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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两会”之前召开的2010年地方“两会”上,各省(区、直辖市)2009年的“成绩单”也陆续浮出水面。纵观各地公布的数字,2009年我国又有1个省份——安徽加入“万亿GDP(国内生产总值)俱乐部”。各地经济年报数字显得格外“炫目”,大多数省份2009的GDP增速超出预期,万亿GDP成员增至14家。
近年来,中国的GDP先后超越数个G7国家,直逼世界头号经济大国——美国。眼瞧着GDP翻着跟头往上涨,国内不少经济界人士不禁感喟称“让人欢喜,让人忧”。在华丽数字的背后,这些GDP的“含金量”到底如何呢?
GDP三分之二为投资拉动
受金融危机影响,西方发达国家出现衰退,对外需求骤减,严重影响到以外向经济为主导的中国经济增速。随着中央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出台,去年以来,全国各地的投资热浪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
早在去年7月16日,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李晓超称,2009年上半年,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87.6%,拉动GDP增长6.2个百分点;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53.4%,仅拉动GDP增长3.8个百分点。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2.5万亿元,比上年增长30.1%。不仅增速较上年加快4.6个百分点,占当年GDP的比重也上升至67%,意味着仅仅投资就占据了GDP的三分之二。
据了解,受巨额投资的驱动,钢铁、水泥、纺织等行业产能出现了严重过剩,使资金和能源造成极大浪费。加上宏观调控政策存在着“时滞”,投资过热问题没能及时抑制。中国经济依然面临“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局面。
事实上,GDP所能见证的,只是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规模,而要从全局角度来判断经济增长的素质,离不开对质量和效益的关注。
有关专家认为,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又一次暴露了中国经济在结构和布局上的“软肋”。在拉动经济增长的投资、出口、内需“三驾马车”中,存在内需疲软和过度倚重投资的问题;在三个产业梯次中,存在第三产业比重长期过低的问题;对于能源和资源的过度依赖和消耗,亦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中的明显弊病。
如何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让经济增长速度与所付出的资金、能源、环境代价保持在一个科学而合理的范围内,使中国的经济发展步入更加良性和健康的轨道,依然是各级政府面临的长期考验。
GDP里应有哪些“含金量”
“依据‘科学发展观’,我们不仅要追求GDP增长,更要提高人民的实际福利水平,增加社会财富,努力提高社会保险综合参保率、环境综合指标等,让社会财富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国民的幸福指数。”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学部委员程恩富认为,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是要提升民众的生活水平,经济增长的成就也要靠民众生活的幸福指数来验证。
程恩富的观点,隐含着一个目前炙手可热的新词汇——GDP含金量。
对于GDP的含金量,北京大学中国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杨开忠表示:单位GDP牺牲的环境越小,对生态的冲击越小,GDP含金量越高。现在的GDP在统计过程中,对环境的污染、生态的破坏、资源的消耗并没有考虑进去。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GDP的含金量。
杨开忠强调,GDP的大小跟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越大,其含金量越高。这种方法是用“单位GDP人均可支配收入”来衡量各省GDP的含金量。
据了解,目前我国GDP的统计主要采用的是生产法和支出法。所谓生产法,是从生产过程中的工业增加值、农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加起来的总和就是国内生产总值,2009年GDP是按生产法计算出来的。所谓支出法,是由消费(包括私人消费和政府消费),投资(房地产和非房地产投资的固定资产投资,库存调整等),以及净出口(顺差)三大部分组成。但是支出法得出GDP数字需要经过一段时间,以前中国的支出法大概要两年以后,现在中国的支出法是一年以后就可以得到GDP数字。
就支出法而言,老百姓最直接的感受是GDP的增长比人民的生活水平增长得快。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袁钢明认为,主要问题在于我们GDP的生产结构、生产方式,包括投入和产出的效果不太好。
“因为很多地方政府的目标只是想靠投资拉动GDP增长,投资需要占用大量的资源,而增长方式又不合理,其结果是很多的投资才能生产出比较少的产值。同时,这种投资大部分投向对居民收入提高没有直接效果的大项目上,虽带来了巨大的GDP增长,但减少了资源可利用性,居民收入也没有太大提高。”袁钢明解释说。
袁钢明认为,“跟GDP含金量直接相关的指标就是居民收入。”而到底居民收入占GDP的多少才算合理?
“目前,世界上多数发达国家,居民收入占GDP的60%,剩下的非居民收入应该占GDP的40%;但是中国刚好是倒过来的,中国居民收入占GDP的40%,剩下的60%是非居民收入。比较合理的结构,应该是居民收入占GDP的60%。”袁钢明介绍说。
此外,还有专家认为,就业乃民生之本,在关注GDP增长之外,更需要采取发展第三产业、培育就业增长点等促进就业的措施,实现就业率与GDP的同步增长。
上海GDP含金量最高
那么,我们怎样能计算出GDP的含金量呢?
杨开忠提供了对应的计算公式:先计算出“人均GDP”,即用“当地GDP”除以“常住人口”;然后用“人均可支配收入”除以“人均GDP”,得出的“单位GDP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相当于人均GDP的含金量。
在各地政府工作报告中,并没有人均可支配收入等相关指标。这些指标又将如何计算出呢?统计学专家说人均可支配收入可以是近似值,具体的计算方法是:(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 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人均可支配收入近似值。
根据杨开忠提供的计算公式,《中国经济周刊》计算得出了全国各省区市的单位GDP人均可支配收入,即GDP“含金量”,并按照先后顺序予以排列(如下图所示)。对此,有关专家认为,这大致可以看作是人均GDP的含金量,或是居民收入的幸福指数。
通过该表格显示,GDP含金量排名依次为:
上海、北京、海南、黑龙江、浙江、安徽、江西、西藏、广东、重庆、贵州、广西、云南、湖南、吉林、福建、湖北、四川、山西、甘肃、辽宁、天津、宁夏、江苏、陕西、青海、河北、河南、山东、新疆、内蒙古
排名靠前的东部省份居多,排名靠后大都是中西部省份,与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状况基本吻合。在这里,人均GDP是分母,人均可支配收入近似值是分子,也就是说,人均GDP高的反而不一定好,还取决于人均可支配收入近似值的高低。
数据还显示:GDP高的省份,GDP含金量排名并不靠前,很多还很靠后。2009年,GDP总量前5名的省份是:广东、江苏、山东、浙江、河南,其对应GDP含金量排名则为:第8位、第23位、第28位、第5位、第27位。值得注意的是:2009年海南省的GDP总量排28位,其GDP含金量则为第3位。
用居民收入衡量GDP含金量的高低,这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系主任龚六堂的观点“不谋而合”。龚六堂认为,“GDP含金量应强调收入指标,这个收入不仅包含财政收入,更要包含居民收入。在经济增长中,更要强调居民收入的增长,这是居民幸福感的重要来源。”
龚六堂列举案例指出,1995年—2007年期间,我国GDP平均增长9.6%,而城镇居民收入平均增长8.8%,农村居民收入平均增长5.5%;美国经济在1995年—2008年GDP平均增长2.9%, 居民收入平均增长5.4%。因此,虽然美国经济增长远低于我国GDP的增长,但是人均收入的增长是GDP增长的两倍左右。
再如鄂尔多斯和香港。鄂尔多斯在2008年的人均GDP是10万元,而香港是20.9万元,在2008年GDP的增长率分别是22.9%和3.9%。可以想象,不用5年鄂尔多斯的人均GDP会超过香港。但是我们比较这两个地区的人均可支配收入,2008年鄂尔多斯是1.9万元,而香港是18万元。这正是为什么居民虽感觉到GDP增长,却没有带来相应幸福感的原因。
争议GDP
实际上,GDP反映的仅是经济增长的‘数量’,而不是经济增长的‘质量’。比如一个企业生产了一些伪劣产品,这些伪劣产品又在市场上出售,这个是要算GDP的。一个建筑公司建造了一座大桥,过几年这座大桥坍塌了,那重修这座桥仍然要算GDP,因为它已经生产出来了。
如果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了一起事故,它会创造GDP。如果把桥栏撞坏了,就得维修,维修时就要用到一些建筑材料,这就拉动了建筑材料的生产,这样又创造GDP。如果有人员受伤,受伤人员送到医院,医院给他提供医疗服务,医疗服务就是创造GDP的。
“从社会角度看,GDP 将好的、坏的产出一视同仁的算在经济指标之中。例如,教育、服务青少年、老年人的劳务所得,与制造武器、香烟等具有同样的价值。尤其是它把有损国民福利的‘非法生产’(例如性服务、毒品生产与交易等)隐性地内含于社会财富之中。”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副教授曹立村认为。
曹立村指出,GDP只反映经济增长的“流量”,不反映经济增长的“存量”。因而,容易产生牺牲存量,追逐增量的愚蠢行为,出现灾害、事故等损失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荒诞怪论。
“在现实经济中,坚持唯GDP论,把GDP作为衡量政绩的标杆。然而,片面地追求经济增长,追求GDP的高企,必然使人们饱尝有增长无发展甚至增长与发展负相关的恶果,造成GDP与人们生活水平的严重背离。”程恩富代表强调。
据介绍,目前国内对GDP批评最多的集中在两方面,第一,GDP生产过程要大量的消耗资源,所以人家提出来,创造GDP过程消耗了这么多资源,应该把资源的损失从GDP里扣掉。第二,创造GDP的过程对环境带来很大的影响。所以希望在GDP中把环境的损失从GDP里扣掉。
同时,以GDP作为代表的SNA(国民账户核算体系)总量指标只测算市场经济活动的直接成果,而忽略了其他方面。如:各种各样发生在家庭内部的经济活动以及自我服务性的活动所创造的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由于没有通过市场进行而无法统计在GDP 中;各种各样以逃税漏税为目的、产品合法的非正规性生产价值在GDP中也无法加以反映,尽管它们实际能够增加社会成员的福利所得。
因而,程恩富代表认为:“科学发展的经济价值目标的实现有赖于建立科学的国民经济核算指标,以引领经济的科学发展,现行的GDP难以担此重任,因为GDP存在严重的福利缺失。”
据介绍,当前各地不断加大投资力度,热衷于追求GDP的快速增长,仍然使中国的经济发展无法完全摆脱一种“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拼资源、拼人力”的粗放式发展模式,还没有完全转变到依靠科技自主创新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轨道上来。
同时,由于上级对下级的考核缺乏科学、有效、全面的指标,GDP增长率成了衡量各级政府官员业绩的主要指标。此外,由于改革还不完善,缺乏必要的配套制度和制约制度,致使一些地方政府以牺牲环境和民生利益一味追求GDP增长。
程恩富代表认为,这些都为GDP增速“造假”制造了动力,他建议应把GDP指标从地方考核指标中“删除”。
事实上,GDP“诟病”并非GDP指标本身,而是某些地方政府对GDP 的“顶礼膜拜”。
有专家指出,某些地方官员将GDP指标看成是升官发财的筹码,为了取得可观的GDP指标,便不顾及民生与环境,不顾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平衡。
因为GDP指标在地方官员的评价标准中占据了首要的位置,人们才学会在评价指标的指挥棒下,如何通过看得见的GDP指标去表现自己的功绩与成绩。虽然认识到GDP统计并不全面,应取消“GDP崇拜”而非GDP指标。
以2006年为例,全国GDP增速11.8%,31个省市自治区中,有27个地区的GDP增速高于全国平均值,仅有三个省、区低于平均增速,另有一个与平均增速持平。在2007年,全国GDP增速12.2%,多达29个省市区的GDP增速高于全国增速,只有一个黑龙江省,以12%的水平“垫底”。
而2008年,全国GDP增速开始公布为9%,后调整为9.6%。全国31个省、市、区的最初数据没有一个低于全国增速的。即使以后来调整的全国增速9.6%为依据比较,也仅有一个四川省略低于全国增速。
金融危机肆虐的2009年,全国29个省市区中,除山西外,其余28个省市区的GDP增速都高于8%,都“顺利”完成了“保八”任务,其中26个省市区的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对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也不应该仅仅从经济的角度来考核。我们应该构建GDP指标、效益指标、公平指标、环境指标以及幸福指标等一系列指标来综合衡量,而不是简单地以此代彼,这样势必会造成新的问题。”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曹和平建议。
曹和平认为,各省GDP排名应该有个加权矫正系列指数,使其指数能够首先反映区域经济的存量规模,作为基础参数排名。但是,在增量速度上,应该加上速度调整系数。在速度调整系数中,应该区分短期调整系数和长期调整系数。比如,环境保护、水和其它资源系统的可持续与否。
据了解,目前,中国GDP核算采取分级核算体制,存在地区GDP核算易受地方干预等弊端,地方GDP之和常常大于全国核算数据。对此,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表示,将抓紧提出国家统一核算地区GDP方案。
SNA体系
它是以西方经济理论为依据,将国民生产总值作为核算国民经济活动的核心指标,认为创造的物质产品和提供服务的劳务活动都是创造价值活动的。
GDP指标目前“无可替代”
彭志龙
简单地讲,GDP反映的是生产成果。如果是国家的GDP就是全国的生产成果;如果是一个地区,比如北京市,那么就是全北京市的生产成果。反映生产成果的价值量指标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总产值,另一个是增加值。GDP对应的是增加值。所有生产者(企业、金融机构、政府、个体生产者等)创造的增加值之和就是GDP。
GDP既然反映的是生产成果,就一定有实实在在的东西与它相对应。它包括所有生产出来并作为最终使用的货物和服务。GDP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宏观经济管理方面,它影响着国家的宏观调控和决策。
GDP是生产成果指标,生产与经济中的许多方面有直接联系,比如,与收入分配,与物价,与市场需求都有直接联系。因此,GDP与通货膨胀、就业、企业经济效益、居民收入、财政收入都有密切关系。GDP在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和决策中作用非常明显。它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宏观经济调控的方向。
做统计或者做GDP核算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努力把数据搞准,提高数据质量。这些年来,国家统计局也在努力的做各项工作,使GDP数据尽可能准确。
首先,在一些领域做抽样调查,特别是服务行业,这块统计比较薄弱,我们推动部门建立一些服务业的统计。有些服务行业没有主管部门,且数据波动性也比较大,常规统计很难,这时我们通常就用抽样调查做一些统计。
其次,做联网直报,就是在企业和国家统计局的网直接连通以后,企业可以通过网络直接报给国家统计局。企业的数据可以直接进到国家统计局的库里来,这样就减少了中间差错。
此外,还有一项措施就是经济普查。通过大规模的动员力量,可以一次性的把平时很难统计到的,特别是像规模比较小的服务行业资料统计上来。现在经济普查每五年做一次,这对提高统计数据质量有很大的帮助。
虽然GDP有很多缺陷,但在目前状况下还没有一个更加宏观、更加好的指标来替代它。在这种情况下,第一,不能太迷信GDP,把GDP看成是万能的,什么东西都只看GDP一个指标是不对的,在看GDP的同时可以看很多其他方面的指标,把方方面面的指标结合起来看才会客观、才会全面;第二,我们也要积极努力的改善GDP,把它自身明显的一些缺陷努力克服掉。
(据2009年3月2日新华网、2009年10月26日国家统计局网专访彭志龙司长整理,标题为编者所加)
GDPW或可取代GDP
程恩富
采用GDPW比采用GDP指标,在衡量经济增长方面,更具有科学性,更符合科学发展的经济价值目标。
现行的GDP 核算体系,无论从收入方还是支出方都无法显示关于生活质量问题,也不能反映经济科学发展,更难以反映人民生活的真实福利程度,使其饱受非议。借鉴前人研究成果,适应我国科学发展的经济现实需求,我们提出一个新的核算指标——国内生产福利总值(GDPW)。
什么是国内生产福利总值
所谓GDPW是指一国(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所有常住单位生产经营活动所创造的最终福利总值。从理论上说,我们可以根据科学发展的经济价值理念,对人类在各种经济活动中创造的正福利价值和负福利价值分别加以汇总,然后用前者减去后者,其余额便是GDPW。
在现实核算中,可借助于SNA体系内的GDP核算数据。这是因为作为社会最终产品货币表现的GDP,同样也是国民福利的重要组成部分。故我们可以将国内生产福利总值核算的理论公式表述为:
国内生产福利总值=国内生产正福利价值-国内生产负福利价值=现行GDP 正内部性生产价值-负内部性生产价值-负外部性经济价值。
GDPW作为一种替代的现代化理念,它是衡量人们生产活动所创造的福利的指数,可以有效地补充和修正GDP存在的不足和缺陷。
它与GDP相比,有两大主要特征:
首先是客观福利性。GDPW中的福利概念应建立在客观的基础上。它强调在提高福利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中, 不但要注意物质福利的增长, 而且要注意精神维度的福利。它强调在福利发展中, 不但要注意人们的实际利益的获得, 而且要注意人的自由与能力的拓广。使GDPW真正体现了“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科学发展经济价值目标。
其次是净福利价值性。将GDPW与GDP加以比较不难发现,两个指标最大区别在于,GDP考察的不仅包括人类生产活动所创造的正福利价值,而且也包括负福利价值,从本质上来看,GDPW是全社会所有经济活动创造的正福利价值集合扣除负福利价值集合的余额。
在这里,所谓正福利价值是指对人类生活质量水平的提高有促进意义的因素,其主体是能够满足社会成员吃、穿、住、用、行的货物和劳务。然而,人类在创造正福利价值的活动中,也在不同程度上创造负福利价值,如毒品、污染物等等,这些负福利产品使人们已有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质量日益下降。
与GDP不同,它的外在数值与其内含的福利价值是基本上保持一致的。基于这个原因,采用GDPW比采用GDP指标,在衡量经济增长方面,更具有科学性,更符合科学发展的经济价值目标。
GDP不能科学反映福利的增进
根据联合国统计局出版的1993年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现行GDP是以经济系统为中心构造研究框架的,这一研究框架虽然使GDP有效地反映了经济增长的现实,但是不能科学的反映人们福利的增进,也就是说使经济发展偏离了其正确的方向。
GDPW是现行GDP框架的改进,两者是紧密联系的,因此也不能完全脱离现行GDP的研究框架。
根据GDP核算方法,我们可以从生产法角度来构造GDPW核算公式:
GDPW=现行GDP 正内部性生产福利价值-负内部性生产福利价值-负外部性经济福利价值=现行GDP (非正规性生产价值 非市场性生产)—破坏性生产价值(非法生产价值)—补偿性生产价值(包括:补偿自然灾害型损失生产价值、补偿人为事故型损失生产价值、补偿正常损耗型损失生产价值等三个部分)—资源耗减价值-环境退化价值。
上述核算结构只是一种粗线条的描述,无论是正、负内部性生产价值核算,还是环境因素核算都是很复杂的过程,由于GDPW核算是一个包括经济学、核算学和环境学等在内的跨学科的研究框架,理论和方法将十分复杂,因此这一框架从方法论角度看并不是完美无缺的,仍有许多理论和方法问题有待我们研究解决。
GDPW核算标准
那么GDPW核算应当遵循什么样的标准呢?
根据GDPW的内涵,本质上它与GDP是一致的,差别在于它是从福利的角度对GDP进行修正,生产与福利是两个联系紧密的概念,生产是前提,福利是结果,因此GDP核算和GDPW核算并非是两个独立的系统,两者是有机统一的。
首先,GDPW核算是在GDP核算的基础上,根据福利标准对GDP核算的修正。因此,将GDP 转化为GDPW,不仅要考虑GDP 核算之外的外部性因素调整问题,而且也要考虑GDP 核算之内的内部性因素的调整问题。
其次,GDPW核算的主体,即一国经济领土上具有经济利益中心的常驻单位。如果一个企业或一个人在该国的经济领土范围内,有一个场所(住所、厂房或其它建筑物),并将之用以长期的经营活动,那么它就是一个经济利益主体。此中的长期或短期,一般都以一年作为界限来划分的。
此外,GDPW核算是一项复杂度很高的工作。它是对GDP进行的改造、完善,是以GDP为基础。因为,尽管GDP有种种缺陷,但它能够把国民经济的全部市场活动概括在极为简明的统计数字之中,从而可以成为表明各国经济增长的通用指标。
最后,GDPW可基本解决GDP的一些缺陷问题,对数据质量要求以现有核算体系为基础,有利于世界各国在实践中探索、推广、应用。但本指标也有缺陷,如由于单指标的缺陷、GDP本身计算方法的缺陷等也可能反映在综合GDP中;同时,在现有GDP基础上的增减部分的定价和估算本身也属于高难度作业,因而,如何具体解决一切基本问题,尚需在今后国民经济核算实践中大胆探索。
事实上,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看,只有GDP 的增长是不够的。同时,必须重视经济增长中人们的福利提升,以GDPW为核心的国民经济福利核算体系,从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的高度,提出了衡量经济发展的新思路和新向标,即经济的科学发展要以人为本,以增进人们的福利、提升人民的幸福感为目的。
(本刊记者汪孝宗采访整理)
上海淡化“唯GDP论 ”制定 “综合评价体系” ,指标细化到43项
谈佳隆
2009年上海人均GDP迈上1.1万美元台阶。
然而,上海对此并不满意。
去年,上海全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GDP)14900.93亿元,同比仅增长8.2%,未达到年初设定目标9%,这不仅低于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以来长期保持的双位数增长,而且低于全国平均8.7%的增长水平。
今年上海“两会”期间,上海市委、市政府政府更是“谨慎”地把今年上海经济增长目标定在8%以上。
以历史经验发现,各省、区、直辖市的GDP设定往往有这样的现象,即在全国预设GDP指标上增加一个点。而上海选择的是与去年的全国GDP指标保持一致,这又是出于哪一种考虑呢?
细化43项GDP指标
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周振华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今年上海市委、市政府之所以设定较低的经济增长目标就是要为上海顺利实现经济转型提供条件。这是上海淡化‘唯GDP’要求的初衷。”
在今年上海地方“两会”期间,淡化“唯GDP”寻找新的衡量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体系正在成为上海在发展过程中新的诉求。
据悉,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是编制该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指标的政府部门。《中国经济周刊》从该部门获知的文件显示,上海已经制定了一个“综合评价体系”,分别从“综合效益”、“人民生活”、“创新能力”、“服务功能”、“人口资源环境”这五大板块衡量上海发展水平,具体指标达到了43项。
记者手中获得的这份除了人们熟悉的GDP、财政收入、CPI等为人们熟悉的指标之外,第三产业占比、非公经济占比作为指标项也被列入“综合效益”考察名单之中。
上海市一位厅局级官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今年1月,胡锦涛总书记访问上海,明确提出了希望上海市委、市政府把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到民生。因此上海市发改委制定了相关指标体系来反映经济效益向民生效益实际转化的情况。”
这主要体现在“人民生活”这一体系中,该部分把“享受社会化养老服务人数占全市老年人口比重”、“社区门诊占全市门诊总量比重”、“公共交通日均客流量占居民出行总量比重”、“亿元生产总值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等并不常见的指标作为上海在养老、医疗、公交、安全方面的情况。
创新指标考察GDP可持续性
本刊记者注意到,这43项指标不少内容与上海市所要迫切发展的第三产业(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有关。
在记者采访中,上海市政府官员往往提到了“第三产业(在GDP中)占比”这样一个指标,2009年上海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到该市GDP的59%。
此前几年,该数据一直在50%左右逡巡不前。但也有官员认为,上海服务业占比提升主要是由于金融危机导致上海工业的萎缩所致,是一次“假提升”,并不能说明上海经济转型已经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张江高科技园区管委会副主任刘小龙向《中国经济周刊》坦言:“上海GDP含金量到底怎么样,需要看三方面的情况,单位GDP创造的财政收入好不好,单位GDP消耗的资源低不低,更应该反映在政府在科技上的投入足不足,科技进步对于GDP的贡献率高不高。”
据悉,上海市发改委编列的“综合评价体系”中,专门列出“创新能力”指标,“科技进步贡献率”、“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比例”、“高科技产业自主知识产权拥有率”、“每百万人口发明专利授权数”、“高技能人才占技术性岗位从业人员比重”等成为上海经济社会发展有无持续力的关键性因素。
刘小龙认为:“与其他省市相比,上海可能在土地资源、劳动力价格方面不具备优势,但上海的综合实力和营商环境可能更具吸引力,这将帮助企业敢于‘创新’,这将为上海长远GDP的发展打好基础。”
有望成为GDP综合冠军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发现,衡量上海GDP含金量指标主要体现在财政收入、人均收入、税收状况、节能减排、安全生产、产业结构、科技自主创新等方面。
以产业结构为例,上海在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已经达到了59.4%;其次,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占该市GDP比重也已经达到了47%。
此外,上海GDP的含金量还体现在每万亿GDP所产生的地方财政收入上,达到了1705亿元。而从安全生产的角度考量,上海的每亿元GDP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只有0.103人。
与此同时,伴随着上海GDP增长也给上海居民带来了可观的可支配收入,在去年上海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28838元,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达到了12324元。
事实上,科技和耗能在评判GDP含金量中日显重要,上海的表现也相当不俗。在创新能力方面,上海的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GDP比例已经实现了2.7%。在环保节能领域,上海环保投入相当于GDP比例3%以上,万元GDP用水量仅为79立方米。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王德培这样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与新中国成立之后和改革开放之前相比,现如今上海已经从GDP总量、财政收入总量等指标的三甲中退了出来,但与其他经济大省相比,在一些衡量社会进步程度和GDP含金量的指标上,上海依然很有希望争当全能和综合冠军。”
近年来,中国的GDP先后超越数个G7国家,直逼世界头号经济大国——美国。眼瞧着GDP翻着跟头往上涨,国内不少经济界人士不禁感喟称“让人欢喜,让人忧”。在华丽数字的背后,这些GDP的“含金量”到底如何呢?
GDP三分之二为投资拉动
受金融危机影响,西方发达国家出现衰退,对外需求骤减,严重影响到以外向经济为主导的中国经济增速。随着中央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出台,去年以来,全国各地的投资热浪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
早在去年7月16日,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李晓超称,2009年上半年,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87.6%,拉动GDP增长6.2个百分点;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53.4%,仅拉动GDP增长3.8个百分点。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2.5万亿元,比上年增长30.1%。不仅增速较上年加快4.6个百分点,占当年GDP的比重也上升至67%,意味着仅仅投资就占据了GDP的三分之二。
据了解,受巨额投资的驱动,钢铁、水泥、纺织等行业产能出现了严重过剩,使资金和能源造成极大浪费。加上宏观调控政策存在着“时滞”,投资过热问题没能及时抑制。中国经济依然面临“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局面。
事实上,GDP所能见证的,只是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规模,而要从全局角度来判断经济增长的素质,离不开对质量和效益的关注。
有关专家认为,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又一次暴露了中国经济在结构和布局上的“软肋”。在拉动经济增长的投资、出口、内需“三驾马车”中,存在内需疲软和过度倚重投资的问题;在三个产业梯次中,存在第三产业比重长期过低的问题;对于能源和资源的过度依赖和消耗,亦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中的明显弊病。
如何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让经济增长速度与所付出的资金、能源、环境代价保持在一个科学而合理的范围内,使中国的经济发展步入更加良性和健康的轨道,依然是各级政府面临的长期考验。
GDP里应有哪些“含金量”
“依据‘科学发展观’,我们不仅要追求GDP增长,更要提高人民的实际福利水平,增加社会财富,努力提高社会保险综合参保率、环境综合指标等,让社会财富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国民的幸福指数。”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学部委员程恩富认为,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是要提升民众的生活水平,经济增长的成就也要靠民众生活的幸福指数来验证。
程恩富的观点,隐含着一个目前炙手可热的新词汇——GDP含金量。
对于GDP的含金量,北京大学中国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杨开忠表示:单位GDP牺牲的环境越小,对生态的冲击越小,GDP含金量越高。现在的GDP在统计过程中,对环境的污染、生态的破坏、资源的消耗并没有考虑进去。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GDP的含金量。
杨开忠强调,GDP的大小跟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越大,其含金量越高。这种方法是用“单位GDP人均可支配收入”来衡量各省GDP的含金量。
据了解,目前我国GDP的统计主要采用的是生产法和支出法。所谓生产法,是从生产过程中的工业增加值、农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加起来的总和就是国内生产总值,2009年GDP是按生产法计算出来的。所谓支出法,是由消费(包括私人消费和政府消费),投资(房地产和非房地产投资的固定资产投资,库存调整等),以及净出口(顺差)三大部分组成。但是支出法得出GDP数字需要经过一段时间,以前中国的支出法大概要两年以后,现在中国的支出法是一年以后就可以得到GDP数字。
就支出法而言,老百姓最直接的感受是GDP的增长比人民的生活水平增长得快。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袁钢明认为,主要问题在于我们GDP的生产结构、生产方式,包括投入和产出的效果不太好。
“因为很多地方政府的目标只是想靠投资拉动GDP增长,投资需要占用大量的资源,而增长方式又不合理,其结果是很多的投资才能生产出比较少的产值。同时,这种投资大部分投向对居民收入提高没有直接效果的大项目上,虽带来了巨大的GDP增长,但减少了资源可利用性,居民收入也没有太大提高。”袁钢明解释说。
袁钢明认为,“跟GDP含金量直接相关的指标就是居民收入。”而到底居民收入占GDP的多少才算合理?
“目前,世界上多数发达国家,居民收入占GDP的60%,剩下的非居民收入应该占GDP的40%;但是中国刚好是倒过来的,中国居民收入占GDP的40%,剩下的60%是非居民收入。比较合理的结构,应该是居民收入占GDP的60%。”袁钢明介绍说。
此外,还有专家认为,就业乃民生之本,在关注GDP增长之外,更需要采取发展第三产业、培育就业增长点等促进就业的措施,实现就业率与GDP的同步增长。
上海GDP含金量最高
那么,我们怎样能计算出GDP的含金量呢?
杨开忠提供了对应的计算公式:先计算出“人均GDP”,即用“当地GDP”除以“常住人口”;然后用“人均可支配收入”除以“人均GDP”,得出的“单位GDP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相当于人均GDP的含金量。
在各地政府工作报告中,并没有人均可支配收入等相关指标。这些指标又将如何计算出呢?统计学专家说人均可支配收入可以是近似值,具体的计算方法是:(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 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人均可支配收入近似值。
根据杨开忠提供的计算公式,《中国经济周刊》计算得出了全国各省区市的单位GDP人均可支配收入,即GDP“含金量”,并按照先后顺序予以排列(如下图所示)。对此,有关专家认为,这大致可以看作是人均GDP的含金量,或是居民收入的幸福指数。
通过该表格显示,GDP含金量排名依次为:
上海、北京、海南、黑龙江、浙江、安徽、江西、西藏、广东、重庆、贵州、广西、云南、湖南、吉林、福建、湖北、四川、山西、甘肃、辽宁、天津、宁夏、江苏、陕西、青海、河北、河南、山东、新疆、内蒙古
排名靠前的东部省份居多,排名靠后大都是中西部省份,与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状况基本吻合。在这里,人均GDP是分母,人均可支配收入近似值是分子,也就是说,人均GDP高的反而不一定好,还取决于人均可支配收入近似值的高低。
数据还显示:GDP高的省份,GDP含金量排名并不靠前,很多还很靠后。2009年,GDP总量前5名的省份是:广东、江苏、山东、浙江、河南,其对应GDP含金量排名则为:第8位、第23位、第28位、第5位、第27位。值得注意的是:2009年海南省的GDP总量排28位,其GDP含金量则为第3位。
用居民收入衡量GDP含金量的高低,这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系主任龚六堂的观点“不谋而合”。龚六堂认为,“GDP含金量应强调收入指标,这个收入不仅包含财政收入,更要包含居民收入。在经济增长中,更要强调居民收入的增长,这是居民幸福感的重要来源。”
龚六堂列举案例指出,1995年—2007年期间,我国GDP平均增长9.6%,而城镇居民收入平均增长8.8%,农村居民收入平均增长5.5%;美国经济在1995年—2008年GDP平均增长2.9%, 居民收入平均增长5.4%。因此,虽然美国经济增长远低于我国GDP的增长,但是人均收入的增长是GDP增长的两倍左右。
再如鄂尔多斯和香港。鄂尔多斯在2008年的人均GDP是10万元,而香港是20.9万元,在2008年GDP的增长率分别是22.9%和3.9%。可以想象,不用5年鄂尔多斯的人均GDP会超过香港。但是我们比较这两个地区的人均可支配收入,2008年鄂尔多斯是1.9万元,而香港是18万元。这正是为什么居民虽感觉到GDP增长,却没有带来相应幸福感的原因。
争议GDP
实际上,GDP反映的仅是经济增长的‘数量’,而不是经济增长的‘质量’。比如一个企业生产了一些伪劣产品,这些伪劣产品又在市场上出售,这个是要算GDP的。一个建筑公司建造了一座大桥,过几年这座大桥坍塌了,那重修这座桥仍然要算GDP,因为它已经生产出来了。
如果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了一起事故,它会创造GDP。如果把桥栏撞坏了,就得维修,维修时就要用到一些建筑材料,这就拉动了建筑材料的生产,这样又创造GDP。如果有人员受伤,受伤人员送到医院,医院给他提供医疗服务,医疗服务就是创造GDP的。
“从社会角度看,GDP 将好的、坏的产出一视同仁的算在经济指标之中。例如,教育、服务青少年、老年人的劳务所得,与制造武器、香烟等具有同样的价值。尤其是它把有损国民福利的‘非法生产’(例如性服务、毒品生产与交易等)隐性地内含于社会财富之中。”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副教授曹立村认为。
曹立村指出,GDP只反映经济增长的“流量”,不反映经济增长的“存量”。因而,容易产生牺牲存量,追逐增量的愚蠢行为,出现灾害、事故等损失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荒诞怪论。
“在现实经济中,坚持唯GDP论,把GDP作为衡量政绩的标杆。然而,片面地追求经济增长,追求GDP的高企,必然使人们饱尝有增长无发展甚至增长与发展负相关的恶果,造成GDP与人们生活水平的严重背离。”程恩富代表强调。
据介绍,目前国内对GDP批评最多的集中在两方面,第一,GDP生产过程要大量的消耗资源,所以人家提出来,创造GDP过程消耗了这么多资源,应该把资源的损失从GDP里扣掉。第二,创造GDP的过程对环境带来很大的影响。所以希望在GDP中把环境的损失从GDP里扣掉。
同时,以GDP作为代表的SNA(国民账户核算体系)总量指标只测算市场经济活动的直接成果,而忽略了其他方面。如:各种各样发生在家庭内部的经济活动以及自我服务性的活动所创造的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由于没有通过市场进行而无法统计在GDP 中;各种各样以逃税漏税为目的、产品合法的非正规性生产价值在GDP中也无法加以反映,尽管它们实际能够增加社会成员的福利所得。
因而,程恩富代表认为:“科学发展的经济价值目标的实现有赖于建立科学的国民经济核算指标,以引领经济的科学发展,现行的GDP难以担此重任,因为GDP存在严重的福利缺失。”
据介绍,当前各地不断加大投资力度,热衷于追求GDP的快速增长,仍然使中国的经济发展无法完全摆脱一种“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拼资源、拼人力”的粗放式发展模式,还没有完全转变到依靠科技自主创新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轨道上来。
同时,由于上级对下级的考核缺乏科学、有效、全面的指标,GDP增长率成了衡量各级政府官员业绩的主要指标。此外,由于改革还不完善,缺乏必要的配套制度和制约制度,致使一些地方政府以牺牲环境和民生利益一味追求GDP增长。
程恩富代表认为,这些都为GDP增速“造假”制造了动力,他建议应把GDP指标从地方考核指标中“删除”。
事实上,GDP“诟病”并非GDP指标本身,而是某些地方政府对GDP 的“顶礼膜拜”。
有专家指出,某些地方官员将GDP指标看成是升官发财的筹码,为了取得可观的GDP指标,便不顾及民生与环境,不顾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平衡。
因为GDP指标在地方官员的评价标准中占据了首要的位置,人们才学会在评价指标的指挥棒下,如何通过看得见的GDP指标去表现自己的功绩与成绩。虽然认识到GDP统计并不全面,应取消“GDP崇拜”而非GDP指标。
以2006年为例,全国GDP增速11.8%,31个省市自治区中,有27个地区的GDP增速高于全国平均值,仅有三个省、区低于平均增速,另有一个与平均增速持平。在2007年,全国GDP增速12.2%,多达29个省市区的GDP增速高于全国增速,只有一个黑龙江省,以12%的水平“垫底”。
而2008年,全国GDP增速开始公布为9%,后调整为9.6%。全国31个省、市、区的最初数据没有一个低于全国增速的。即使以后来调整的全国增速9.6%为依据比较,也仅有一个四川省略低于全国增速。
金融危机肆虐的2009年,全国29个省市区中,除山西外,其余28个省市区的GDP增速都高于8%,都“顺利”完成了“保八”任务,其中26个省市区的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对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也不应该仅仅从经济的角度来考核。我们应该构建GDP指标、效益指标、公平指标、环境指标以及幸福指标等一系列指标来综合衡量,而不是简单地以此代彼,这样势必会造成新的问题。”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曹和平建议。
曹和平认为,各省GDP排名应该有个加权矫正系列指数,使其指数能够首先反映区域经济的存量规模,作为基础参数排名。但是,在增量速度上,应该加上速度调整系数。在速度调整系数中,应该区分短期调整系数和长期调整系数。比如,环境保护、水和其它资源系统的可持续与否。
据了解,目前,中国GDP核算采取分级核算体制,存在地区GDP核算易受地方干预等弊端,地方GDP之和常常大于全国核算数据。对此,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表示,将抓紧提出国家统一核算地区GDP方案。
SNA体系
它是以西方经济理论为依据,将国民生产总值作为核算国民经济活动的核心指标,认为创造的物质产品和提供服务的劳务活动都是创造价值活动的。
GDP指标目前“无可替代”
彭志龙
简单地讲,GDP反映的是生产成果。如果是国家的GDP就是全国的生产成果;如果是一个地区,比如北京市,那么就是全北京市的生产成果。反映生产成果的价值量指标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总产值,另一个是增加值。GDP对应的是增加值。所有生产者(企业、金融机构、政府、个体生产者等)创造的增加值之和就是GDP。
GDP既然反映的是生产成果,就一定有实实在在的东西与它相对应。它包括所有生产出来并作为最终使用的货物和服务。GDP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宏观经济管理方面,它影响着国家的宏观调控和决策。
GDP是生产成果指标,生产与经济中的许多方面有直接联系,比如,与收入分配,与物价,与市场需求都有直接联系。因此,GDP与通货膨胀、就业、企业经济效益、居民收入、财政收入都有密切关系。GDP在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和决策中作用非常明显。它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宏观经济调控的方向。
做统计或者做GDP核算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努力把数据搞准,提高数据质量。这些年来,国家统计局也在努力的做各项工作,使GDP数据尽可能准确。
首先,在一些领域做抽样调查,特别是服务行业,这块统计比较薄弱,我们推动部门建立一些服务业的统计。有些服务行业没有主管部门,且数据波动性也比较大,常规统计很难,这时我们通常就用抽样调查做一些统计。
其次,做联网直报,就是在企业和国家统计局的网直接连通以后,企业可以通过网络直接报给国家统计局。企业的数据可以直接进到国家统计局的库里来,这样就减少了中间差错。
此外,还有一项措施就是经济普查。通过大规模的动员力量,可以一次性的把平时很难统计到的,特别是像规模比较小的服务行业资料统计上来。现在经济普查每五年做一次,这对提高统计数据质量有很大的帮助。
虽然GDP有很多缺陷,但在目前状况下还没有一个更加宏观、更加好的指标来替代它。在这种情况下,第一,不能太迷信GDP,把GDP看成是万能的,什么东西都只看GDP一个指标是不对的,在看GDP的同时可以看很多其他方面的指标,把方方面面的指标结合起来看才会客观、才会全面;第二,我们也要积极努力的改善GDP,把它自身明显的一些缺陷努力克服掉。
(据2009年3月2日新华网、2009年10月26日国家统计局网专访彭志龙司长整理,标题为编者所加)
GDPW或可取代GDP
程恩富
采用GDPW比采用GDP指标,在衡量经济增长方面,更具有科学性,更符合科学发展的经济价值目标。
现行的GDP 核算体系,无论从收入方还是支出方都无法显示关于生活质量问题,也不能反映经济科学发展,更难以反映人民生活的真实福利程度,使其饱受非议。借鉴前人研究成果,适应我国科学发展的经济现实需求,我们提出一个新的核算指标——国内生产福利总值(GDPW)。
什么是国内生产福利总值
所谓GDPW是指一国(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所有常住单位生产经营活动所创造的最终福利总值。从理论上说,我们可以根据科学发展的经济价值理念,对人类在各种经济活动中创造的正福利价值和负福利价值分别加以汇总,然后用前者减去后者,其余额便是GDPW。
在现实核算中,可借助于SNA体系内的GDP核算数据。这是因为作为社会最终产品货币表现的GDP,同样也是国民福利的重要组成部分。故我们可以将国内生产福利总值核算的理论公式表述为:
国内生产福利总值=国内生产正福利价值-国内生产负福利价值=现行GDP 正内部性生产价值-负内部性生产价值-负外部性经济价值。
GDPW作为一种替代的现代化理念,它是衡量人们生产活动所创造的福利的指数,可以有效地补充和修正GDP存在的不足和缺陷。
它与GDP相比,有两大主要特征:
首先是客观福利性。GDPW中的福利概念应建立在客观的基础上。它强调在提高福利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中, 不但要注意物质福利的增长, 而且要注意精神维度的福利。它强调在福利发展中, 不但要注意人们的实际利益的获得, 而且要注意人的自由与能力的拓广。使GDPW真正体现了“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科学发展经济价值目标。
其次是净福利价值性。将GDPW与GDP加以比较不难发现,两个指标最大区别在于,GDP考察的不仅包括人类生产活动所创造的正福利价值,而且也包括负福利价值,从本质上来看,GDPW是全社会所有经济活动创造的正福利价值集合扣除负福利价值集合的余额。
在这里,所谓正福利价值是指对人类生活质量水平的提高有促进意义的因素,其主体是能够满足社会成员吃、穿、住、用、行的货物和劳务。然而,人类在创造正福利价值的活动中,也在不同程度上创造负福利价值,如毒品、污染物等等,这些负福利产品使人们已有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质量日益下降。
与GDP不同,它的外在数值与其内含的福利价值是基本上保持一致的。基于这个原因,采用GDPW比采用GDP指标,在衡量经济增长方面,更具有科学性,更符合科学发展的经济价值目标。
GDP不能科学反映福利的增进
根据联合国统计局出版的1993年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现行GDP是以经济系统为中心构造研究框架的,这一研究框架虽然使GDP有效地反映了经济增长的现实,但是不能科学的反映人们福利的增进,也就是说使经济发展偏离了其正确的方向。
GDPW是现行GDP框架的改进,两者是紧密联系的,因此也不能完全脱离现行GDP的研究框架。
根据GDP核算方法,我们可以从生产法角度来构造GDPW核算公式:
GDPW=现行GDP 正内部性生产福利价值-负内部性生产福利价值-负外部性经济福利价值=现行GDP (非正规性生产价值 非市场性生产)—破坏性生产价值(非法生产价值)—补偿性生产价值(包括:补偿自然灾害型损失生产价值、补偿人为事故型损失生产价值、补偿正常损耗型损失生产价值等三个部分)—资源耗减价值-环境退化价值。
上述核算结构只是一种粗线条的描述,无论是正、负内部性生产价值核算,还是环境因素核算都是很复杂的过程,由于GDPW核算是一个包括经济学、核算学和环境学等在内的跨学科的研究框架,理论和方法将十分复杂,因此这一框架从方法论角度看并不是完美无缺的,仍有许多理论和方法问题有待我们研究解决。
GDPW核算标准
那么GDPW核算应当遵循什么样的标准呢?
根据GDPW的内涵,本质上它与GDP是一致的,差别在于它是从福利的角度对GDP进行修正,生产与福利是两个联系紧密的概念,生产是前提,福利是结果,因此GDP核算和GDPW核算并非是两个独立的系统,两者是有机统一的。
首先,GDPW核算是在GDP核算的基础上,根据福利标准对GDP核算的修正。因此,将GDP 转化为GDPW,不仅要考虑GDP 核算之外的外部性因素调整问题,而且也要考虑GDP 核算之内的内部性因素的调整问题。
其次,GDPW核算的主体,即一国经济领土上具有经济利益中心的常驻单位。如果一个企业或一个人在该国的经济领土范围内,有一个场所(住所、厂房或其它建筑物),并将之用以长期的经营活动,那么它就是一个经济利益主体。此中的长期或短期,一般都以一年作为界限来划分的。
此外,GDPW核算是一项复杂度很高的工作。它是对GDP进行的改造、完善,是以GDP为基础。因为,尽管GDP有种种缺陷,但它能够把国民经济的全部市场活动概括在极为简明的统计数字之中,从而可以成为表明各国经济增长的通用指标。
最后,GDPW可基本解决GDP的一些缺陷问题,对数据质量要求以现有核算体系为基础,有利于世界各国在实践中探索、推广、应用。但本指标也有缺陷,如由于单指标的缺陷、GDP本身计算方法的缺陷等也可能反映在综合GDP中;同时,在现有GDP基础上的增减部分的定价和估算本身也属于高难度作业,因而,如何具体解决一切基本问题,尚需在今后国民经济核算实践中大胆探索。
事实上,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看,只有GDP 的增长是不够的。同时,必须重视经济增长中人们的福利提升,以GDPW为核心的国民经济福利核算体系,从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的高度,提出了衡量经济发展的新思路和新向标,即经济的科学发展要以人为本,以增进人们的福利、提升人民的幸福感为目的。
(本刊记者汪孝宗采访整理)
上海淡化“唯GDP论 ”制定 “综合评价体系” ,指标细化到43项
谈佳隆
2009年上海人均GDP迈上1.1万美元台阶。
然而,上海对此并不满意。
去年,上海全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GDP)14900.93亿元,同比仅增长8.2%,未达到年初设定目标9%,这不仅低于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以来长期保持的双位数增长,而且低于全国平均8.7%的增长水平。
今年上海“两会”期间,上海市委、市政府政府更是“谨慎”地把今年上海经济增长目标定在8%以上。
以历史经验发现,各省、区、直辖市的GDP设定往往有这样的现象,即在全国预设GDP指标上增加一个点。而上海选择的是与去年的全国GDP指标保持一致,这又是出于哪一种考虑呢?
细化43项GDP指标
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周振华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今年上海市委、市政府之所以设定较低的经济增长目标就是要为上海顺利实现经济转型提供条件。这是上海淡化‘唯GDP’要求的初衷。”
在今年上海地方“两会”期间,淡化“唯GDP”寻找新的衡量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体系正在成为上海在发展过程中新的诉求。
据悉,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是编制该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指标的政府部门。《中国经济周刊》从该部门获知的文件显示,上海已经制定了一个“综合评价体系”,分别从“综合效益”、“人民生活”、“创新能力”、“服务功能”、“人口资源环境”这五大板块衡量上海发展水平,具体指标达到了43项。
记者手中获得的这份除了人们熟悉的GDP、财政收入、CPI等为人们熟悉的指标之外,第三产业占比、非公经济占比作为指标项也被列入“综合效益”考察名单之中。
上海市一位厅局级官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今年1月,胡锦涛总书记访问上海,明确提出了希望上海市委、市政府把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到民生。因此上海市发改委制定了相关指标体系来反映经济效益向民生效益实际转化的情况。”
这主要体现在“人民生活”这一体系中,该部分把“享受社会化养老服务人数占全市老年人口比重”、“社区门诊占全市门诊总量比重”、“公共交通日均客流量占居民出行总量比重”、“亿元生产总值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等并不常见的指标作为上海在养老、医疗、公交、安全方面的情况。
创新指标考察GDP可持续性
本刊记者注意到,这43项指标不少内容与上海市所要迫切发展的第三产业(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有关。
在记者采访中,上海市政府官员往往提到了“第三产业(在GDP中)占比”这样一个指标,2009年上海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到该市GDP的59%。
此前几年,该数据一直在50%左右逡巡不前。但也有官员认为,上海服务业占比提升主要是由于金融危机导致上海工业的萎缩所致,是一次“假提升”,并不能说明上海经济转型已经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张江高科技园区管委会副主任刘小龙向《中国经济周刊》坦言:“上海GDP含金量到底怎么样,需要看三方面的情况,单位GDP创造的财政收入好不好,单位GDP消耗的资源低不低,更应该反映在政府在科技上的投入足不足,科技进步对于GDP的贡献率高不高。”
据悉,上海市发改委编列的“综合评价体系”中,专门列出“创新能力”指标,“科技进步贡献率”、“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比例”、“高科技产业自主知识产权拥有率”、“每百万人口发明专利授权数”、“高技能人才占技术性岗位从业人员比重”等成为上海经济社会发展有无持续力的关键性因素。
刘小龙认为:“与其他省市相比,上海可能在土地资源、劳动力价格方面不具备优势,但上海的综合实力和营商环境可能更具吸引力,这将帮助企业敢于‘创新’,这将为上海长远GDP的发展打好基础。”
有望成为GDP综合冠军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发现,衡量上海GDP含金量指标主要体现在财政收入、人均收入、税收状况、节能减排、安全生产、产业结构、科技自主创新等方面。
以产业结构为例,上海在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已经达到了59.4%;其次,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占该市GDP比重也已经达到了47%。
此外,上海GDP的含金量还体现在每万亿GDP所产生的地方财政收入上,达到了1705亿元。而从安全生产的角度考量,上海的每亿元GDP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只有0.103人。
与此同时,伴随着上海GDP增长也给上海居民带来了可观的可支配收入,在去年上海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28838元,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达到了12324元。
事实上,科技和耗能在评判GDP含金量中日显重要,上海的表现也相当不俗。在创新能力方面,上海的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GDP比例已经实现了2.7%。在环保节能领域,上海环保投入相当于GDP比例3%以上,万元GDP用水量仅为79立方米。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王德培这样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与新中国成立之后和改革开放之前相比,现如今上海已经从GDP总量、财政收入总量等指标的三甲中退了出来,但与其他经济大省相比,在一些衡量社会进步程度和GDP含金量的指标上,上海依然很有希望争当全能和综合冠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