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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从实证的角度，探讨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社会转型时期，匈牙利移民的美国化进程，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当时处于盛世的“熔炉论”在实践上作为神话的破灭过程。就其促成因素而言，其中既有美国白人的民族偏见与排斥，也有匈牙利移民对本民族文化难以割舍的情结，还有匈牙利政府为动员移民回国的努力等。诸多因素的合力作用，使匈牙利移民和其他外来移民群体一样，在适应美国社会生活方式的同时保留着本民族的特征，由此奠定了美利坚民族多元化发展的基础。
关键词：美国；熔炉论；匈牙利移民；美国化
作者简介：隋笑宇，男，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美国史研究；梁茂信，男，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研究所所长，从事美国社会史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美国人才吸引战略的历史考察研究”，项目编号：10BSS011
中图分类号：K71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1）06-0126-07 收稿日期：2011-09-20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随着美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深化，大批欧洲移民纷至沓来。与此同时，美国同化外来移民的社会思潮也发生了转换，即“盎格鲁归同（Anglo-conformity）论”被“熔炉（Melting pot）论”所取代。在这种背景下，以白人新教徒为主的美国人单向度地按照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对外来移民实行同化。由于这种理想与美国残酷的社会现实相去甚远，结果，白人按照美国社会价值观同化外来移民的美国化行为也以失败告终。对此，虽然国内学界已有所关注，但迄今为止，关于具体移民群体美国化过程的实证研究却寥若晨星。有鉴于此，本文以匈牙利移民为例进行分析，从一个侧面揭示移民在美国化过程中是如何保留本民族文化，进而有助于加深对美利坚民族多元化形成这一尚未全面启动研究之问题的认识。
一、前所未有的移民潮
在1865年美国内战结束后的半个多世纪中，美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日新月异地改变着美国社会的结构和面貌；新兴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促进了大量新兴行业的产生和生产方式向制造业流水线的转变，社会就业机会与日俱增。在全球化经济体系中融合程度较高的欧洲国家，也因为农业经济的瓦解和人口快速增长，造就了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工业的储备军。在此背景下，成千上万的欧洲移民漂洋过海，蜂拥而至，形成了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移民潮。据统计，在1880—1920年，进入美国的移民达到2300多万，是1820—1880年迁入美国外来移民总数的两倍。其中在1901—1909年入境移民近800万，是当时入境移民最多的几个年份。值得关注的是，在这股移民潮中，来自于西欧和北欧国家的移民逐渐减少，而来自东欧和南欧国家的移民日益增多。到1896年，来自东南欧国家的移民超过了美国入境移民的50%，此后东南欧移民人数一路飙涨，1910年这一比例超过80%。［1］（P110-111）由于东南欧移民经济条件差，多数是没有文化的农民，不说英语，且大多信奉天主教和东正教，因此，他们被美国学界称为“新移民”（new immigrants），以区别于来自西北欧国家的“老移民”（old immigrants）。［2］（P55）截至1920年，在这些新移民中，人数较多的是来自意大利、俄国和波兰，随后是奥地利、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3］（P302）由于他们多数来自贫困的农村地区，经济条件差，主要依靠出卖劳动力谋生，因而移民多数进入就业机会较多的北部城市。据统计，到1920年，居住在城市的移民占当年白人移民中的75.5%，但各民族群体城市化的程度高低不同。例如，居住在城市的移民分别占俄国移民的88.6%、爱尔兰移民的86.9%、意大利移民的84%、波兰移民的84.5%、匈牙利移民的80%和奥地利移民的75%。［2］（P56）从地理分布看，由于多数移民是在港口城市纽约入境的，故他们登陆后主要集中在纽约、纽瓦克、克利夫兰、芝加哥、底特律、密尔沃基和匹兹堡等东北部和中西部工业城市。例如，在1890年，外来移民占密尔沃基人口的88%，纽约人口的81%，芝加哥和底特律人口的81%，克利夫兰的77%，圣路易斯、匹兹堡和辛辛那提人口的71%左右。到1920年，外来移民及其在美国生育的第一代仍占美国城市人口的62%。［4］（P134）显然，大批外来移民的到来，使这个时期美国城市带上一种明显的“外来”特征。
在上述背景下，匈牙利移民也纷纷来到美国。从其入境时间和阶段性看，在1880年以前的五年间，每年来到美国的匈牙利人不过2500人。此后，年均移民人数开始缓慢增长，到1886—1890年间，入境移民年均2.2万人；1900年以后的10年间，匈牙利移民进入了高潮期，年均入境移民超过10万，占1880—1920年入境匈牙利移民的80%以上。［5］（P504）很明显，虽然匈牙利移民的启动时间晚，但其增速快，人口的迁移率相对较高。据美国政府统计，在1870—1910年的每个十年间，匈牙利移民的增长率依次是208.4%、441.7%、133.4%和240.1%。［6］（P787）从出境移民占匈牙利人口的比例看，也是比较高的。例如，1899—1913年迁出移民占匈牙利国内总人口的4.5‰，其中1905年、1906年和1907年的比例分别攀升至7.9‰、8.1‰和9.3‰，年度移民率之高，甚至超过了同期移民人数较多的意大利。［7］（P18,22）从移民入境后的地理分布看，根据笔者对美国人口统计中的数据计算分析，到1920年，匈牙利移民大多集中在美国北部城市，其中，东北部占51.7%，中西部为42.09%，城乡分布的比例分别为80%和20%。在各城市中，纽约独占鳌头，其社区的匈牙利移民占全美匈牙利移民的16.2%，而居住在芝加哥、克利夫兰、费城和底特律等北部城市的匈牙利移民在5%到10%之间。纽瓦克、匹兹堡等工业城市则低于上述比例。［3］（P307,313,308）
匈牙利移民之所以不远万里来到美国，主要原因在于这个时期匈牙利国内经济发展状况及其与美国的差异。追本溯源，匈牙利是以马扎尔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地处欧洲内陆，地势平坦，系多瑙河中游平原的一部分，在政治上长期处于欧洲封建专制的包围之中。虽然1848年独立革命爆发后通过的《匈牙利自由法案》废除了农奴制和一些封建贵族特权，但革命的不彻底性导致一部分在争取自由斗争中失败的政治移民跨越南端国界进入土耳其，随后迅速分散到法、美等国家，他们因此成为近代匈牙利最早的外向型移民。在国内，尽管农奴制废除后，普通民众享有了自由流动的权利，但未能解决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和沉重赋税等问题。同时，由于处于奥匈帝国二元制政体下的匈牙利着力推进农业，导致工业发展滞后，且多数属于面粉、食品和酿酒等农产品加工业，而引领工业革命潮流的纺织业及机器制造业主要由奥地利把持。19世纪末，落后的匈牙利已无法消化因土地兼并和机械化发展而释放出来的大量剩余劳动力。不啻如此，1873年波及全欧的经济危机致使正处于襁褓中的匈牙利工业遭遇重创，信贷交易所倒闭、银行破产、工业建筑业停工，生计无着的失业工人苦苦找寻着自己的出路。与此同时，匈牙利可谓祸不单行，其农业歉收、葡萄根瘤蚜虫灾害以及霍乱盛行使得农民的处境进一步恶化。许多农民资不抵债，纷纷将自己的土地出卖给当地的大地主。到20世纪初，匈牙利54%的土地集中在大地主手中，仅有5.5%的耕地掌握在128万户小农手中，社会上到处充斥着大量几近破产的贫农和一无所有的无产者［8］（P239），对于丧失了生活资料后非迁移而无法生存的劳工来说，移居海外是他们谋生的唯一出路。基于此因，在迁居美国的匈牙利移民中，年龄在20—49岁的青壮年劳工占出境移民的3/4。［9］（P105）
当然，匈牙利移民来到美国，也与美国的拉力因素相关。一方面，自19世纪20年代开始，美国各州政府和企业到欧洲招募移民，高调宣传在美国工作生活的美好前景和优厚条件。19世纪60年代广泛发行的《移民指南》把美国吹得天花乱坠，“欧洲人应离开旧世界的专制制度和无所收获的土地，寻求新世界的自由和独立……在新世界的土地上，用劳动的双手采掘出丰富的宝藏”［10］（P60）。另一方面，移民在向母国的亲友寄钱时，也通过信件诉说着他们在美国成功的感人故事。一位匈牙利人在信中写道：“我每天从早6点工作到晚7点，工作内容是用机器缝制衣服，每周可以赚10~11美元……我妻子也在这里工作，她每周工资是9.5美元。而在匈牙利，这是我一个月的酬劳。”［9］（P104）如此诱人的宣传，再加上不断传来美国工业化迅速发展、经济一片繁荣的消息，失业劳工、无地农民和对前景感到黯淡的中产阶级下层，无不为移民美国而动心。在他们的憧憬中，美国就是摆脱贫困的人间伊甸园。于是，他们停辛伫苦，怀揣发财梦想，远渡重洋，来到美国城市中的工矿企业，开始了艰辛而漫长的美国化生活。
二、缓慢的美国化进程
当外来移民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蜂拥美国的时候，处于转型时期的美国思想与文化界也在探索对美国社会变化的合理解释。从个人主义到自由主义，从实用主义到社会达尔文主义，从泛美主义到海洋扩张主义等，各种思潮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在移民与民族同化领域，自美国建国以来，“盎格鲁归同论”一直主宰着美国民族同化的思想主流，它要求所有移民来到美国后，脱胎换骨，放弃对母国的忠诚，在政治思想、民族文化和价值观念上，成为不折不扣的美国人。到19世纪末期，该理论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而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熔炉论”成为民族同化的主流。从现有资料看，在美国学术界，最先倡导熔炉理论的还是美国著名的边疆史学者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他在《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一文中认为，随着西部边疆的开拓，文化背景不同的外来移民通过“碰撞—认同—融合”的模式完成同化，进而生成一个新的美利坚民族。1908年，犹太移民剧作家伊斯雷尔·赞格威尔的成名作《熔炉》被搬上舞台后，美国各地万人空巷，举国喝彩。赞格威尔在剧本中写道：“美国是上帝的坩埚——一个将融化并改造欧洲所有种族的大熔炉，德意志人、法国人、爱尔兰人、犹太人和俄国人，都将与所有的人在熔炉中融化。上帝正在创造美利坚人。”［11］（P171）“熔炉论”的最大失误在于：第一，它以浪漫主义的形式表达了美国人富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民族同化观，它以高调的美国例外论虚拟了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想。在逻辑上，它主张各民族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尊重，融合成一个全新的、有别于世界上任何群体的民族，但在实践中，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是一个充满冲突的社会。一方面，白人对印第安人的屠杀达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而白人对黑人的种族压迫也在1896年最高法院的“隔离但平等”的原则下演化为一种合法的全国性制度。另一方面，在自由放任管理的模式下，美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弱肉强食”的现象表明，社会达尔文主义已成为社会利益分配的最高法则。第二，它违背了美国民众的诉求。在美国社会工业化和城市化如火如荼的时期，史无前例的外来移民潮不期而至。此时，由于上层建筑管理与经济基础变革趋势相互脱节，引致各类社会问题丛生。然而，美国土生人却错误地认为，市政腐败、社会犯罪、贫民区泛滥和城市环境恶化等都与外来移民有关。他们认为，移民加剧了就业市场的竞争、抢去了美国人的职业、造成了天主教与新教冲突的再次爆发。更重要的是，依照遗传学理论，所有的非盎格鲁撒克逊人都是劣等种族，他们与美国盎格鲁白人通婚，最终会导致白人血统纯洁性的丧失和盎格鲁撒克逊人命运的终结。［11］（P175-180）简言之，外来移民是美国人政治制度、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最大威胁，所以，土生美国人强烈要求限制外来移民的呼声最终演化为一场狂飙的排外主义。［10］（P178-227）在这样恶劣的社会环境中，曾经使德意志和爱尔兰移民备感心酸的土生美国人的民族成见（ethnic stereotype），也被延伸到东南欧移民的身上。匈牙利移民被蔑称为“波匈人”（即波希米亚人和匈牙利人通婚的后代），借以区分当时同样被蔑称的“波拉克人”（即波兰人）。虽然一些媒体和社会工作者也认识到了匈牙利移民淳朴善良的性格和工作中吃苦耐劳的精神，称赞他们自强自立，不依赖公共福利。但负面的报道也不绝于耳，不少美国政府官员、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生物学家、新教牧师和专栏作家在其中推波助澜，在纽约、费城、芝加哥、匹兹堡和克利夫兰等城市的媒体上，以种种方式诋毁匈牙利移民，宣扬他们不讲卫生、没有文化、不懂民主、经常酗酒、衣着褴褛、住所肮脏、社会道德缺失。［12］（P27-32）此外，一些宗教狂热分子按照新教伦理和盎格鲁人的文化观，推动着移民的美国化进程，使其从19世纪末的自然同化向一战前美国政府实施的强制性民族同化转变。在这场心理变态的社会运动中，其目的就是以强制性方式，“彻底地消除印第安人、黑人和外来移民的民族特性”［12］（P20-21）。第三，就外来移民而言，他们在美国遭受的歧视和偏见经历表明，“熔炉论”并非是移民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写照，而是对其民族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一种强大威胁，因而“移民不愿意接受熔炉论”［11］（P172）。为论证这个观点，笔者在此对匈牙利移民的美国进程作一简单勾勒和分析。
客观而言，所有移民来到美国后，要参与当地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最终实现追求幸福的夙愿。为此，他们必须完成美国化进程，通过加入国籍而享有美国公民的各种权利。然而，如上所述，他们来到美国时，在民族同化的社会环境和氛围中遇到了十分严峻的挑战。另外，在语言和文化上与美国人的差异，也加大了匈牙利移民在完成美国化进程中的困难。因为匈牙利移民地域性比较广泛，狭义上的民族构成复杂，宗教的多样性特点也十分突出。据1910年美国人口统计，在匈牙利移民中，说马扎尔语的移民占46%，说斯洛伐克语的移民占21.8%，说德语的移民占14.8%，其余的人说捷克语、俄语和波兰语等。［6］（P968-969）在宗教信仰上，48.3%的人信奉罗马天主教，16.1%的人信奉希腊天主教，加尔文教徒占8.4%。［7］（P182）在此条件下，匈牙利移民中较低的技术与文化构成使他们在就业市场上处于不利的地位。例如，在匈牙利移民中，农民和无技术劳工约占77.5%，技术工人约占8.6%，知识分子约占8%，余者为商人、小业主和工匠等。［9］（P105）因此，多数人以出卖劳动力为生，从事着美国本土工人和“老移民”所不齿的薪酬较低的脏累工作，其工作时间长，危险系数高。对于匈牙利知识分子移民来说，他们在美国很难找到与其在母国时地位相同或相近的职业。幸运者则利用本民族的文化与经济资源，在本民族社区继续着以前的医生、教师、牧师等工作职业，勉强保持着其中产阶级的社会地位；不幸者则不得不向下层流动，例如，约11%的知识分子成为当地工厂中的非技术劳工。［13］（P426）对于这些移民而言，他们在向美国同化过程中，社会流动的空间和路径愈加狭小。当然，在匈牙利移民中，也有一部分人跻身于中产阶级的行列。例如，有些人从小商贩起步，并在第一代移民中完成了初期的资本积累后，转而开设屠宰厂或社区沙龙等小型店铺，随后逐步拓宽经营范畴和规模，有人甚至涉足于地产或旅行社等大型商业。据康涅狄格州的诺瓦克市长所言，1912年当地已有200名马扎尔移民拥有了自己的住房。在1905年的密歇根州德尔雷镇，有30家匈牙利人拥有房产。［7］（P149）此外，那些有一技之长的移民，例如工程师、画家和音乐家等，在职业竞争中成功的概率较高，有的甚至成为汽车制造厂的首席工程师或知名艺术家。［13］（P433-434）
相对而言，与第一代移民相比，在美国生育的第二代匈牙利移民的职业地位有了明显提升。他们的父母为了孩子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不遗余力地支持子女读书。由于第二代移民生长在美国，接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加上耳濡目染的美国生活，其价值观中的美国化程度更高。因此，他们中间从事律师、医生等社会地位较高的职业人数有所增加。但是，家庭的民族背景与宗教特征制约了他们在美国社会升迁的步伐。他们对美国社会主流文化的认同程度也仍然比较有限，与其他东南欧移民的认同程度较高。一位职业为律师的第二代移民说道：“我的密友都是同行，他们所遭遇的困难与我类似。其中一个是意大利人，另一个是比利时人，他们和我一样，都是工人的儿子。”［13］（P433）可见，匈牙利“新移民”通过职业流动实现向美国主流社会的融合还存在着诸多障碍。在上述制约因素的作用下，不管是第一代还是第二代，族内通婚比例较高，而族外通婚率，特别是与土生白人的通婚率仍然微不足道，根据笔者对美国人口统计资料中的相关数据计算，其比例在1910年不足7%［6］（P963）。如果说上述资料表明，美国人与匈牙利移民之间彼此认同的程度十分有限，那么，移民的归化率表明，匈牙利移民对美国的认同程度也是有限的。到1920年，只有29%的匈牙利移民获得了美国公民资格，远远低于德国移民的72%、瑞士移民的69%及英国移民的63%。［10］（P127）不言而喻，匈牙利移民基本上生活在美国主流社会之外。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在美国化进程中，与匈牙利移民步履维艰的相似例子可谓是司空见惯。自19世纪末开始，许多大中型城市都出现了与美国主流社会隔离的民族社区，“小意大利”、“唐人街”、“墨西哥城”以及波兰人、俄国人和乌克兰人飞地等，不一而足，在其所在的城市形成了一道鲜明的民族风景。不管是城市还是在农村，各移民群体聚居在本民族社区里，保持着自己的生活习惯与文化。即使在纽约市下东区（Lower East-Side ）的一些街区，犹太人、意大利人和匈牙利移民相互为邻，但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与其他民族群体几乎不接触”，“社会生活相互独立”。［11］（P130-131）在这种环境下，出现了“将被同化的人在数量上超过了将同化他们的人”的奇怪格局，形成了一些美国学者所说的“逆向同化”（reverse assimilation）现象。［14］（P24-25）面对美国民族多元化的这种格局，有的美国学者认为，到20世纪20年代，熔炉理论在实践上已经失败，美国已成为一个具有“文化多元主义”特征的“世界联盟的缩影”。［15］
三、 美国化的制约因素分析
匈牙利移民的美国化道路荆棘载途，坎坷不平，有着诸多的制约因素。其中，如上所述，既有美国人在心理上和行为上的排斥，也有匈牙利人自己经济条件和生活方式的限制，还有匈牙利政府的宣传政策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的合力作用，决定了匈牙利移民在美国与母国之间的认同归属方面很难作出单向度的选择。
客观而言，匈牙利移民来到美国后面临着多重性的挑战与考验。一方面，他们从母国农村到美国城市，需要完成从农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从母国文化向美国文化的双重转变。在空间与职业上，这种双重转化的压力使新移民深感困扰；另一方面，语言上的障碍与缺少专业技能的制约，又在就业市场上把他们置于不利之地。同许多“新移民”群体一样，匈牙利人为了应对异国生活中的种种困难，通过团结协作的方式，在纽约、芝加哥、克利夫兰等许多城市形成了功能齐全、具有民族特色的移民社区。这意味着他们在美国这个陌生的国度里，构建起了在语言和文化等诸多方面与匈牙利相同的生活空间。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在日常生活中，移民以匈牙利酒馆或沙龙为社交活动场所，或休闲娱乐，交流信息，或将其视作信件、包裹的收发站。移民不仅在民族商店买到自己熟悉的服饰和生活用品，通过民族报纸杂志了解母国和美国的新闻时事，而且还能获得社区银行借贷、邮政、就业、住宿学校教育及医疗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信息与服务。在1910年克利夫兰的一份匈牙利语报纸上，刊登着80家企业的招募信息，其中包括21家服装厂和制鞋厂、19家沙龙和商店、14家杂货店、7家票务公司、6家理发店等。［16］（P138）第二，社区是移民的精神家园。19世纪末，各主要教派在社区内都建立了自己的教堂，其主教大多来自母国。不啻如此，教堂作为移民的活动场所，其功能也愈加多样化。它不仅用于做洗礼、礼拜和举行婚礼等传统活动的场所，还被用来做教室、剧场和舞池等。不少牧师向教徒传授在道德和宗教信仰上如何适应美国生活。1900年罗马天主教牧师卡罗雷·博姆（karoly bohm）在《匈牙利天主教的星期日》一文中，以充满辛酸的笔调告诫匈牙利移民要学会自强自立，避免各类危险，因为用他的话说，美国“不仅提供面包，还有墓碑”［16］（P154）。在纽约和克利夫兰等城市,匈牙利移民社区发行的《匈牙利裔美国人的民族守卫报》、《人民之声》和《自由》等报刊，不仅传递母国的新闻大事，还介绍美国的社会生活，为移民提供重要的就业及生活信息，因而成为满足移民在异国他乡精神生活的源泉。更重要的是，社区还是民族节日活动的主要场所。如底特律的匈牙利移民仍在复活节保持着洒水和杀猪的特有庆祝习惯，俄亥俄的洛雷恩移民仍然保留着在母国的传统民族节日中举行匈牙利式街道游行的活动等。［17］（P368）第三，移民为加强联系和自助而成立的全国性组织团体遍布全美各地，大大加强了移民间的联系。到1910年，美国共有6家全国性的匈牙利兄弟协会，其主要目的是为遇到危难的移民提供帮助。其中最著名的是1886年在宾夕法尼亚的黑泽尔顿创立的维霍威援助联盟（Verhovay Aid Association），该组织在1920年以后扩展到20多个州，拥有300余个分支机构。1892年，美国匈牙利援助协会（American Hungarian Aid Society）在康涅狄格的布里奇波特建立，宗旨在于把所有优秀的匈牙利人组织起来，共同赢得美国人对匈牙利千年灿烂文化的尊重。其现实目标是为美国的匈牙利失业者、遗孀和孤儿等弱势人群提供救助等慈善工作。此外，1890年建立的匈牙利戏剧协会（Hungarian Drama Society）和1891年成立的克利夫兰匈牙利年轻男女协会（Cleveland Hungarian Young Men’s and Ladies’Society）从娱乐和新闻等层面丰富了匈牙利移民的文化生活。许多社区协会不断发展壮大，迅速地由地方组织演变为全国性联盟。各种兄弟同盟协会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移民间的交流，增强了社区凝聚力，并为之提供了一定的生活保障，丰富了他们的业余生活。
事实表明，长期生活在本民族社区的匈牙利移民，并没有脱离与母国经济及文化的联系，在客观上削弱了第一代移民融入美国社会的动力。在民族认同上，匈牙利移民始终不能忘记自己的祖国，相反，他们对美国社会及其价值观念，在主观上有很大的抵触情绪。尤其是那些告别家中父母妻儿、千里迢迢到美国打工的青壮年劳动力，他们忍受着工厂主的残酷剥削、恶劣的工作条件和当地美国人的排挤与偏见，省吃俭用，含辛茹苦，只为衣锦还乡，与亲人团聚。他们往往执意拒绝向美国同化，仅仅活动在“小匈牙利”社区中。在这种情况下，社区不仅没有成为他们适应美国社会生活的中转站，反而在客观上促成他们往返于工厂和住所间两点一线的生活模式。这种自我隔离的人在预定经济目标实现后，立即返回母国。根据学者约翰·科萨（John Kosa）的估算，在1850—1920年，匈牙利移民回流率为15%—33%。［5］（P505）对于那些继续在美国居住的移民来说，他们对母国的关注则更甚于对美国的关注，甚至有些移民希望按照美国的政体模式推进匈牙利的民主化进程。1905年，匈牙利的社会动乱触动了旅美匈牙利侨民的爱国热情，部分中产阶级人士积极行动，希望匈牙利从奥匈帝国的二元体制中获得独立。美国匈牙利同盟（American Hungarian Federation）曾这样宣称：“我们，一百万在美国的匈牙利同胞不只是要求，而是要实现匈牙利人民享有同样的自由，同样的公平，同样的康乐。”［7］（P176-177）可见，匈牙利移民并没有因美国优越的物质条件和先进的思想理念而放弃母国，而是努力把美国的先进思想观念带回家乡。
另一方面，匈牙利政府也急欲呼唤美国的匈牙利移民回国，巩固该民族在匈牙利国内人口数量、政治、经济和生活方式等方面中的主导地位。然而，19世纪末期以后，马扎尔人移居海外的势头不减，引起了匈牙利政府的极度担忧。据匈牙利官方统计，至1902年约有33%的马扎尔人迁居国外。为了避免更多的马扎尔人移民海外，争取其海外侨民回国，在1903年1月，匈牙利政府召开秘密会议，制订了名为“美国行动”（American Action）的长期计划，旨在呼唤移居美国的马扎尔人重返母国。概而言之，“美国行动”主要从三个方面对远在大洋彼岸的马扎尔移民展开宣传与动员工作。第一，政府通过两种手段加强对美国的匈牙利移民教会的渗透与控制。一方面是通过提供捐款，在经济上加强对教会的控制，另一方面，对所派往美国的主教进行严格考核，避免他们在传教中有不利于匈牙利形象的内容，鼓动马扎尔人的爱国热情，然后在思想和精神上拉拢马扎尔人，阻止其在美国被同化。第二，为了培养第二代移民对母国的爱国热情，加强对匈牙利的民族认同感，匈牙利政府于1912年4月规定，在美国的每个匈牙利移民社区设立匈牙利语学校，并严格限定教材内容和授课细节，要求匈牙利移民的子女必须在周六、周日和其他中小学休息日上课。第三，匈牙利政府通过新闻媒体的宣传，控制旅美匈牙利移民的思想导向。1905—1907年，匈牙利外交部在完成了对美国的马扎尔人创办的报纸情况调查后，最终选取了四家报纸作为舆论阵地并对其提供了5200美元的津贴，借此大力正面宣扬匈牙利的社会制度与文化，阻止美国的匈牙利移民与美国主流社会的融合。［18］（P317-318）
“美国行动”的实施在美国的马扎尔人移民中产生了较大影响，他们不少人认识到自己是流落海外的匈牙利公民，对在美国的生活感到厌倦，盼望早日重返故乡。在1899—1913年间，共有290 145人从美国返回匈牙利，平均每年的回流移民占迁往美国人口的24.3%，甚至在1908—1913年的移民回流率高达32.7%。当然，在回国的移民中，也有一些是因为经济状况恶化促成的。例如，1907年美国经济危机爆发后，回流匈牙利的移民在1908年达到53 770名，超过了同年匈牙利的赴美人数。［7］（P26-27）可是，有些匈牙利移民在返回母国后，发觉自己的价值观念已经被美国化了，对匈牙利城市和农村的文化与生活方式颇感不适。于是，他们便通过二次移民最终定居美国。［14］（P156）
综上所述，19世纪末期进入美国的匈牙利移民，与东欧和南欧国家的其他移民一样，满怀热情，移居美国，希望通过自己的劳动在美国寻找到安身立命之所，他们愿意接受美国人的价值观念。但是文化和生活方式上的差异，加上窘迫的经济条件，使得他们聚居在本民族社区，从而将自己孤立在美国的主流社会之外。而匈牙利政府动员移民认同祖籍文化的措施与努力，也加速了匈牙利移民的离心力。因此，虽然有部分中上阶层移民较好地融入到美国社会，但从整体上看，匈牙利移民聚集社区的居住方式、在美国社会地域及职位流动的有限性、被美国民众的排斥和母国政府的召回，以及移民内心的爱国情结，都在很大程度上注定了他们在美国同化进程的相对缓慢。
参考文献
［1］ U.S. DEPARTMENT OF CENSUS．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Colonial Times to 1970［M］． Washington D.C.: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5．
［2］ DAVID WARD． Cities and Immigrants: A Geography of Change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M］．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
［3］ DEPARTMENT OF COMMERCE，BUREAU OF THE CENSUS． Abstract of the Fourteenth Census［M］． Washington：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23．
［4］ 梁茂信． 都市化时代：20世纪美国人口流动与城市社会问题［M］． 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5］ JOHN KOSA． A Century of Hungarian Emigration, 1850-1950［J］． American Slav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Vol.16, No.4．
［6］ DEPARTMENT OF COMMERCE，BUREAU OF THE CENSUS． Thirteenth Census of the United States Taken in the Year 1910, Vol.1, Poupulation:1910, General Report and Analysis［M］．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13．
［7］ JULIANNA PUSK?譧S． From Hungary to the United States（1880-1914）［M］． Budapest：Akadémiai Kiadó，1982．
［8］ 温盖尔·马加什，萨博尔奇·奥托． 匈牙利史，阚思静等译［M］．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
［9］ SUSAN M. PAPP． Hungarian Americans and Their Communities of Cleveland［M］． Cleveland：Cleveland State Univeristy，1981．
［10］ 梁茂信． 美国移民政策研究［M］． 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11］ ALAN KRAUT． The Huddled Masses, The Immigrant in American Society,1880-1921［M］． Wheeling, Illinois, Harlan Pavidson,Inc.，2001．
［12］ KAREL D. BICHA． Hukies：Stereotyping the Slavic Immigrants,1890-1920［J］． Journal of American Ethnic History,Vol.2,No.1．
［13］ ERDMANN DOANE． Beynon：Social Mobility and Social Distance Among Hungarian Immigrants in Detroit［J］．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41, No. 4．
［14］ BRENT NELSON． American Balkanized: Immigrations’s Challenge to Government［Z］． Monterey,Virginia, The American Immigration Control Foundation，1994．
［15］ 张薇薇． 美国社会的移民同化与文化多元化［J］．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6，（1）．
［16］ JULIANNA PUSK?譧S． Ties That Bind, Ties That Divide:100 Years of Hungarian Experi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M］． New York: Holmes
关键词：美国；熔炉论；匈牙利移民；美国化
作者简介：隋笑宇，男，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美国史研究；梁茂信，男，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研究所所长，从事美国社会史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美国人才吸引战略的历史考察研究”，项目编号：10BSS011
中图分类号：K71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1）06-0126-07 收稿日期：2011-09-20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随着美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深化，大批欧洲移民纷至沓来。与此同时，美国同化外来移民的社会思潮也发生了转换，即“盎格鲁归同（Anglo-conformity）论”被“熔炉（Melting pot）论”所取代。在这种背景下，以白人新教徒为主的美国人单向度地按照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对外来移民实行同化。由于这种理想与美国残酷的社会现实相去甚远，结果，白人按照美国社会价值观同化外来移民的美国化行为也以失败告终。对此，虽然国内学界已有所关注，但迄今为止，关于具体移民群体美国化过程的实证研究却寥若晨星。有鉴于此，本文以匈牙利移民为例进行分析，从一个侧面揭示移民在美国化过程中是如何保留本民族文化，进而有助于加深对美利坚民族多元化形成这一尚未全面启动研究之问题的认识。
一、前所未有的移民潮
在1865年美国内战结束后的半个多世纪中，美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日新月异地改变着美国社会的结构和面貌；新兴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促进了大量新兴行业的产生和生产方式向制造业流水线的转变，社会就业机会与日俱增。在全球化经济体系中融合程度较高的欧洲国家，也因为农业经济的瓦解和人口快速增长，造就了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工业的储备军。在此背景下，成千上万的欧洲移民漂洋过海，蜂拥而至，形成了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移民潮。据统计，在1880—1920年，进入美国的移民达到2300多万，是1820—1880年迁入美国外来移民总数的两倍。其中在1901—1909年入境移民近800万，是当时入境移民最多的几个年份。值得关注的是，在这股移民潮中，来自于西欧和北欧国家的移民逐渐减少，而来自东欧和南欧国家的移民日益增多。到1896年，来自东南欧国家的移民超过了美国入境移民的50%，此后东南欧移民人数一路飙涨，1910年这一比例超过80%。［1］（P110-111）由于东南欧移民经济条件差，多数是没有文化的农民，不说英语，且大多信奉天主教和东正教，因此，他们被美国学界称为“新移民”（new immigrants），以区别于来自西北欧国家的“老移民”（old immigrants）。［2］（P55）截至1920年，在这些新移民中，人数较多的是来自意大利、俄国和波兰，随后是奥地利、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3］（P302）由于他们多数来自贫困的农村地区，经济条件差，主要依靠出卖劳动力谋生，因而移民多数进入就业机会较多的北部城市。据统计，到1920年，居住在城市的移民占当年白人移民中的75.5%，但各民族群体城市化的程度高低不同。例如，居住在城市的移民分别占俄国移民的88.6%、爱尔兰移民的86.9%、意大利移民的84%、波兰移民的84.5%、匈牙利移民的80%和奥地利移民的75%。［2］（P56）从地理分布看，由于多数移民是在港口城市纽约入境的，故他们登陆后主要集中在纽约、纽瓦克、克利夫兰、芝加哥、底特律、密尔沃基和匹兹堡等东北部和中西部工业城市。例如，在1890年，外来移民占密尔沃基人口的88%，纽约人口的81%，芝加哥和底特律人口的81%，克利夫兰的77%，圣路易斯、匹兹堡和辛辛那提人口的71%左右。到1920年，外来移民及其在美国生育的第一代仍占美国城市人口的62%。［4］（P134）显然，大批外来移民的到来，使这个时期美国城市带上一种明显的“外来”特征。
在上述背景下，匈牙利移民也纷纷来到美国。从其入境时间和阶段性看，在1880年以前的五年间，每年来到美国的匈牙利人不过2500人。此后，年均移民人数开始缓慢增长，到1886—1890年间，入境移民年均2.2万人；1900年以后的10年间，匈牙利移民进入了高潮期，年均入境移民超过10万，占1880—1920年入境匈牙利移民的80%以上。［5］（P504）很明显，虽然匈牙利移民的启动时间晚，但其增速快，人口的迁移率相对较高。据美国政府统计，在1870—1910年的每个十年间，匈牙利移民的增长率依次是208.4%、441.7%、133.4%和240.1%。［6］（P787）从出境移民占匈牙利人口的比例看，也是比较高的。例如，1899—1913年迁出移民占匈牙利国内总人口的4.5‰，其中1905年、1906年和1907年的比例分别攀升至7.9‰、8.1‰和9.3‰，年度移民率之高，甚至超过了同期移民人数较多的意大利。［7］（P18,22）从移民入境后的地理分布看，根据笔者对美国人口统计中的数据计算分析，到1920年，匈牙利移民大多集中在美国北部城市，其中，东北部占51.7%，中西部为42.09%，城乡分布的比例分别为80%和20%。在各城市中，纽约独占鳌头，其社区的匈牙利移民占全美匈牙利移民的16.2%，而居住在芝加哥、克利夫兰、费城和底特律等北部城市的匈牙利移民在5%到10%之间。纽瓦克、匹兹堡等工业城市则低于上述比例。［3］（P307,313,308）
匈牙利移民之所以不远万里来到美国，主要原因在于这个时期匈牙利国内经济发展状况及其与美国的差异。追本溯源，匈牙利是以马扎尔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地处欧洲内陆，地势平坦，系多瑙河中游平原的一部分，在政治上长期处于欧洲封建专制的包围之中。虽然1848年独立革命爆发后通过的《匈牙利自由法案》废除了农奴制和一些封建贵族特权，但革命的不彻底性导致一部分在争取自由斗争中失败的政治移民跨越南端国界进入土耳其，随后迅速分散到法、美等国家，他们因此成为近代匈牙利最早的外向型移民。在国内，尽管农奴制废除后，普通民众享有了自由流动的权利，但未能解决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和沉重赋税等问题。同时，由于处于奥匈帝国二元制政体下的匈牙利着力推进农业，导致工业发展滞后，且多数属于面粉、食品和酿酒等农产品加工业，而引领工业革命潮流的纺织业及机器制造业主要由奥地利把持。19世纪末，落后的匈牙利已无法消化因土地兼并和机械化发展而释放出来的大量剩余劳动力。不啻如此，1873年波及全欧的经济危机致使正处于襁褓中的匈牙利工业遭遇重创，信贷交易所倒闭、银行破产、工业建筑业停工，生计无着的失业工人苦苦找寻着自己的出路。与此同时，匈牙利可谓祸不单行，其农业歉收、葡萄根瘤蚜虫灾害以及霍乱盛行使得农民的处境进一步恶化。许多农民资不抵债，纷纷将自己的土地出卖给当地的大地主。到20世纪初，匈牙利54%的土地集中在大地主手中，仅有5.5%的耕地掌握在128万户小农手中，社会上到处充斥着大量几近破产的贫农和一无所有的无产者［8］（P239），对于丧失了生活资料后非迁移而无法生存的劳工来说，移居海外是他们谋生的唯一出路。基于此因，在迁居美国的匈牙利移民中，年龄在20—49岁的青壮年劳工占出境移民的3/4。［9］（P105）
当然，匈牙利移民来到美国，也与美国的拉力因素相关。一方面，自19世纪20年代开始，美国各州政府和企业到欧洲招募移民，高调宣传在美国工作生活的美好前景和优厚条件。19世纪60年代广泛发行的《移民指南》把美国吹得天花乱坠，“欧洲人应离开旧世界的专制制度和无所收获的土地，寻求新世界的自由和独立……在新世界的土地上，用劳动的双手采掘出丰富的宝藏”［10］（P60）。另一方面，移民在向母国的亲友寄钱时，也通过信件诉说着他们在美国成功的感人故事。一位匈牙利人在信中写道：“我每天从早6点工作到晚7点，工作内容是用机器缝制衣服，每周可以赚10~11美元……我妻子也在这里工作，她每周工资是9.5美元。而在匈牙利，这是我一个月的酬劳。”［9］（P104）如此诱人的宣传，再加上不断传来美国工业化迅速发展、经济一片繁荣的消息，失业劳工、无地农民和对前景感到黯淡的中产阶级下层，无不为移民美国而动心。在他们的憧憬中，美国就是摆脱贫困的人间伊甸园。于是，他们停辛伫苦，怀揣发财梦想，远渡重洋，来到美国城市中的工矿企业，开始了艰辛而漫长的美国化生活。
二、缓慢的美国化进程
当外来移民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蜂拥美国的时候，处于转型时期的美国思想与文化界也在探索对美国社会变化的合理解释。从个人主义到自由主义，从实用主义到社会达尔文主义，从泛美主义到海洋扩张主义等，各种思潮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在移民与民族同化领域，自美国建国以来，“盎格鲁归同论”一直主宰着美国民族同化的思想主流，它要求所有移民来到美国后，脱胎换骨，放弃对母国的忠诚，在政治思想、民族文化和价值观念上，成为不折不扣的美国人。到19世纪末期，该理论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而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熔炉论”成为民族同化的主流。从现有资料看，在美国学术界，最先倡导熔炉理论的还是美国著名的边疆史学者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他在《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一文中认为，随着西部边疆的开拓，文化背景不同的外来移民通过“碰撞—认同—融合”的模式完成同化，进而生成一个新的美利坚民族。1908年，犹太移民剧作家伊斯雷尔·赞格威尔的成名作《熔炉》被搬上舞台后，美国各地万人空巷，举国喝彩。赞格威尔在剧本中写道：“美国是上帝的坩埚——一个将融化并改造欧洲所有种族的大熔炉，德意志人、法国人、爱尔兰人、犹太人和俄国人，都将与所有的人在熔炉中融化。上帝正在创造美利坚人。”［11］（P171）“熔炉论”的最大失误在于：第一，它以浪漫主义的形式表达了美国人富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民族同化观，它以高调的美国例外论虚拟了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想。在逻辑上，它主张各民族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尊重，融合成一个全新的、有别于世界上任何群体的民族，但在实践中，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是一个充满冲突的社会。一方面，白人对印第安人的屠杀达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而白人对黑人的种族压迫也在1896年最高法院的“隔离但平等”的原则下演化为一种合法的全国性制度。另一方面，在自由放任管理的模式下，美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弱肉强食”的现象表明，社会达尔文主义已成为社会利益分配的最高法则。第二，它违背了美国民众的诉求。在美国社会工业化和城市化如火如荼的时期，史无前例的外来移民潮不期而至。此时，由于上层建筑管理与经济基础变革趋势相互脱节，引致各类社会问题丛生。然而，美国土生人却错误地认为，市政腐败、社会犯罪、贫民区泛滥和城市环境恶化等都与外来移民有关。他们认为，移民加剧了就业市场的竞争、抢去了美国人的职业、造成了天主教与新教冲突的再次爆发。更重要的是，依照遗传学理论，所有的非盎格鲁撒克逊人都是劣等种族，他们与美国盎格鲁白人通婚，最终会导致白人血统纯洁性的丧失和盎格鲁撒克逊人命运的终结。［11］（P175-180）简言之，外来移民是美国人政治制度、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最大威胁，所以，土生美国人强烈要求限制外来移民的呼声最终演化为一场狂飙的排外主义。［10］（P178-227）在这样恶劣的社会环境中，曾经使德意志和爱尔兰移民备感心酸的土生美国人的民族成见（ethnic stereotype），也被延伸到东南欧移民的身上。匈牙利移民被蔑称为“波匈人”（即波希米亚人和匈牙利人通婚的后代），借以区分当时同样被蔑称的“波拉克人”（即波兰人）。虽然一些媒体和社会工作者也认识到了匈牙利移民淳朴善良的性格和工作中吃苦耐劳的精神，称赞他们自强自立，不依赖公共福利。但负面的报道也不绝于耳，不少美国政府官员、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生物学家、新教牧师和专栏作家在其中推波助澜，在纽约、费城、芝加哥、匹兹堡和克利夫兰等城市的媒体上，以种种方式诋毁匈牙利移民，宣扬他们不讲卫生、没有文化、不懂民主、经常酗酒、衣着褴褛、住所肮脏、社会道德缺失。［12］（P27-32）此外，一些宗教狂热分子按照新教伦理和盎格鲁人的文化观，推动着移民的美国化进程，使其从19世纪末的自然同化向一战前美国政府实施的强制性民族同化转变。在这场心理变态的社会运动中，其目的就是以强制性方式，“彻底地消除印第安人、黑人和外来移民的民族特性”［12］（P20-21）。第三，就外来移民而言，他们在美国遭受的歧视和偏见经历表明，“熔炉论”并非是移民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写照，而是对其民族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一种强大威胁，因而“移民不愿意接受熔炉论”［11］（P172）。为论证这个观点，笔者在此对匈牙利移民的美国进程作一简单勾勒和分析。
客观而言，所有移民来到美国后，要参与当地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最终实现追求幸福的夙愿。为此，他们必须完成美国化进程，通过加入国籍而享有美国公民的各种权利。然而，如上所述，他们来到美国时，在民族同化的社会环境和氛围中遇到了十分严峻的挑战。另外，在语言和文化上与美国人的差异，也加大了匈牙利移民在完成美国化进程中的困难。因为匈牙利移民地域性比较广泛，狭义上的民族构成复杂，宗教的多样性特点也十分突出。据1910年美国人口统计，在匈牙利移民中，说马扎尔语的移民占46%，说斯洛伐克语的移民占21.8%，说德语的移民占14.8%，其余的人说捷克语、俄语和波兰语等。［6］（P968-969）在宗教信仰上，48.3%的人信奉罗马天主教，16.1%的人信奉希腊天主教，加尔文教徒占8.4%。［7］（P182）在此条件下，匈牙利移民中较低的技术与文化构成使他们在就业市场上处于不利的地位。例如，在匈牙利移民中，农民和无技术劳工约占77.5%，技术工人约占8.6%，知识分子约占8%，余者为商人、小业主和工匠等。［9］（P105）因此，多数人以出卖劳动力为生，从事着美国本土工人和“老移民”所不齿的薪酬较低的脏累工作，其工作时间长，危险系数高。对于匈牙利知识分子移民来说，他们在美国很难找到与其在母国时地位相同或相近的职业。幸运者则利用本民族的文化与经济资源，在本民族社区继续着以前的医生、教师、牧师等工作职业，勉强保持着其中产阶级的社会地位；不幸者则不得不向下层流动，例如，约11%的知识分子成为当地工厂中的非技术劳工。［13］（P426）对于这些移民而言，他们在向美国同化过程中，社会流动的空间和路径愈加狭小。当然，在匈牙利移民中，也有一部分人跻身于中产阶级的行列。例如，有些人从小商贩起步，并在第一代移民中完成了初期的资本积累后，转而开设屠宰厂或社区沙龙等小型店铺，随后逐步拓宽经营范畴和规模，有人甚至涉足于地产或旅行社等大型商业。据康涅狄格州的诺瓦克市长所言，1912年当地已有200名马扎尔移民拥有了自己的住房。在1905年的密歇根州德尔雷镇，有30家匈牙利人拥有房产。［7］（P149）此外，那些有一技之长的移民，例如工程师、画家和音乐家等，在职业竞争中成功的概率较高，有的甚至成为汽车制造厂的首席工程师或知名艺术家。［13］（P433-434）
相对而言，与第一代移民相比，在美国生育的第二代匈牙利移民的职业地位有了明显提升。他们的父母为了孩子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不遗余力地支持子女读书。由于第二代移民生长在美国，接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加上耳濡目染的美国生活，其价值观中的美国化程度更高。因此，他们中间从事律师、医生等社会地位较高的职业人数有所增加。但是，家庭的民族背景与宗教特征制约了他们在美国社会升迁的步伐。他们对美国社会主流文化的认同程度也仍然比较有限，与其他东南欧移民的认同程度较高。一位职业为律师的第二代移民说道：“我的密友都是同行，他们所遭遇的困难与我类似。其中一个是意大利人，另一个是比利时人，他们和我一样，都是工人的儿子。”［13］（P433）可见，匈牙利“新移民”通过职业流动实现向美国主流社会的融合还存在着诸多障碍。在上述制约因素的作用下，不管是第一代还是第二代，族内通婚比例较高，而族外通婚率，特别是与土生白人的通婚率仍然微不足道，根据笔者对美国人口统计资料中的相关数据计算，其比例在1910年不足7%［6］（P963）。如果说上述资料表明，美国人与匈牙利移民之间彼此认同的程度十分有限，那么，移民的归化率表明，匈牙利移民对美国的认同程度也是有限的。到1920年，只有29%的匈牙利移民获得了美国公民资格，远远低于德国移民的72%、瑞士移民的69%及英国移民的63%。［10］（P127）不言而喻，匈牙利移民基本上生活在美国主流社会之外。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在美国化进程中，与匈牙利移民步履维艰的相似例子可谓是司空见惯。自19世纪末开始，许多大中型城市都出现了与美国主流社会隔离的民族社区，“小意大利”、“唐人街”、“墨西哥城”以及波兰人、俄国人和乌克兰人飞地等，不一而足，在其所在的城市形成了一道鲜明的民族风景。不管是城市还是在农村，各移民群体聚居在本民族社区里，保持着自己的生活习惯与文化。即使在纽约市下东区（Lower East-Side ）的一些街区，犹太人、意大利人和匈牙利移民相互为邻，但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与其他民族群体几乎不接触”，“社会生活相互独立”。［11］（P130-131）在这种环境下，出现了“将被同化的人在数量上超过了将同化他们的人”的奇怪格局，形成了一些美国学者所说的“逆向同化”（reverse assimilation）现象。［14］（P24-25）面对美国民族多元化的这种格局，有的美国学者认为，到20世纪20年代，熔炉理论在实践上已经失败，美国已成为一个具有“文化多元主义”特征的“世界联盟的缩影”。［15］
三、 美国化的制约因素分析
匈牙利移民的美国化道路荆棘载途，坎坷不平，有着诸多的制约因素。其中，如上所述，既有美国人在心理上和行为上的排斥，也有匈牙利人自己经济条件和生活方式的限制，还有匈牙利政府的宣传政策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的合力作用，决定了匈牙利移民在美国与母国之间的认同归属方面很难作出单向度的选择。
客观而言，匈牙利移民来到美国后面临着多重性的挑战与考验。一方面，他们从母国农村到美国城市，需要完成从农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从母国文化向美国文化的双重转变。在空间与职业上，这种双重转化的压力使新移民深感困扰；另一方面，语言上的障碍与缺少专业技能的制约，又在就业市场上把他们置于不利之地。同许多“新移民”群体一样，匈牙利人为了应对异国生活中的种种困难，通过团结协作的方式，在纽约、芝加哥、克利夫兰等许多城市形成了功能齐全、具有民族特色的移民社区。这意味着他们在美国这个陌生的国度里，构建起了在语言和文化等诸多方面与匈牙利相同的生活空间。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在日常生活中，移民以匈牙利酒馆或沙龙为社交活动场所，或休闲娱乐，交流信息，或将其视作信件、包裹的收发站。移民不仅在民族商店买到自己熟悉的服饰和生活用品，通过民族报纸杂志了解母国和美国的新闻时事，而且还能获得社区银行借贷、邮政、就业、住宿学校教育及医疗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信息与服务。在1910年克利夫兰的一份匈牙利语报纸上，刊登着80家企业的招募信息，其中包括21家服装厂和制鞋厂、19家沙龙和商店、14家杂货店、7家票务公司、6家理发店等。［16］（P138）第二，社区是移民的精神家园。19世纪末，各主要教派在社区内都建立了自己的教堂，其主教大多来自母国。不啻如此，教堂作为移民的活动场所，其功能也愈加多样化。它不仅用于做洗礼、礼拜和举行婚礼等传统活动的场所，还被用来做教室、剧场和舞池等。不少牧师向教徒传授在道德和宗教信仰上如何适应美国生活。1900年罗马天主教牧师卡罗雷·博姆（karoly bohm）在《匈牙利天主教的星期日》一文中，以充满辛酸的笔调告诫匈牙利移民要学会自强自立，避免各类危险，因为用他的话说，美国“不仅提供面包，还有墓碑”［16］（P154）。在纽约和克利夫兰等城市,匈牙利移民社区发行的《匈牙利裔美国人的民族守卫报》、《人民之声》和《自由》等报刊，不仅传递母国的新闻大事，还介绍美国的社会生活，为移民提供重要的就业及生活信息，因而成为满足移民在异国他乡精神生活的源泉。更重要的是，社区还是民族节日活动的主要场所。如底特律的匈牙利移民仍在复活节保持着洒水和杀猪的特有庆祝习惯，俄亥俄的洛雷恩移民仍然保留着在母国的传统民族节日中举行匈牙利式街道游行的活动等。［17］（P368）第三，移民为加强联系和自助而成立的全国性组织团体遍布全美各地，大大加强了移民间的联系。到1910年，美国共有6家全国性的匈牙利兄弟协会，其主要目的是为遇到危难的移民提供帮助。其中最著名的是1886年在宾夕法尼亚的黑泽尔顿创立的维霍威援助联盟（Verhovay Aid Association），该组织在1920年以后扩展到20多个州，拥有300余个分支机构。1892年，美国匈牙利援助协会（American Hungarian Aid Society）在康涅狄格的布里奇波特建立，宗旨在于把所有优秀的匈牙利人组织起来，共同赢得美国人对匈牙利千年灿烂文化的尊重。其现实目标是为美国的匈牙利失业者、遗孀和孤儿等弱势人群提供救助等慈善工作。此外，1890年建立的匈牙利戏剧协会（Hungarian Drama Society）和1891年成立的克利夫兰匈牙利年轻男女协会（Cleveland Hungarian Young Men’s and Ladies’Society）从娱乐和新闻等层面丰富了匈牙利移民的文化生活。许多社区协会不断发展壮大，迅速地由地方组织演变为全国性联盟。各种兄弟同盟协会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移民间的交流，增强了社区凝聚力，并为之提供了一定的生活保障，丰富了他们的业余生活。
事实表明，长期生活在本民族社区的匈牙利移民，并没有脱离与母国经济及文化的联系，在客观上削弱了第一代移民融入美国社会的动力。在民族认同上，匈牙利移民始终不能忘记自己的祖国，相反，他们对美国社会及其价值观念，在主观上有很大的抵触情绪。尤其是那些告别家中父母妻儿、千里迢迢到美国打工的青壮年劳动力，他们忍受着工厂主的残酷剥削、恶劣的工作条件和当地美国人的排挤与偏见，省吃俭用，含辛茹苦，只为衣锦还乡，与亲人团聚。他们往往执意拒绝向美国同化，仅仅活动在“小匈牙利”社区中。在这种情况下，社区不仅没有成为他们适应美国社会生活的中转站，反而在客观上促成他们往返于工厂和住所间两点一线的生活模式。这种自我隔离的人在预定经济目标实现后，立即返回母国。根据学者约翰·科萨（John Kosa）的估算，在1850—1920年，匈牙利移民回流率为15%—33%。［5］（P505）对于那些继续在美国居住的移民来说，他们对母国的关注则更甚于对美国的关注，甚至有些移民希望按照美国的政体模式推进匈牙利的民主化进程。1905年，匈牙利的社会动乱触动了旅美匈牙利侨民的爱国热情，部分中产阶级人士积极行动，希望匈牙利从奥匈帝国的二元体制中获得独立。美国匈牙利同盟（American Hungarian Federation）曾这样宣称：“我们，一百万在美国的匈牙利同胞不只是要求，而是要实现匈牙利人民享有同样的自由，同样的公平，同样的康乐。”［7］（P176-177）可见，匈牙利移民并没有因美国优越的物质条件和先进的思想理念而放弃母国，而是努力把美国的先进思想观念带回家乡。
另一方面，匈牙利政府也急欲呼唤美国的匈牙利移民回国，巩固该民族在匈牙利国内人口数量、政治、经济和生活方式等方面中的主导地位。然而，19世纪末期以后，马扎尔人移居海外的势头不减，引起了匈牙利政府的极度担忧。据匈牙利官方统计，至1902年约有33%的马扎尔人迁居国外。为了避免更多的马扎尔人移民海外，争取其海外侨民回国，在1903年1月，匈牙利政府召开秘密会议，制订了名为“美国行动”（American Action）的长期计划，旨在呼唤移居美国的马扎尔人重返母国。概而言之，“美国行动”主要从三个方面对远在大洋彼岸的马扎尔移民展开宣传与动员工作。第一，政府通过两种手段加强对美国的匈牙利移民教会的渗透与控制。一方面是通过提供捐款，在经济上加强对教会的控制，另一方面，对所派往美国的主教进行严格考核，避免他们在传教中有不利于匈牙利形象的内容，鼓动马扎尔人的爱国热情，然后在思想和精神上拉拢马扎尔人，阻止其在美国被同化。第二，为了培养第二代移民对母国的爱国热情，加强对匈牙利的民族认同感，匈牙利政府于1912年4月规定，在美国的每个匈牙利移民社区设立匈牙利语学校，并严格限定教材内容和授课细节，要求匈牙利移民的子女必须在周六、周日和其他中小学休息日上课。第三，匈牙利政府通过新闻媒体的宣传，控制旅美匈牙利移民的思想导向。1905—1907年，匈牙利外交部在完成了对美国的马扎尔人创办的报纸情况调查后，最终选取了四家报纸作为舆论阵地并对其提供了5200美元的津贴，借此大力正面宣扬匈牙利的社会制度与文化，阻止美国的匈牙利移民与美国主流社会的融合。［18］（P317-318）
“美国行动”的实施在美国的马扎尔人移民中产生了较大影响，他们不少人认识到自己是流落海外的匈牙利公民，对在美国的生活感到厌倦，盼望早日重返故乡。在1899—1913年间，共有290 145人从美国返回匈牙利，平均每年的回流移民占迁往美国人口的24.3%，甚至在1908—1913年的移民回流率高达32.7%。当然，在回国的移民中，也有一些是因为经济状况恶化促成的。例如，1907年美国经济危机爆发后，回流匈牙利的移民在1908年达到53 770名，超过了同年匈牙利的赴美人数。［7］（P26-27）可是，有些匈牙利移民在返回母国后，发觉自己的价值观念已经被美国化了，对匈牙利城市和农村的文化与生活方式颇感不适。于是，他们便通过二次移民最终定居美国。［14］（P156）
综上所述，19世纪末期进入美国的匈牙利移民，与东欧和南欧国家的其他移民一样，满怀热情，移居美国，希望通过自己的劳动在美国寻找到安身立命之所，他们愿意接受美国人的价值观念。但是文化和生活方式上的差异，加上窘迫的经济条件，使得他们聚居在本民族社区，从而将自己孤立在美国的主流社会之外。而匈牙利政府动员移民认同祖籍文化的措施与努力，也加速了匈牙利移民的离心力。因此，虽然有部分中上阶层移民较好地融入到美国社会，但从整体上看，匈牙利移民聚集社区的居住方式、在美国社会地域及职位流动的有限性、被美国民众的排斥和母国政府的召回，以及移民内心的爱国情结，都在很大程度上注定了他们在美国同化进程的相对缓慢。
参考文献
［1］ U.S. DEPARTMENT OF CENSUS．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Colonial Times to 1970［M］． Washington D.C.: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5．
［2］ DAVID WARD． Cities and Immigrants: A Geography of Change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M］．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
［3］ DEPARTMENT OF COMMERCE，BUREAU OF THE CENSUS． Abstract of the Fourteenth Census［M］． Washington：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23．
［4］ 梁茂信． 都市化时代：20世纪美国人口流动与城市社会问题［M］． 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5］ JOHN KOSA． A Century of Hungarian Emigration, 1850-1950［J］． American Slav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Vol.16, No.4．
［6］ DEPARTMENT OF COMMERCE，BUREAU OF THE CENSUS． Thirteenth Census of the United States Taken in the Year 1910, Vol.1, Poupulation:1910, General Report and Analysis［M］．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13．
［7］ JULIANNA PUSK?譧S． From Hungary to the United States（1880-1914）［M］． Budapest：Akadémiai Kiadó，1982．
［8］ 温盖尔·马加什，萨博尔奇·奥托． 匈牙利史，阚思静等译［M］．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
［9］ SUSAN M. PAPP． Hungarian Americans and Their Communities of Cleveland［M］． Cleveland：Cleveland State Univeristy，1981．
［10］ 梁茂信． 美国移民政策研究［M］． 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11］ ALAN KRAUT． The Huddled Masses, The Immigrant in American Society,1880-1921［M］． Wheeling, Illinois, Harlan Pavidson,Inc.，2001．
［12］ KAREL D. BICHA． Hukies：Stereotyping the Slavic Immigrants,1890-1920［J］． Journal of American Ethnic History,Vol.2,No.1．
［13］ ERDMANN DOANE． Beynon：Social Mobility and Social Distance Among Hungarian Immigrants in Detroit［J］．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41, No. 4．
［14］ BRENT NELSON． American Balkanized: Immigrations’s Challenge to Government［Z］． Monterey,Virginia, The American Immigration Control Foundation，1994．
［15］ 张薇薇． 美国社会的移民同化与文化多元化［J］．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6，（1）．
［16］ JULIANNA PUSK?譧S． Ties That Bind, Ties That Divide:100 Years of Hungarian Experi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M］． New York: Hol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