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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视剧《善地》第一季,伦理和道德哲学教授阿纳戈尼耶被同事问及对一双新靴子的看法,感觉左右为难。他显然不喜欢那双靴子,花哨的红色,上面还镶着水晶,但为顾及同事的面子,他说自己喜欢。
阿纳戈尼耶立刻就后悔自己说谎了,并为自己的道德瑕疵纠结不已,尽管女友有些厌烦,开解他说,“有时候,我们说谎只是出于礼貌。”最后,阿纳戈尼耶还是无法忍受这种负罪感,向同事坦诚了真实想法:“那双靴子太可怕了,丑得吓人,我一点也不喜欢!”同事被他的大实话伤害了。
对于阿纳戈尼耶和其他一些哲学家来说,最重要的道德准则就是不说谎,也不伤害他人的感情。然而,很少有人能完全奉行诚实之道。说谎在日常生活中是可接受的,别人问候我们时,我们脱口回应“很好”;朋友问我们是否喜欢她难看的新发型(或者靴子)时,我们给予赞美。
尽管谎言在生活中无处不在,大多数人并不太擅长识别欺骗。假如任何时候我们能够确信无疑地知道他人在对我们撒谎,会怎么样?测谎的技术和心理机制,并不太值得关注。相反,识别谎言后,我们就了解其在我们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这往往遭到忽视和低估。
许多研究者认为,自从语言形成后,人类就互相撒谎,主要是作为一种达成目的的手段。“与其他获取权力的方式相比,说谎简单易行,”哈佛大学的伦理学家博克在接受《国家地理》采访时表示。“为了得到钱财,撒谎可比肉体攻击或者抢银行要容易得多。”
纵观人类历史,撒谎也是“进化中保护自己免受伤害的必需品”,拉特格斯大学儿科和精神病学特聘教授刘易斯说。这包括保护自己不受迫害,对世界各地许多人来说,说谎仍然是出于这个目的。如果我们能突然能够鉴别所有谎言,那么生活在那些不贞、同性恋或宗教信仰违法的国家,就有可能会面临危险。
在风险较小的情况下,撒谎也让我们受益,包括在工作中。如果我们告诉老板对他的真实看法,或者我们未能按时完成工作的真正原因,我们可能会被解雇或者降级。我们撒谎,还是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好,保持一种专业气氛。“不久前,有次开会我迟到了,我只是说地铁晚点了,”多伦多大学的应用心理学和人类发展教授李康说。“其实,地铁并没有耽误我,迟到是我自己造成的,但我想如果同事知道了,在职业上不会对我有什么好处。”
加州大学黑斯廷斯分校的法学教授、测谎专家费舍曼说,另一方面,在工作中有时候如果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被骗是有益的。例如,在谈判中提出恰当的问题并确保得到恰当的答案,少数族裔雇员更容易获得与多数族裔雇员同等的工资和职位。
“在我看来,如果人们能够了解重要的真相,那么这将是一个伟大的世界,”费舍曼说。“我们会少一些歧视,多一些公平。”
我们也会有更多受到伤害感受。杜克大学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教授阿里说,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一个没有谎言的世界会给我们的自我形象带来直接的打击。“说实话意味着你在自己的工作、穿着方式、亲吻方式,还有各种各样的事情上,都会得到更加诚实、残酷的反馈,”他说。“你会意识到,人们并不像你想的那样关注你,你也并不像你以为的那么重要和高素质。”
另一方面,完全诚实的反馈会给我们一个自我提升和学习的机会,但是否值得这么做,阿里并不确定。
几乎在我们一学会说话,对我们自尊的打击就开开始了,且以不可预测的方式扭曲我们的童年成长。“想象一下,当孩子走过来说,‘爸爸妈妈,看我画的画!’你的回答是,‘太可怕了!’”李康說,“负面影响将是立竿见影的。”一些童年的纯真也会消失,包括那些神奇的虚构人物,像是圣诞老人、牙仙子和复活节兔子。相反,由于好奇心的缘故,孩子们很早就暴露在严酷的生活现实,这未必是一件好事。
“有很多事情,如果孩子们知道了,会很难理解,”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心理学荣誉退休教授埃克曼说。“所有的隐瞒,尤其是父母对孩子的隐瞒,都不是恶意的。”
儿童从很小就了解到了说谎的社会价值。刘易斯说,“妈妈可能会对孩子说,‘听好了,奶奶要送你一份光明节(Hanukkah,犹太节日)礼物,你必须跟奶奶说你喜欢,否则奶奶会难过的。’”研究表明,到了三四岁时,许多孩子已经掌握了出于礼貌而撒谎的艺术。
在一篇尚未发表的文章中,刘易斯通过实验还发现,越是聪明、成熟的儿童,在被问及是否偷看了被告知不要看的玩具时,越有可能撒谎。李康和同事也发现,学会撒谎对孩子的认知能力有好处。
成年后,我们大多数人都会经常撒谎。在1996年的一项重要研究中,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的社会心理学家德保罗发现,大学生每三次社交互动中就会撒一次谎,而老年人每五次社交活动中就会撒一次谎。 “在日常生活的许多谎言中,人们假装比他们真正的感受更正面,”德保罗在心理中心网站上写道。“如果他们不喜欢你,他们可能会试图掩盖这一点。如果他们觉得你说话很没有意思,他们可能会努力表现出感兴趣的样子。” 事实上,就人际关系而言,“如果我们真的能识别谎言和欺骗,那将是一场彻底的灾难,”刘易斯说。“在道德理解是你不想伤害他人才撒谎的文化中,说谎是完全必要的。”
我们都是无处不在的所谓善意谎言的共谋者。埃克曼说:“大多数人都在不知不觉中与撒谎者勾结,让自己被误导。”比如,在晚宴结束时,我们通常会跟主人说我们玩得很开心,即使每时每刻都觉得厌烦。主人也会欣然相信这一点,他们并不想知道我们觉得他们多烦人,食物多难吃。
刘易斯说,这种礼貌谎言不好的一面是,我们可能会再次被邀请,“但这是为了不伤害别人的感情所付出的代价。”在一个没有这些礼貌谎言的世界里,友谊会决裂,职业关系会很紧张,家庭聚会更不和谐。
我们最亲密的情感关系也未能幸免。1989年,伊利诺伊大学的梅茨进行了一项经典研究,390人当中,除了33人外,其余所有人都记得曾发生过对恋人“没有完全诚实”的情况。同样,2013年,堪萨斯大学的格思里和孔克尔发现,在一项研究中,67名参与者里只有两人在一周内没有欺骗自己的恋人。
在这两项研究中,大多数人都说是为了避免伤害伴侣或破坏双方关系而做出不诚实行为。如果情感关系突然变得要完全诚实,从恋人清晨的容貌,到是否曾发生过不忠的行为,许多关系很可能无法持久。
“我喜欢开玩笑说,我和妻子婚姻持续40年的原因就在于我们有各自的浴室,”埃克曼说。“不过,这只是一个玩笑话而已,因为有些事情你不想让别人知道,哪怕是你的配偶,不仅仅是上洗手间的行为。”
在某些时候,发现谎言的能力无疑是有益的。刘易斯说,首先,我们可以立即发现病态的说谎者,或者那些谎话连篇的人,他们的谎言具有破坏性,缺乏社会价值。病态撒谎者往往是自恋狂,他们对自我欺骗的需求是出于对羞耻的极度厌恶所驱动,而这种厌恶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他们相信了自己的谎言,即使它这些谎言与明显的事实或者他们之前做过的陈述相矛盾。
刘易斯认为,特朗普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自欺欺人到了根本不知道在撒谎的程度,”他说。
威尔士班戈大学的政治传播与新闻学教授巴基尔表示,在政治上撒谎,当然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她表示,柏拉图认识到“高尚谎言”的价值,而经典政治著作《君主论》也肯定了欺骗在政治领导中的重要作用。
不过,即便如此,“近年来,政治上撒谎似乎变得越来越严重,”巴基尔说。“当下尤其糟糕,特朗普、普京等政客,以及世界各地一些强势人物撒谎成性,他们不以为耻,也不在乎是否会被别人发现。”
据非盈利机构波因特传媒研究学院所属的事实核查网站PolitiFact称,特朗普70%的陈述基本都是虚假的、或是彻头彻尾的谎言,相较而言,希拉里的这一比例仅为32%。
她还表示,机构也会明目张胆地撒谎。英国的脱欧运动组织“投脱欧一票”反复表示,欧盟每周给英国带来超过3.5亿英镑的损失。英国统计局后来称其“明显滥用官方统计数据”。
巴基尔说:“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而且是竞选材料中一个重要、经过深思熟虑的部分,公平地说,那就是存心欺骗。”
尽管有大量证据表明某些政客和政治团体不诚实,但核心选民的支持往往不会减弱。巴基尔指出,研究表明,执着相信错误信息的人很难被说服,还说,我们本质上存在认知偏见,或习惯相信符合我们世界观的东西。
然而,在人们可以自动辨识谎言的世界里,对撒谎政客的支持可能会坚持不下去。“很多特朗普的支持者認为这个人受到了不公正的指责,他并没有撒谎,”费舍曼说。“但如果人们能主动发现自己被骗了,我想其中很多人就不会再找借口了。”
没有谎言将使国际关系和外交陷入混乱,但最终,公民可能会因更诚实的政治家和官员而受益。这同样适用于警务和刑事司法。警察暴力和偏见将会减少。警察可以简单询问嫌疑人是否携带武器,或者他们是否应对某起罪案负责,而审判也将被一系列简单的问题所取代,以确定罪行。
“我当然认为,这将在刑事司法领域造成有益的后果,”埃克曼说。“我们希望找到作恶者,我们不想冤枉无辜的人,也不想因为他们没有犯过的罪行惩罚他们。”
如果所有的谎言都被揭穿,我们不可能预测哪些方面会受益,哪些方面会需忍受痛苦,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世界将与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大不相同。然而,人类是有适应能力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会形成新的规范和可接受的社会行为准则,”巴基尔说。
她接着说,与此同时,我们很有可能会竭尽所能地形成撒谎与欺骗的新方法,不管是通过技术、药品、社会行为或者精神训练。
李康对此表示同意。“我百分百地确定,我们会继续以某种方式欺骗对方,我们只是找到了不同的方式来做这件事。撒谎是生活的必需品。”(摘自英国广播公司新闻网)(编辑/费勒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