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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发展面临的危机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问题，在直面它的同时，我们会发现，这不是一个单纯孤立的经济现象，而是与国际国内的经济势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比如我国的经济的对外依存度、生产资料价格的攀升、宏观经济调控……
金融霸权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2008年8月5日，国家统计局发表的经济述评称，目前，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已超过60%，因而，国外市场价格能够比较快地通过传导引起国内价格的变动。我国是第二大石油消费国，石油对外依存度接近50%，所以国际原油价格暴涨对我国的经济影响更大。
“对外依存度”又称外贸系数，在国际贸易中通常用来衡量一国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及该国加入国际分工、世界市场的广度和深度。根据库兹涅茨的理论，一国的经济规模是决定其外贸依存度的首要因素。小国由于人口、资源等限制，经济发展受外部市场和资金的影响较大。比如，新加坡的对外依存度高达300%，而美国，从上世纪70年代到现在，其对外依存度基本保持在16%左右。近年来，我国对外依存度一度飙升到70%，成为世界上唯一具有小国外贸依存特征的大国。
对于一个日益开放的国家来说，对外依存度的提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面对依存度攀升过快、系数过高所带来的诸多风险和问题，我国也应该时刻保持警惕。特别是警惕来自发达国家的金融霸权和危机转嫁。
金融霸权已成为目前危害发展中国家经济运行的最大威胁。
金融霸权主要指的就是中心国的铸币特权，以及借助铸币特权进行的国际剥削。这段时间，美国次债危机持续延烧，经济衰退的阴影若隐若现，通过美元贬值来刺激经济增长无疑是一个重要选择。由于美国外贸依存度较低，对美国来说，美元贬值并不会导致本国“输入型通货膨胀”，但美元贬值所推升的能源、原材料、粮食价格不断上涨，对于外贸依存度较高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来说，则是一个噩梦。美元贬值之下，外贸依存度全球第一、与美国关系密切的新加坡就首当其冲，其通胀水平出现了25年来的最高纪录。至于发展中国家的我国，无疑也深受其害。
利用美元的霸权地位，通过印刷美钞来弥补赤字，将通货膨胀或经济危机转嫁给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以维持国民经济的平衡，这是多年来美国转嫁经济危机的不二法门。尽管从理论上来讲，目前的人民币升值有利于抑制输入型通货膨胀。但是，这个结论有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在国际能源价格大幅攀升、美元贬值的情况下，人民币升值只不过使这些进口产品的人民币计价有所下降，而不是价格的下降。而美元利用他国的外贸依存度，不仅获得了数额巨大的铸币税，还通过美元的贬值来减轻外债负担，刺激出口。
单纯从金融学的角度出发，要避免金融霸权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首选是阻断剥削的渠道。即在本国经济尚不能有效抵御外部冲击时，不过早地开放本国金融市场，而是进行适度的资本管制。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输入型通货膨胀本质是开放型经济的产物。因此，要抵御金融霸权，作为大国，更应该推进市场多元化进程，规避主要贸易伙伴国家经济波动带来的风险，同时，减少能源安全隐患，扩大内需。政府和企业也要在市场中成熟起来，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从追求对外贸易总额的增长转变为追求利润最大化，提高自身抵抗他国霸权的能力。
CPI背离PPI的隐忧
9月11日，国家统计局发布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和固定资产投资等数据。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就是CPI同比上涨4.9%，这是14个月以来CPI涨幅首次降到5%以下。但与此同时，另外一个重要的国民经济运行数据——工业品出厂价格，也就是PPI的涨幅却达到了惊人的10.1%，是自1996年以来的最高涨幅。数据公布当天，股市遭到重创，沪深股市分别暴跌5.21%和5.64%。
各种实证研究表明，PPI和CPI不仅仅具有相关性，而且是一种线性相关性，PPI的变动，一定会影响CPI的变动；不过，PPI对CPI的影响有明显的滞后期，两者呈正相关的关系。
现在，两个指标却背道而驰，PPI高位上行，而CPI却小幅下挫，二者之间的“剪刀差”，是1996年以来最大的一次。PPI的高涨没有传导给CPI，即上游工业产品的价格变动无法通过正常的渠道传导给下游消费者，工业产品增加的那部分成本或被企业自行消化了，或在产业内部，上游企业正在蚕食下游企业的利润。
据报道，此次PPI主要是由国际大宗原材料进口价格推升的，比如原油、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煤炭、化工原料等国际大宗原材料价格的普遍上涨。上游企业的价格变动，下游企业却只能成为被动接受者，这意味着，作为生产资料供给者的上游企业，正在蚕食作为生活资料供给者的下游企业的利润。如果下游企业将这部分成本自行消化，无疑，将对下游企业的盈利造成巨大影响。
而我们所关注的中国中小企业正是属于下游企业。PPI持续"高温"，对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成本上升带来了巨大影响。在未来，有两种可能性:
其一，PPI背离CPI只是暂时的偶然现象。一旦下游企业调整过来，PPI势必将通货膨胀转嫁给CPI，下一轮CPI仍将继续上行。
其二，由于国家对消费品价格的管制，导致下游企业无法按市场规律提高消费品价格，或者，当前是买方市场，不允许下游企业提高消费品价格。
不管怎么样，这都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换句话说，PPI与CPI之间的价格背离，显示出了生产过剩的隐忧，一旦这种现象长期存在，中国经济或将可能面临通货紧缩的风险。
从2002年到现在，一方面，地方政府在为了更多地创造GDP，都选择了比较宽松的投资环境，从中央到地方，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更是为投资过热大开了方便之门，形成了庞大的工业产能；另一方面，受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我国制造业的出口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买方市场的现实存在，令下游厂家很难将PPI上游带来的成本反映到价格上。下游企业“打掉牙齿往肚里咽”，必将使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受到影响，投资热情降低，并最终出现通货紧缩。
中国股市的信心和信用
除了受国际经济形势特别是美国次级贷危机的影响外，事实上，我国经济也由于自身的原因开始进入调整时期。股市的一大功能是融资功能，然而，当A股市场连绵不绝的深幅调整、投资者对经济可持续发展信心的逐渐缺失，一些IPO新股及增发股票相继跌破发行价时，我国股市的融资功能面临严峻考验。
股市指数的表现通常具有“二八效应”，20%由基本面决定，80%由情绪面决定。显然，信心，是股市的脊梁。
股市信心的缺失，并由此带来市场持续低迷，在我看来，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股民对上市公司失望。股民投资股市，将自己的积蓄交给上市公司打理，这是基于对这个公司的高度信任。但在中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诚信问题，绝少有上市公司在信息披露上，能够真正做到真实、及时、完整和规范。事实上，对涉嫌丑闻的公司股票和债券，股民总是会毫不留情地抛售，历史的经验一再表明，资本市场也是建立在诚信的基础上，维护投资者的信心，同积极创造未来的现金流入同样重要。而且，我们的上市公司向来只顾圈钱，不图“回报”，多年来，有几个上市公司进行过现金派息，又有多少公司甚至从没有分配过利润？
第二，管理层失信于民，股民对监管者失去信心。股市的低迷，与其说是对未来经济前景的悲观，不如说，是对监管者的能力与品质的怀疑。目前，大小非问题是A股市场的主要矛盾。不断有经济学家指出，大小非是深沪股市暴跌主因，在“大小非”问题解决之前，哪怕经济周期性因素改观，经济和盈利前景回升，股市出现反弹，这种反弹也很难长期持续下去。但令人遗憾的是，监管层就是不敢正视大小非，出台的政策总是半截子式，治标不治本。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股市并不久远的历史上，“消息市”几乎贯穿始终，有资料显示，约73.5%的证券机构坦承我国证券市场的内幕交易行为非常普遍，可内幕交易的查处，特别是刑事责任的认定，多年来寥寥无几。
另一方面，证券市场的监管政出多头，干预太多，政策市的存在，使得中国股市变成了一个“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怪胎。
著名法学家史际春在谈到中国股市时指出，中国股市存在的，不是什么制度结构性问题，而是社会本身的问题，如社会信用水平低，社会成员普遍缺乏角色和信托意识、企业治理的幼稚、政府管理简单粗暴。
诚哉斯言，先有信用经济，才会有信心经济。如果说信心是支撑股市持续健康发展的骨骼，那么，信用就是组成这根骨骼的内在化学元素。而政府的一切监管和宏观调控措施，目的就在于重拯信用，激发民众的经济信心，使人们的预期向好。■
链接：政策推动期盼回暖
为帮助解决中小企业发展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中央财政今年以来明确了六大政策，安排中小企业专项资金35.1亿元，有力地支持了中小企业健康发展。
首先要发挥政策导向作用，促进中小企业转变发展方式。引导中小企业转变发展方式是中央财政出台扶持政策的最终目标。按照国家产业政策要求，中央财政加大并引导地方财政增加对中小企业发展的投入。今年中央财政安排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5亿元，增长25%，重点支持其采用新技术、新工艺，促进产业升级，推进产业转移和实施节能减排。中央今年安排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12亿元，重点支持生产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的中小企业拓展国际市场，取得国际相关资格论证。今年中央还安排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及平台式服务体系补助资金1.1亿元，鼓励中小企业购买行业先进、共性、适用技术。
二是完善科技创新政策体系，支持中小企业创业和技术创新。今年中央财政安排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14亿元，同比增长27.3%。通过无偿资助、贷款贴息、资本金投入等方式，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培育和支持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公共技术服务的中介机构，引导创业投资机构向处于初创期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投资。中央还安排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3亿元，用于支持中小企业农业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支持范围覆盖了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畜牧水产、林果生态节水、农产品加工、农业装备与信息等农业产前、产中、产后多个领域。
三是促进信用担保体系建设，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环境。中小企业的发展离不开融资环境的改善，财政部明确将促进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的建设，中央财政继续大力支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发展，引导金融机构开展小额担保信贷业务。
四是实施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从今年起，新《企业所得税法》及《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实施，对内外资企业统一实行25%的所得税税率。为减轻小企业负担，对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减按2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对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对创业投资企业从事国家需要重点扶持和鼓励的创业投资，可以按照其投资额的一定比例抵扣应纳税所得额。这些税收优惠政策为中小企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为解决中小企业相对集中的纺织、服装企业的实际困难，今年8月财政部对纺织品、服装的出口退税率由11%提高到13%，半年增加退税100亿元左右。
五是完善政府采购制度，拓宽中小企业市场空间。《中小企业政府采购管理办法》将于近期出台，以加快开展中小企业产品和服务政府采购工作，推动各级政府将政府采购资金向中小企业倾斜。
六是清理行政事业性收费，减轻中小企业负担。目前，有关部门正全面清理和检查对中小企业的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基金），整顿和取消涉及企业的不合理收费（基金）。从2008年9月1日起，全国统一停止征收个体工商户管理费和集贸市场管理费，减轻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负担。（宗河）
金融霸权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2008年8月5日，国家统计局发表的经济述评称，目前，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已超过60%，因而，国外市场价格能够比较快地通过传导引起国内价格的变动。我国是第二大石油消费国，石油对外依存度接近50%，所以国际原油价格暴涨对我国的经济影响更大。
“对外依存度”又称外贸系数，在国际贸易中通常用来衡量一国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及该国加入国际分工、世界市场的广度和深度。根据库兹涅茨的理论，一国的经济规模是决定其外贸依存度的首要因素。小国由于人口、资源等限制，经济发展受外部市场和资金的影响较大。比如，新加坡的对外依存度高达300%，而美国，从上世纪70年代到现在，其对外依存度基本保持在16%左右。近年来，我国对外依存度一度飙升到70%，成为世界上唯一具有小国外贸依存特征的大国。
对于一个日益开放的国家来说，对外依存度的提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面对依存度攀升过快、系数过高所带来的诸多风险和问题，我国也应该时刻保持警惕。特别是警惕来自发达国家的金融霸权和危机转嫁。
金融霸权已成为目前危害发展中国家经济运行的最大威胁。
金融霸权主要指的就是中心国的铸币特权，以及借助铸币特权进行的国际剥削。这段时间，美国次债危机持续延烧，经济衰退的阴影若隐若现，通过美元贬值来刺激经济增长无疑是一个重要选择。由于美国外贸依存度较低，对美国来说，美元贬值并不会导致本国“输入型通货膨胀”，但美元贬值所推升的能源、原材料、粮食价格不断上涨，对于外贸依存度较高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来说，则是一个噩梦。美元贬值之下，外贸依存度全球第一、与美国关系密切的新加坡就首当其冲，其通胀水平出现了25年来的最高纪录。至于发展中国家的我国，无疑也深受其害。
利用美元的霸权地位，通过印刷美钞来弥补赤字，将通货膨胀或经济危机转嫁给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以维持国民经济的平衡，这是多年来美国转嫁经济危机的不二法门。尽管从理论上来讲，目前的人民币升值有利于抑制输入型通货膨胀。但是，这个结论有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在国际能源价格大幅攀升、美元贬值的情况下，人民币升值只不过使这些进口产品的人民币计价有所下降，而不是价格的下降。而美元利用他国的外贸依存度，不仅获得了数额巨大的铸币税，还通过美元的贬值来减轻外债负担，刺激出口。
单纯从金融学的角度出发，要避免金融霸权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首选是阻断剥削的渠道。即在本国经济尚不能有效抵御外部冲击时，不过早地开放本国金融市场，而是进行适度的资本管制。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输入型通货膨胀本质是开放型经济的产物。因此，要抵御金融霸权，作为大国，更应该推进市场多元化进程，规避主要贸易伙伴国家经济波动带来的风险，同时，减少能源安全隐患，扩大内需。政府和企业也要在市场中成熟起来，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从追求对外贸易总额的增长转变为追求利润最大化，提高自身抵抗他国霸权的能力。
CPI背离PPI的隐忧
9月11日，国家统计局发布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和固定资产投资等数据。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就是CPI同比上涨4.9%，这是14个月以来CPI涨幅首次降到5%以下。但与此同时，另外一个重要的国民经济运行数据——工业品出厂价格，也就是PPI的涨幅却达到了惊人的10.1%，是自1996年以来的最高涨幅。数据公布当天，股市遭到重创，沪深股市分别暴跌5.21%和5.64%。
各种实证研究表明，PPI和CPI不仅仅具有相关性，而且是一种线性相关性，PPI的变动，一定会影响CPI的变动；不过，PPI对CPI的影响有明显的滞后期，两者呈正相关的关系。
现在，两个指标却背道而驰，PPI高位上行，而CPI却小幅下挫，二者之间的“剪刀差”，是1996年以来最大的一次。PPI的高涨没有传导给CPI，即上游工业产品的价格变动无法通过正常的渠道传导给下游消费者，工业产品增加的那部分成本或被企业自行消化了，或在产业内部，上游企业正在蚕食下游企业的利润。
据报道，此次PPI主要是由国际大宗原材料进口价格推升的，比如原油、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煤炭、化工原料等国际大宗原材料价格的普遍上涨。上游企业的价格变动，下游企业却只能成为被动接受者，这意味着，作为生产资料供给者的上游企业，正在蚕食作为生活资料供给者的下游企业的利润。如果下游企业将这部分成本自行消化，无疑，将对下游企业的盈利造成巨大影响。
而我们所关注的中国中小企业正是属于下游企业。PPI持续"高温"，对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成本上升带来了巨大影响。在未来，有两种可能性:
其一，PPI背离CPI只是暂时的偶然现象。一旦下游企业调整过来，PPI势必将通货膨胀转嫁给CPI，下一轮CPI仍将继续上行。
其二，由于国家对消费品价格的管制，导致下游企业无法按市场规律提高消费品价格，或者，当前是买方市场，不允许下游企业提高消费品价格。
不管怎么样，这都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换句话说，PPI与CPI之间的价格背离，显示出了生产过剩的隐忧，一旦这种现象长期存在，中国经济或将可能面临通货紧缩的风险。
从2002年到现在，一方面，地方政府在为了更多地创造GDP，都选择了比较宽松的投资环境，从中央到地方，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更是为投资过热大开了方便之门，形成了庞大的工业产能；另一方面，受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我国制造业的出口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买方市场的现实存在，令下游厂家很难将PPI上游带来的成本反映到价格上。下游企业“打掉牙齿往肚里咽”，必将使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受到影响，投资热情降低，并最终出现通货紧缩。
中国股市的信心和信用
除了受国际经济形势特别是美国次级贷危机的影响外，事实上，我国经济也由于自身的原因开始进入调整时期。股市的一大功能是融资功能，然而，当A股市场连绵不绝的深幅调整、投资者对经济可持续发展信心的逐渐缺失，一些IPO新股及增发股票相继跌破发行价时，我国股市的融资功能面临严峻考验。
股市指数的表现通常具有“二八效应”，20%由基本面决定，80%由情绪面决定。显然，信心，是股市的脊梁。
股市信心的缺失，并由此带来市场持续低迷，在我看来，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股民对上市公司失望。股民投资股市，将自己的积蓄交给上市公司打理，这是基于对这个公司的高度信任。但在中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诚信问题，绝少有上市公司在信息披露上，能够真正做到真实、及时、完整和规范。事实上，对涉嫌丑闻的公司股票和债券，股民总是会毫不留情地抛售，历史的经验一再表明，资本市场也是建立在诚信的基础上，维护投资者的信心，同积极创造未来的现金流入同样重要。而且，我们的上市公司向来只顾圈钱，不图“回报”，多年来，有几个上市公司进行过现金派息，又有多少公司甚至从没有分配过利润？
第二，管理层失信于民，股民对监管者失去信心。股市的低迷，与其说是对未来经济前景的悲观，不如说，是对监管者的能力与品质的怀疑。目前，大小非问题是A股市场的主要矛盾。不断有经济学家指出，大小非是深沪股市暴跌主因，在“大小非”问题解决之前，哪怕经济周期性因素改观，经济和盈利前景回升，股市出现反弹，这种反弹也很难长期持续下去。但令人遗憾的是，监管层就是不敢正视大小非，出台的政策总是半截子式，治标不治本。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股市并不久远的历史上，“消息市”几乎贯穿始终，有资料显示，约73.5%的证券机构坦承我国证券市场的内幕交易行为非常普遍，可内幕交易的查处，特别是刑事责任的认定，多年来寥寥无几。
另一方面，证券市场的监管政出多头，干预太多，政策市的存在，使得中国股市变成了一个“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怪胎。
著名法学家史际春在谈到中国股市时指出，中国股市存在的，不是什么制度结构性问题，而是社会本身的问题，如社会信用水平低，社会成员普遍缺乏角色和信托意识、企业治理的幼稚、政府管理简单粗暴。
诚哉斯言，先有信用经济，才会有信心经济。如果说信心是支撑股市持续健康发展的骨骼，那么，信用就是组成这根骨骼的内在化学元素。而政府的一切监管和宏观调控措施，目的就在于重拯信用，激发民众的经济信心，使人们的预期向好。■
链接：政策推动期盼回暖
为帮助解决中小企业发展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中央财政今年以来明确了六大政策，安排中小企业专项资金35.1亿元，有力地支持了中小企业健康发展。
首先要发挥政策导向作用，促进中小企业转变发展方式。引导中小企业转变发展方式是中央财政出台扶持政策的最终目标。按照国家产业政策要求，中央财政加大并引导地方财政增加对中小企业发展的投入。今年中央财政安排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5亿元，增长25%，重点支持其采用新技术、新工艺，促进产业升级，推进产业转移和实施节能减排。中央今年安排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12亿元，重点支持生产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的中小企业拓展国际市场，取得国际相关资格论证。今年中央还安排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及平台式服务体系补助资金1.1亿元，鼓励中小企业购买行业先进、共性、适用技术。
二是完善科技创新政策体系，支持中小企业创业和技术创新。今年中央财政安排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14亿元，同比增长27.3%。通过无偿资助、贷款贴息、资本金投入等方式，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培育和支持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公共技术服务的中介机构，引导创业投资机构向处于初创期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投资。中央还安排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3亿元，用于支持中小企业农业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支持范围覆盖了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畜牧水产、林果生态节水、农产品加工、农业装备与信息等农业产前、产中、产后多个领域。
三是促进信用担保体系建设，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环境。中小企业的发展离不开融资环境的改善，财政部明确将促进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的建设，中央财政继续大力支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发展，引导金融机构开展小额担保信贷业务。
四是实施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从今年起，新《企业所得税法》及《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实施，对内外资企业统一实行25%的所得税税率。为减轻小企业负担，对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减按2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对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对创业投资企业从事国家需要重点扶持和鼓励的创业投资，可以按照其投资额的一定比例抵扣应纳税所得额。这些税收优惠政策为中小企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为解决中小企业相对集中的纺织、服装企业的实际困难，今年8月财政部对纺织品、服装的出口退税率由11%提高到13%，半年增加退税100亿元左右。
五是完善政府采购制度，拓宽中小企业市场空间。《中小企业政府采购管理办法》将于近期出台，以加快开展中小企业产品和服务政府采购工作，推动各级政府将政府采购资金向中小企业倾斜。
六是清理行政事业性收费，减轻中小企业负担。目前，有关部门正全面清理和检查对中小企业的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基金），整顿和取消涉及企业的不合理收费（基金）。从2008年9月1日起，全国统一停止征收个体工商户管理费和集贸市场管理费，减轻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负担。（宗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