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模式不应向行政力量、向错误的经济政策臣服
　　
　　后金融危机时代，以温州模式为代表的中国民营经济成为成本承担者。一些人为温州模式的垮台叫好，认为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必须支付的成本。
　　这种模糊而有害的认识将成为中国市场发展的绊脚石，把温州这个中国难得一见的草根市场经济打入地狱，无法让中国的整体市场经济升入天堂。
　　温州目前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21世纪经济报道》连日赴温州实地调查，结果显示，虽然目前温州尚未出现大面积的企业倒闭潮，但广大温州企业生存状况正陷入多年来的最低谷。
　　温州官方的多项调查显示，2011年前3个月，温州眼镜、打火机、制笔、锁具等35家主要出口导向型企业利润同比下降约30%，亏损面占1/4多；全市企业的一项抽样调查显示，认为当前资金吃紧的企业占到42.9%。不管是否承认，温州经济面临一劫，制造业的转移不可避免。
　　温州民间经济固然需要反省、需要突破，但诱导温州民间资金走向市场的体制更需要改革。
　　温州模式垮台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倒退。
　　温州的民间资金进入实体经济的路径遭到封堵。先在山西煤炭重组过程中被围剿铩羽而归，后是武汉洪湖农业领域被排斥。在新旧三十六条为民企打开实体领域的理论空间后，现实中民企遭遇更厚更亮的玻璃窗。
　　温州民间资金并不缺乏，据初步统计有6000亿到8000亿元人民币之巨，这部分资金不愿意进入实体企业，而是以资本与货币市场投资的方式进入了楼市、股市与期货市场，任何具有金融色彩的领域都有温州资金的影子。
　　发展金融是温州市谋求的突围之路。温州市市长陈一德曾表示，面对6000亿元温州民间资本，政府服务相对滞后，市政府将为温州金融发展搭建平台，提供金融创新，推动温州基金、债券等市场发展。未来3年，温州将推出30家上市公司。而在去年6月，温州市政府牵头成立了全国首个地级风险投资研究院。
　　资金进入金融行业没什么不好，问题在于放弃了自身的特色，转而以向行政倡导模式看齐的方法进入金融行业，有可能进入劣质生存状态。
　　温州民间金融虽然从未正名正身，但总体而言，温州的金融值得骄傲。建立在熟人社会信用体制上的金融业坏账率极低，银行之所以热衷在温州等地开设金融分支机构，充足的资金与可靠的信用，两者不可或缺。
　　但温州的民间金融从未在民间开放的基础上得到规范，政府所认可的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与其他地区一样，成为高利贷金融的另一个注脚。
　　在庞氏骗局的边缘游走的“小姑娘们”、“吴英们”在严厉的制裁下，不可能有成长为金融家的机会。温州民间金融模式在低水平的重复中成为草根杂乱的象征，有了根除的理由。
　　如今温州金融改弦更张，舍弃自己的民间金融特色，转而追求LP式的风险投资，不过是将他人的模式套用到了自己身上，尺寸不合。可以想象，温州会像无数地方政府一样，追求风险投资公司的数量、追求上市指标，与其他地区以同一逻辑抢夺同样的市场。
　　如果加强监管而放松市场准入，我们可能拥有了新型的温州经济，让有眼光有实力的温州企业家并购其他企业，企业效率将更高；让有眼光的温州风险投资者发掘诚信而高效的公司，中国的风险投资不会成为证券市场二级投资者的伤心地；让温州商人找到新的品牌乐土，中国的科技与品牌之路可能更顺畅。
　　以温州商人在泥潭里打滚为代价，就能走出中国市场经济新路？大错特错。温州企业受到高成本、高污染的困扰，实体经济转移的目的地中西部地区难道就能摆脱高污染、低成本的宿命？这是臆语。
　　让温州模式在发挥自身特色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而不是向行政力量、向错误的经济政策臣服，才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