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七成人认为现在就业比十年前更难”的社会调查报告，映射出在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人们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压力越来越大。调查中，公众对贫富分化、就业、社会保障三大领域的拷问，专家们对此的分歧与舌战之激烈，都充分表露了社会的多元化、复杂化、无解化，目前，我们找不到一个完美的答案。
　　“贫富分化”是市场发展的一个必然过程，当少数人拥有社会资源的主导权时，他们会天然地倾向于把这种优势对比不断拉开。从住房“就是为富人造”论，到盛极一时的“廉价劳动力符合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定位”论，再到银行“优质客户服务，劣质客户收费”的“转型”，都是强势者力图把经济资源占有权转化为舆论话语权、社会管理主导权的表现。这是让大多数“穷人”难以接受的。
　　就业难的挫折感正从“4050”下岗人员、民工、中低学历者扩散到“2030”青年、高学历者。社会变革中旧的“保护壳”（传统的单位从属关系）被打碎了，新的“安全阀”（社会保障、劳资谈判所必需的工会等维权途径）却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焦虑的种子在发胀，面对就业压力和失业危险，人们必然变得焦躁不安起来。
　　社会保障带有典型的社会资源二次分配色彩，部分意义上通过社保资金的缴纳和调剂，有职业和劳动能力者为无职业和劳动能力者（老人）埋单，高收入者为低收入者埋单。如今社会保障体系的“挂一漏二”，等于将大多数最需要社会保障的无职业和劳动能力者、低收入者排挤在外，造成隐形的二度“贫富分化”。
　　由此可以看出：风险社会本质上需要一个完善的制度，尽可能消除“可抗力风险”的隐患，让人们只需承担不可抗力风险。但至少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制度的不完善让人们得双重风险一肩挑。
　　同时，现代社会风险的加剧促进了人们理性化能力的提高，理性能力的核心在于一种可计算性与可预期性。人们必须不断地通过计算与预测来规避风险以提高自己的安全感。这使得人们在面对“富于命运特征的事件”时，总会陷入周密的计算与考虑之中，而且，理性越充分，对风险的预估就越高，也就越感到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