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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國共产党领导居民消费发展的历史逻辑是伴随经济发展的自发式升级与自觉式消费调控相交融;理论逻辑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与时代发展命题相呼应;现实逻辑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与消费现实问题相结合。这为促进居民消费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坚持以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依据，推动居民消费持续稳定发展;遵循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推动居民消费动态平衡发展;秉承实现共同富裕的历史使命，推动居民共享消费发展成果。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中，迈向共同富裕的居民消费发展，其着力点在于：破除“共同”阻碍，推进居民消费均衡发展;增加“富裕”广度，加速居民消费增量扩容;提升“富裕”深度，着力居民消费提质增效。
关键词：建党百年;居民消费;共同富裕
中图分类号：F1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43（2021）09-0050-15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不同历史阶段，提出不同的消费发展思想，并用于指导民生实践，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百年居民消费：演进历程
一百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在不同阶段，居民消费主要特征呈现阶段性变化。总体来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百年居民消费演进历程可划分为五个阶段。
（一）1921—1949年：领导解放发展生产与居民消费基本保障
1921—1949年，中国共产党逐步加强对国民经济与居民消费的影响，以1927年开辟革命根据地为分界点，中国共产党开启了独立领导居民消费的新篇章。
1.领导解放发展生产
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领导中华民族实现民族独立。在领导实现民族解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建设进行了初步探索。土地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一直处于财政困难、经费和物资供应紧张的战争状态下。加强农业生产和重要供给设施建设成为重点工作，如修建军械厂、被服厂、印刷厂和商店等。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绝大多数根据地都开始大力发展生产、保障民生和改善消费。边区粮食产量逐年增长，1944年陕甘宁边区粮食产量为1937年粮食产量的近两倍[1];棉纺织业取得较大发展，1943年陕甘宁边区拥有纺车120 255架，纺纱417 852公斤，织布63 334大匹[1]。解放战争时期，农业显著发展。1946年，仅山东鲁南、渤海、鲁中、胶东四区就增产粮食34 000多万公斤，基本实现粮食自给自足;晋冀鲁豫解放区产棉12 500万公斤，足有1945年全国棉产量一半之多[2]。同时，解放区非常注重轻工业和手工业发展，迅速恢复了解放区内的煤矿、电力、金矿、造纸、化学等工业生产。从建党到新中国成立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经济逐渐扩大并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导经济。
2.居民消费基本保障
土地革命时期，广大苏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基本解决了粮食菜蔬需求，部分解决了棉花需求，居民消费得到基本保障。抗日战争时期，在减租减息和农业合作互助开展的推动下，农业得到迅速发展。例如，在太行一分区的7个村中，收入（折米）从1942年的38 832.82石增加至1944年的56 344.28石，平均每人收入从2.21石增加至3.37石[1]。1939年，陕甘宁边区举办农业展览会，陈列粮食、牲畜和药材等多达2 000种展览品[1]，侧面反映出边区居民生活消费水平提升。进入解放战争时期，农业生产发展更为稳固，农民生活显著改善。解放初期，山西省武乡县6个典型村中，有存粮者占43.3%，够吃用者占47.2%，不够吃者仅占6.5%[3]。由此可见，农民生活消费得到基本保障，这为解放战争胜利奠定了基础。
（二）1949—1978年：经济建设探索前进与居民消费初步扩大
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建设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1949—1978年，我国逐步建立起独立的工业体系，随着经济的发展，居民消费也有了初步增长。
1.经济建设探索前进
1949—1956年，我国生产力得到初步发展，完成三大改造，恢复并发展了工农业生产与国内外贸易。“一五”期间，工业产出每年以18.7%的速度递增，带动国民收入每年以8.9%的速度增长[4]。1957—1978年，受“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人民收入水平提高有限。“大跃进”造成经济结构重大比例失衡以及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失调，工业与农业的产值比例由1957年的5.7∶4.3变为1960年的8∶2，积累率由“一五”时期的24.2%上涨到1960年的39.6%[4]。从1961年开始，国民经济在供需关系和生产关系两方面进行调整，到1965年积累率降为27.1%[5]，大体回归正常水平。总的来说，1949—1978年，经济建设在探索中前进，经济总量呈现波动式上升。
2.居民消费初步扩大
1949—1978年，我国居民消费初步扩大，居民消费水平从1952年的76元增加至1978年的175元[6]。其中，1949—1952年，居民消费迅速恢复，农民消费品购买力由1949年的65.3亿元增长到1952年的117.5亿元，增长79.9%[7]。1952—1956年，消费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1956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为461亿元，较1952年增长66.4%[8]，同时期粮食、棉布、胶鞋零售量分别增长26%、39%和82%[7]。1957—1965年，居民消费水平表现为先下降后总体回升。1960年人均粮食、食油和猪肉消费水平较1959年分别下降12.3%、18%和48%[9]。1966—1978年，居民消费遭遇困境，消费水平波动加剧，市场供求关系紧张，我国对一些商品采取了凭票供应。1966—1978年，人均消费支出较上年增长的有11个年度，下降和持平的各有1年。 （三）1978—1992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居民消费潜能释放
1978年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逐步实施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发展模式。商品经济的确立，不仅加速了生产力发展，而且为居民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奠定了基础。
1.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全方位加强和推进经济建设。农村改革率先取得突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人民公社集体经营体制。城市的计划管理体制改革逐步展开，通过扩大企业自主权、推行经济责任制等改革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国民经济运行格局发生巨大改变，市场调节的范围和作用不断扩大，国民经济严重失衡问题逐步得到解决。改革开放促进经济强势复苏，总需求迅速扩张。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围绕经济建设开展了一系列工作，极大地提振了国民经济发展信心，前期被压制的居民消费需求得到释放，居民消费开始快速增长。
2.居民消费潜能释放
随着经济发展与居民收入逐步增长，居民消费潜力得以释放。按当年价格计算，1992年全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分别是1978年的5.4倍和5.7倍，年均分别增长12.8%和13.2%，扣除物价因素，1985—1992年实际年均分别增长6.4%和6.8%[10]。从消费主体来看，城镇居民消费发展快于农村。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分别由1978年的405元、138元增长到1992年的2356元、718元，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比由1978年的2.9倍上升到1992年的3.3倍[4]，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拉大。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速度明显快于农村，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分别从1983年的59.2%、59.4%降低至1992年的53%、57.6%[11]。居民消费潜能的释放，也意味着居民消费热点不再局限于基本的生活需求，城镇居民消费出现了首次集中式、排浪式的消费浪潮——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三转一响”消费热。
（四）1992—2012年：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与居民消费快速增长
1992年后，市场经济体制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在市场经济作用下，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消费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日益提升，进入快速增长阶段。
1.市场经济体制确立
1992年“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阶段，中国共产党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以股份制为核心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以分税制为核心的财税体制改革、以“放权让利”为导向的国有企业改革等稳步推行，沿海地区建立起各类工业园区，在工业迅猛发展带动下，国民经济呈现高增长态势。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对外贸易发展迅猛，净出口总额大幅攀升，经济总量一路高歌猛进。虽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但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我国经济继续维持高速增长。在这一阶段，我国经济迈上更高的台阶，加上逐步建立起覆盖城乡的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和医疗保障体系，居民消费得到快速增长。
2.居民消费快速增长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确立之后，居民消费发展的障碍得以破除，扩大内需政策被多次强调并得以落实。这一阶段，居民消费快速增长，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分别从1993年的2 111元和769元提高至2012年的16 674元和5 908元，分别增长6.9倍和6.7倍[1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1992年的10 993.7亿元增长到2012年的210 307亿元①，增长19.1倍。城乡居民消费差异在初期扩大之后逐渐缩小，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之比由1992年的2.5倍提升至2003年的3.4倍，之后逐渐降低，2012年降至2.8倍;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之差从1992年的4.6个百分点降至2012年的3.1个百分点，并趋于稳定。居民消费结构不断优化升级，1993—2012年，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从50.3%降至36.2%，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从58.1%降至39.3%，城乡居民生活水平迈入相对富裕水平[11]。
（五）2012年至今：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与居民消费高质量发展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有助于满足居民消费新的需求。消费范围不断扩大、内容不断充实、消费高质量发展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特征。
1.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其主要任务包括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等。这一阶段，经济发展的动力逐渐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一是技术创新取得较快发展，2019年科技进步贡献率达59.5%[12]，2020年全球创新指数我国位居世界第十四位;二是制度创新稳步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体系、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等不断建立与完善;三是企业规模和品牌度不断提升，2019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进入世界500强企业最多的国家。2019年、2020年我国人均GDP连续两年超过1万美元，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中等收入群体。总之，相比前一阶段，我国经济建设拥有更高水平，为居民消费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稳固基础。
2.居民消费高质量发展
2014年以来，消费超过投资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2012—2019年最終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贡献率平均值为59.4%。消费水平不断提高，人均消费支出由2013年的13 221元快速增长到2020年的21 210元，年均增长7.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2013年的237 810亿元增长到2020年的391 981亿元，年均增长8.1%[13]。消费结构不断升级。服务性消费增速快于实物性消费，享受型、发展型消费增速快于生存型消费。2019年城镇居民人均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支出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之和为33.8%，较2013年提升4个百分点;2019年城镇居民人均食品、衣着支出占人均消费支出比重之和为34.4%，较2013年下降4.5个百分点。居民消费倾向不断提升，消费信贷迅速发展。根据《2019中国消费信贷市场研究报告》，2019年我国消费信贷余额占GDP比重为13.3%。绿色消费理念逐步形成，共享单车、共享汽车等符合绿色消费理念的共享经济迅猛发展。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百年居民消费：思想变迁
针对各阶段的经济建设和居民消费特点，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紧紧抓住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居民消费思想。
（一）1921—1949年：关注人民基本生活需要，发展农业保障消费
1.关注人民基本生活需要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始终关注人民的基本生活。例如，党的二大宣言中提到，“自从外国商品充斥中国市场以来，手工业者、小店主、小雇主也是日趋困苦，甚至破产失业”[14]，党的六大通过的《宣传工作决议案》中提到“反对低廉工资与生活昂贵，改良食物，减少学徒时间”[15]等。进入根据地建设后，改善人民生活成为重要任务。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讲到：“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16]。1937年发布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强调，“须切实救济灾荒，安定民生，发展国防经济，解除人民痛苦与改善人民生活”[17]。抗日战争时期，《关于冀南新政府成立后的工作指示》提到，要“救济各地广大饥饿的群众”，“组织秋收运动”[18]。解放战争时期，党对人民生活的关注范围更加扩大。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到，“帮助退伍军人解决生活和就业问题”，“救济难民和救济灾荒”，“对贫苦农民给予低利贷款”，“改善工人生活，救济失业工人”[19]。
2.发展农业保障消费
基于时局形势，中国共产党主要从三个方面促进农业发展：一是着眼于土地这一生产要素。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强调要立即实行而不仅限于宣传农民的土地问题[15]。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土地政策亦作出相应调整。毛泽东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中提到，要改良人民生活，以提高人民的购买力，繁荣市场，从而无限提高抗日力量，其中就需要取消苛捐杂税，减少地租[20]。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政策调整为实现“耕者有其田”。二是扶助中农，从而抑制阶级分化。针对陕甘宁边区出现的农村中农化的情况，毛泽东指出，“边区大多数的人民都是中农……我们要扶助中农，依靠中农，要使中农加紧生产，使边区的农产品大大地增加起来，增加到有剩余。”[21]三是联合富农，奖励其生产。土地改革后，农民生产条件改变，出现了新的分化。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写到，“不应过早地采取消灭富农的政策”[19]。1942年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明确提出，“在适当的改善工人生活条件之下……奖励富农生产与联合富农”[22]。
（二）1949—1978年：着眼人民生活逐步改善，刺激生产创造消费
1.着眼人民生活逐步改善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提到，“如果我们……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23]。能否“维持政权”取决于“人民生活有所改善”。毛泽东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起草宣言中提到，要“克服一切困难，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22]。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谈到：“我国现在的社会主义制度比较旧时代的社会制度要优胜得多……生产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的这样一种情况”[24]。
2.刺激生产创造消费
1958年，毛泽东深刻论述了生产和消费的关系：“生产转化为消费，消费转化为生产。生产就是为了消费，生产不仅为了其他劳动者，而且自己也是消费者。”不仅如此，毛泽东更是强调要刺激生产发展，“人们生活的需要，是不断增长的。需要刺激生产的不断发展，生产也不断创造新的需要”[25]。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到了生产对于保障人民生活消费的作用，以及人民生活消费对生产促进的反作用，“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它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但是，农业、轻工业投资的比例要加重一点。加重的结果怎么样？加重的结果，一可以更好地供给人民生活的需要，二可以更快地增加资金的积累，因而可以更多更好地发展重工业。”毛泽东指出：“基本建设多搞了，生产也发展了，结果利润会更大。基本建设发展了，工人也增加了，消费性的、服务性的市场也扩大了”[26]。陈云谈到，“先保证生产、后供应基建这种排队的必要，主要是为了维持最低限度的人民生活的需要，避免盲目扩大基本建设规模，挤掉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在财力物力的供应上，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必须先于基建，这是民生和建设的关系合理安排的问题。”[27]
（三）1978—1992年：加速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扩大生产适度消费
改革开放后，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加速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成為当时的重要命题。但这并不意味着要盲目消费甚至过度消费，发展生产力仍是第一要务。
1.加速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1978年邓小平指出，“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人民的物质生活”“文化生活、精神面貌”的最终实现，便是通过消费来完成的。邓小平指出，“人民生活水平不是改善而是后退叫优越性吗？”“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是要大幅度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28]他在《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提出，“各项工作……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29]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既强调人民的物质生活，又强调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与精神面貌，向着“好一些”的方向推动。 2.扩大生产适度消费
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阶段，消费的作用得到重视，但主要任务仍然是发展生产力，而非盲目提升消费。邓小平指出，生产与消费、生产与生活要并重，“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29]。他还强调要注意适度消费，“要注意消费不要搞高了，要适度”[29]，“我们只能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生活。发展生产，而不改善生活，是不对的;同样，不发展生产，要改善生活，也是不对的，而且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也反对现在要在中国实现所谓福利国家的观点，因为这不可能”[28]。在面对实行高收入高消费的建议时，他直接指出，“我们国家情况有所不同，现在全国没有条件实行高收入高消费的政策”[29]。对于我国经济发展，他赞同未来“实行高收入高消费的政策”，在没有条件实行时，就采用先富带后富的方式，“如果将来沿海地区搞好了，经济发展了，有了条件，收入就可以高一点;消费就可以增加一点，这是合乎发展规律的”[29]。
（四）1992—2012年：重视人民生活全面提升，扩大内需提振消费
1.重视人民生活全面提升
1992年，鄧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把“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标准。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十四年，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最快的十四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改革开放和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使全国人民过上小康生活，并逐步向更高的水平前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通过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科学发展观要求“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时，“我国经济发展越来越受到市场约束，消费需求是最终需求，如果消费需求上不去，投资也难以发挥效益。要把促进消费需求的增长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一项重大措施，使投资和消费双向启动”[30]。
2.扩大内需提振消费
为解决居民消费不足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扩大内需战略。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的方针”，“逐步提高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2004年中央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合理调整投资与消费的关系。消费作为扩大内需战略的重要一环被加以强调。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2008年，全球遭遇金融危机，消费在扩大内需中的关键作用更加凸显。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持续推进的这一时期，居民消费的作用被进一步认识，扩大内需、激发居民消费成为中国共产党推动经济发展、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重要举措。
（五）2012年至今：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发挥消费基础性作用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因此，消费发展更加追求高质量发展，强调要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1.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满足美好生活需要，关键是结构与质量。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努力释放有效需求”，“有效”二字体现了结构性问题。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不是需求不足，或没有需求，而是需求变了，供给的产品却没有变，质量、服务跟不上。有效供给能力不足带来大量‘需求外溢’，消费能力严重外流”[31]。因此，解决这些结构性问题，就“必须推进供给侧改革”。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尤其在“三期叠加”背景下，“在适度扩大总需求和调整需求结构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有效供给，实现“向高水平供需平衡的跃升”[31]。关于质量问题，2015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要“努力提高消费品质量和服务水平”。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产品质量”与“创新供给”，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与“保护和提高……农产品质量、效益”，这些都表明，在新时代党中央更为关注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
2.发挥消费的基础性作用
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使消费继续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可以看出，党中央关于消费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的认识在不断深化。对消费的认识最先体现在“量”上，发挥消费的基础性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消费稳定增长保证宏观经济平稳运行;二是通过消费升级实现消费高质量发展，助力经济发展从高速增长转变为高质量发展。消费是保持经济平稳运行的“压舱石”和“稳定器”，消费对经济发展具有更“基础性”的作用，正如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使经济发展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以及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消费升级则是消费从“量”转变为“质”的“助推器”，围绕消费升级，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更有效地发挥消费的基础性作用。习近平总书记谈到，“中等收入群体扩大孕育着大量消费升级需求”[32]，“要紧紧围绕……消费升级的方向……统筹部署创新链和产业链”[33]，“推动供需结构有效匹配、消费升级和有效投资良性互动”[34]。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百年居民消费：民生实践
在消费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为推动居民消费发展进行了一系列探索，直接反映在处理生产和消费的关系上，其出台的一系列民生实践呈现阶段性特征，为居民消费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一）1921—1949年：分配土地要素，着力消费自给
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非常关注人民消费和生活，要实现此目的，必须寻求独立与发展生产，尤其是以农业生产为中心，而土地要素是农业生产恢复和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首先解决以土地为中心的生产要素问题，并动员军民自己动手，以实现丰衣足食。 1.分配土地要素
1928年《井冈山土地法》颁布实施，规定将一切土地没收归苏维埃政府所有，再以人口为标准将土地分配给农民进行耕种。1929年制定实施《兴国土地法》，把“没收一切土地”變为“没收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土地”。到1931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已形成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土地革命路线。抗日战争爆发后，为配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又对土地政策进行了重要调整。1937年，《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实行“减租减息”政策。此后，又发布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等，主要内容包括要求地主减租减息并取消杂租、劳役和高利贷，农民交租交息。解放战争时期，全面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将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1946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组织队伍深入农村进行废除封建土地制度的土地改革运动。1947年通过《中国土地法大纲》，正式写入“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
2.着力消费自给
为满足根据地人民需要，中国共产党实行了一系列政策，致力于实现人民消费自给。一是积极调动人民生产积极性。中央苏区大范围发动农村妇女参加生产，1934年《关于春耕运动的决定》号召妇女参与莳田、犁田与耕田。1939年，毛泽东号召边区军民“自己动手”，解决衣食住问题。1940年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在根据地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在大生产运动中，中央领导人积极带头，主动参与到生产活动中。二是实施保障农民生产效率的措施。指导农民种植作物，其中人民粮食和工业原料各占一半;重视开垦荒地，发动、领导群众进行开荒运动;新修水利，以减少水旱自然灾害对农业收成的影响;建立互助合作社、劳动合作社，并通过组织社员、支付工资、精神鼓动等方式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建立耕牛社，本着群众自愿原则，以汇集耕牛、出租耕牛的方式解决耕牛和农具缺少的问题。三是创办信用合作社、国营商业和消费合作社，解决农民购买肥料、种子、农具时的资金困难问题。到1945年，陕甘宁边区农民大部分做到“耕三余一”，即耕种三年庄稼，除消耗外，可剩余一年吃的粮食[35]。
（二）1949—1978年：优先发展工业，先积累后消费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消费思想主要是通过发展工业，达到改善人民生活的目的。这一时期的政策特点表现为优先发展工业与先积累后消费。
1.优先发展工业
优先发展工业的政策表现为两方面：一是加强政府计划管理，优先发展重工业;二是确立统购统销制度，控制商品流通和销售。1953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首次完整地阐述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即“一化三改”。社会主义改造是用计划管理取代市场调节，将资源配置权放入政府手中，建立计划经济体制，保证政府在短时间内以高积累、紧运行优先发展重工业。1953年成立了国家计划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对重要物资实行统一分配。1953—1957年，由国家计委直接分配的工业品占工业总产值的60%，种类高达300多种。政务院通过《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粮食统购统销制度正式确立。此后，统购统销的农产品种类不断增加，包括粮、棉、油、烤烟、苎麻、茶叶、生猪、木材、水产品等。随着国内外各方面条件成熟，“一五”计划的制定出台为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提供了指导，其主要内容包括：保证市场稳定;发展城乡和内外物资交流，扩大商品流通;对供给少于需求的主要产品，在努力增产基础上实施统购统销。这一阶段，以统购统销为核心的物资管理制度保证了工业部门从农业部门获取充足资源和剩余，控制重要商品的生产及流通，加速了工业化进程。
2.先积累后消费
为支持重工业的发展，消费政策表现为向积累倾斜。1953年，毛泽东在《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详细解释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由于工业化要以发展重工业为重点，而重工业需要的资金多，盈利较少、较迟，产品不能直接满足人民的消费需要，因而在工业化时期不得不进行艰苦奋斗。为了达成在短期内迅速建立起工业体系的任务，政策不断向工业倾斜，将大量资源投向工业部门，由此造成的现象就是经济建设成就主要来自工业，居民消费则跌入低谷。“一五”计划时期，积累率只占24.2%，1958—1960年共积累1 438亿元，积累率分别高达33.9%、43.9%、39.6%[4]。“大跃进”时期，只顾积累、忽视消费，只顾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只顾建设、忽视市场和人民生活，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居民消费难以同步协调发展[36]。为改变畸形的消费积累比例，党中央出台了一系列调整政策。1961年党的八届九中全会确定“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随后积累和消费的比例趋于协调。1965年全国每人平均粮食、食物、棉布消费量虽仍低于1957年水平，但开始逐步回升。
（三）1978—1992年：推动商品生产，扩容消费市场
改革开放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加速人民生活水平提升，成为主要工作内容，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则是重要抓手。适应商品经济发展，推动消费品生产和扩大消费市场，成为重要措施。
1.推动商品生产
1981年中央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走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其核心是“千方百计地提高生产、建设、流通等各个领域的经济效益”，围绕此核心，提出十条方针，其中一条便是：把消费品工业的发展放到重要地位，进一步调整重工业的服务方向。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要建设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通过发展商品经济，搞活经济，提升企业效率，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需要。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这一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极大地发展了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突破了“有限商品生产”的传统观念，有效推动了商品经济发展与商品生产。 2.扩容消费市场
在体制改革政策指导下，消费市场发展逐步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集中统一管理，转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下多种流通渠道、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经营形式的市场发展格局。到1987年，国家指令性计划和统一价范围逐步缩小，农副产品市场和工业消费品市场基本形成，生产资料市场和短期资金市场有了一定发展。中央直接管理的工业产品从120多种减少到60多种，统配物资从180多种减少到22种。从各类商品的价格来看，农副产品、工业消费品和生产资料中已实行国家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的占比分别为65%、55%和40%，价值规律在衔接产需调节供求平衡方面的作用明显加强[37]。通过以上举措，居民消费方式从改革前国家统一计划逐步转变为由居民个人自理决策。
（四）1992—2012年：加强宏观调控，实行多元消费政策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根本在于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需要市场“无形之手”与政府“有形之手”相结合，进行宏观调控，实施多元化的消费政策。
1.加强宏观调控
这一阶段，针对消费的宏观调控多达3次，其中抑制消费需求的1次，拉动消费需求的2次[38]。1993年消费需求迅速扩大，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21.6%，通货膨胀压力显著加大。1993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通过16项措施来抑制过剩的投资与消费需求。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造成出口需求持续下滑、投资需求增长停滞，为坚持人民币汇率不贬值，宏观调控部门开启刺激消费需求的政策，主要措施是降低利率与放宽贷款条件。2008年，外部需求急剧收缩，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央采取了强刺激政策。除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之外，还采用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培育和巩固消费信贷增长点、拓展农村消费市场、实施家电和汽车摩托车下乡补贴政策等措施。
2.多元消费政策
这一阶段，消费的调控政策逐渐多样化，产业政策、价格政策、收入政策、信贷政策、社会保障政策等成为重要手段。值得一提的是，1994年实行税制改革，由此开始征收消费税以抑制过度消费和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消费税作为重要的调控手段，连续在国家“十五”计划、“十一五”规划中得到体现。其中，国家“十五”计划提出健全税收制度，完善消费税;国家“十一五”规划提出完善税收制度，适当调整消费税征收范围，合理调整部分应税品目税负水平和征缴办法，适时开征燃油税。之后多次调整消费税，对消费进行调控。这一阶段，在市场体制逐渐完善的基础上，居民消费的相关政策由以前计划的非市场化的行政调控逐渐转变为以市场为主的间接的多样化调控方式。
（五）2012年至今：完善体制机制，全面促进消费
面對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中国共产党提出要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在新的消费思想引领下，我国以破解制约消费扩大和升级的体制机制障碍为抓手，全面促进消费。
1.完善体制机制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建设”。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提出构建更成熟的消费细分市场，推动实物消费、服务消费和农村消费发展;建立完善质量标准和信用体系，健全评价制度与维权机制;强化政策配套以改善居民消费能力。建立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不仅要从市场环境着手，而且应改善消费主体收入状况。2013年国务院批转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消费质量提升离不开监管体系的支撑。2014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正式实施。2015年中央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建立健全消费品质量安全监管、追溯、召回制度。促进消费体制机制建设，能够进一步保障居民消费的高质量发展，推动居民消费结构转型升级。
2.全面促进消费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把“全面促进消费”作为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的关键措施。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发展“中高端消费”，以绿色消费、服务消费和信息消费为代表的新消费被重点关注。近年来，共制定与发布101项与推进居民绿色生活相关的政策，其中，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26项，主要为推进绿色消费的通知、意见和方案，占26%;各部委发布相关政策75项，主要为落实国家决策而开展的具体措施行动，占74%[39]。国务院发布的《关于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的若干意见》提出，要以信息消费规模快速增长、信息基础设施显著改善、信息消费市场健康活跃为目标，加快促进信息消费，有效拉动需求，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服务消费涵盖健康、医疗、养老、旅游、体育、文化等诸多方面，党对服务消费的各重点领域提出政策规划，积极推动各领域新业态新模式试点。
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百年居民消费：总结与启示
一百年来，我国经济建设稳步前进，居民消费稳步增长。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百年居民消费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现实逻辑，可以为促进居民消费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历史使命提供有益镜鉴。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百年居民消费总结
1.伴随经济发展的自发式升级与自觉式消费调控相交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居民消费发展的历史逻辑
一方面，随着民族独立与生产力发展，特别是国民经济由规模初步扩大到高速度增长再到高质量发展，居民消费经历了由低水平向高质量、由物质向精神、由实物向服务的转变。另一方面，针对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不同特征，中国共产党加强对国民经济和居民消费的宏观调控，不断满足人民需要，确保经济稳中向好发展。回顾百年居民消费进程，消费与经济的关系大体呈现从“脱离经济发展”到“从属经济发展”，到“服务经济发展”，再到“引领经济发展”的演进历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是领导民族解放而非发展经济，对居民消费的认识并没有从经济发展维度着眼。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将发展重点聚焦到以重工业为主的生产方面，形成“重工业轻消费”与“先积累后消费”的消费思想，该阶段居民消费从属于经济发展。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在基本满足人民生活需求的同时扩大生产，居民消费服务于经济发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充分认识到消费作为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之一的重要作用，政策制定开始以扩大消费促进经济增长为重要落脚点，居民消费更深层次地服务于经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认为消费既是生产的最终目的和动力，又是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为此提出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实现需求引领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互促进，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推动高质量发展，消费发展被置于引领经济发展的地位。中国共产党对消费的认识转变，反映出居民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愈发重要，从根本上确保了经济向着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方向发展。 2.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与时代发展命题相呼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居民消费的理论逻辑
马克思主义消费理论的突出特点是并非就消费研究消费，而是把消费放在社会再生产大循环中，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相互关系中来揭示消费的作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百年消费思想变迁史，充溢着对生产与消费、积累与消费的辩证统一思考。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解释消费问题，不仅能够避免只从消费谈消费的片面性，而且能将人民生产生活的各方面联系起来;不仅具有深刻性和全面性，而且有很大的批判作用。改革开放后，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更加凸显，结合实际，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消费思想，应用宏观调控手段有效调节居民消费，并发挥出居民消费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进入新时代，又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支撑，全面引领消费高质量发展，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3.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与消费现实问题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居民消费的现实逻辑
一方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积极领导农民运动，通过土地革命为农民解决生计问题;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发展生产，推动商品经济发展满足人民生活需要;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动消费体制机制完善，全面促进消费，这些都是为了促进人民生活发展、推动人民生活质量不断提高。另一方面，面对各阶段的经济特征与消费现实，中国共产党因时制宜、因势利导，抓住居民消费发展的主要矛盾，展现出勇于开拓的魄力。例如，在处理“积累与消费”关系上，呈现前后阶段各有侧重的特点。在社会主义初步探索期，为了加快提升生产力，建设独立的工业体系，实施了重积累轻消费政策，消费让步于重工业发展，居民消费增长疲软。随后，面对形势变化，中国共产党果断调整政策，将发展居民消费、改善人民生活放到更重要的位置。初心秉持彰显着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坚守与奋斗，勇敢开拓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前进之时所具有的领导力与决策力。
（二）新时代全面促进消费的启示
1.坚持以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依据，推动居民消费持续稳定发展
纵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百年居民消费历史，经济发展始终围绕解决社会主要矛盾而展开，社会主要矛盾反映了人民需求的变化与改善人民生活的症結所在。新中国成立以前，社会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只有解决了民族独立问题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居民消费，因此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保障人民基本生活需求。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因此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搭建起工业体系是当时的主要任务，积累被放在首要位置，消费被暂时忽视。党的八大提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居民消费发展也围绕此展开，积累与消费比例得到调整。改革开放后，社会主要矛盾逐步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发展生产力、发展商品经济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工作重点。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进一步转化，“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被提出，如何化解消费的不平衡不充分，实现高质量发展，成为工作重点。因此，任何时期都要注重国家稳定与居民生活、长远利益与短期利益之间的平衡，坚持以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依据，这是居民消费持续稳定发展的关键。
2.遵循生产与消费的辩证逻辑，推动居民消费动态平衡发展
回顾百年居民消费历程，生产与消费始终紧密联系，相互作用在不断变化，始终是一对不可或缺的有机整体。新中国成立以前，生产力低下严重制约居民消费;新中国建立初期探索建立基本工业体系、优先发展重工业，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拉动了居民消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生产发展带动居民消费快速增长;20世纪90年代，为应对宏观经济问题，消费对生产的作用开始显现，促进消费扩大内需能够更好推动生产力发展;进入新时代，生产与消费的关系进一步转变，“美好生活”与“不平衡不充分”体现了消费需求的日益扩大与生产供给的结构调整。不仅如此，消费地位提高意味着不仅不能忽视生产的作用，而且要进一步强化生产与消费的有机联系，新时代要更加注重生产与消费的协调发展，更需要全面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扩大内需战略相结合。一些涉及生产与消费的连接纽带的领域，如现代流通体系的建设、互联网、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则更是需要政策加码的着力点。
3.秉承实现共同富裕的历史使命，推动居民消费共享发展成果
以人民为中心，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坚持不懈的奋斗目标。回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百年居民消费发展，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耕者有其田”，到建立新中国后“改善人民生活”，到改革开放后“发展生产力，消除两极分化”，共同富裕一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居民消费发展的主线。新时代居民消费高质量发展，更要以实现共同富裕为最终目标。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到2035年，要使“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居民消费已取得丰硕成果，人民生活从谋求生存到实现温饱，再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展望未来，除了继续从“量”上向共同富裕稳步推进外，更重要的是实现“质”的飞跃，居民消费高质量发展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因此，在发展居民消费的同时，新发展阶段更要坚持新发展理念，推动全体人民共享消费成果，兼顾效率与公平，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五、迈向共同富裕的居民消费
推动迈向共同富裕的居民消费发展，必须使居民消费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既要通过建立健全各项制度，完善社会政策消除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又要继续推动经济发展，做大蛋糕，实现“富裕”。具体来说，要从消除居民消费不平等、推进居民消费扩容、提高居民消费层次等方面着手。
关键词：建党百年;居民消费;共同富裕
中图分类号：F1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43（2021）09-0050-15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不同历史阶段，提出不同的消费发展思想，并用于指导民生实践，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百年居民消费：演进历程
一百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在不同阶段，居民消费主要特征呈现阶段性变化。总体来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百年居民消费演进历程可划分为五个阶段。
（一）1921—1949年：领导解放发展生产与居民消费基本保障
1921—1949年，中国共产党逐步加强对国民经济与居民消费的影响，以1927年开辟革命根据地为分界点，中国共产党开启了独立领导居民消费的新篇章。
1.领导解放发展生产
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领导中华民族实现民族独立。在领导实现民族解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建设进行了初步探索。土地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一直处于财政困难、经费和物资供应紧张的战争状态下。加强农业生产和重要供给设施建设成为重点工作，如修建军械厂、被服厂、印刷厂和商店等。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绝大多数根据地都开始大力发展生产、保障民生和改善消费。边区粮食产量逐年增长，1944年陕甘宁边区粮食产量为1937年粮食产量的近两倍[1];棉纺织业取得较大发展，1943年陕甘宁边区拥有纺车120 255架，纺纱417 852公斤，织布63 334大匹[1]。解放战争时期，农业显著发展。1946年，仅山东鲁南、渤海、鲁中、胶东四区就增产粮食34 000多万公斤，基本实现粮食自给自足;晋冀鲁豫解放区产棉12 500万公斤，足有1945年全国棉产量一半之多[2]。同时，解放区非常注重轻工业和手工业发展，迅速恢复了解放区内的煤矿、电力、金矿、造纸、化学等工业生产。从建党到新中国成立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经济逐渐扩大并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导经济。
2.居民消费基本保障
土地革命时期，广大苏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基本解决了粮食菜蔬需求，部分解决了棉花需求，居民消费得到基本保障。抗日战争时期，在减租减息和农业合作互助开展的推动下，农业得到迅速发展。例如，在太行一分区的7个村中，收入（折米）从1942年的38 832.82石增加至1944年的56 344.28石，平均每人收入从2.21石增加至3.37石[1]。1939年，陕甘宁边区举办农业展览会，陈列粮食、牲畜和药材等多达2 000种展览品[1]，侧面反映出边区居民生活消费水平提升。进入解放战争时期，农业生产发展更为稳固，农民生活显著改善。解放初期，山西省武乡县6个典型村中，有存粮者占43.3%，够吃用者占47.2%，不够吃者仅占6.5%[3]。由此可见，农民生活消费得到基本保障，这为解放战争胜利奠定了基础。
（二）1949—1978年：经济建设探索前进与居民消费初步扩大
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建设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1949—1978年，我国逐步建立起独立的工业体系，随着经济的发展，居民消费也有了初步增长。
1.经济建设探索前进
1949—1956年，我国生产力得到初步发展，完成三大改造，恢复并发展了工农业生产与国内外贸易。“一五”期间，工业产出每年以18.7%的速度递增，带动国民收入每年以8.9%的速度增长[4]。1957—1978年，受“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人民收入水平提高有限。“大跃进”造成经济结构重大比例失衡以及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失调，工业与农业的产值比例由1957年的5.7∶4.3变为1960年的8∶2，积累率由“一五”时期的24.2%上涨到1960年的39.6%[4]。从1961年开始，国民经济在供需关系和生产关系两方面进行调整，到1965年积累率降为27.1%[5]，大体回归正常水平。总的来说，1949—1978年，经济建设在探索中前进，经济总量呈现波动式上升。
2.居民消费初步扩大
1949—1978年，我国居民消费初步扩大，居民消费水平从1952年的76元增加至1978年的175元[6]。其中，1949—1952年，居民消费迅速恢复，农民消费品购买力由1949年的65.3亿元增长到1952年的117.5亿元，增长79.9%[7]。1952—1956年，消费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1956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为461亿元，较1952年增长66.4%[8]，同时期粮食、棉布、胶鞋零售量分别增长26%、39%和82%[7]。1957—1965年，居民消费水平表现为先下降后总体回升。1960年人均粮食、食油和猪肉消费水平较1959年分别下降12.3%、18%和48%[9]。1966—1978年，居民消费遭遇困境，消费水平波动加剧，市场供求关系紧张，我国对一些商品采取了凭票供应。1966—1978年，人均消费支出较上年增长的有11个年度，下降和持平的各有1年。 （三）1978—1992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居民消费潜能释放
1978年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逐步实施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发展模式。商品经济的确立，不仅加速了生产力发展，而且为居民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奠定了基础。
1.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全方位加强和推进经济建设。农村改革率先取得突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人民公社集体经营体制。城市的计划管理体制改革逐步展开，通过扩大企业自主权、推行经济责任制等改革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国民经济运行格局发生巨大改变，市场调节的范围和作用不断扩大，国民经济严重失衡问题逐步得到解决。改革开放促进经济强势复苏，总需求迅速扩张。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围绕经济建设开展了一系列工作，极大地提振了国民经济发展信心，前期被压制的居民消费需求得到释放，居民消费开始快速增长。
2.居民消费潜能释放
随着经济发展与居民收入逐步增长，居民消费潜力得以释放。按当年价格计算，1992年全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分别是1978年的5.4倍和5.7倍，年均分别增长12.8%和13.2%，扣除物价因素，1985—1992年实际年均分别增长6.4%和6.8%[10]。从消费主体来看，城镇居民消费发展快于农村。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分别由1978年的405元、138元增长到1992年的2356元、718元，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比由1978年的2.9倍上升到1992年的3.3倍[4]，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拉大。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速度明显快于农村，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分别从1983年的59.2%、59.4%降低至1992年的53%、57.6%[11]。居民消费潜能的释放，也意味着居民消费热点不再局限于基本的生活需求，城镇居民消费出现了首次集中式、排浪式的消费浪潮——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三转一响”消费热。
（四）1992—2012年：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与居民消费快速增长
1992年后，市场经济体制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在市场经济作用下，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消费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日益提升，进入快速增长阶段。
1.市场经济体制确立
1992年“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阶段，中国共产党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以股份制为核心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以分税制为核心的财税体制改革、以“放权让利”为导向的国有企业改革等稳步推行，沿海地区建立起各类工业园区，在工业迅猛发展带动下，国民经济呈现高增长态势。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对外贸易发展迅猛，净出口总额大幅攀升，经济总量一路高歌猛进。虽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但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我国经济继续维持高速增长。在这一阶段，我国经济迈上更高的台阶，加上逐步建立起覆盖城乡的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和医疗保障体系，居民消费得到快速增长。
2.居民消费快速增长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确立之后，居民消费发展的障碍得以破除，扩大内需政策被多次强调并得以落实。这一阶段，居民消费快速增长，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分别从1993年的2 111元和769元提高至2012年的16 674元和5 908元，分别增长6.9倍和6.7倍[1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1992年的10 993.7亿元增长到2012年的210 307亿元①，增长19.1倍。城乡居民消费差异在初期扩大之后逐渐缩小，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之比由1992年的2.5倍提升至2003年的3.4倍，之后逐渐降低，2012年降至2.8倍;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之差从1992年的4.6个百分点降至2012年的3.1个百分点，并趋于稳定。居民消费结构不断优化升级，1993—2012年，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从50.3%降至36.2%，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从58.1%降至39.3%，城乡居民生活水平迈入相对富裕水平[11]。
（五）2012年至今：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与居民消费高质量发展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有助于满足居民消费新的需求。消费范围不断扩大、内容不断充实、消费高质量发展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特征。
1.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其主要任务包括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等。这一阶段，经济发展的动力逐渐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一是技术创新取得较快发展，2019年科技进步贡献率达59.5%[12]，2020年全球创新指数我国位居世界第十四位;二是制度创新稳步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体系、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等不断建立与完善;三是企业规模和品牌度不断提升，2019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进入世界500强企业最多的国家。2019年、2020年我国人均GDP连续两年超过1万美元，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中等收入群体。总之，相比前一阶段，我国经济建设拥有更高水平，为居民消费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稳固基础。
2.居民消费高质量发展
2014年以来，消费超过投资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2012—2019年最終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贡献率平均值为59.4%。消费水平不断提高，人均消费支出由2013年的13 221元快速增长到2020年的21 210元，年均增长7.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2013年的237 810亿元增长到2020年的391 981亿元，年均增长8.1%[13]。消费结构不断升级。服务性消费增速快于实物性消费，享受型、发展型消费增速快于生存型消费。2019年城镇居民人均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支出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之和为33.8%，较2013年提升4个百分点;2019年城镇居民人均食品、衣着支出占人均消费支出比重之和为34.4%，较2013年下降4.5个百分点。居民消费倾向不断提升，消费信贷迅速发展。根据《2019中国消费信贷市场研究报告》，2019年我国消费信贷余额占GDP比重为13.3%。绿色消费理念逐步形成，共享单车、共享汽车等符合绿色消费理念的共享经济迅猛发展。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百年居民消费：思想变迁
针对各阶段的经济建设和居民消费特点，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紧紧抓住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居民消费思想。
（一）1921—1949年：关注人民基本生活需要，发展农业保障消费
1.关注人民基本生活需要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始终关注人民的基本生活。例如，党的二大宣言中提到，“自从外国商品充斥中国市场以来，手工业者、小店主、小雇主也是日趋困苦，甚至破产失业”[14]，党的六大通过的《宣传工作决议案》中提到“反对低廉工资与生活昂贵，改良食物，减少学徒时间”[15]等。进入根据地建设后，改善人民生活成为重要任务。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讲到：“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16]。1937年发布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强调，“须切实救济灾荒，安定民生，发展国防经济，解除人民痛苦与改善人民生活”[17]。抗日战争时期，《关于冀南新政府成立后的工作指示》提到，要“救济各地广大饥饿的群众”，“组织秋收运动”[18]。解放战争时期，党对人民生活的关注范围更加扩大。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到，“帮助退伍军人解决生活和就业问题”，“救济难民和救济灾荒”，“对贫苦农民给予低利贷款”，“改善工人生活，救济失业工人”[19]。
2.发展农业保障消费
基于时局形势，中国共产党主要从三个方面促进农业发展：一是着眼于土地这一生产要素。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强调要立即实行而不仅限于宣传农民的土地问题[15]。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土地政策亦作出相应调整。毛泽东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中提到，要改良人民生活，以提高人民的购买力，繁荣市场，从而无限提高抗日力量，其中就需要取消苛捐杂税，减少地租[20]。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政策调整为实现“耕者有其田”。二是扶助中农，从而抑制阶级分化。针对陕甘宁边区出现的农村中农化的情况，毛泽东指出，“边区大多数的人民都是中农……我们要扶助中农，依靠中农，要使中农加紧生产，使边区的农产品大大地增加起来，增加到有剩余。”[21]三是联合富农，奖励其生产。土地改革后，农民生产条件改变，出现了新的分化。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写到，“不应过早地采取消灭富农的政策”[19]。1942年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明确提出，“在适当的改善工人生活条件之下……奖励富农生产与联合富农”[22]。
（二）1949—1978年：着眼人民生活逐步改善，刺激生产创造消费
1.着眼人民生活逐步改善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提到，“如果我们……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23]。能否“维持政权”取决于“人民生活有所改善”。毛泽东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起草宣言中提到，要“克服一切困难，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22]。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谈到：“我国现在的社会主义制度比较旧时代的社会制度要优胜得多……生产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的这样一种情况”[24]。
2.刺激生产创造消费
1958年，毛泽东深刻论述了生产和消费的关系：“生产转化为消费，消费转化为生产。生产就是为了消费，生产不仅为了其他劳动者，而且自己也是消费者。”不仅如此，毛泽东更是强调要刺激生产发展，“人们生活的需要，是不断增长的。需要刺激生产的不断发展，生产也不断创造新的需要”[25]。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到了生产对于保障人民生活消费的作用，以及人民生活消费对生产促进的反作用，“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它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但是，农业、轻工业投资的比例要加重一点。加重的结果怎么样？加重的结果，一可以更好地供给人民生活的需要，二可以更快地增加资金的积累，因而可以更多更好地发展重工业。”毛泽东指出：“基本建设多搞了，生产也发展了，结果利润会更大。基本建设发展了，工人也增加了，消费性的、服务性的市场也扩大了”[26]。陈云谈到，“先保证生产、后供应基建这种排队的必要，主要是为了维持最低限度的人民生活的需要，避免盲目扩大基本建设规模，挤掉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在财力物力的供应上，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必须先于基建，这是民生和建设的关系合理安排的问题。”[27]
（三）1978—1992年：加速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扩大生产适度消费
改革开放后，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加速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成為当时的重要命题。但这并不意味着要盲目消费甚至过度消费，发展生产力仍是第一要务。
1.加速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1978年邓小平指出，“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人民的物质生活”“文化生活、精神面貌”的最终实现，便是通过消费来完成的。邓小平指出，“人民生活水平不是改善而是后退叫优越性吗？”“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是要大幅度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28]他在《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提出，“各项工作……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29]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既强调人民的物质生活，又强调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与精神面貌，向着“好一些”的方向推动。 2.扩大生产适度消费
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阶段，消费的作用得到重视，但主要任务仍然是发展生产力，而非盲目提升消费。邓小平指出，生产与消费、生产与生活要并重，“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29]。他还强调要注意适度消费，“要注意消费不要搞高了，要适度”[29]，“我们只能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生活。发展生产，而不改善生活，是不对的;同样，不发展生产，要改善生活，也是不对的，而且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也反对现在要在中国实现所谓福利国家的观点，因为这不可能”[28]。在面对实行高收入高消费的建议时，他直接指出，“我们国家情况有所不同，现在全国没有条件实行高收入高消费的政策”[29]。对于我国经济发展，他赞同未来“实行高收入高消费的政策”，在没有条件实行时，就采用先富带后富的方式，“如果将来沿海地区搞好了，经济发展了，有了条件，收入就可以高一点;消费就可以增加一点，这是合乎发展规律的”[29]。
（四）1992—2012年：重视人民生活全面提升，扩大内需提振消费
1.重视人民生活全面提升
1992年，鄧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把“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标准。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十四年，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最快的十四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改革开放和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使全国人民过上小康生活，并逐步向更高的水平前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通过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科学发展观要求“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时，“我国经济发展越来越受到市场约束，消费需求是最终需求，如果消费需求上不去，投资也难以发挥效益。要把促进消费需求的增长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一项重大措施，使投资和消费双向启动”[30]。
2.扩大内需提振消费
为解决居民消费不足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扩大内需战略。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的方针”，“逐步提高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2004年中央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合理调整投资与消费的关系。消费作为扩大内需战略的重要一环被加以强调。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2008年，全球遭遇金融危机，消费在扩大内需中的关键作用更加凸显。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持续推进的这一时期，居民消费的作用被进一步认识，扩大内需、激发居民消费成为中国共产党推动经济发展、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重要举措。
（五）2012年至今：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发挥消费基础性作用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因此，消费发展更加追求高质量发展，强调要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1.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满足美好生活需要，关键是结构与质量。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努力释放有效需求”，“有效”二字体现了结构性问题。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不是需求不足，或没有需求，而是需求变了，供给的产品却没有变，质量、服务跟不上。有效供给能力不足带来大量‘需求外溢’，消费能力严重外流”[31]。因此，解决这些结构性问题，就“必须推进供给侧改革”。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尤其在“三期叠加”背景下，“在适度扩大总需求和调整需求结构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有效供给，实现“向高水平供需平衡的跃升”[31]。关于质量问题，2015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要“努力提高消费品质量和服务水平”。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产品质量”与“创新供给”，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与“保护和提高……农产品质量、效益”，这些都表明，在新时代党中央更为关注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
2.发挥消费的基础性作用
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使消费继续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可以看出，党中央关于消费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的认识在不断深化。对消费的认识最先体现在“量”上，发挥消费的基础性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消费稳定增长保证宏观经济平稳运行;二是通过消费升级实现消费高质量发展，助力经济发展从高速增长转变为高质量发展。消费是保持经济平稳运行的“压舱石”和“稳定器”，消费对经济发展具有更“基础性”的作用，正如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使经济发展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以及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消费升级则是消费从“量”转变为“质”的“助推器”，围绕消费升级，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更有效地发挥消费的基础性作用。习近平总书记谈到，“中等收入群体扩大孕育着大量消费升级需求”[32]，“要紧紧围绕……消费升级的方向……统筹部署创新链和产业链”[33]，“推动供需结构有效匹配、消费升级和有效投资良性互动”[34]。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百年居民消费：民生实践
在消费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为推动居民消费发展进行了一系列探索，直接反映在处理生产和消费的关系上，其出台的一系列民生实践呈现阶段性特征，为居民消费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一）1921—1949年：分配土地要素，着力消费自给
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非常关注人民消费和生活，要实现此目的，必须寻求独立与发展生产，尤其是以农业生产为中心，而土地要素是农业生产恢复和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首先解决以土地为中心的生产要素问题，并动员军民自己动手，以实现丰衣足食。 1.分配土地要素
1928年《井冈山土地法》颁布实施，规定将一切土地没收归苏维埃政府所有，再以人口为标准将土地分配给农民进行耕种。1929年制定实施《兴国土地法》，把“没收一切土地”變为“没收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土地”。到1931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已形成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土地革命路线。抗日战争爆发后，为配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又对土地政策进行了重要调整。1937年，《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实行“减租减息”政策。此后，又发布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等，主要内容包括要求地主减租减息并取消杂租、劳役和高利贷，农民交租交息。解放战争时期，全面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将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1946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组织队伍深入农村进行废除封建土地制度的土地改革运动。1947年通过《中国土地法大纲》，正式写入“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
2.着力消费自给
为满足根据地人民需要，中国共产党实行了一系列政策，致力于实现人民消费自给。一是积极调动人民生产积极性。中央苏区大范围发动农村妇女参加生产，1934年《关于春耕运动的决定》号召妇女参与莳田、犁田与耕田。1939年，毛泽东号召边区军民“自己动手”，解决衣食住问题。1940年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在根据地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在大生产运动中，中央领导人积极带头，主动参与到生产活动中。二是实施保障农民生产效率的措施。指导农民种植作物，其中人民粮食和工业原料各占一半;重视开垦荒地，发动、领导群众进行开荒运动;新修水利，以减少水旱自然灾害对农业收成的影响;建立互助合作社、劳动合作社，并通过组织社员、支付工资、精神鼓动等方式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建立耕牛社，本着群众自愿原则，以汇集耕牛、出租耕牛的方式解决耕牛和农具缺少的问题。三是创办信用合作社、国营商业和消费合作社，解决农民购买肥料、种子、农具时的资金困难问题。到1945年，陕甘宁边区农民大部分做到“耕三余一”，即耕种三年庄稼，除消耗外，可剩余一年吃的粮食[35]。
（二）1949—1978年：优先发展工业，先积累后消费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消费思想主要是通过发展工业，达到改善人民生活的目的。这一时期的政策特点表现为优先发展工业与先积累后消费。
1.优先发展工业
优先发展工业的政策表现为两方面：一是加强政府计划管理，优先发展重工业;二是确立统购统销制度，控制商品流通和销售。1953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首次完整地阐述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即“一化三改”。社会主义改造是用计划管理取代市场调节，将资源配置权放入政府手中，建立计划经济体制，保证政府在短时间内以高积累、紧运行优先发展重工业。1953年成立了国家计划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对重要物资实行统一分配。1953—1957年，由国家计委直接分配的工业品占工业总产值的60%，种类高达300多种。政务院通过《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粮食统购统销制度正式确立。此后，统购统销的农产品种类不断增加，包括粮、棉、油、烤烟、苎麻、茶叶、生猪、木材、水产品等。随着国内外各方面条件成熟，“一五”计划的制定出台为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提供了指导，其主要内容包括：保证市场稳定;发展城乡和内外物资交流，扩大商品流通;对供给少于需求的主要产品，在努力增产基础上实施统购统销。这一阶段，以统购统销为核心的物资管理制度保证了工业部门从农业部门获取充足资源和剩余，控制重要商品的生产及流通，加速了工业化进程。
2.先积累后消费
为支持重工业的发展，消费政策表现为向积累倾斜。1953年，毛泽东在《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详细解释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由于工业化要以发展重工业为重点，而重工业需要的资金多，盈利较少、较迟，产品不能直接满足人民的消费需要，因而在工业化时期不得不进行艰苦奋斗。为了达成在短期内迅速建立起工业体系的任务，政策不断向工业倾斜，将大量资源投向工业部门，由此造成的现象就是经济建设成就主要来自工业，居民消费则跌入低谷。“一五”计划时期，积累率只占24.2%，1958—1960年共积累1 438亿元，积累率分别高达33.9%、43.9%、39.6%[4]。“大跃进”时期，只顾积累、忽视消费，只顾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只顾建设、忽视市场和人民生活，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居民消费难以同步协调发展[36]。为改变畸形的消费积累比例，党中央出台了一系列调整政策。1961年党的八届九中全会确定“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随后积累和消费的比例趋于协调。1965年全国每人平均粮食、食物、棉布消费量虽仍低于1957年水平，但开始逐步回升。
（三）1978—1992年：推动商品生产，扩容消费市场
改革开放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加速人民生活水平提升，成为主要工作内容，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则是重要抓手。适应商品经济发展，推动消费品生产和扩大消费市场，成为重要措施。
1.推动商品生产
1981年中央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走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其核心是“千方百计地提高生产、建设、流通等各个领域的经济效益”，围绕此核心，提出十条方针，其中一条便是：把消费品工业的发展放到重要地位，进一步调整重工业的服务方向。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要建设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通过发展商品经济，搞活经济，提升企业效率，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需要。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这一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极大地发展了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突破了“有限商品生产”的传统观念，有效推动了商品经济发展与商品生产。 2.扩容消费市场
在体制改革政策指导下，消费市场发展逐步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集中统一管理，转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下多种流通渠道、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经营形式的市场发展格局。到1987年，国家指令性计划和统一价范围逐步缩小，农副产品市场和工业消费品市场基本形成，生产资料市场和短期资金市场有了一定发展。中央直接管理的工业产品从120多种减少到60多种，统配物资从180多种减少到22种。从各类商品的价格来看，农副产品、工业消费品和生产资料中已实行国家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的占比分别为65%、55%和40%，价值规律在衔接产需调节供求平衡方面的作用明显加强[37]。通过以上举措，居民消费方式从改革前国家统一计划逐步转变为由居民个人自理决策。
（四）1992—2012年：加强宏观调控，实行多元消费政策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根本在于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需要市场“无形之手”与政府“有形之手”相结合，进行宏观调控，实施多元化的消费政策。
1.加强宏观调控
这一阶段，针对消费的宏观调控多达3次，其中抑制消费需求的1次，拉动消费需求的2次[38]。1993年消费需求迅速扩大，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21.6%，通货膨胀压力显著加大。1993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通过16项措施来抑制过剩的投资与消费需求。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造成出口需求持续下滑、投资需求增长停滞，为坚持人民币汇率不贬值，宏观调控部门开启刺激消费需求的政策，主要措施是降低利率与放宽贷款条件。2008年，外部需求急剧收缩，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央采取了强刺激政策。除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之外，还采用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培育和巩固消费信贷增长点、拓展农村消费市场、实施家电和汽车摩托车下乡补贴政策等措施。
2.多元消费政策
这一阶段，消费的调控政策逐渐多样化，产业政策、价格政策、收入政策、信贷政策、社会保障政策等成为重要手段。值得一提的是，1994年实行税制改革，由此开始征收消费税以抑制过度消费和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消费税作为重要的调控手段，连续在国家“十五”计划、“十一五”规划中得到体现。其中，国家“十五”计划提出健全税收制度，完善消费税;国家“十一五”规划提出完善税收制度，适当调整消费税征收范围，合理调整部分应税品目税负水平和征缴办法，适时开征燃油税。之后多次调整消费税，对消费进行调控。这一阶段，在市场体制逐渐完善的基础上，居民消费的相关政策由以前计划的非市场化的行政调控逐渐转变为以市场为主的间接的多样化调控方式。
（五）2012年至今：完善体制机制，全面促进消费
面對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中国共产党提出要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在新的消费思想引领下，我国以破解制约消费扩大和升级的体制机制障碍为抓手，全面促进消费。
1.完善体制机制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建设”。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提出构建更成熟的消费细分市场，推动实物消费、服务消费和农村消费发展;建立完善质量标准和信用体系，健全评价制度与维权机制;强化政策配套以改善居民消费能力。建立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不仅要从市场环境着手，而且应改善消费主体收入状况。2013年国务院批转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消费质量提升离不开监管体系的支撑。2014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正式实施。2015年中央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建立健全消费品质量安全监管、追溯、召回制度。促进消费体制机制建设，能够进一步保障居民消费的高质量发展，推动居民消费结构转型升级。
2.全面促进消费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把“全面促进消费”作为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的关键措施。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发展“中高端消费”，以绿色消费、服务消费和信息消费为代表的新消费被重点关注。近年来，共制定与发布101项与推进居民绿色生活相关的政策，其中，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26项，主要为推进绿色消费的通知、意见和方案，占26%;各部委发布相关政策75项，主要为落实国家决策而开展的具体措施行动，占74%[39]。国务院发布的《关于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的若干意见》提出，要以信息消费规模快速增长、信息基础设施显著改善、信息消费市场健康活跃为目标，加快促进信息消费，有效拉动需求，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服务消费涵盖健康、医疗、养老、旅游、体育、文化等诸多方面，党对服务消费的各重点领域提出政策规划，积极推动各领域新业态新模式试点。
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百年居民消费：总结与启示
一百年来，我国经济建设稳步前进，居民消费稳步增长。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百年居民消费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现实逻辑，可以为促进居民消费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历史使命提供有益镜鉴。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百年居民消费总结
1.伴随经济发展的自发式升级与自觉式消费调控相交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居民消费发展的历史逻辑
一方面，随着民族独立与生产力发展，特别是国民经济由规模初步扩大到高速度增长再到高质量发展，居民消费经历了由低水平向高质量、由物质向精神、由实物向服务的转变。另一方面，针对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不同特征，中国共产党加强对国民经济和居民消费的宏观调控，不断满足人民需要，确保经济稳中向好发展。回顾百年居民消费进程，消费与经济的关系大体呈现从“脱离经济发展”到“从属经济发展”，到“服务经济发展”，再到“引领经济发展”的演进历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是领导民族解放而非发展经济，对居民消费的认识并没有从经济发展维度着眼。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将发展重点聚焦到以重工业为主的生产方面，形成“重工业轻消费”与“先积累后消费”的消费思想，该阶段居民消费从属于经济发展。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在基本满足人民生活需求的同时扩大生产，居民消费服务于经济发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充分认识到消费作为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之一的重要作用，政策制定开始以扩大消费促进经济增长为重要落脚点，居民消费更深层次地服务于经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认为消费既是生产的最终目的和动力，又是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为此提出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实现需求引领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互促进，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推动高质量发展，消费发展被置于引领经济发展的地位。中国共产党对消费的认识转变，反映出居民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愈发重要，从根本上确保了经济向着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方向发展。 2.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与时代发展命题相呼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居民消费的理论逻辑
马克思主义消费理论的突出特点是并非就消费研究消费，而是把消费放在社会再生产大循环中，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相互关系中来揭示消费的作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百年消费思想变迁史，充溢着对生产与消费、积累与消费的辩证统一思考。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解释消费问题，不仅能够避免只从消费谈消费的片面性，而且能将人民生产生活的各方面联系起来;不仅具有深刻性和全面性，而且有很大的批判作用。改革开放后，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更加凸显，结合实际，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消费思想，应用宏观调控手段有效调节居民消费，并发挥出居民消费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进入新时代，又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支撑，全面引领消费高质量发展，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3.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与消费现实问题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居民消费的现实逻辑
一方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积极领导农民运动，通过土地革命为农民解决生计问题;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发展生产，推动商品经济发展满足人民生活需要;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动消费体制机制完善，全面促进消费，这些都是为了促进人民生活发展、推动人民生活质量不断提高。另一方面，面对各阶段的经济特征与消费现实，中国共产党因时制宜、因势利导，抓住居民消费发展的主要矛盾，展现出勇于开拓的魄力。例如，在处理“积累与消费”关系上，呈现前后阶段各有侧重的特点。在社会主义初步探索期，为了加快提升生产力，建设独立的工业体系，实施了重积累轻消费政策，消费让步于重工业发展，居民消费增长疲软。随后，面对形势变化，中国共产党果断调整政策，将发展居民消费、改善人民生活放到更重要的位置。初心秉持彰显着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坚守与奋斗，勇敢开拓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前进之时所具有的领导力与决策力。
（二）新时代全面促进消费的启示
1.坚持以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依据，推动居民消费持续稳定发展
纵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百年居民消费历史，经济发展始终围绕解决社会主要矛盾而展开，社会主要矛盾反映了人民需求的变化与改善人民生活的症結所在。新中国成立以前，社会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只有解决了民族独立问题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居民消费，因此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保障人民基本生活需求。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因此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搭建起工业体系是当时的主要任务，积累被放在首要位置，消费被暂时忽视。党的八大提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居民消费发展也围绕此展开，积累与消费比例得到调整。改革开放后，社会主要矛盾逐步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发展生产力、发展商品经济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工作重点。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进一步转化，“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被提出，如何化解消费的不平衡不充分，实现高质量发展，成为工作重点。因此，任何时期都要注重国家稳定与居民生活、长远利益与短期利益之间的平衡，坚持以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依据，这是居民消费持续稳定发展的关键。
2.遵循生产与消费的辩证逻辑，推动居民消费动态平衡发展
回顾百年居民消费历程，生产与消费始终紧密联系，相互作用在不断变化，始终是一对不可或缺的有机整体。新中国成立以前，生产力低下严重制约居民消费;新中国建立初期探索建立基本工业体系、优先发展重工业，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拉动了居民消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生产发展带动居民消费快速增长;20世纪90年代，为应对宏观经济问题，消费对生产的作用开始显现，促进消费扩大内需能够更好推动生产力发展;进入新时代，生产与消费的关系进一步转变，“美好生活”与“不平衡不充分”体现了消费需求的日益扩大与生产供给的结构调整。不仅如此，消费地位提高意味着不仅不能忽视生产的作用，而且要进一步强化生产与消费的有机联系，新时代要更加注重生产与消费的协调发展，更需要全面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扩大内需战略相结合。一些涉及生产与消费的连接纽带的领域，如现代流通体系的建设、互联网、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则更是需要政策加码的着力点。
3.秉承实现共同富裕的历史使命，推动居民消费共享发展成果
以人民为中心，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坚持不懈的奋斗目标。回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百年居民消费发展，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耕者有其田”，到建立新中国后“改善人民生活”，到改革开放后“发展生产力，消除两极分化”，共同富裕一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居民消费发展的主线。新时代居民消费高质量发展，更要以实现共同富裕为最终目标。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到2035年，要使“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居民消费已取得丰硕成果，人民生活从谋求生存到实现温饱，再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展望未来，除了继续从“量”上向共同富裕稳步推进外，更重要的是实现“质”的飞跃，居民消费高质量发展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因此，在发展居民消费的同时，新发展阶段更要坚持新发展理念，推动全体人民共享消费成果，兼顾效率与公平，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五、迈向共同富裕的居民消费
推动迈向共同富裕的居民消费发展，必须使居民消费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既要通过建立健全各项制度，完善社会政策消除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又要继续推动经济发展，做大蛋糕，实现“富裕”。具体来说，要从消除居民消费不平等、推进居民消费扩容、提高居民消费层次等方面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