套用一句流行的句式：你读或者不读，书就在那里。然而读与不读，人已经在不同的地方。古人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实际上，不会有人把读书作为一种职业，它应该是指读书与一个人的社会定位、特别是自身精神定位的关系，因为读书让人高贵。同样，对于“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样的话，人们也常常理解得过于实用和狭隘。书中有太多的真理、智慧、知识、情趣和想象力，难道这不是贮藏财富的金屋？不是让人愉悦的玉颜？但是，“金屋”和“玉颜”，它们散落在浩繁的书页与字里行间，像精灵一样顽皮，躲躲藏藏，闪烁迷离，当然只有“开卷”才能捕捉。在我看来，打开书卷，就有一种开辟鸿蒙的象征意义。所以说：读书是一种仪式活动，在那一刻，它让凡常的生活成为私人宗教。
　　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青年在阅读方面更趋于碎片化和实用性，整体性与系列性阅读越来越少，从形而上走向形而下。在巨大的压力之下，更多的时候，他们不是为人生而阅读，而是为生存而阅读。比如如何谋职、就业、理财、安家，如何为人处世、应对上司和同僚，甚至如何养生。
　　一个人的价值取向，取决于他的自我定位与自我认知；也就是说，取决于他认为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和价值。20世纪80年代的青年富有自信和浪漫，甚至满怀超越实际的入世梦想；谈论理想、诗歌或者哲学与美学，是一种正常而普遍的现象，而在今天的青年人中间，这些话题几乎羞于启齿，唯恐避之不及。出世哲学的“箴言”“妙语”和宗教遁世思想成为流行，都反映了他们人生价值取向和社会价值取向的变化。感性的瞬间发泄常常取代理性的韧力和勇气。阅读和艺术欣赏也是如此，追求阴冷怪癖，甚至病态。所以也就是说，个人价值取向的确立，取决于社会对他的接纳；也可以换句话说，取决于社会向他传递的承诺以及提供的可能性。
　　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中，纯文学及纯文学者生存维艰。就文学人而言，大量文学作家转向文学快餐甚至文学献媚的经营，名利双收。整个文学艺术界都呈现这种倾向。然而正在奇怪的是，文学艺术的自我堕落，不仅换来了文艺从业者的生存惬意，甚至也换来了鲜花与掌声，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诡异的现象。政府需要真正从物质生存和精神荣誉两个方面加大对纯文学的扶持。这不仅仅是一个文学的话题，归根究底是一个社会学话题。
　　中国传统思想和艺术，是在一个长期连续而又自我封闭完善的封建体制中形成和发展的，两千年的社会虽然动荡不止，但是却从未发生根本变革，由此形成的思想文化体系，便显得过于精巧、成熟，因为它囿于藩篱，从不突破围墙，也就很少露出破绽和矛盾，如同精心设计建造的士大夫宅邸或者园林，这一点，尤其是表现在被表达完善的孔孟儒家思想以及后来演化的程朱理学。而具有发散性结构和自由思维的老庄精神，一直断断续续，有时甚至奄奄一息，只有在曹雪芹这里才诞生一座异峰突起的《红楼梦》。也就是说，中国文化是在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范畴内形成与发展的完美体现，它是一种群体性思维。
　　所以我觉得，中学与西学不是优劣高下之分，而是静与动、约束力与创造力之别。中学注重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即如何被社会承认；西学注重人在社会中的价值，即如何承认社会。中学有益于修身养性、入世合流，有益于对生存的静观和默想；而西学则有利于改变生活、观察把握世界，有利于思想和创造力的解放。我想，这当是许多中国学者在中老年之后才转向中学的原因，也是当年鲁迅对青年人说应少读或者不读中国书而多读外国书的意义所在。
　　（作者系青海人民出版社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