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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并没有完成马克思提出、列宁开创的“综合技术教育”的任务，问题并非出在这个任务本身，而主要在于没有找到真正践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教育原理的途径与方法。
在苏联人实践“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时，中国共产党人也在持续努力着。早在1932年，彭德怀等人领导的湘鄂赣苏维埃政府就颁布训令，其中提到苏维埃的教育体系主要由七年制的“列宁小學”和中学阶段的“专门学校”组成。所谓的专门学校是“训练在工厂里工作的少年，一方面得到工业的理论，同时在工厂里实习，成为有技术的工人”。按照这个设想，中学阶段是不存在普通教育或者职业教育区分的，只有一种教育，即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教育。当然，这一设想在当时的湘鄂赣没有实现的可能，因为湘鄂赣地处偏僻，教育极不发达，列宁小学就已经是最高教育形式了。但毫无疑问的是，这一设想对后来的红色教育影响颇深。1934年，毛泽东提出了苏维埃的文化教育总方针：“……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从那以后到1949年，共产党治理地区都没有出现发达的职业教育，一方面是由于各根据地各项事业极不发达，没有大量的专门人才的需求；另一方面更是由于共产党人努力把教育与学生的生活、生产和革命斗争结合起来。资料显示，许多根据地的高级小学里就开设了木工、农业等课程，在社会教育里更是把青壮年扫盲教育与生产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可以说，“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内隐在共产党人的教育理念与教育实践中的红色基因，破除普职壁垒就是这个基因的存在方式。
1949年之后，共产党人进入了城市，也接收了原来国统区的职业学校，新中国的职业教育由此开始。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国统区的学校分普通学校和职业学校，是一种把教育与劳动分离的教育，共产党人该如何坚持自己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原则？1952年，政务院发布《关于整顿和发展中等技术教育的指示》，提出：“各类各级中等技术学校，均应根据各业务部门的具体需要，明确规定其方针与任务，并逐步地与适当地实行专业化与单一化，务求学用一致。”至此，可以认为，解放前共产党人所举办的具有开放化、非正规化特点的教育已被正规化的学校教育所取代，并且在学制上形成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的分离：普通中小学开展普通教育，技术学校开展技术定向与职业定向明确的专业技术教育。当然，共产党人不可能放弃马克思主义教育原则。由于当时小学生毕业后只有很少一部分能够升学，所以，周恩来在1953年要求，在学校平时教育中应强调毕业后如何从事劳动生产，培养学生热爱劳动的思想感情和习惯，并且要求“在人民群众和小学生中进行此项宣传教育工作”。显然，“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一原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未得到广大教育者和人民群众的理解，因此，周恩来关于在普通学校中加强劳动教育的指示在多大程度上得到贯彻是可以讨论的，至少在1958年，陆定一曾在《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文中指出：“普通学校长期以来轻视体力劳动。”这篇文章经政治局讨论后才予以发表，说明当时教育与生产劳动的分离已经成为一个政治与社会问题。
陆定一不仅指出了教育存在的问题，也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可行模式，就是“农业中学”，这是“一种民办的半工半读的职业（技术）学校，这种学校既解决学生升学的要求，又为农业生产准备技术人才”，并且指出，中央、地方与厂矿、企业农业合作社都可以举办或全日制、或半工半读、或业余的学校。
这类学校打破了教育与劳动之间的界限，重新回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教育立场。陆定一还提到，所谓的全面发展，就是使学生成为多面手，能够“根据社会的需要或他们自己的爱好，轮流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到另一个生产部门”。这里引用的是恩格斯的原文，但其主要思想来源于马克思关于综合技术教育的设想。也就是说，从1932年共产党人尝试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到1958年提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完整理论与实践路径，中国人开始理解了综合技术教育的思想，迈出了探索中国式综合技术教育的步伐。
那以后发生了很多教育事件，如农业中学的急剧扩张与急剧萎缩、中专学校与职业学校的萎缩、普通教育的革命化与劳动化等，背后其实都有“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和“综合技术教育”的逻辑在起作用。用一句话总结1958年到1979年间的中等教育——甚至包括高等教育的动荡，那就是：在教育与生产组成的谱系中，中国人努力地向生产端靠拢，以解决传统教育的非人化、非社会化和封闭性的弊端，但受到传统教育思维的强力抵制，二者的角力使中国教育忽左忽右，具体的表现就是各类学校的忽兴忽息。
改革开放之后，出于正规化、规范化发展的要求，普职分离的双轨制被确立了，但我们不能忘记，前辈们苦苦探索过使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法。今天，在多数情况下这个基因已处于隐性状态，但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规约着中国教育的发展，职业教育人所要考虑的就是如何使它从隐性状态走向显性。
（作者系江苏理工学院职教研究院副研究员）
在苏联人实践“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时，中国共产党人也在持续努力着。早在1932年，彭德怀等人领导的湘鄂赣苏维埃政府就颁布训令，其中提到苏维埃的教育体系主要由七年制的“列宁小學”和中学阶段的“专门学校”组成。所谓的专门学校是“训练在工厂里工作的少年，一方面得到工业的理论，同时在工厂里实习，成为有技术的工人”。按照这个设想，中学阶段是不存在普通教育或者职业教育区分的，只有一种教育，即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教育。当然，这一设想在当时的湘鄂赣没有实现的可能，因为湘鄂赣地处偏僻，教育极不发达，列宁小学就已经是最高教育形式了。但毫无疑问的是，这一设想对后来的红色教育影响颇深。1934年，毛泽东提出了苏维埃的文化教育总方针：“……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从那以后到1949年，共产党治理地区都没有出现发达的职业教育，一方面是由于各根据地各项事业极不发达，没有大量的专门人才的需求；另一方面更是由于共产党人努力把教育与学生的生活、生产和革命斗争结合起来。资料显示，许多根据地的高级小学里就开设了木工、农业等课程，在社会教育里更是把青壮年扫盲教育与生产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可以说，“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内隐在共产党人的教育理念与教育实践中的红色基因，破除普职壁垒就是这个基因的存在方式。
1949年之后，共产党人进入了城市，也接收了原来国统区的职业学校，新中国的职业教育由此开始。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国统区的学校分普通学校和职业学校，是一种把教育与劳动分离的教育，共产党人该如何坚持自己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原则？1952年，政务院发布《关于整顿和发展中等技术教育的指示》，提出：“各类各级中等技术学校，均应根据各业务部门的具体需要，明确规定其方针与任务，并逐步地与适当地实行专业化与单一化，务求学用一致。”至此，可以认为，解放前共产党人所举办的具有开放化、非正规化特点的教育已被正规化的学校教育所取代，并且在学制上形成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的分离：普通中小学开展普通教育，技术学校开展技术定向与职业定向明确的专业技术教育。当然，共产党人不可能放弃马克思主义教育原则。由于当时小学生毕业后只有很少一部分能够升学，所以，周恩来在1953年要求，在学校平时教育中应强调毕业后如何从事劳动生产，培养学生热爱劳动的思想感情和习惯，并且要求“在人民群众和小学生中进行此项宣传教育工作”。显然，“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一原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未得到广大教育者和人民群众的理解，因此，周恩来关于在普通学校中加强劳动教育的指示在多大程度上得到贯彻是可以讨论的，至少在1958年，陆定一曾在《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文中指出：“普通学校长期以来轻视体力劳动。”这篇文章经政治局讨论后才予以发表，说明当时教育与生产劳动的分离已经成为一个政治与社会问题。
陆定一不仅指出了教育存在的问题，也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可行模式，就是“农业中学”，这是“一种民办的半工半读的职业（技术）学校，这种学校既解决学生升学的要求，又为农业生产准备技术人才”，并且指出，中央、地方与厂矿、企业农业合作社都可以举办或全日制、或半工半读、或业余的学校。
这类学校打破了教育与劳动之间的界限，重新回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教育立场。陆定一还提到，所谓的全面发展，就是使学生成为多面手，能够“根据社会的需要或他们自己的爱好，轮流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到另一个生产部门”。这里引用的是恩格斯的原文，但其主要思想来源于马克思关于综合技术教育的设想。也就是说，从1932年共产党人尝试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到1958年提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完整理论与实践路径，中国人开始理解了综合技术教育的思想，迈出了探索中国式综合技术教育的步伐。
那以后发生了很多教育事件，如农业中学的急剧扩张与急剧萎缩、中专学校与职业学校的萎缩、普通教育的革命化与劳动化等，背后其实都有“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和“综合技术教育”的逻辑在起作用。用一句话总结1958年到1979年间的中等教育——甚至包括高等教育的动荡，那就是：在教育与生产组成的谱系中，中国人努力地向生产端靠拢，以解决传统教育的非人化、非社会化和封闭性的弊端，但受到传统教育思维的强力抵制，二者的角力使中国教育忽左忽右，具体的表现就是各类学校的忽兴忽息。
改革开放之后，出于正规化、规范化发展的要求，普职分离的双轨制被确立了，但我们不能忘记，前辈们苦苦探索过使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法。今天，在多数情况下这个基因已处于隐性状态，但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规约着中国教育的发展，职业教育人所要考虑的就是如何使它从隐性状态走向显性。
（作者系江苏理工学院职教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