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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7月4日中午11点55分，河北省文安县发生里氏5.1级地震，虽然震级不大，但文安县距离北京120公里，距天津不足100公里，因此两个城市都有较强的震感。其实，我国5级以上的地震每年都要发生几十次，但大多是发生在西部地广人稀之地，距两个人口1000万以上的大城市较近的、震级高的地震近几年还是少有的。
中央有关领导迅速做出了“密切关注”的批示。报社决定立刻派记者到现场，了解震区情况。我承担 了这次采访任务。
当我驱车在下午四点多赶到地震发生地文安县城时，得知国家地震局的副局长修济刚和相关专业技术人员，携带仪器设备在地震后约50分钟就从北京出发赶到震区，文安县所属的廊坊市分管抗震救灾的一位副市长是在一个多小时内赶到了文安县，北京、天津及河北省地震局的负责人也是在地震后两个多小时达到文安，反应如此迅速，让当地的县领导很吃惊。
除了“快速”这个第一印象外，在接下来的采访中，我感受到了一种政府的开放姿态给记者采访带来的顺利。因为我在接到采访通知后，一路上边开车脑子里边筹划的都是如何冲破封锁才能采访到事实，做的都是“应付”一次艰难采访的心理准备。因为我想起了以前采访化工厂爆炸、医疗事故纠纷、企业排污引发群众抗议等各种突发事件时，遇到的重重阻挠，而且许多是来自政府。
没想到，到达文安县政府后，我表明是记者采访，立刻被领到了抗震救灾指挥部。原来地震发生40分钟，当地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得知文安县是震中后，立刻启动了紧急情况应急预案。这套预案是去年上半年按照统一部署制定出来的，此前还从未被派上过用场。
按照预案，文安县成立了抗震救灾指挥部，救灾、医疗、通讯、信息、治安等七个小组同时成立，这些小组的各个负责人，也是按照预案上所列任命的。按照预案上各个部门的分工，县委、县政府的干部也都开始与自己负责联系的乡镇联系，摸清情况。按照预案，他们要求加油站、化工厂、供水供电、通讯重点部门，每一个小时向指挥部报告一次情况。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行。
此时得到消息，国家地震局的专家经过会商已经确定距离县城25公里的大围河回族满族自治乡毕家坊村为这次地震的震中。
在宣传组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我又开车前往毕家坊村，所幸的是，这里没有房屋倒塌。在村里采访时，我见到了河北省民政厅的厅长及廊坊市一位副市长。据了解，他们也是按照各自启动的紧急情况应急预案在第一时间赶到这里了解情况、布置救灾工作的。对他们的采访也非常顺利，没有遇到任何推诿。廊坊市一位副市长说：“这是天灾，我们没有必要隐瞒什么。欢迎记者采访。”
同时，在这个村子里，我采访到了正在现场工作的国家地震局抢险救援司局长黄健发，他告诉记者，这里的情况比专家们想象的要好，破坏较小，其中关键因素是各级紧急预案实施后，当地群众及时了解情况，情绪非常稳定，村里秩序井然。
他同时介绍，这次地震后，地震局采取的基本原则是信息公开、透明，当震源确定后，通过第一时间由电视台进行了发布。这对公众获取信息，遏制震后谣言流传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而且省、市、县三级紧急预案的实施都非常到位。
他说，有时地震这种自然灾害，震后的恐慌、谣言带来的损伤和损失会比地震本身要大，紧急预案的实施让大家冷静面对灾难，不会出现混乱。
“一次不算太大的地震，但是可以说是一次紧张预案实施的非常好的演习，都非常高效、有序。”黄健发总结说，国家地震局的专家50分钟出发，省市地震局的工作人员两个小时内赶到现场，这在我国的地震救灾历史上是第一次。
所有的采访完成后，我在当地迅速写出了《小地震，大演习》的现场通讯传回报社，第二天(7月5日)在《中国青年报》一版见报。
回忆这次地震的采访经历，我认为有两点值得总结。一是通过采访，明显感到政府的开放度有所提高。虽然，及时采访和报道各地各类新闻，满足人民群众的知情权，是宪法赋予新闻工作者的基本职责和社会责任。但过去遇到一些突发事件时，并不是这样。冷落媒体、拒绝采访是记者采访此类事件时常遇到的难题，有的地方甚至出现暴力阻挠采访殴打记者的极端行为。
二是通过这次采访，我深切地感受到我国各级政府的应急能力正在提升。回想起2003年春天的非典，因公共卫生建设投入不足、政府应对突发性公众事件能力不强、处理突发事件时透明度不高等多种原因，开始一段时间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混乱。
2003年4月14日在有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席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确定了建设和完善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反应的原则：中央统一指挥，地方分级负责；依法规范管理，保证快速反应；完善监测体系，提高预警能力等。之后，按照这一原则《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迅速出台。
非典之后，《突发事件与紧急状态处置法(草案)》被列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2005年，各级政府及职能部门纷纷制定了相关应急预案。
因此，我非常同意黄健发局长的观点：一次危害不大的小地震，但却给了政府一次应对突发事件演习的机会。应对紧急事件的水平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一个政府执政能力的强弱，在顺利的采访中我明确地感受了这种进步。
(作者系《中国青年报》驻天津记者站站长)
中央有关领导迅速做出了“密切关注”的批示。报社决定立刻派记者到现场，了解震区情况。我承担 了这次采访任务。
当我驱车在下午四点多赶到地震发生地文安县城时，得知国家地震局的副局长修济刚和相关专业技术人员，携带仪器设备在地震后约50分钟就从北京出发赶到震区，文安县所属的廊坊市分管抗震救灾的一位副市长是在一个多小时内赶到了文安县，北京、天津及河北省地震局的负责人也是在地震后两个多小时达到文安，反应如此迅速，让当地的县领导很吃惊。
除了“快速”这个第一印象外，在接下来的采访中，我感受到了一种政府的开放姿态给记者采访带来的顺利。因为我在接到采访通知后，一路上边开车脑子里边筹划的都是如何冲破封锁才能采访到事实，做的都是“应付”一次艰难采访的心理准备。因为我想起了以前采访化工厂爆炸、医疗事故纠纷、企业排污引发群众抗议等各种突发事件时，遇到的重重阻挠，而且许多是来自政府。
没想到，到达文安县政府后，我表明是记者采访，立刻被领到了抗震救灾指挥部。原来地震发生40分钟，当地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得知文安县是震中后，立刻启动了紧急情况应急预案。这套预案是去年上半年按照统一部署制定出来的，此前还从未被派上过用场。
按照预案，文安县成立了抗震救灾指挥部，救灾、医疗、通讯、信息、治安等七个小组同时成立，这些小组的各个负责人，也是按照预案上所列任命的。按照预案上各个部门的分工，县委、县政府的干部也都开始与自己负责联系的乡镇联系，摸清情况。按照预案，他们要求加油站、化工厂、供水供电、通讯重点部门，每一个小时向指挥部报告一次情况。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行。
此时得到消息，国家地震局的专家经过会商已经确定距离县城25公里的大围河回族满族自治乡毕家坊村为这次地震的震中。
在宣传组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我又开车前往毕家坊村，所幸的是，这里没有房屋倒塌。在村里采访时，我见到了河北省民政厅的厅长及廊坊市一位副市长。据了解，他们也是按照各自启动的紧急情况应急预案在第一时间赶到这里了解情况、布置救灾工作的。对他们的采访也非常顺利，没有遇到任何推诿。廊坊市一位副市长说：“这是天灾，我们没有必要隐瞒什么。欢迎记者采访。”
同时，在这个村子里，我采访到了正在现场工作的国家地震局抢险救援司局长黄健发，他告诉记者，这里的情况比专家们想象的要好，破坏较小，其中关键因素是各级紧急预案实施后，当地群众及时了解情况，情绪非常稳定，村里秩序井然。
他同时介绍，这次地震后，地震局采取的基本原则是信息公开、透明，当震源确定后，通过第一时间由电视台进行了发布。这对公众获取信息，遏制震后谣言流传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而且省、市、县三级紧急预案的实施都非常到位。
他说，有时地震这种自然灾害，震后的恐慌、谣言带来的损伤和损失会比地震本身要大，紧急预案的实施让大家冷静面对灾难，不会出现混乱。
“一次不算太大的地震，但是可以说是一次紧张预案实施的非常好的演习，都非常高效、有序。”黄健发总结说，国家地震局的专家50分钟出发，省市地震局的工作人员两个小时内赶到现场，这在我国的地震救灾历史上是第一次。
所有的采访完成后，我在当地迅速写出了《小地震，大演习》的现场通讯传回报社，第二天(7月5日)在《中国青年报》一版见报。
回忆这次地震的采访经历，我认为有两点值得总结。一是通过采访，明显感到政府的开放度有所提高。虽然，及时采访和报道各地各类新闻，满足人民群众的知情权，是宪法赋予新闻工作者的基本职责和社会责任。但过去遇到一些突发事件时，并不是这样。冷落媒体、拒绝采访是记者采访此类事件时常遇到的难题，有的地方甚至出现暴力阻挠采访殴打记者的极端行为。
二是通过这次采访，我深切地感受到我国各级政府的应急能力正在提升。回想起2003年春天的非典，因公共卫生建设投入不足、政府应对突发性公众事件能力不强、处理突发事件时透明度不高等多种原因，开始一段时间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混乱。
2003年4月14日在有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席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确定了建设和完善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反应的原则：中央统一指挥，地方分级负责；依法规范管理，保证快速反应；完善监测体系，提高预警能力等。之后，按照这一原则《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迅速出台。
非典之后，《突发事件与紧急状态处置法(草案)》被列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2005年，各级政府及职能部门纷纷制定了相关应急预案。
因此，我非常同意黄健发局长的观点：一次危害不大的小地震，但却给了政府一次应对突发事件演习的机会。应对紧急事件的水平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一个政府执政能力的强弱，在顺利的采访中我明确地感受了这种进步。
(作者系《中国青年报》驻天津记者站站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