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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介绍了中国参与G20峰会的进程，2016 G20峰会中国的战略目标是推动贸易自由化与中国对外贸易转型升级相结合。发展议题受到重视，体现了中国主张从发展中国家视角，加强投资与中国“走出去”战略、加强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对G20的未来发展与中国作用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G20峰会；贸易自由化；中国对外贸易转型升级；“走出去”战略
DOI：10-13939/j-cnki-zgsc-2016-26-028
G20是当前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也是中国首次以创始国和核心成员国身份参与的全球治理机制。2016年9月二十国集团峰会将在杭州召开，吸引来自全世界的目光，这是中国举办的最为重要的多边经济会议。通过此次峰会表达中国的关注，体现中国的思想，提出中国的方案，共享经验，引发共鸣，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对于中国深入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实施对外开放新战略，深化中国经济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毫无疑问，浓厚的中国色彩将成为此次峰会的鲜明特点。
2016 G20峰会的主题为“4个I”，即创新（innovative）、活力（invigorated）、联动（interconnected）、包容（inclusive）。习主席在2015年安塔利亚峰会的发言指出，当前世界经济面临诸多问题，经济增长放缓，增长动力不足，复苏高度脆弱，中国应当充分发挥东道国的作用，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与合作，推动G20议题从短期问题向深层次和长期性问题延伸，改革并实现有效的全球经济治理体制，推动世界经济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的增长。此次峰会为中国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利用主席国身份，主动推进G20议题议程，将中国的改革开放成果介绍给各伙伴国，将中国的发展思路和经验与各国分享，实现本国政治经济利益与各国的合作共赢相结合。
一、中国参与G20峰会的进程
G20区别于欧盟、东盟等国家联盟，是松散的、非正式论坛性质，是居于全球经济合作领导地位的主要论坛，最初由G7峰会发展而来。20世纪70年代，G7成为七个老牌工业化国家定期会晤和协调经济政策的平台，但1997亚洲金融危机削弱了这一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有效性。1999年G20正式成立，合作方式是20国集团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成立公报指出，“G20是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内一种非正式对话机制，目标是推动具有‘系统重要性’的经济体之间就经济、金融核心政策开展对话、扩展合作，以实现有益于全球的世界经济稳定、持续增长”。[1] 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起源于发达经济体，并深刻影响着全球经济，为更好地解决当前面临的新问题，G20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直接上升为G20首脑会议，在全球经济治理活动中扮演了更加重要的角色。
中国参与G20的进程，随着G20自身发展而不断深化，中国的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是G20的创始成员国之一，自1999年始，中国积极参与了所有的G20会议和G20各项议题的讨论。2005年10月，第七届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中国举行，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明确表示：“20国集团会议机制，涵盖了世界最主要的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是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重要国际经济论坛。”[2]他还提出G20平台需要尊重发展模式的多样性，帮助发展中国家，主张加强与新兴市场国家和转轨国家的对话，体现了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以此次峰会为标志，中国开始深度参与世界经济新规则的制定。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增长由“双速增长”格局逐渐向低速增长收敛。由于强有力的政策刺激，中国经济表现突出，已超过美国和欧盟，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大引擎；而中国对大宗商品的巨大需求，也带动新兴经济体快速增长。伴随着世界经济格局和力量对比的变化，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话语权不断提升。2013年以来，中国积极与发达国家联手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加强金融风险管控，推动全球治理架构和IMF和世界银行的份额改革，积极支持能源、气候变化、粮食安全、基础设施投资、反腐败等非传统议题相继纳入G20议程。中国成为G20框架下国际经贸规则的核心制定者。
2016年中国再次成为东道国，主办G20首脑峰会。回顾历次峰会，主办国都会将自身的核心关切纳入峰会的讨论范畴，成为这一领域经贸规则改革的领导者。可以预见，这次杭州峰会的召开，有利于推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的深度改革，进一步提升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能力，奠定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引领者地位。
二、2016 G20峰会中国的战略目标
从目前中国推动G20合作的重点领域来看，充分体现了全球化和中国化的双重视角，既是世界经济面临的重大问题和挑战，又是中国当前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关注的焦点问题，既符合全球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又满足中国战略转型时期构建和谐、稳定外部环境的需要，有利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
（一）推动贸易自由化与中国对外贸易转型升级相结合
根据WTO预测，2016年全球贸易增长仅为2-8%，连续五年低于3%的趋势水平，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作用明显减弱。作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中国面临外贸“低增速”的新常态，2012年至2015年贸易增速连续四年低于GDP增速，2015年对外贸易下降8%，成为除2008年金融危机以外表现最差的一年，中国对外贸易亟须转型和升级。
当前正在兴起的规则呈现碎片化趋势，缺乏全球层面的有效协调，全球商品贸易的发展被越来越多的贸易规则割裂。作为“高标准、面向21世纪”新一代贸易投资规则代表的TPP，其条款涵盖关税减让，非关税壁垒削减等传统议题，也包含了投资、竞争政策、食品安全、环保、劳工、国有企业等横向议题，这些或将对中国的对外贸易产生“制度性围堵”。利用G20平台，融合错综复杂的区域贸易协定，促进多边贸易体制，符合中国的一贯主张和立场。随着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构建、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我国已经率先做出了进一步自主开放的决策；这些都为我国积极推动贸易自由化政策，奠定了基础。我国应当通过G20平台的沟通协调，落实贸易自由化行动计划，支持多边贸易机制，取得多哈回合谈判成功。 改进全球贸易治理结构，激发全球贸易增长；减少贸易保护措施，发展贸易便利化，降低贸易成本；推动全球价值链发展，促进地区性生产网络的融合；促进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有助于创造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良好环境，为贸易增长提供新的活力。在全球贸易低迷，增速下滑的情况下，中国保持贸易份额不断攀升，对外影响力持续增强的经验分享，更有助于推动贸易自由化进程，符合世界对于中国承担贸易大国的责任，发挥大国引领作用的期待。
（二）发展议题受到重视，体现了中国的主张与发展中国家视角
G20起初的几次峰会，各国关注于加强宏观经济协调、加强金融监管、刺激经济措施，目的在于挽救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特别是2008年第一次华盛顿峰会聚焦金融问题，更倾向于“事后补救”的应急措施。2010年首尔峰会后，发展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中国的贡献功不可没。其实，早在2005年，中国担任G20轮值主席国时就强调寻求减少贫困的有效途径；不少中国学者认为在后危机时代，G20的首要任务和核心议题就是发展，应注重机制化建设、平衡发展和绿色发展。2016年G20峰会的重点推进领域之一，即推动包容、联动式发展，力求落实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
G20发展议程的行动计划由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源开发、贸易、私人部门投资、粮食安全等10大支柱构成。联合国2030发展议程涵盖了经济、社会和环境三大领域，有17个目标和169个子目标，对各国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或参考作用。2016年是落实2030发展目标的重要开局之年，为了有效推进2030发展议程的落实，中国作为东道国和G20的“三驾马车”，首先应当敦促G20成员国根据自身需要制定落实战略；其次，还要帮助欠发达国家根据2030发展议程和其本国发展阶段、发展特点和发展需求制定相应的落实战略；最后，引导G20发挥补充性作用，推动成员国将落实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同各自国内发展战略相结合，带头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新兴经济的领头羊，中国倡导并力求形成关于发展的国际规范准则，体现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制度中的诉求和主张。
（三）加强投资与中国的“走出去”战略
当前全球经济处于深度调整期，加强投资刺激需求，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是制止全球经济快速下滑，实现复苏和稳定增长的有效政策手段。与2015年召开的G20土耳其峰会内容相比，本次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公报提出了三个新的重要共识，其中之一为及时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最大限度发挥跨国别基建的正面溢出效应。公报中指出：本次G20财政和央行行长会议将启动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倡议，增强基础设施计划之间的合作与协调；将支持制定一项政策建议指南文件，以促进基础设施融资和中小企业融资工具多元化，推动将基础设施投资纳入资产类别。
中国的“走出去”战略已经提出并实施了15年，我国企业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对外工程承包、对外劳务合作等形式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中国的“走出去”实践和经验为G20共识的落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14年，我国对外投资金额超过吸引外资金额，成为资本净输出国，开启了中国“资本输出元年”。中国实行“走出去”战略，对外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层次不断加深，领域持续拓展；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企业积极参与境外基础设施建设和产能合作，铁路、电力、通信、电子、建材等成为中国对外投资的重要产业。2015年，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相关的49个国家开展了直接投资，投资额共计150亿美元。按照IMF的量化评估，“一带一路”倡议带动的投资项目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将达30%～40%。另外，在G20框架下推动投资自由化议题，建立全面系统的全球投资治理框架，改变当前规则碎片化的状态，符合中国“走出去”的战略目标，有助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过程中对于政策法规、监管体制等风险的规避。
（四）加强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一带一路”是我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拓展国际市场空间，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战略的需要；也是我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区域治理顶层设计的体现。“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内容包括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其中的政策沟通，有助于形成政策和行动的合力，与G20框架下加强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资金融通与G20框架的核心议题金融合作高度吻合。此外，中国还倡议成立了由57个国家共同筹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将极大地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 中国还成立了丝路基金有限责任公司，由中国外汇储备、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进出口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共同出资，重点在“一带一路”发展进程中寻找投资机会并提供相应的投融资服务。考虑到多边开发银行在促进基础设施发展方面的独特作用，G20一直鼓励多边开发银行制定支持高质量项目的量化目标，并共同采取行动，以展示其吸引新的长期投资融资、促进基础设施投资的承诺。将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纳入G20框架，加强与已有多边开发银行的合作，推进多方合作联合融资模式，符合中国的立场，是中国对G20平台的有益贡献。
三、G20的未来发展与中国的作用
事实上，金融危机结束后，G20未来的发展走向始终存在着矛盾，应当继续发挥全球经济治理组织的作用，还是应当扩充或缩短议程；在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国际金融改革、促进增长、解决世界经济新问题等方面，其合法性和有效性不断遭到质疑。G20如何完成从决策向战略规划的转变？G20能否建立起21世纪有效的全球治理体系？这些关键问题都与中国作用的发挥密不可分。中国学术界围绕着G20的地位与前景、中国如何发挥更为积极的建设性作用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认为中国应当支持G20机制化，促使其成为未来全球经济治理的主导性机制，发挥其在全球经济治理这个“金字塔”结构中的“领导者”作用，形成“G20做决策，IMF、WB、WTO等执行”的模式。[3]通过吸纳国际组织的代表，提高G20的合法性，打破多边决策的僵局，提高决策效率和机制的有效性。这符合中国构建新型国际经济秩序的战略需要，也有利于应对复杂多变的全球性问题，为中国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
中国在G20峰会中一直是积极重要的合作者和改革者，并正在逐渐成为更加强大的领导者。[4]中国应当通过主办G20峰会来加强全球治理的制度性建设，减少治理规则的碎片化；还应当设定主要议题以及主要目标，凝聚和团结G20所有成员国，构建全球治理的新秩序。在国际贸易领域，中国主张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支持多哈发展议程、倡导WTO的“发展导向”；在国际金融领域，中国支持推动现有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完善国际货币体系；在国际能源领域，中国支持G20推动建立合理的国际能源秩序，鼓励加强各国的政策协调。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要让G20真正成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器”、全球增长的“催化器”和全球经济治理的“推进器”，中国的新价值、新活力和新方案值得期待。
2016年G20峰会，中国提出的“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与中国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目标相统一。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应积极推动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关系，不断提高我国在G20峰会等国际与区域组织中的地位；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中国作为东道国，在G20治理平台更多地承担“领导者”角色，引领下一代G20议题设置，加强大国间协调，必将深刻地影响全球经济治理模式，中国作为全球经济治理方向制定者的角色将会日益凸显。
参考文献：
[1]黄薇-G20主导下的全球经济治理与中国的期待[J].国际经济合作，2015（6）-
[2]胡锦涛-20国集团应加强与其他经济机构合作[DB＼OL].http：//finance-people-com-cn/GB/8215153986/-
[3]王颖，李广计-G20与中国[J].现代国际关系，2012（6）-
[4]卡洛斯·马格里诺斯-G20的未来以及中国在其中的角色[J].国外社会科学，2013（6）-
（编辑：韦京）
关键词：G20峰会；贸易自由化；中国对外贸易转型升级；“走出去”战略
DOI：10-13939/j-cnki-zgsc-2016-26-028
G20是当前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也是中国首次以创始国和核心成员国身份参与的全球治理机制。2016年9月二十国集团峰会将在杭州召开，吸引来自全世界的目光，这是中国举办的最为重要的多边经济会议。通过此次峰会表达中国的关注，体现中国的思想，提出中国的方案，共享经验，引发共鸣，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对于中国深入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实施对外开放新战略，深化中国经济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毫无疑问，浓厚的中国色彩将成为此次峰会的鲜明特点。
2016 G20峰会的主题为“4个I”，即创新（innovative）、活力（invigorated）、联动（interconnected）、包容（inclusive）。习主席在2015年安塔利亚峰会的发言指出，当前世界经济面临诸多问题，经济增长放缓，增长动力不足，复苏高度脆弱，中国应当充分发挥东道国的作用，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与合作，推动G20议题从短期问题向深层次和长期性问题延伸，改革并实现有效的全球经济治理体制，推动世界经济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的增长。此次峰会为中国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利用主席国身份，主动推进G20议题议程，将中国的改革开放成果介绍给各伙伴国，将中国的发展思路和经验与各国分享，实现本国政治经济利益与各国的合作共赢相结合。
一、中国参与G20峰会的进程
G20区别于欧盟、东盟等国家联盟，是松散的、非正式论坛性质，是居于全球经济合作领导地位的主要论坛，最初由G7峰会发展而来。20世纪70年代，G7成为七个老牌工业化国家定期会晤和协调经济政策的平台，但1997亚洲金融危机削弱了这一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有效性。1999年G20正式成立，合作方式是20国集团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成立公报指出，“G20是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内一种非正式对话机制，目标是推动具有‘系统重要性’的经济体之间就经济、金融核心政策开展对话、扩展合作，以实现有益于全球的世界经济稳定、持续增长”。[1] 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起源于发达经济体，并深刻影响着全球经济，为更好地解决当前面临的新问题，G20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直接上升为G20首脑会议，在全球经济治理活动中扮演了更加重要的角色。
中国参与G20的进程，随着G20自身发展而不断深化，中国的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是G20的创始成员国之一，自1999年始，中国积极参与了所有的G20会议和G20各项议题的讨论。2005年10月，第七届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中国举行，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明确表示：“20国集团会议机制，涵盖了世界最主要的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是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重要国际经济论坛。”[2]他还提出G20平台需要尊重发展模式的多样性，帮助发展中国家，主张加强与新兴市场国家和转轨国家的对话，体现了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以此次峰会为标志，中国开始深度参与世界经济新规则的制定。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增长由“双速增长”格局逐渐向低速增长收敛。由于强有力的政策刺激，中国经济表现突出，已超过美国和欧盟，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大引擎；而中国对大宗商品的巨大需求，也带动新兴经济体快速增长。伴随着世界经济格局和力量对比的变化，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话语权不断提升。2013年以来，中国积极与发达国家联手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加强金融风险管控，推动全球治理架构和IMF和世界银行的份额改革，积极支持能源、气候变化、粮食安全、基础设施投资、反腐败等非传统议题相继纳入G20议程。中国成为G20框架下国际经贸规则的核心制定者。
2016年中国再次成为东道国，主办G20首脑峰会。回顾历次峰会，主办国都会将自身的核心关切纳入峰会的讨论范畴，成为这一领域经贸规则改革的领导者。可以预见，这次杭州峰会的召开，有利于推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的深度改革，进一步提升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能力，奠定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引领者地位。
二、2016 G20峰会中国的战略目标
从目前中国推动G20合作的重点领域来看，充分体现了全球化和中国化的双重视角，既是世界经济面临的重大问题和挑战，又是中国当前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关注的焦点问题，既符合全球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又满足中国战略转型时期构建和谐、稳定外部环境的需要，有利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
（一）推动贸易自由化与中国对外贸易转型升级相结合
根据WTO预测，2016年全球贸易增长仅为2-8%，连续五年低于3%的趋势水平，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作用明显减弱。作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中国面临外贸“低增速”的新常态，2012年至2015年贸易增速连续四年低于GDP增速，2015年对外贸易下降8%，成为除2008年金融危机以外表现最差的一年，中国对外贸易亟须转型和升级。
当前正在兴起的规则呈现碎片化趋势，缺乏全球层面的有效协调，全球商品贸易的发展被越来越多的贸易规则割裂。作为“高标准、面向21世纪”新一代贸易投资规则代表的TPP，其条款涵盖关税减让，非关税壁垒削减等传统议题，也包含了投资、竞争政策、食品安全、环保、劳工、国有企业等横向议题，这些或将对中国的对外贸易产生“制度性围堵”。利用G20平台，融合错综复杂的区域贸易协定，促进多边贸易体制，符合中国的一贯主张和立场。随着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构建、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我国已经率先做出了进一步自主开放的决策；这些都为我国积极推动贸易自由化政策，奠定了基础。我国应当通过G20平台的沟通协调，落实贸易自由化行动计划，支持多边贸易机制，取得多哈回合谈判成功。 改进全球贸易治理结构，激发全球贸易增长；减少贸易保护措施，发展贸易便利化，降低贸易成本；推动全球价值链发展，促进地区性生产网络的融合；促进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有助于创造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良好环境，为贸易增长提供新的活力。在全球贸易低迷，增速下滑的情况下，中国保持贸易份额不断攀升，对外影响力持续增强的经验分享，更有助于推动贸易自由化进程，符合世界对于中国承担贸易大国的责任，发挥大国引领作用的期待。
（二）发展议题受到重视，体现了中国的主张与发展中国家视角
G20起初的几次峰会，各国关注于加强宏观经济协调、加强金融监管、刺激经济措施，目的在于挽救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特别是2008年第一次华盛顿峰会聚焦金融问题，更倾向于“事后补救”的应急措施。2010年首尔峰会后，发展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中国的贡献功不可没。其实，早在2005年，中国担任G20轮值主席国时就强调寻求减少贫困的有效途径；不少中国学者认为在后危机时代，G20的首要任务和核心议题就是发展，应注重机制化建设、平衡发展和绿色发展。2016年G20峰会的重点推进领域之一，即推动包容、联动式发展，力求落实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
G20发展议程的行动计划由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源开发、贸易、私人部门投资、粮食安全等10大支柱构成。联合国2030发展议程涵盖了经济、社会和环境三大领域，有17个目标和169个子目标，对各国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或参考作用。2016年是落实2030发展目标的重要开局之年，为了有效推进2030发展议程的落实，中国作为东道国和G20的“三驾马车”，首先应当敦促G20成员国根据自身需要制定落实战略；其次，还要帮助欠发达国家根据2030发展议程和其本国发展阶段、发展特点和发展需求制定相应的落实战略；最后，引导G20发挥补充性作用，推动成员国将落实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同各自国内发展战略相结合，带头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新兴经济的领头羊，中国倡导并力求形成关于发展的国际规范准则，体现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制度中的诉求和主张。
（三）加强投资与中国的“走出去”战略
当前全球经济处于深度调整期，加强投资刺激需求，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是制止全球经济快速下滑，实现复苏和稳定增长的有效政策手段。与2015年召开的G20土耳其峰会内容相比，本次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公报提出了三个新的重要共识，其中之一为及时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最大限度发挥跨国别基建的正面溢出效应。公报中指出：本次G20财政和央行行长会议将启动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倡议，增强基础设施计划之间的合作与协调；将支持制定一项政策建议指南文件，以促进基础设施融资和中小企业融资工具多元化，推动将基础设施投资纳入资产类别。
中国的“走出去”战略已经提出并实施了15年，我国企业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对外工程承包、对外劳务合作等形式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中国的“走出去”实践和经验为G20共识的落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14年，我国对外投资金额超过吸引外资金额，成为资本净输出国，开启了中国“资本输出元年”。中国实行“走出去”战略，对外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层次不断加深，领域持续拓展；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企业积极参与境外基础设施建设和产能合作，铁路、电力、通信、电子、建材等成为中国对外投资的重要产业。2015年，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相关的49个国家开展了直接投资，投资额共计150亿美元。按照IMF的量化评估，“一带一路”倡议带动的投资项目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将达30%～40%。另外，在G20框架下推动投资自由化议题，建立全面系统的全球投资治理框架，改变当前规则碎片化的状态，符合中国“走出去”的战略目标，有助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过程中对于政策法规、监管体制等风险的规避。
（四）加强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一带一路”是我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拓展国际市场空间，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战略的需要；也是我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区域治理顶层设计的体现。“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内容包括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其中的政策沟通，有助于形成政策和行动的合力，与G20框架下加强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资金融通与G20框架的核心议题金融合作高度吻合。此外，中国还倡议成立了由57个国家共同筹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将极大地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 中国还成立了丝路基金有限责任公司，由中国外汇储备、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进出口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共同出资，重点在“一带一路”发展进程中寻找投资机会并提供相应的投融资服务。考虑到多边开发银行在促进基础设施发展方面的独特作用，G20一直鼓励多边开发银行制定支持高质量项目的量化目标，并共同采取行动，以展示其吸引新的长期投资融资、促进基础设施投资的承诺。将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纳入G20框架，加强与已有多边开发银行的合作，推进多方合作联合融资模式，符合中国的立场，是中国对G20平台的有益贡献。
三、G20的未来发展与中国的作用
事实上，金融危机结束后，G20未来的发展走向始终存在着矛盾，应当继续发挥全球经济治理组织的作用，还是应当扩充或缩短议程；在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国际金融改革、促进增长、解决世界经济新问题等方面，其合法性和有效性不断遭到质疑。G20如何完成从决策向战略规划的转变？G20能否建立起21世纪有效的全球治理体系？这些关键问题都与中国作用的发挥密不可分。中国学术界围绕着G20的地位与前景、中国如何发挥更为积极的建设性作用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认为中国应当支持G20机制化，促使其成为未来全球经济治理的主导性机制，发挥其在全球经济治理这个“金字塔”结构中的“领导者”作用，形成“G20做决策，IMF、WB、WTO等执行”的模式。[3]通过吸纳国际组织的代表，提高G20的合法性，打破多边决策的僵局，提高决策效率和机制的有效性。这符合中国构建新型国际经济秩序的战略需要，也有利于应对复杂多变的全球性问题，为中国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
中国在G20峰会中一直是积极重要的合作者和改革者，并正在逐渐成为更加强大的领导者。[4]中国应当通过主办G20峰会来加强全球治理的制度性建设，减少治理规则的碎片化；还应当设定主要议题以及主要目标，凝聚和团结G20所有成员国，构建全球治理的新秩序。在国际贸易领域，中国主张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支持多哈发展议程、倡导WTO的“发展导向”；在国际金融领域，中国支持推动现有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完善国际货币体系；在国际能源领域，中国支持G20推动建立合理的国际能源秩序，鼓励加强各国的政策协调。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要让G20真正成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器”、全球增长的“催化器”和全球经济治理的“推进器”，中国的新价值、新活力和新方案值得期待。
2016年G20峰会，中国提出的“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与中国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目标相统一。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应积极推动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关系，不断提高我国在G20峰会等国际与区域组织中的地位；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中国作为东道国，在G20治理平台更多地承担“领导者”角色，引领下一代G20议题设置，加强大国间协调，必将深刻地影响全球经济治理模式，中国作为全球经济治理方向制定者的角色将会日益凸显。
参考文献：
[1]黄薇-G20主导下的全球经济治理与中国的期待[J].国际经济合作，2015（6）-
[2]胡锦涛-20国集团应加强与其他经济机构合作[DB＼OL].http：//finance-people-com-cn/GB/8215153986/-
[3]王颖，李广计-G20与中国[J].现代国际关系，2012（6）-
[4]卡洛斯·马格里诺斯-G20的未来以及中国在其中的角色[J].国外社会科学，2013（6）-
（编辑：韦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