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树来我是花，根在马岭我的家”——广西兴业县马岭邓家老屋是我的老家。
　　位于桂東南的兴业县，历史悠久，山川秀美，气候宜人。“兴业”，顾名思义就是兴家立业、创立功业、家和业兴……邓氏先祖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迁来现址定居后，也用“兴业”这两个字开头来给后人排辈起名，即“兴发国家彰日月，业扬奕世显乾坤”，充分表达了老祖宗渴求安居乐业、向往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
　　只是，这样的美梦何时能成真？在漫长的旧社会，广大劳苦大众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一切美好愿望都必然是梦幻泡影——据《马岭邓氏族谱》（以下简称“族谱”）记载，我们这一支邓氏家族，源自商朝时期河北南阳之邓国（今河南邓州市），历经无数次的迁徒，入桂以来，先祖仍然备受贫苦的煎熬，“兴”字辈（我的曾祖父辈）、发字辈（我的祖父辈）基本上是靠“卖力”（给地主打工或者租田耕种）、“卖泥”（烧制砖瓦出卖）、“卖命”（被抓壮丁去当兵）维持生计。曾祖父的一个胞弟生子4个，3个无后嗣，其中一个被征兵入伍后杳无音信，至死未归。发智公（我的祖父）兄弟5人，其中两个未娶妻，一个虽娶妻但未生育，而后妻子改嫁他人。这都与贫穷密切相关。
　　我祖父发智公和伯祖父发礼公弟兄俩与他们的儿子弟兄俩（我的父亲和伯父）——难兄难弟两代人，大半生都是在清末和民国时期度过的；我七兄妹除了新中国成立后出生的两个弟弟没有新旧社会生活两重天的经历之外，对旧社会那段苦难日子，都留有刻骨铭心的记忆——
　　祖父和伯祖父因自家无田无地，只能分别在租种地主的田地上辛勤劳作，而每年早晚两季收割的稻谷按“八二”或“七三”分成给地主交租后就所剩无几了。农闲时伯祖父只好外出打工，祖父则在家经营一个砖瓦窑，不分昼夜从田里挖泥巴制作并烧成砖瓦出卖，并插空外出帮人卷窑（建造砖瓦窑）、看火（烧制砖瓦时掌握火候的一种技艺），以获得些许钱粮来养命。祖母和伯祖母除了忙自己家的事，还要到地主家帮工，干插秧、割稻一类的重活。那时候打零工、短工，基本上只能换碗稀粥或剩饭吃，青黄不接或遇年成不好时就得借高利贷，平时一年至少缺4～5个月口粮，就得以红薯、芋头、木薯、“黄狗头”（山里长的一种有毒薯类植物）等杂粮来充饥，还有白花甘、凉粉草等树叶草根，对我们这些饿过肚子的人来说也都不陌生。20世纪40年代初连年大旱，出现了竹子开花结籽的奇特现象，那“竹米”也就成了救命的宝贝了，但大人不让我们小孩吃，说是“竹米”进了肚子消化不了会撑死人。食不果腹，穿的就更不用说了，我对祖母穿的“百衲衣”（泛指补丁很多的衣服）印象最深。
　　我家的老屋场青山四望，清澈的小溪、肥沃的稻田和连绵翠绿的山冈环抱，一派秀美的田园风光，住的却是与优美环境很不协调的三间泥砖屋。伯祖父一家没盖正屋，住的是在我家房屋后壁搭建的两间土坯房，低矮阴暗。伯祖母经常向我祖母哭诉：“房子像牛棚，嫁过来几年了还不像个家。”时不时流露出要出走的念头。祖母当然是百般劝阻，但她怎么也听不进去，反而煽动我祖母也跟她一起出走。祖母正色拒绝她，说：“再苦也不能那样，你看看哪条狗离开过它住惯了的窝？”然而伯祖母已经铁了心，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给狐狸满山走”，暗示要走到更偏僻的、不易寻着她的山区去。
　　终于有一天，伯祖母狠心丟下她3岁的儿子，挑着一个生铁镬头（菜锅）和一个装着旧衣服的破布袋，悄悄出门上路了。伯祖父闻讯寻踪追赶，在离家五六里路的茶子坑（地名）追上了伯祖母，随手捡起路边的一块石头扔了过去，“嘭”的一声锅子破碎落地。伯祖父也不看妻子一眼掉头就往回走。事后得知伯祖母嫁给了鸣水乡岭头山村陈姓人家。孤单可怜的伯祖父再也没有续弦，他常对人说“能活下来就好”，但大家都深知他的伤感和无奈。穷苦就这样伴随着亲人们过了一代又一代。
　　1949年10月1日，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族谱”也以清新朴素的语言记载着：新中国成立，发字辈、国字辈和家字辈翻身做主人，通过土地改革，实现耕者有其田，生活有了保障……
　　土改胜利完成时，家人和乡亲们都怀着万分喜悦的心情参加了乡政府举行的隆重的庆祝大会，干部和群众笑逐颜开、纵情欢乐的情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当时还是一个小学生的我，参加学校的歌咏队，在这个大会舞台上演唱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歌曲，脑子里不停地在想象台下我的家人此时此刻会高兴成什么样子——这不全是因为我们的演出有多么精彩，而是因为家里人另有一份如同土改胜利那样兴奋而又得意的心情：我的父亲被选为村干部，入了党，还光荣地出席了本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我的大哥刚从土改工作队回来，又当上了村里的小学校长……
　　邓小平说得好：中国人穷了几千年，不能再穷了！提高人民生活，不能再耽误了……这些语重心长的话语，真的是讲到我们心坎里了。经过数十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特别是从40多年前开启了前所未有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逐步告别贫穷、实现小康，生活质量和幸福感不断提升，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都经历和见证了国家的新发展、家庭的新变化。家家都有一本幸福账。
　　我们的先祖世代务农，是清一色的“农大哥”，如今的家族成员分布在士农工商各界多个行业，在家乡和全国各地为国为家尽心效力做贡献。大家对党和政府的感激之情难以言表，对身边发生的那些感触至深的新事物更是不知反复诉说了多少遍，其中最为炙热的话题是：种田不用缴公粮（取消农业税），还发种粮补贴，享受医保、养老金（60岁以上老人）的福利待遇，贫困户得到救济、帮扶脱贫，家家户户用上彩电、冰箱、电脑、手机、农机等现代化电器，政府资助修路，汽车开到家门口……他们还津津乐道年轻人进城务工或经商、购房买车，过着亦城亦乡、城乡融合的新生活。
　　在厚实的幸福账中，文化水平的提高是最令人欣喜的一件事，“族谱”有这样一段记述：“不分性别年龄，都获得了享受文化教育的权利，结束了祖祖辈辈不识字或文化不高的历史。”我清楚地记得，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展的扫盲运动中，祖辈父辈两代人基本上都被列为扫盲对象，而对学习文化满怀热望的乡亲们，积极参加农民夜校，扫盲工作成效极为显著。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文化教育落后的面貌得到彻底改观，改革开放以来更是有了全面快速的发展。以我家为例，我的祖父是文盲，父亲是半文盲（读过两年书），每年春节要写对联或者平时要写个封包柬帖什么的，都要去外村找人代写，祖父生前发誓一定要让后辈上学读书，说“能读到哪里就把他送到哪里”。我们没有辜负老祖宗的期望，七兄妹中六人都有中学文化，我本人是新中国成立后族里和村里第一个大学毕业生，到了子侄辈就多数是大专以上学历了，并在村里率先实现了硕士学位“零”的突破。
　　现在，站在历史新起点上的家乡亲人们，把实现家族梦想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之中，老祖宗追寻的宏大愿景必将很快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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