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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亚当·斯密从劳动分工的视角出发，认为职业教育要针对性强，有用至上，注重职业差异，开发天赋，弥补劳动分工不足，最终目的应该是为了社会和他人的福利。他从利用行业垄断、学徒期限过长和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三个方面，对当时的行会和学徒制进行了批评；他反对教育免费，认为国家和个体都是职业教育的投资主体，投资重心和费用应根据具体职业而有所不同。斯密的思想对我国拓展职业教育视阈，丰富对职业教育功能的认识，改革无视职业差别的高职课程设置不无借鉴意义。
关键词：亚当·斯密；劳动分工；自利；职业教育
中图分类号：G7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16）02-0092-05
亚当·斯密被誉为现代经济学之父，他的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名著《国富论》之中。在《国富论》中，有诸多直接讨论教育问题的章节。斯密是经济学家，他没有关于职业教育的系统理论，也无意于严格区分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但笔者认为，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对当时行会和学徒制一些做法的批评和对教育投资等方面的看法，对于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很有启发性。
一、劳动分工与职业教育
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为人所称道。他认为劳动分工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这一思想对英国职业教育的后续发展影响很大。有的学者认为英国职业教育之所以成为有别于德国“双元制”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与斯密经济学思想中所赞成的劳动分工的观点极有渊源。
由于斯密在《国富论》中主要通过对某些特别制造业（制针）劳动分工的分析，推演出分工在社会一般业务上的进步作用，使一般人认为，斯密所主张的分工，都是类似于制造业中的劳动分工，从而导致了职业的去技能化，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学校职业教育和理论教育的必要性。这是有悖于事实的。斯密的劳动分工至少有三类：第一类是因客观条件的不同而进行的自然的、被动的和自发的分工，如制造业与农业、渔业和林业的分工。这样的分工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自然地理原因，二是季节时间原因。第二类是指哲学家、艺术家、律师和医生等自由职业者的工作，由于工作的性质很难进行流水线的劳动分工，劳动依然具有复杂性，依然需要专门的学校教育。第三类是流水作业的劳动分工，主要指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主动地将某一生产过程（如制针）人为地分解成若干道不同的程序，进行流水作业，即使是从事这类职业的工人，在斯密看来，也要接受基本的读写算、机械与几何等初步知识和必要的道德教育。无论如何，对亚当·斯密的职业教育思想是去技能化、去理论化的指责并非完全正确。按照斯密对劳动分工的分析，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具体内容和要求如下：
其一，针对性强。针对性强主要指的是流水作业的劳动分工。斯密举例说，没有练习过制针的经验丰富的铁匠，一天最多只能制造二三百枚，而且质量不佳，但几个以制针为业的青年，每人每天却能制造二三千枚。这说明了职业教育要有针对性。铁匠的专业活动过于宽泛，缺乏针对性，因而效率不高。按针对性越强效率越高的原则，最终可能只要求劳动者掌握整个工作流程中的某一环节和某一部分的程序，达到相当熟练的程度就可以了。斯密说：“制造一枚针或金属钮扣可以再划分成不同的操作，所有这些操作都更简单，一生惟一的职业就是从事这种操作的人，其熟练程度常常很高。”
其二，有用至上。斯密的“有用”体现在两个层面上：一是对个人的职业发展有用。任何职业人都要接受读写算的教育和应用科学等教育，因为这是从事任何职业都需要的。相反，拉丁语学习可以取消，因为使用并不普遍。儿童必须要接受几何与机械学的教育，也是因为几乎所有的职业都会用到。斯密说：“（几何和机械学）这些原理是最高尚最有用的科学的必要入门知识。”二是对国家稳定发展有用。斯密指出，对于普通人民（包括职业人），除了特定职业相关的教育之外，还要求接受军事和体育上的教育与训练。斯密认为，教育和知识可以使上级和下级之间获得更多的相互尊重，避免迷信和激情导致的精神紊乱。教育和知识是越多越好，对国家发展好处也越多，“人民受了教育，国家会受益匪浅”。
其三，注重差异。特定制造业（如制针）操作工人的职业教育技能训练的目标，主要偏重于熟练程度和灵活性，只要有足够的时间练习即可；劳动分工将复杂的劳动简单化，操作者只要按照规则办事即可，无需有自身的创新，更不用多少理论知识的支持。这就大大缩短了职业教育所需要的时间和程序，提高了效率。但斯密并非认为所有的职业都是如此，与可分解成不同程序、形成劳动分工的制造业相比，精巧的艺术（画家和雕刻家）、自由职业（律师和医生）、药剂师等职业无法进行简单流水作业劳动，仍有一定的复杂性，需要更长时间的学习和接受学校教育。同时，他还指出，农业劳动与制鞋和机械作业有所不同，制造业多多少少要经历学徒和培训，但农业是普通劳动，不需要前期的培训和学习，可以直接通过边工作边学习。
其四，开发天赋。斯密认为，个人的差别主要是由劳动分工所造成的。他说，人们的天赋资质差别不大，之所以会有差异，更多是因为劳动分工的结果。劳动分工“鼓励了每一个人从事一种专门的职业，并培养和完善他可能具有的从事这一职业的才能或天赋”。斯密认识到长期从事某一职业会给个体身心发展造成不良影响。劳动分工使“一个人把一生消磨在少数的简单操作上，从而形成几乎同一的结果，他不会有提升理解力、利用新发明克服困难的尝试机会。久而久之，他没有了勤劳的习惯，变得愚昧无知。他的精神迟钝，没有能力领会或参加一切合理的谈话，也没有能力拥有宽宏、优雅和温顺的气质，对于日常生活上的义务，也无法做出合适的判断。对于宽泛的国家利益，更是无法辨别。……这样，他获得了特殊职业上的熟练技巧，但牺牲了他在智力上、社会上和军事上的睿智。”面对这样的情况，斯密认为，在当时的文明社会里，多样的分工为有闲阶级提高领悟力提供了分析研究的对象，提升了他们的心智水平，从而使他们的智能变得异常敏锐，异常广泛。国家要更加重视对普通人民进行教育，使他们避免被激情和迷信所诱惑。要建立制度，培养普通人民的军事精神和尚武精神，实施宗教教育，避免因为劳动分工而缺乏对是非的判别能力，导致保家卫国精神和能力的丧失。 其五，道德教育。斯密认为，劳动分工的基础是自利。正如有学者分析的那样，斯密的自利不同于现代社会的物质利益最大化，斯密的自利是受神圣公正原则所约束的。斯密的劳动分工包含着合作互利的道德诉求。其具体体现：一是斯密认为自利就是互利和他利。斯密指出，得到别人帮助有两种主要的方式：一依靠他人自利，二依靠他人仁慈，相较而言，自利比仁慈更能如愿以偿。他说：“人几乎总是需要他的同胞帮助，单凭人们的善意，他是无法得到这些帮助。如果他能诉诸他们的自利心，向他们表明，他要求他们所做的事情是对他们有好处的，那他就更有可能如愿以偿。”二是斯密的自利概念是有道德约束的。斯密的自利有特殊的道德限定。根据斯密《道德情操论》的看法，个体的自利不能为了获得健康、财富、地位和名声，而损害肉体和精神上的宁静和舒适，自利要以自爱、自律、勤劳、诚实、公平、正义感、勇气、谦逊、公共精神以及公共道德等品质为基础。因此，相对于百无禁忌的现代社会而言，盎格鲁—撒克逊职教模式的基础对自利有着道德约束，自利的道德要求在盎格鲁—撒克逊职教模式中隐而不显，其实却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常常被人所忽略。
总之，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是包含多个方面内容、有机联系的一个整体，简单地抓住其中的一个方面，或宣扬劳动分工理论的去技能化，或美化劳动分工的重大作用，或无视劳动分工的内在道德要求，以此作为职业教育的指导原则，可能并不符合斯密的本意。
二、对行会和学徒制的批评
根据斯密的论述，当时欧洲行会控制的学徒制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学徒期限过长，是对劳动所有权和财产所有权的破坏，是对自由贸易的破坏。具体表现为：
其一，为了少数人的利益。当时欧洲有的行会规定了在一定时期内所带的学徒数目，违者罚款，从而使从业人数少于准备进入行业的人数。同时还设置了诸如只有在该地区有师傅资格的人手下当过学徒，才能在该地区从事这一行业。控制行业人员的目的，并非是出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是出于少数个体自身利益的需要。一些行业通过限制行业人数和入行条件，“常常可以在许多年里，甚至整个行业里，使某些商品的市场价格保持在自然价格以上，使其中劳动工资和资本利润维持在自然比率略高的水平之上。”“或许只需要有五六个梳毛工，就能供给一千个纺工和织工的工作所需的毛纱。通过联合起来不招收学徒，他们不仅可以对这一职业实施垄断，而且还可以使整个毛纺织业处在附属于他们从而被他们奴役的地位，从而使他们自己的劳动价格被抬高到大大超出他们工作性质所要求的水平。”
其二，长时间学徒期限有负面作用。斯密认为，对于机械制造行业而言，7年的学徒期限过长了。长时间的学徒制不但不能提升学徒技能，反而带来了诸多的负面效应：一方面，长时间的学徒期限无法保障质量。要保证产品质量，防止欺诈，最好的方法是刻上纯度记号，附加检印，而不是看制作者的学徒期限。另一方面，无助于培养勤劳习惯。根据斯密的看法，一个人只有从勤劳中获益，得到报酬，才能获得动力，激励他继续勤劳。长时间的学徒制，让学徒在很长时间内不能从劳动中获得报酬和收益，因而会变得厌学和懒惰。再一方面，增加学习成本。即使学徒初期的笨拙会使师傅遭受损失，但是这样的损失与长时间的学徒工资相比，可能微不足道。一些职业技能根本无需长时间学习，学徒时间越长，学徒投入成本越高，工资可能越低，损失越大。
其三，限制劳动力自由流动。斯密仔细分析了当时英国关于新来成员取得户籍的各种法令与措施，有的要求交10英镑的房租，有的要求购买30英镑的世袭不动产，有的要求教区全体成员同意，有的要求雇佣期限满一年，有的要求颁发证书，等等。这些法令和措施的初衷是为了便利学徒获得户籍，但最终往往沦为教区原居民迫害外来劳动力的手段，使劳动力无法自由流动。在斯密看来，行会和学徒制规定了某些工作只有特定成员才能从事，这是对其他个体劳动权的剥夺。而个体劳动权是财产权的基础，当劳动权受到干扰和破坏时，劳动分工和自由交易就无从谈起。斯密曾经说过：“每一个人对他自己劳动的所有权是所有其他财产权的原始基础，是最神圣和不可侵犯的。”斯密认为，行业和学徒制的垄断，不但剥夺了穷人利用自己双手的正当劳动和技能获取生存资本，自食其力的权利，而且也妨碍了雇主的利益。“对于雇佣他是否合适的判断，肯定应当由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雇主去裁夺。法律制定者假装担心他们雇佣了不合适的人，显然是既无礼而又苛刻的。”
行会和学徒制是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形式。斯密的确反对少数人压榨多数人的行会和学徒制，反对无益于提升学徒勤劳品质、劳动技能的长时间的学徒期限，反对限制劳动力自由流通的行会和学徒的种种法规。但这仅仅是对行业和学徒制的批评，并不能得出斯密反对行会和学徒制的结论。
三、职业教育该由谁来负担
斯密关于教育投资的观点相对零散，笔者将其与现代职业教育关系较为密切的观点和分析罗列如下：
其一，职业教育应由谁投资。在斯密的眼中，教育具有公共属性，对社会是有利益的，是社会需要重点支持的领域。斯密指出，在自由的社会中，君主（政府）主要有三大功能：一是保家卫国；二是维护正义；三是从事公共事业。他说：“做一些公益性的工作、设立和维护一些公益性的机构，这些工作和机构，可能私人是不愿意出资建立和维护的。”但是若是因此得出斯密赞同因为职业教育有益于社会，教育设施和设备费就应由公共收入开支，则是有问题的。因为斯密又说：“可是，这笔费用如果由那些直接受到教育和宗教好处的人支付，或者由自以为有必要接受教育或宗教教育的人自发地出资支付，也是一样恰当，说不定还带有若干好处。”因此，既然职业教育有益于整个社会，同时也有益于个人。斯密的观点是，既可以是社会重点支持的领域，由社会投资，也可以由获得利益的人出资。
其二，投资的重心。斯密认为，职业教育是一种投资。他说：“可以把一个花费许多劳动和时间去接受教育，以便从事一种要求有特殊技巧和技术的职业的人，与这种昂贵的机器相比较。人们也必然会期待，他所学习的将来要去从事的工作的工资，要超过一般劳动的普通工资，才能补偿他所受教育的全部支出，至少还要带来同等价值的资本所带来的一般利润。” 在斯密的分析框架里，职业教育的投资至少有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类是能够直接为社会和个人带来利益的职业教育。对于许多技术与职业而言，既能够增进社会利益，又能使个人获益。对于这样的职业，国家只要制定规则，不多加干涉，个体因为有利可图，自然会勤加练习。对于这一类职业教育的投资，应该是由职业教育直接受益人出资维持为重点，如果还有欠缺，则可由公共投入加以补充。斯密说：“凡是有利于全社会的各种设施……，如果不能全由那些最直接获得好处的人维持，那么在大多数情况下，不足的金额就不能不由全社会一般性的收入弥补。”还有一类是虽然对国家有用，而且非常必要，但是对于个体却没有什么利益可图的。对于这类职业的从事者，不但应由公共收入投资，给予奖励，甚至应制定职业等级，加以激励。对于这一类职业教育，社会需要重点支持。斯密说：“如果全然没有公家的教育机构，那么，不是有相当需求的体系或者学科，或者说，按当时情形来说，不是特别必要的、特别有用的或特别流行的体系或学科，根本不会有人教授。”
其三，确定教育费用的依据。斯密认为，职业教育所需的费用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职业学习的难易程度。当时的欧洲把劳动分为两类，一类是技能劳动，如机械师、技工和制造业者；另一类是普通劳动，即农村劳工。斯密认为，两者工资的差别，并非是因为技能问题，而是教育的投资问题。对于普通劳动，主要依靠经验。农民就是普通劳动者，农民教育投资的特点是，在其被雇佣到操作简单业务期间，已经学会了复杂的劳动。在雇佣期间，无论在什么阶段，均能以自身劳动维持自身生活。因为普通劳动不需要特别的教育和培训，相对而言投资成本较小。熟练劳动者如机械师、技工和制造业者在教育上花了较大的投资，他们所得的工资要高于普通劳动者，主要是用于补偿他们的教育投资。斯密还提到第三类职业，如艺术家和自由职业，认为这些职业活动比熟练劳动还复杂，相对于熟练劳动，投资成本更高。“精巧艺术和自由职业（如画家、雕刻家、律师、医生）的教育更加冗长乏味和费用高昂。”因此，这些职业人员所得工资也应该更高，事实也是如此。二是投资回报的可能性。斯密认为，因为职业性质的不同，有的职业教育的投资与回报比较明确，主要是机械类的、制鞋的；但学法律则不一定，成功率几乎是1/20。因此，其所得的报酬不但要补偿巨额的教育费用，而且还要赔偿其余20人的教育费用。所以，那些成功率越低的职业，教育投资的成本越高，也就是教育费用越高。
其四，教师工资由谁支付。如上所述，对于那些对国家有益、对个人却没有什么利益可言的职业，应当以公共投资为重点。那么从事这类教育的教师工资是否可以由公家来支付？斯密的回答是否定的。斯密有个观点，即任何职业，大部分从业人员的努力程度与迫使他不得不努力的压力有关。如果人们的职业收入关系到自己的生存，为了不丢掉职业，他必然会非常努力认真地完成工作。这对于教师职业同样如此。他指出，教育费用需要削减，需要让普通的劳动者也有能力支付，这是对的。但是假如教师的工资全部由公共资金支付，教师到最后会变得不负责任。斯密举例说，由于牛津大学禁止教师接受学生的谢礼和学费，学生对教师失去了控制和监督的可能性，加上教师群体内部相互宽容包庇，“最近许多年来，牛津大学的一部分教授简直连表面上装作教师也不屑了。”当然，由学生直接支付教师工资也会产生诸多弊端，在此，斯密向我们展示的一个问题是教师的工资要与他的教学质量挂钩，迫使教师不得不为提高教学质量努力工作，这也是有其道理的。
四、启示
第一，要拓宽职业教育的视阈。可以简单地把斯密的职业教育思想分为两个部分：一是针对特定职业的教育，主要指专业技能和素质教育。斯密认为，专业素质和技能的教育也是开发个人天赋的重要手段；二是对特定专业之外的职业教育，一方面包括任何职业都需要的教育，如读写算的教育、几何学等应用科学的教育；另一方面是为弥补和消除劳动分工负面影响的教育，如国防军事教育、科学教育、宗教教育等等。我国当前的职业教育，重视的是针对特定职业的教育，对于特定专业之外的职业教育则重视不够。在我国高职教育的课程设置中，大学语文、高等数学、哲学等基础课程因为与特定专业联系不大，被逐一取消或者边缘化。这无论对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还是对于个人潜力的开发和身心健康，都是不利的。
第二，要重视职业教育的公平。行会和学徒制是职业教育的重要形式。行业和学徒制建立的理想目的是为了提高学徒的品质和技能，保障产品的质量。但是如果运用不当，可能会成为少数人剥削多数人，获取垄断利润的工具。这让我们看到了行业职业教育的两面性：一方面，行业职业教育可以提高劳动者素质和技能，提高产品质量，促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如果制度设置不合理，行业职业教育很可能沦为少数人谋求私利，剥削弱势群体的工具。职业教育当然有培养技能人才、促进经济发展的功能，但是也可能因为制度和政策方面的原因，成为少数人获取垄断利益的工具。特别是在当前，我国主张发挥行业作用、实行产教合作的背景下，更要注意政策和制度设置的公平性，避免这类现象的产生。
第三，要注重职业差异。斯密密切注意职业性质的差别。有的职业可以有精细的劳动分工，有的职业却很难；有的职业有建立学徒制的必要，有的职业却不一定；有的职业可以以个人投资为重心，有的职业却要以公共投资为主。这说明斯密始终坚持职业教育的时间、制度和方式要因职业性质而异。尽管斯密时代的一些职业在当前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根据职业属性设计职业教育的时间、制度和投资方式这一思想还是有其科学性和合理性的。在我国的高职教育中，简单地将所有职业学习时间定为3年，有的学校甚至规定所有专业必须要有1年的校外实践，这显然抹煞了职业之间的属性差别，并非是一种科学的设置，是需要加以改革和调整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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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恒）
关键词：亚当·斯密；劳动分工；自利；职业教育
中图分类号：G7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16）02-0092-05
亚当·斯密被誉为现代经济学之父，他的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名著《国富论》之中。在《国富论》中，有诸多直接讨论教育问题的章节。斯密是经济学家，他没有关于职业教育的系统理论，也无意于严格区分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但笔者认为，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对当时行会和学徒制一些做法的批评和对教育投资等方面的看法，对于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很有启发性。
一、劳动分工与职业教育
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为人所称道。他认为劳动分工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这一思想对英国职业教育的后续发展影响很大。有的学者认为英国职业教育之所以成为有别于德国“双元制”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与斯密经济学思想中所赞成的劳动分工的观点极有渊源。
由于斯密在《国富论》中主要通过对某些特别制造业（制针）劳动分工的分析，推演出分工在社会一般业务上的进步作用，使一般人认为，斯密所主张的分工，都是类似于制造业中的劳动分工，从而导致了职业的去技能化，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学校职业教育和理论教育的必要性。这是有悖于事实的。斯密的劳动分工至少有三类：第一类是因客观条件的不同而进行的自然的、被动的和自发的分工，如制造业与农业、渔业和林业的分工。这样的分工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自然地理原因，二是季节时间原因。第二类是指哲学家、艺术家、律师和医生等自由职业者的工作，由于工作的性质很难进行流水线的劳动分工，劳动依然具有复杂性，依然需要专门的学校教育。第三类是流水作业的劳动分工，主要指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主动地将某一生产过程（如制针）人为地分解成若干道不同的程序，进行流水作业，即使是从事这类职业的工人，在斯密看来，也要接受基本的读写算、机械与几何等初步知识和必要的道德教育。无论如何，对亚当·斯密的职业教育思想是去技能化、去理论化的指责并非完全正确。按照斯密对劳动分工的分析，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具体内容和要求如下：
其一，针对性强。针对性强主要指的是流水作业的劳动分工。斯密举例说，没有练习过制针的经验丰富的铁匠，一天最多只能制造二三百枚，而且质量不佳，但几个以制针为业的青年，每人每天却能制造二三千枚。这说明了职业教育要有针对性。铁匠的专业活动过于宽泛，缺乏针对性，因而效率不高。按针对性越强效率越高的原则，最终可能只要求劳动者掌握整个工作流程中的某一环节和某一部分的程序，达到相当熟练的程度就可以了。斯密说：“制造一枚针或金属钮扣可以再划分成不同的操作，所有这些操作都更简单，一生惟一的职业就是从事这种操作的人，其熟练程度常常很高。”
其二，有用至上。斯密的“有用”体现在两个层面上：一是对个人的职业发展有用。任何职业人都要接受读写算的教育和应用科学等教育，因为这是从事任何职业都需要的。相反，拉丁语学习可以取消，因为使用并不普遍。儿童必须要接受几何与机械学的教育，也是因为几乎所有的职业都会用到。斯密说：“（几何和机械学）这些原理是最高尚最有用的科学的必要入门知识。”二是对国家稳定发展有用。斯密指出，对于普通人民（包括职业人），除了特定职业相关的教育之外，还要求接受军事和体育上的教育与训练。斯密认为，教育和知识可以使上级和下级之间获得更多的相互尊重，避免迷信和激情导致的精神紊乱。教育和知识是越多越好，对国家发展好处也越多，“人民受了教育，国家会受益匪浅”。
其三，注重差异。特定制造业（如制针）操作工人的职业教育技能训练的目标，主要偏重于熟练程度和灵活性，只要有足够的时间练习即可；劳动分工将复杂的劳动简单化，操作者只要按照规则办事即可，无需有自身的创新，更不用多少理论知识的支持。这就大大缩短了职业教育所需要的时间和程序，提高了效率。但斯密并非认为所有的职业都是如此，与可分解成不同程序、形成劳动分工的制造业相比，精巧的艺术（画家和雕刻家）、自由职业（律师和医生）、药剂师等职业无法进行简单流水作业劳动，仍有一定的复杂性，需要更长时间的学习和接受学校教育。同时，他还指出，农业劳动与制鞋和机械作业有所不同，制造业多多少少要经历学徒和培训，但农业是普通劳动，不需要前期的培训和学习，可以直接通过边工作边学习。
其四，开发天赋。斯密认为，个人的差别主要是由劳动分工所造成的。他说，人们的天赋资质差别不大，之所以会有差异，更多是因为劳动分工的结果。劳动分工“鼓励了每一个人从事一种专门的职业，并培养和完善他可能具有的从事这一职业的才能或天赋”。斯密认识到长期从事某一职业会给个体身心发展造成不良影响。劳动分工使“一个人把一生消磨在少数的简单操作上，从而形成几乎同一的结果，他不会有提升理解力、利用新发明克服困难的尝试机会。久而久之，他没有了勤劳的习惯，变得愚昧无知。他的精神迟钝，没有能力领会或参加一切合理的谈话，也没有能力拥有宽宏、优雅和温顺的气质，对于日常生活上的义务，也无法做出合适的判断。对于宽泛的国家利益，更是无法辨别。……这样，他获得了特殊职业上的熟练技巧，但牺牲了他在智力上、社会上和军事上的睿智。”面对这样的情况，斯密认为，在当时的文明社会里，多样的分工为有闲阶级提高领悟力提供了分析研究的对象，提升了他们的心智水平，从而使他们的智能变得异常敏锐，异常广泛。国家要更加重视对普通人民进行教育，使他们避免被激情和迷信所诱惑。要建立制度，培养普通人民的军事精神和尚武精神，实施宗教教育，避免因为劳动分工而缺乏对是非的判别能力，导致保家卫国精神和能力的丧失。 其五，道德教育。斯密认为，劳动分工的基础是自利。正如有学者分析的那样，斯密的自利不同于现代社会的物质利益最大化，斯密的自利是受神圣公正原则所约束的。斯密的劳动分工包含着合作互利的道德诉求。其具体体现：一是斯密认为自利就是互利和他利。斯密指出，得到别人帮助有两种主要的方式：一依靠他人自利，二依靠他人仁慈，相较而言，自利比仁慈更能如愿以偿。他说：“人几乎总是需要他的同胞帮助，单凭人们的善意，他是无法得到这些帮助。如果他能诉诸他们的自利心，向他们表明，他要求他们所做的事情是对他们有好处的，那他就更有可能如愿以偿。”二是斯密的自利概念是有道德约束的。斯密的自利有特殊的道德限定。根据斯密《道德情操论》的看法，个体的自利不能为了获得健康、财富、地位和名声，而损害肉体和精神上的宁静和舒适，自利要以自爱、自律、勤劳、诚实、公平、正义感、勇气、谦逊、公共精神以及公共道德等品质为基础。因此，相对于百无禁忌的现代社会而言，盎格鲁—撒克逊职教模式的基础对自利有着道德约束，自利的道德要求在盎格鲁—撒克逊职教模式中隐而不显，其实却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常常被人所忽略。
总之，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是包含多个方面内容、有机联系的一个整体，简单地抓住其中的一个方面，或宣扬劳动分工理论的去技能化，或美化劳动分工的重大作用，或无视劳动分工的内在道德要求，以此作为职业教育的指导原则，可能并不符合斯密的本意。
二、对行会和学徒制的批评
根据斯密的论述，当时欧洲行会控制的学徒制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学徒期限过长，是对劳动所有权和财产所有权的破坏，是对自由贸易的破坏。具体表现为：
其一，为了少数人的利益。当时欧洲有的行会规定了在一定时期内所带的学徒数目，违者罚款，从而使从业人数少于准备进入行业的人数。同时还设置了诸如只有在该地区有师傅资格的人手下当过学徒，才能在该地区从事这一行业。控制行业人员的目的，并非是出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是出于少数个体自身利益的需要。一些行业通过限制行业人数和入行条件，“常常可以在许多年里，甚至整个行业里，使某些商品的市场价格保持在自然价格以上，使其中劳动工资和资本利润维持在自然比率略高的水平之上。”“或许只需要有五六个梳毛工，就能供给一千个纺工和织工的工作所需的毛纱。通过联合起来不招收学徒，他们不仅可以对这一职业实施垄断，而且还可以使整个毛纺织业处在附属于他们从而被他们奴役的地位，从而使他们自己的劳动价格被抬高到大大超出他们工作性质所要求的水平。”
其二，长时间学徒期限有负面作用。斯密认为，对于机械制造行业而言，7年的学徒期限过长了。长时间的学徒制不但不能提升学徒技能，反而带来了诸多的负面效应：一方面，长时间的学徒期限无法保障质量。要保证产品质量，防止欺诈，最好的方法是刻上纯度记号，附加检印，而不是看制作者的学徒期限。另一方面，无助于培养勤劳习惯。根据斯密的看法，一个人只有从勤劳中获益，得到报酬，才能获得动力，激励他继续勤劳。长时间的学徒制，让学徒在很长时间内不能从劳动中获得报酬和收益，因而会变得厌学和懒惰。再一方面，增加学习成本。即使学徒初期的笨拙会使师傅遭受损失，但是这样的损失与长时间的学徒工资相比，可能微不足道。一些职业技能根本无需长时间学习，学徒时间越长，学徒投入成本越高，工资可能越低，损失越大。
其三，限制劳动力自由流动。斯密仔细分析了当时英国关于新来成员取得户籍的各种法令与措施，有的要求交10英镑的房租，有的要求购买30英镑的世袭不动产，有的要求教区全体成员同意，有的要求雇佣期限满一年，有的要求颁发证书，等等。这些法令和措施的初衷是为了便利学徒获得户籍，但最终往往沦为教区原居民迫害外来劳动力的手段，使劳动力无法自由流动。在斯密看来，行会和学徒制规定了某些工作只有特定成员才能从事，这是对其他个体劳动权的剥夺。而个体劳动权是财产权的基础，当劳动权受到干扰和破坏时，劳动分工和自由交易就无从谈起。斯密曾经说过：“每一个人对他自己劳动的所有权是所有其他财产权的原始基础，是最神圣和不可侵犯的。”斯密认为，行业和学徒制的垄断，不但剥夺了穷人利用自己双手的正当劳动和技能获取生存资本，自食其力的权利，而且也妨碍了雇主的利益。“对于雇佣他是否合适的判断，肯定应当由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雇主去裁夺。法律制定者假装担心他们雇佣了不合适的人，显然是既无礼而又苛刻的。”
行会和学徒制是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形式。斯密的确反对少数人压榨多数人的行会和学徒制，反对无益于提升学徒勤劳品质、劳动技能的长时间的学徒期限，反对限制劳动力自由流通的行会和学徒的种种法规。但这仅仅是对行业和学徒制的批评，并不能得出斯密反对行会和学徒制的结论。
三、职业教育该由谁来负担
斯密关于教育投资的观点相对零散，笔者将其与现代职业教育关系较为密切的观点和分析罗列如下：
其一，职业教育应由谁投资。在斯密的眼中，教育具有公共属性，对社会是有利益的，是社会需要重点支持的领域。斯密指出，在自由的社会中，君主（政府）主要有三大功能：一是保家卫国；二是维护正义；三是从事公共事业。他说：“做一些公益性的工作、设立和维护一些公益性的机构，这些工作和机构，可能私人是不愿意出资建立和维护的。”但是若是因此得出斯密赞同因为职业教育有益于社会，教育设施和设备费就应由公共收入开支，则是有问题的。因为斯密又说：“可是，这笔费用如果由那些直接受到教育和宗教好处的人支付，或者由自以为有必要接受教育或宗教教育的人自发地出资支付，也是一样恰当，说不定还带有若干好处。”因此，既然职业教育有益于整个社会，同时也有益于个人。斯密的观点是，既可以是社会重点支持的领域，由社会投资，也可以由获得利益的人出资。
其二，投资的重心。斯密认为，职业教育是一种投资。他说：“可以把一个花费许多劳动和时间去接受教育，以便从事一种要求有特殊技巧和技术的职业的人，与这种昂贵的机器相比较。人们也必然会期待，他所学习的将来要去从事的工作的工资，要超过一般劳动的普通工资，才能补偿他所受教育的全部支出，至少还要带来同等价值的资本所带来的一般利润。” 在斯密的分析框架里，职业教育的投资至少有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类是能够直接为社会和个人带来利益的职业教育。对于许多技术与职业而言，既能够增进社会利益，又能使个人获益。对于这样的职业，国家只要制定规则，不多加干涉，个体因为有利可图，自然会勤加练习。对于这一类职业教育的投资，应该是由职业教育直接受益人出资维持为重点，如果还有欠缺，则可由公共投入加以补充。斯密说：“凡是有利于全社会的各种设施……，如果不能全由那些最直接获得好处的人维持，那么在大多数情况下，不足的金额就不能不由全社会一般性的收入弥补。”还有一类是虽然对国家有用，而且非常必要，但是对于个体却没有什么利益可图的。对于这类职业的从事者，不但应由公共收入投资，给予奖励，甚至应制定职业等级，加以激励。对于这一类职业教育，社会需要重点支持。斯密说：“如果全然没有公家的教育机构，那么，不是有相当需求的体系或者学科，或者说，按当时情形来说，不是特别必要的、特别有用的或特别流行的体系或学科，根本不会有人教授。”
其三，确定教育费用的依据。斯密认为，职业教育所需的费用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职业学习的难易程度。当时的欧洲把劳动分为两类，一类是技能劳动，如机械师、技工和制造业者；另一类是普通劳动，即农村劳工。斯密认为，两者工资的差别，并非是因为技能问题，而是教育的投资问题。对于普通劳动，主要依靠经验。农民就是普通劳动者，农民教育投资的特点是，在其被雇佣到操作简单业务期间，已经学会了复杂的劳动。在雇佣期间，无论在什么阶段，均能以自身劳动维持自身生活。因为普通劳动不需要特别的教育和培训，相对而言投资成本较小。熟练劳动者如机械师、技工和制造业者在教育上花了较大的投资，他们所得的工资要高于普通劳动者，主要是用于补偿他们的教育投资。斯密还提到第三类职业，如艺术家和自由职业，认为这些职业活动比熟练劳动还复杂，相对于熟练劳动，投资成本更高。“精巧艺术和自由职业（如画家、雕刻家、律师、医生）的教育更加冗长乏味和费用高昂。”因此，这些职业人员所得工资也应该更高，事实也是如此。二是投资回报的可能性。斯密认为，因为职业性质的不同，有的职业教育的投资与回报比较明确，主要是机械类的、制鞋的；但学法律则不一定，成功率几乎是1/20。因此，其所得的报酬不但要补偿巨额的教育费用，而且还要赔偿其余20人的教育费用。所以，那些成功率越低的职业，教育投资的成本越高，也就是教育费用越高。
其四，教师工资由谁支付。如上所述，对于那些对国家有益、对个人却没有什么利益可言的职业，应当以公共投资为重点。那么从事这类教育的教师工资是否可以由公家来支付？斯密的回答是否定的。斯密有个观点，即任何职业，大部分从业人员的努力程度与迫使他不得不努力的压力有关。如果人们的职业收入关系到自己的生存，为了不丢掉职业，他必然会非常努力认真地完成工作。这对于教师职业同样如此。他指出，教育费用需要削减，需要让普通的劳动者也有能力支付，这是对的。但是假如教师的工资全部由公共资金支付，教师到最后会变得不负责任。斯密举例说，由于牛津大学禁止教师接受学生的谢礼和学费，学生对教师失去了控制和监督的可能性，加上教师群体内部相互宽容包庇，“最近许多年来，牛津大学的一部分教授简直连表面上装作教师也不屑了。”当然，由学生直接支付教师工资也会产生诸多弊端，在此，斯密向我们展示的一个问题是教师的工资要与他的教学质量挂钩，迫使教师不得不为提高教学质量努力工作，这也是有其道理的。
四、启示
第一，要拓宽职业教育的视阈。可以简单地把斯密的职业教育思想分为两个部分：一是针对特定职业的教育，主要指专业技能和素质教育。斯密认为，专业素质和技能的教育也是开发个人天赋的重要手段；二是对特定专业之外的职业教育，一方面包括任何职业都需要的教育，如读写算的教育、几何学等应用科学的教育；另一方面是为弥补和消除劳动分工负面影响的教育，如国防军事教育、科学教育、宗教教育等等。我国当前的职业教育，重视的是针对特定职业的教育，对于特定专业之外的职业教育则重视不够。在我国高职教育的课程设置中，大学语文、高等数学、哲学等基础课程因为与特定专业联系不大，被逐一取消或者边缘化。这无论对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还是对于个人潜力的开发和身心健康，都是不利的。
第二，要重视职业教育的公平。行会和学徒制是职业教育的重要形式。行业和学徒制建立的理想目的是为了提高学徒的品质和技能，保障产品的质量。但是如果运用不当，可能会成为少数人剥削多数人，获取垄断利润的工具。这让我们看到了行业职业教育的两面性：一方面，行业职业教育可以提高劳动者素质和技能，提高产品质量，促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如果制度设置不合理，行业职业教育很可能沦为少数人谋求私利，剥削弱势群体的工具。职业教育当然有培养技能人才、促进经济发展的功能，但是也可能因为制度和政策方面的原因，成为少数人获取垄断利益的工具。特别是在当前，我国主张发挥行业作用、实行产教合作的背景下，更要注意政策和制度设置的公平性，避免这类现象的产生。
第三，要注重职业差异。斯密密切注意职业性质的差别。有的职业可以有精细的劳动分工，有的职业却很难；有的职业有建立学徒制的必要，有的职业却不一定；有的职业可以以个人投资为重心，有的职业却要以公共投资为主。这说明斯密始终坚持职业教育的时间、制度和方式要因职业性质而异。尽管斯密时代的一些职业在当前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根据职业属性设计职业教育的时间、制度和投资方式这一思想还是有其科学性和合理性的。在我国的高职教育中，简单地将所有职业学习时间定为3年，有的学校甚至规定所有专业必须要有1年的校外实践，这显然抹煞了职业之间的属性差别，并非是一种科学的设置，是需要加以改革和调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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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