件、李天一案、郭美美案、雷政富案……大量网络舆情事件，揭露了社会黑暗面，成为了对公权力的有力监督，这很大程度上协作了中国当时尚不完备的反腐倡廉工作。可以说，“互联网政治”导致了公共议题下沉到民间，民间拥有了一定参与渠道，知识分子们也看到了政治改良的机会。
　　网络监督的路径，往往遵循着“网络曝光—媒体介入—舆情发酵—有关部门调查—处理当事人”的模式进行。其中，媒体介入与舆情发酵是互联网政治中非常关键的两个环节。因为专业媒体与网络大V在这个过程中进行的话语建构—讲述、阐释、引申等，基本上完成了“框架设定”的过程，也就是俗称的“带节奏”。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讲述都有助于网民认清事件的本质。但是也必须认识到，有时因种种原因，讲述也会走向偏差。这说明，“网络监督”虽然有不少好处，但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只不过，在当时高歌猛进的互联网时代，乐观情绪显然已经掩盖了一切。
　　不仅仅在中国，在全世界互联网覆盖到的国家，都能够明确地感到网络议政带来的巨大力量，都感到既有权力结构的更改。“互联网政治”，就是这个权力结构更改的过程—主动权慢慢从少数精英转为广大草根民众。
　　但是，问题不如想象中那么简单。

互联网政治走到十字路口

　　随着互联网的深入与普及，有人发现，有一些“话术”能将一起普通的新闻事件转化为一次大规模的网络行动。心理学的研究表示，网民的情绪可以动员，也可以激发。比如说，一个高质量广告的投放，可能会让一个普通的受众产生激情消费的冲动；同理，一个建构在特定新闻事件上的高超话术，也能让一个普通受众产生狂热情绪，从而产生即时行动力。必须说，我们不能过分高估人的理性：因为只要话语策略足够高，都会有受众被其虏获。

一个好的初衷走向一个坏的结尾，这在社会运动中并不少见。

　　勒庞的《乌合之众》到今天依然有强大的解释力：当庶民一旦被某种原因所激发，就会形成集体的狂热，群体的智商会迅速降低，成为乌合之众。在网络上情况也是一样，人们都会醉心于网络监督“虚假的正义感”，从而把网络看作是发泄的工具。不过，如果只把互联网政治看作“草根的礼物”的话，那它的价值并没有打折：因为草根借助它获得了狂欢的机会。但是，从政治向善的维度来说，则是破坏性日益大于建设性，甚至成为潘多拉之盒：放出了仇恨话语与极端思潮。这对一个社会而言，往往意味着极大的倒退。
　　一个好的初衷走向一个坏的结尾，这在社会运动中并不少见。当很多高超的玩家发现互联网政治带来的可能的政治机会、经济机会时，他们就会想方设法地利用自己的资源以完成权力变现。我们可以看到，网络水军的出现就是网络监督异化的开始。在很多时候，水军相当于网络舆论场的一种不可捉摸的力量，他们看似普通的网民，但其言辞中又可见诡异之处。
　　这些或真或假的水军，除了规模宏大之外，有一些还掌握着高超的话语能力，能游刃有余地在网络上呼风唤雨，随时调转网络的节奏。不少网友都能看到这样的奇观：当贺岁档有几部国产电影同时上映时，可以见到几路水军相互厮杀，捧一部踩几部，评论完全偏离客观标准，相互谩骂、倾轧，进行话语竞赛。越是在激烈交锋之际，越容易看到水军的真实面目。
　　更高超的玩家远远超过一般水军的水平。自2015年在西方社会中出现的以特朗普为首的网红政客，就是从互联网政治转轨至现实民主政治的最佳践行者。这些政治网红的背后，都有一群情绪狂热的网民。最新的升级版是乌克兰的新总统泽连斯基，作为电视明星的他因扮演总统而获得了广大网民的喜欢，并在2019年4月的大选中以压倒性的优势击败对手，成为真总统。结合了话语、图像、剧目的全方位网红，综合地利用了电视与网络的多重平台，在短暂时间内从一个政治素人成为总统。更令人惊讶的是，“泽连斯基现象”背后的运作者是乌克兰寡头之一、传媒大亨科洛莫伊斯基，他从《人民公仆》剧目开始布局，并将其视作登上权力顶峰的阶梯。这意味着，只要可以精准操纵网络，就可以精准操作民主。如能操作民主，就意味着掌握通向权力顶峰的钥匙。
　　在社会抗争领域，互联网政治带来的破坏性更加严重。互联网为激进主义话语的传播提供了场域，一旦激进思潮点燃了低落的公民情绪，那些普通的市民就有可能成为被发动的暴民。讽刺的是，当局者往往意识不到抗争话语对他们的主导作用，而误以为是自身的判断与诉求。在这种极端情绪之下，抗争者会做一些非理性的举措，比如破坏公共设施、冲击警方、频繁骂战等。
　　更激进的是几年前的“伊斯兰国”，同样生产出一套带有宗教极端主义色彩的神学叙事，不仅汇聚了中东地区的狂热分子，更是让不少在西方社会中倍感失落的“穆二代”受到了召唤，从而从西方国家陆续杀回新月平原从事暴恐活动。至于一些原本有美好初衷的左翼运动，在互联网政治的加持下，也都慢慢出现变味，包括环保运动、女权运动、种族平权运动、同性恋平权运动等，多少变得激进，甚至极端。比如今天的一些环保组织，对于环保的执着已近极端，对于任何形式的工厂、水坝、公路的修建都一味反对。甚至，不排除某些环保组织沦落为“收保护费”的公司。
　　曾几何时，我们会认为互联网政治带来了更多的民间机会，成为照亮政治文明的希望。但是今天，我们会发现，互联网政治存在着极大的不確定性。一方面，它自身缺乏稳定的形态，有时会形成盲目的集体狂欢、话语暴力、民粹主义，具有巨大的破坏力。另一方面，它很有可能被特定群体所利用，用来操纵广大网民的情绪，以此实现商业变现、权力变现等用途。
　　相比于10年前，今天的网民已经不迷信网络监督带来的虚无正义感。他们拒绝互联网政治带来的可能的参与入口，从而以一种冷漠的姿态“吃瓜”，随时等着“反转”的到来。

只要互联网中某些“神祇”能被解构，那么话术的威力就能相应减弱；只要民众逐渐失去激情，那么排山倒海的民粹主义将会慢慢走向式微。

　　互联网政治经过十多年的发展，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天使还是魔鬼？

　　互联网政治将何去何从？这个议题会否像过去百年来多个政治学名词一样，只是昙花一现？它到底是天使还是魔鬼？
　　确实，将它神化是没必要的。它只是改变了渠道与途径，但它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治。它承载了一些闪耀着人类光辉的理念，但同时也混入了功利和算计。早年，当一些美好的文明理念随着互联网席卷世界的时候，我们确实看到“全球共治”的曙光。人类多种价值共识，在那一刻得到了凝聚：民主、文明、理性、进步。作为舆论监督的工具，网民可以将网络当作自己的维权工具之一，来打破权力的不平衡结构。即使在中国政府反腐工作制度化、特权行为大大减少的今天，网络舆论的威力依然有正面意义：比如重庆“保时捷女司机”这样的案例，一旦曝光依然能引起媒体与有关部门的重视，帮助反腐工作的介入。
　　但是，互联网政治中民粹主义的属性，确实不能再低估了。这种汹涌而至的民粹主义浪潮，甚至直接动摇到民主的正当性问题。当民众的看法变得偏激、狭隘、带有攻击性的同时，这种民主很可能发生变异，导致一种类似法西斯的极端政府上台。当特朗普成功当选美国总统之时，媒体与学界也能看到这位强势领导人背后的暗云。有人提醒，希特勒、墨索里尼等极端政权，也是由“民主”之手选上来的。在互联网中体现的种种政治撕裂的问题，在现实中并没有很好的答案。尤其是，当寡头与利益团体成功打造一种足以诱惑全体公民的意识形态，将可能是全社会灾难的开始。“民主”这一神圣的概念，很有可能被别有用心者利用，成为阶层迫害、暴力冲突、种族清洗的逻辑起点。
　　最可能的结局是，人类慢慢看清了互联网的套路，逐渐失去激情。人们不再指望在网络中找到救星，就不会再那么容易受到忽悠。只要互联网中某些“神祇”能被解构，那么话术的威力就能相应减弱；只要民众逐渐失去激情，那么排山倒海的民粹主义将会慢慢走向式微。网络世界一旦被解构，它对现实构成的牵制力就会减弱。当众神归位，万事重启，精英与草根即将重新寻回平衡，历史又将走到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