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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探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社会支持对大学生抑郁情绪的影响，本文采用了问卷法，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ES），流调中心抑郁量表（CES-D），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RSS）等方法，对济南和烟台三所高校350名大学生进行施测。结果显示，SRSS的客观支持维度与SES在p<0.01的水平上存在显著正相关性，相关系数r=0.217。SRSS在总体上均与抑郁情绪及其各个维度在p<0.01的水平显著负相关。SRSS中除了客观支持维度与积极情绪不存在相关性外，其余各维度均与抑郁情绪各维度在p<0.01的水平上存在显著负相关；社会支持中的客观支持维度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在p<0.01的水平上存在显著的正相关，相关系数为r=0.179。
关键词：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抑郁；社会支持
一、问题提出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抑郁情绪已经不再是一个陌生的词汇，据相关统计，中国逾9000万人患抑郁症。近年来，由抑郁情绪和抑郁症而引发的事越来越多。2016年2月份，华东师范大学的江绪林老师自杀，生前疑患有抑郁症。不久之后，被称为“史学天才”的林嘉文因抑郁症而自杀。抑郁症使深陷其中的人们痛苦不堪，同时也会伤及周边的人。近年来，因抑郁症而杀害同事、舍友、亲人的案例屡见不鲜。2016年4月，四川师范大学滕某因患有抑郁症将其舍友杀害并分尸，引起学校和社会的关注和恐慌。2016年7月份，华硕CEO张伟明自杀身亡，生前患有抑郁症。
促成抑郁症的因素复杂，除了人格、性格、生活事件、生活方式、个体所处的环境外，在遇到危难时能否从周边得到支持和保护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其中来自家人和社会的支持是两个最为重要的因素。
在个体成长发展的过程中，家庭环境是影响个体社会化和心理健康的重要环境之一。而衡量家庭环境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是依据家庭所获取或控制的有价值资源（如教育、財富、社会地位等）而对其进行层级排名，可分为高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它反映了个体获取现实或潜在资源的差异。已有许多研究发现，高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子女发展有利，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子女的发展不利。高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意味着父母接受教育年限越高，教育水平越高，父母的职业层次越高，收入越高。这些有利于子女从周围获得支持和帮助，有助于子女形成乐观的人格特点，并有较少的抑郁情绪的体验。相反，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意味着父母接受教育年限少，教育水平低，父母的职业层次低，收入较少。低的受教育背景和职业层次，较少的收入水平不利于子女从周围获得支持和帮助，越容易使子女体验到抑郁情绪。
除此之外，来自家庭外部的社会支持同样影响着一个人的情绪体验。以往的研究表明，社会支持与青少年的情绪行为问题有着密切联系，社会支持可以显著预测青少年的情绪行为问题，较高的社会支持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具有保护作用。充足的社会支持能够使个体较少地体验到孤独感和无助感，从而有助于保护个体远离抑郁情绪的困扰。即使在遭受了重大创伤事件和应激事件，较好的社会支持也能够保护个体顺利渡过难关。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设计了有关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支持对抑郁情绪影响的实验方案，假设社会支持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抑郁情绪呈现负相关。
二、研究方法
1.被试
向山东省济南市两所专科学校和烟台市一所学校分发问卷350份，回收问卷339份（97%），有效问卷294份（84%）。其中男生100人，女生194人，年龄19+1.57岁，城镇户口102人（34.69%），农村户口192人（65.31%）。
2.材料
（1）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ES），本研究根据陆学艺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的相关研究，测查内容包括家庭收入、父亲和母亲的受教育水平和职业共五项指标。所调查的家庭收入是家庭月收入（以下简称家庭收入），包括1000元以下、1000～2000元、2000～3000元、3000～4000元、4000元以上，共五个水平。父母受教育水平包括，小学或小学以下、初中（含初中未毕业）、高中或中专（含高中未毕业）、大专（含夜大、电大）、大学本科、研究生（硕士或博士），共六类。根据职业的专业技术性程度将职业归为三类，农民或下岗失业人员、蓝领、专业或半专业性人员。（2）流调中心抑郁量表（The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 CES-D）：流调中心抑郁量表为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院（NIMH）的Radloff于1977年编制，最初为了研究抑郁症状的相关因素以及发展规律。目前在国际上广泛用于对普通人群进行抑郁症状的筛查， 不仅适合最初针对的成年人群， 也可用于青少年和老年人群。其测量内容包括情绪低落、无价值感、绝望、食欲下降、注意力差、睡眠困扰等抑郁症状， 但并不包括食欲或睡眠增加、精神运动性激越、自罪感、自杀意念等症状。（3）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 SSRS）：肖水源和杨德森（1987）在借鉴国外量表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自行设计编制。量表从社会支持与身心健康的关系为理论指导，根据被测者的社会支持情况，对形成被测者心理障碍的社会环境原因做出可能性推测。共10个题目，主要分为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对支持利用度三个方面。
3.统计方法
通过spss对数据进行相关分析和t检验。
三、结果
1.被试的基本情况
被试的基本情况包括两方面，一是其家庭收入、父母各自学历、父母亲的职业，用这五项指标经数据转换来衡量被试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二是抑郁情绪、社会支持、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在人口变量上的分布情况。在本研究中，将父母学历分为5类，父母职业分为3大类。由于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只有一人，将其归为1000元一类，因此收入分为4类。 表1列出了被试家庭经济社会的基本情况，在本研究中父母学历分为五类，其中父亲以初中（占45.23%）和高中（占29.25%）学历为最多，母亲以小学（占24.49%）、初中（占39.46%）、高中（占24.49%）学历最多。父母的职业以蓝领、农民居多。家庭每月总收入以4000元以上居多，占35.71%。
表2列出了被试的抑郁情绪、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社会支持在被试人口学变量上的分布，包括在家庭环境、性别、文理科上的人数分布，抑郁情绪、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社会支持的平均值，标准差。经过数据分析得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在家庭环境（城镇/农村）的分布具有显著性差异，P<0.01，t=11.86。说明城镇户口个体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高于农村个体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这符合人口分布的規律。社会支持在文理科上的分布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t=2.21，这说明文科生在社会支持上的平均得分高于理科生在社会支持上的平均得分。
2.相关性分析
表3列出了抑郁情绪和社会支持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高低两种情况下的分布。经数据分析，社会支持在高低SES上的分布没有显著性差异，当P<0.05，t=2.07时，抑郁情绪在高低SES上的分布具有显著性差异。这说明较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个体抑郁情绪的平均得分高于较高家庭经济社会地位的平均得分。
表4列出了社会经济地位，抑郁情绪，社会支持的均值，标准差，及各个维度之间的相关性。根据相关研究结果，CES-D总分的实际得分范围为0～60，平均数为13.24，标准差为10.33。本研究的抑郁情绪总体上平均数为13.24，标准差9.69，与以往研究结果相似。
经过相关分析表明，抑郁情绪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不存在相关性，社会支持中的客观支持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在P<0.01的水平上存在显著正相关性，相关系数r=0.217。社会支持总体上与抑郁情绪总体及其各个维度均在P<0.01的水平显著负相关。社会支持中除了客观支持维度与积极情绪不存在相关性外，其余各维度均与抑郁情绪各维度在P<0.01的水平上存在显著负相关。
四、结论
从以上结果可以得出，抑郁情绪与社会支持存在着显著负相关性。较好的社会支持能够降低个体的抑郁情绪。这有可能是因为较好的社会支持能够给人带来归属感，降低孤独无助感。抑郁情绪常常会使人体验到孤独无助，会使人躲避社会交往。而社会支持给人以温暖和爱护，从而缓解抑郁情绪。当一个人处于抑郁状态中，一般的典型表现就是降低了对社交的主动性，内心的快乐感降低，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社交和来自周围人的关心和支持不再重要。相反，如果这时周围人能够给予其较好的支持和关爱，那么抑郁情绪将会降低。
上述结果表明，抑郁情绪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相关性只在总体分布上存在差异性，并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不同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当P<0.05，t=2.071时，抑郁情绪存在显著差异。较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抑郁情绪平均得分高于较高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得分。这说明，父母职业层次越高，父母学历越高，家庭收入越高，意味着个体能够利用的资源越多，个体体验到的抑郁情绪越低。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
社会支持中的客观支持维度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在P<0.001的水平上存在显著的正相关，相关系数为r=0.179。这意味着个体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高，其社会支持性也高；个体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低，其社会支持性也低。这对于处于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个体而言，有十分不利的影响。当其父母无法或没有能力为其提供相应的支持时，意味着他从社会上得到的支持也不会很高。这也符合了上文中提到的，较低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抑郁情绪平均得分高于较高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得分。
五、建议
本研究在样本上仅局限于大学生群体，将来的研究需要对其他年龄和其他背景的群体进行研究。同时被试样本中的父母职业、学历分布太过于集中在初中和农民，父母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代表性不是很全面。
本文建议对于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大学生给予更多的社会支持，无论是班级活动，团体活动；还是社会活动，增加其社会支持的力度，避免其陷入无助、孤独、抑郁的状态。
参考文献：
[1]宋佳萌，范会勇.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元分析[J].心理科学进展2013，21（8）：1357–1370.
[2]肖水源.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的理论基础与研究应用[J].临床精神医学杂志，1994（2）：98-100.
作者简介：王惠萍（1960 — ），女，鲁东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基础心理学、人格发展与咨询；季善玲（1988 — ），女，鲁东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人格发展与咨询。
关键词：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抑郁；社会支持
一、问题提出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抑郁情绪已经不再是一个陌生的词汇，据相关统计，中国逾9000万人患抑郁症。近年来，由抑郁情绪和抑郁症而引发的事越来越多。2016年2月份，华东师范大学的江绪林老师自杀，生前疑患有抑郁症。不久之后，被称为“史学天才”的林嘉文因抑郁症而自杀。抑郁症使深陷其中的人们痛苦不堪，同时也会伤及周边的人。近年来，因抑郁症而杀害同事、舍友、亲人的案例屡见不鲜。2016年4月，四川师范大学滕某因患有抑郁症将其舍友杀害并分尸，引起学校和社会的关注和恐慌。2016年7月份，华硕CEO张伟明自杀身亡，生前患有抑郁症。
促成抑郁症的因素复杂，除了人格、性格、生活事件、生活方式、个体所处的环境外，在遇到危难时能否从周边得到支持和保护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其中来自家人和社会的支持是两个最为重要的因素。
在个体成长发展的过程中，家庭环境是影响个体社会化和心理健康的重要环境之一。而衡量家庭环境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是依据家庭所获取或控制的有价值资源（如教育、財富、社会地位等）而对其进行层级排名，可分为高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它反映了个体获取现实或潜在资源的差异。已有许多研究发现，高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子女发展有利，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子女的发展不利。高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意味着父母接受教育年限越高，教育水平越高，父母的职业层次越高，收入越高。这些有利于子女从周围获得支持和帮助，有助于子女形成乐观的人格特点，并有较少的抑郁情绪的体验。相反，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意味着父母接受教育年限少，教育水平低，父母的职业层次低，收入较少。低的受教育背景和职业层次，较少的收入水平不利于子女从周围获得支持和帮助，越容易使子女体验到抑郁情绪。
除此之外，来自家庭外部的社会支持同样影响着一个人的情绪体验。以往的研究表明，社会支持与青少年的情绪行为问题有着密切联系，社会支持可以显著预测青少年的情绪行为问题，较高的社会支持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具有保护作用。充足的社会支持能够使个体较少地体验到孤独感和无助感，从而有助于保护个体远离抑郁情绪的困扰。即使在遭受了重大创伤事件和应激事件，较好的社会支持也能够保护个体顺利渡过难关。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设计了有关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支持对抑郁情绪影响的实验方案，假设社会支持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抑郁情绪呈现负相关。
二、研究方法
1.被试
向山东省济南市两所专科学校和烟台市一所学校分发问卷350份，回收问卷339份（97%），有效问卷294份（84%）。其中男生100人，女生194人，年龄19+1.57岁，城镇户口102人（34.69%），农村户口192人（65.31%）。
2.材料
（1）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ES），本研究根据陆学艺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的相关研究，测查内容包括家庭收入、父亲和母亲的受教育水平和职业共五项指标。所调查的家庭收入是家庭月收入（以下简称家庭收入），包括1000元以下、1000～2000元、2000～3000元、3000～4000元、4000元以上，共五个水平。父母受教育水平包括，小学或小学以下、初中（含初中未毕业）、高中或中专（含高中未毕业）、大专（含夜大、电大）、大学本科、研究生（硕士或博士），共六类。根据职业的专业技术性程度将职业归为三类，农民或下岗失业人员、蓝领、专业或半专业性人员。（2）流调中心抑郁量表（The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 CES-D）：流调中心抑郁量表为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院（NIMH）的Radloff于1977年编制，最初为了研究抑郁症状的相关因素以及发展规律。目前在国际上广泛用于对普通人群进行抑郁症状的筛查， 不仅适合最初针对的成年人群， 也可用于青少年和老年人群。其测量内容包括情绪低落、无价值感、绝望、食欲下降、注意力差、睡眠困扰等抑郁症状， 但并不包括食欲或睡眠增加、精神运动性激越、自罪感、自杀意念等症状。（3）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 SSRS）：肖水源和杨德森（1987）在借鉴国外量表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自行设计编制。量表从社会支持与身心健康的关系为理论指导，根据被测者的社会支持情况，对形成被测者心理障碍的社会环境原因做出可能性推测。共10个题目，主要分为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对支持利用度三个方面。
3.统计方法
通过spss对数据进行相关分析和t检验。
三、结果
1.被试的基本情况
被试的基本情况包括两方面，一是其家庭收入、父母各自学历、父母亲的职业，用这五项指标经数据转换来衡量被试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二是抑郁情绪、社会支持、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在人口变量上的分布情况。在本研究中，将父母学历分为5类，父母职业分为3大类。由于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只有一人，将其归为1000元一类，因此收入分为4类。 表1列出了被试家庭经济社会的基本情况，在本研究中父母学历分为五类，其中父亲以初中（占45.23%）和高中（占29.25%）学历为最多，母亲以小学（占24.49%）、初中（占39.46%）、高中（占24.49%）学历最多。父母的职业以蓝领、农民居多。家庭每月总收入以4000元以上居多，占35.71%。
表2列出了被试的抑郁情绪、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社会支持在被试人口学变量上的分布，包括在家庭环境、性别、文理科上的人数分布，抑郁情绪、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社会支持的平均值，标准差。经过数据分析得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在家庭环境（城镇/农村）的分布具有显著性差异，P<0.01，t=11.86。说明城镇户口个体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高于农村个体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这符合人口分布的規律。社会支持在文理科上的分布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t=2.21，这说明文科生在社会支持上的平均得分高于理科生在社会支持上的平均得分。
2.相关性分析
表3列出了抑郁情绪和社会支持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高低两种情况下的分布。经数据分析，社会支持在高低SES上的分布没有显著性差异，当P<0.05，t=2.07时，抑郁情绪在高低SES上的分布具有显著性差异。这说明较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个体抑郁情绪的平均得分高于较高家庭经济社会地位的平均得分。
表4列出了社会经济地位，抑郁情绪，社会支持的均值，标准差，及各个维度之间的相关性。根据相关研究结果，CES-D总分的实际得分范围为0～60，平均数为13.24，标准差为10.33。本研究的抑郁情绪总体上平均数为13.24，标准差9.69，与以往研究结果相似。
经过相关分析表明，抑郁情绪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不存在相关性，社会支持中的客观支持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在P<0.01的水平上存在显著正相关性，相关系数r=0.217。社会支持总体上与抑郁情绪总体及其各个维度均在P<0.01的水平显著负相关。社会支持中除了客观支持维度与积极情绪不存在相关性外，其余各维度均与抑郁情绪各维度在P<0.01的水平上存在显著负相关。
四、结论
从以上结果可以得出，抑郁情绪与社会支持存在着显著负相关性。较好的社会支持能够降低个体的抑郁情绪。这有可能是因为较好的社会支持能够给人带来归属感，降低孤独无助感。抑郁情绪常常会使人体验到孤独无助，会使人躲避社会交往。而社会支持给人以温暖和爱护，从而缓解抑郁情绪。当一个人处于抑郁状态中，一般的典型表现就是降低了对社交的主动性，内心的快乐感降低，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社交和来自周围人的关心和支持不再重要。相反，如果这时周围人能够给予其较好的支持和关爱，那么抑郁情绪将会降低。
上述结果表明，抑郁情绪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相关性只在总体分布上存在差异性，并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不同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当P<0.05，t=2.071时，抑郁情绪存在显著差异。较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抑郁情绪平均得分高于较高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得分。这说明，父母职业层次越高，父母学历越高，家庭收入越高，意味着个体能够利用的资源越多，个体体验到的抑郁情绪越低。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
社会支持中的客观支持维度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在P<0.001的水平上存在显著的正相关，相关系数为r=0.179。这意味着个体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高，其社会支持性也高；个体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低，其社会支持性也低。这对于处于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个体而言，有十分不利的影响。当其父母无法或没有能力为其提供相应的支持时，意味着他从社会上得到的支持也不会很高。这也符合了上文中提到的，较低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抑郁情绪平均得分高于较高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得分。
五、建议
本研究在样本上仅局限于大学生群体，将来的研究需要对其他年龄和其他背景的群体进行研究。同时被试样本中的父母职业、学历分布太过于集中在初中和农民，父母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代表性不是很全面。
本文建议对于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大学生给予更多的社会支持，无论是班级活动，团体活动；还是社会活动，增加其社会支持的力度，避免其陷入无助、孤独、抑郁的状态。
参考文献：
[1]宋佳萌，范会勇.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元分析[J].心理科学进展2013，21（8）：1357–1370.
[2]肖水源.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的理论基础与研究应用[J].临床精神医学杂志，1994（2）：98-100.
作者简介：王惠萍（1960 — ），女，鲁东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基础心理学、人格发展与咨询；季善玲（1988 — ），女，鲁东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人格发展与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