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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老百姓，似乎越来越不好管了，一有点什么动静，围观者众，连同被围观的一起，竟好像分不清ˬ是刁民，ˬ是良民了。于是，便有了国内各地设立的各级维稳机构和大量的维稳¾¬费。
维稳维了好些年，花钱花了好多亿，人心到底稳不稳呢？要想得到可靠的数据作为决策依据，是不能潦草从事的。我找不到这样的民意测验结果，可能也没有人认真、科学地做过这样的调查。但我“土法上马”，竟也发现我们的人心——或者叫民心——是有不小的问题。譬如我们的大中院校，从前一向以“标准答案”育人，也不能不说基本有效，但超出标准答案的人文思考，或得零分，或称“偏激”，都属异端，命定淘̬。然而，¾¬过“文革”后的真理标准讨论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并且倡导思想解放，已见民智大开。于是社会上有了街谈巷议，这是真正的“舆夫之论”，即Ô¬始语义上的舆论，是不受操控，也无从一笔抹煞予以根除的。加上近年来网络的发展，在那片虚拟的空间，的确出现了“杂音”纷纭的局面，人们对此众说不一，因人而异。
可见社会是否稳定，关键在于人心。
如果说，在主流媒体和大中学校政治课、历史课堂上传播的是官方的声音，从对这些声音的反应，可看出各阶层、各界别的民心；那么，从街谈巷议中和网上传播的“自由谈”，则尤其可见民心所向。这就说到我要浅析的一种社会心理了。
民间的俯耳倾听，网上的目光所聚，凡是涉及党政官员在公私生活中的负面现象，不管是失职渎职、滥用公权、官商勾结、贪污受贿、道德败坏，也不管是百分之百的真相，或者虚实参半，甚至有的是造谣中伤，但于听者，多半是持“宁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的态度，在无法核实也无处追问的情况下，也多持“有罪推定”的Ô¬则。总之是听而即信，区别只在有人继续传播，有人听过便算了。
常识告诉我们，在人们接受的非正式信息中，免不了会有不实信息，即所谓传言甚或是谣言。往往由于正式信息的缺失（更不要说正式信息的虚假），于是“大道不通小道通”。古时就有“三人成虎”的典故，现代更有“苍蝇变大象”的童话。问题是，那么多的正面报道、典型宣传，怎么没能激起公众的强烈反响，口口相传；那么多的正面教育，小道理服从大道理的宣讲，怎么没能取得公众的回报认同，心心相印？而偏偏一有丑闻，立即信而不疑，继之家喻户晓，应了一句老话，叫“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文革”刚结束时，就有这种情况。那时一片惊呼，说是“三信危机”，即信仰、信任、信念危机，一句话，就是对政府的号令、主张，不像“文革”前那么坚信不疑，一呼众诺了。而当时救之之道，还是既定之规，一是归咎于“林彪、四人帮”败坏了党的声誉，要狠批并肃清其流毒；二是归咎于有人（别有用心的人、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境内外敌对势力¡¬¡¬）离间党群关系，散布不满情绪，鼓吹离心离德；三是承认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存在一些问题，但重弹要区别“本质与现象”，“主流与支流”和“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等老调，结果适得其反。某些固执己见，不肯作反思者，更进一步指责群众，却不敢正视自己早自“文革”以前至十年“文革”期间，¾¬历了从脱离群众到压制或利用群众（或利用一部分群众去压制另一部分群众，也叫作“挑动群众斗群众”），而竟堕落到与群众对立（不说“骑在群众头上”或“与群众为敌”吧）的历史和现实，不肯承认丧失公信力的责任在自身，一味埋怨群众不再同心同德，忘恩负义。一来二去，越是这样与群众对立，越是激起群众的逆反心理，有些本来持中间态度的群众也“偏激”起来。不但年轻人如此，中老年人亦然；不但知识分子如此，工农亦然，殊不知这是日积月累所致。只听颂声的耳朵，听不惯怨声，但终于是不爱听也得听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许多坏人坏事，种因于若干年前，并不都是当政者的施为造成的，但是因果相Ѭ，历史不容易割断，责任不容易撇清，何况群众习惯了的忆苦、诉苦方式，也属于传统的遗留呢？
那种听说干好事不信，干坏事就相信的社会心理是怎样形成的，难道还不清楚吗？上述不信任的社会心理的形成，已不止三年五载，这是长期“欠账”的结果。这里还不是说什么具体的欠债，而是指诚信的丧失。其一，某些人过去善作夸大的甚至虚假的自我宣传，一切全好，百分之百，从无错失，对未来则作空头许诺，也是一切全好，百分之百。然而事实打碎空言，导致逆反心理，百分之百的肯定，物极必反，变成百分之百的怀疑乃至否定了。其二，某些人过去掩盖真相，把真相斥为谣言，但事实是顽强的，只手难掩天下耳目，难掩历史和现实的真相。人们几¾¬反复以后，难免习惯于反其道而处之，纵令遇到真正的谣言，也便信以为事实了。
举例言之，1976年“四五”清明，天安门广场上的群众自发集聚悼念周恩来，同时以诗词影射抨击½¬青、张春桥，因高层领导听汇报后认定是针对他的，遂大举采取行动。嗣后从首都到各地，针对群众传³¬天安门诗词，并有一些关于高层领导核心中涉及½¬青和批邓等的传说，又自上而下开展了一个“查谣”的战役，实行瓜蔓³¬式的追究，人人过关，人人自危。然而几个月后，华国锋、叶剑英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逮捕了以½¬青为首的“四人帮”，事实证明，当时所查的“谣言”，尽管细节不尽准确，却都不无根据，其来有自。
这都是几代人走过来的历史。“文革”后的三中全会上，重提“实事求是”的口号（当然不止是提口号，而且辅之以平反冤假错案等实际行动），受到公众的欢Ó¬。人们深知，“实事求是”的“实事”，指的就是“事实”，有了事实，有了真相，才有人们所追求的“是”；离开事实，离开真相，就没有人们要求的“是”，人们更不会点头称“是”。这样的心态是理性的。
尚未依法享有公民应享的充分知情权的人们，他们对资讯不足的不满是可以理解的。在资讯不足的情况下，他们听取非正式的信息，并作出自己带有某种主观色彩的判断，是正常的。他们对某些缺乏诚信的人，对某些缺乏公信力的公众人物或机构、单位的言行，持保留的态度，存疑的态度，甚至作某种臆测、猜度和分析，也属于凡有思维能力的人皆可能有之的常情。这与理性的心态并无矛盾，而正是一种要求“拿出事实来”的理性，什么屏蔽遮掩，在公众的这种理性前，都是欲盖弥彰。
用简单的办法，是不能改变人们¾¬由多年实践特别是饱¾¬忧患换来的教训（所谓反面¾¬验）的。如果不是靠自身的改革和完善，而是责备群众，用围追堵截的方式施压，那结果只会造成反弹。“强扭的瓜儿不甜”，怎么能想要人爱你人家就爱，想要人信你人家就信你呢？要改变一种社会心理所需的时间，不会少于这种社会心理形成的时间。更不是想改变就能改变的，关键在于事实真相和实际行动。
时间将最后解决问题，大家都要有一点耐心才好。
（作者系诗人、作家）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5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维稳维了好些年，花钱花了好多亿，人心到底稳不稳呢？要想得到可靠的数据作为决策依据，是不能潦草从事的。我找不到这样的民意测验结果，可能也没有人认真、科学地做过这样的调查。但我“土法上马”，竟也发现我们的人心——或者叫民心——是有不小的问题。譬如我们的大中院校，从前一向以“标准答案”育人，也不能不说基本有效，但超出标准答案的人文思考，或得零分，或称“偏激”，都属异端，命定淘̬。然而，¾¬过“文革”后的真理标准讨论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并且倡导思想解放，已见民智大开。于是社会上有了街谈巷议，这是真正的“舆夫之论”，即Ô¬始语义上的舆论，是不受操控，也无从一笔抹煞予以根除的。加上近年来网络的发展，在那片虚拟的空间，的确出现了“杂音”纷纭的局面，人们对此众说不一，因人而异。
可见社会是否稳定，关键在于人心。
如果说，在主流媒体和大中学校政治课、历史课堂上传播的是官方的声音，从对这些声音的反应，可看出各阶层、各界别的民心；那么，从街谈巷议中和网上传播的“自由谈”，则尤其可见民心所向。这就说到我要浅析的一种社会心理了。
民间的俯耳倾听，网上的目光所聚，凡是涉及党政官员在公私生活中的负面现象，不管是失职渎职、滥用公权、官商勾结、贪污受贿、道德败坏，也不管是百分之百的真相，或者虚实参半，甚至有的是造谣中伤，但于听者，多半是持“宁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的态度，在无法核实也无处追问的情况下，也多持“有罪推定”的Ô¬则。总之是听而即信，区别只在有人继续传播，有人听过便算了。
常识告诉我们，在人们接受的非正式信息中，免不了会有不实信息，即所谓传言甚或是谣言。往往由于正式信息的缺失（更不要说正式信息的虚假），于是“大道不通小道通”。古时就有“三人成虎”的典故，现代更有“苍蝇变大象”的童话。问题是，那么多的正面报道、典型宣传，怎么没能激起公众的强烈反响，口口相传；那么多的正面教育，小道理服从大道理的宣讲，怎么没能取得公众的回报认同，心心相印？而偏偏一有丑闻，立即信而不疑，继之家喻户晓，应了一句老话，叫“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文革”刚结束时，就有这种情况。那时一片惊呼，说是“三信危机”，即信仰、信任、信念危机，一句话，就是对政府的号令、主张，不像“文革”前那么坚信不疑，一呼众诺了。而当时救之之道，还是既定之规，一是归咎于“林彪、四人帮”败坏了党的声誉，要狠批并肃清其流毒；二是归咎于有人（别有用心的人、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境内外敌对势力¡¬¡¬）离间党群关系，散布不满情绪，鼓吹离心离德；三是承认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存在一些问题，但重弹要区别“本质与现象”，“主流与支流”和“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等老调，结果适得其反。某些固执己见，不肯作反思者，更进一步指责群众，却不敢正视自己早自“文革”以前至十年“文革”期间，¾¬历了从脱离群众到压制或利用群众（或利用一部分群众去压制另一部分群众，也叫作“挑动群众斗群众”），而竟堕落到与群众对立（不说“骑在群众头上”或“与群众为敌”吧）的历史和现实，不肯承认丧失公信力的责任在自身，一味埋怨群众不再同心同德，忘恩负义。一来二去，越是这样与群众对立，越是激起群众的逆反心理，有些本来持中间态度的群众也“偏激”起来。不但年轻人如此，中老年人亦然；不但知识分子如此，工农亦然，殊不知这是日积月累所致。只听颂声的耳朵，听不惯怨声，但终于是不爱听也得听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许多坏人坏事，种因于若干年前，并不都是当政者的施为造成的，但是因果相Ѭ，历史不容易割断，责任不容易撇清，何况群众习惯了的忆苦、诉苦方式，也属于传统的遗留呢？
那种听说干好事不信，干坏事就相信的社会心理是怎样形成的，难道还不清楚吗？上述不信任的社会心理的形成，已不止三年五载，这是长期“欠账”的结果。这里还不是说什么具体的欠债，而是指诚信的丧失。其一，某些人过去善作夸大的甚至虚假的自我宣传，一切全好，百分之百，从无错失，对未来则作空头许诺，也是一切全好，百分之百。然而事实打碎空言，导致逆反心理，百分之百的肯定，物极必反，变成百分之百的怀疑乃至否定了。其二，某些人过去掩盖真相，把真相斥为谣言，但事实是顽强的，只手难掩天下耳目，难掩历史和现实的真相。人们几¾¬反复以后，难免习惯于反其道而处之，纵令遇到真正的谣言，也便信以为事实了。
举例言之，1976年“四五”清明，天安门广场上的群众自发集聚悼念周恩来，同时以诗词影射抨击½¬青、张春桥，因高层领导听汇报后认定是针对他的，遂大举采取行动。嗣后从首都到各地，针对群众传³¬天安门诗词，并有一些关于高层领导核心中涉及½¬青和批邓等的传说，又自上而下开展了一个“查谣”的战役，实行瓜蔓³¬式的追究，人人过关，人人自危。然而几个月后，华国锋、叶剑英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逮捕了以½¬青为首的“四人帮”，事实证明，当时所查的“谣言”，尽管细节不尽准确，却都不无根据，其来有自。
这都是几代人走过来的历史。“文革”后的三中全会上，重提“实事求是”的口号（当然不止是提口号，而且辅之以平反冤假错案等实际行动），受到公众的欢Ó¬。人们深知，“实事求是”的“实事”，指的就是“事实”，有了事实，有了真相，才有人们所追求的“是”；离开事实，离开真相，就没有人们要求的“是”，人们更不会点头称“是”。这样的心态是理性的。
尚未依法享有公民应享的充分知情权的人们，他们对资讯不足的不满是可以理解的。在资讯不足的情况下，他们听取非正式的信息，并作出自己带有某种主观色彩的判断，是正常的。他们对某些缺乏诚信的人，对某些缺乏公信力的公众人物或机构、单位的言行，持保留的态度，存疑的态度，甚至作某种臆测、猜度和分析，也属于凡有思维能力的人皆可能有之的常情。这与理性的心态并无矛盾，而正是一种要求“拿出事实来”的理性，什么屏蔽遮掩，在公众的这种理性前，都是欲盖弥彰。
用简单的办法，是不能改变人们¾¬由多年实践特别是饱¾¬忧患换来的教训（所谓反面¾¬验）的。如果不是靠自身的改革和完善，而是责备群众，用围追堵截的方式施压，那结果只会造成反弹。“强扭的瓜儿不甜”，怎么能想要人爱你人家就爱，想要人信你人家就信你呢？要改变一种社会心理所需的时间，不会少于这种社会心理形成的时间。更不是想改变就能改变的，关键在于事实真相和实际行动。
时间将最后解决问题，大家都要有一点耐心才好。
（作者系诗人、作家）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5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