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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2月28日,农历春节后的北京,2006年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会后第二天,一位名叫彭桓武的科学家孤独地走完了他92年的生命历程。这位被誉为“中国氢弹之父”、“两弹一星功勋勋章”获得者、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逝世的消息,除了在中科院网站、部分科技类报刊与其家乡——湖北麻城的地方媒体有报道外,彭桓武先生的离世,与那些天充斥各大网站头条的章子怡恋情猜测的消息相比显得微不足道。而他终其一生奋斗的事业:中国的核反应堆、原子弹、氢弹、核潜艇和基础物理等事物,已经成为了一个遥远而陌生的概念。
很难想象,为什么一些娱乐艺人,其社会影响力会凌驾于“中国氢弹之父”之上?近年来这种社会公众对科学价值与科学家的认知淡漠、关注不足的现象是否正常?“这就是我国的现实——公众享受着科学家带来的科技成果,却不知道科学家是谁”,这句几年前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原所长胡亚东所说的无奈之语,至今仍然在延续。
公众为何冷落科学家?
对于中国科学家正在逐步变成公众视角“边缘人”的现象,一些媒体与知识界人士曾为此讨论过许多次,从而总结出一些深层次的问题。
首先,从现实意义上说,科学家从事的研究工作本身就是孤独寂寞的。科学的精神,本来就是一个探索未知世界与真理的过程,是一个求知求新,颠覆传统的过程,这个过程注定了科学家需要坚守并甘于寂寞。人类历史上的无数科学先驱,往往把着这种“乐趣只有到科学世界中去获取”与“标心于万古之上,而送怀与千古之下”的心态投身于科学事业。
其次,大多数科学家所从事的基础科学领域,是一个长期投入、见效缓慢、缺乏直接价值的工作。在当代中国社会价值观日趋商业化、功利化,价值杠杆偏向于实际利益与经济回报的情况下,基础科学研究所需要的理想与奉献精神显得又“土”又“傻”,社会对基础科学研究及科学家的冷落也就成了意料之中的事。
另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反智主义”对科学价值的轻视也是抹之不去的原因。在儒家学说中,考据空谈的“经、理之学”成为了知识分子的“举业之功”,可以“学而优则仕”。而从事科学研究与发明创造的“实学”却成为了“奇技淫巧”。
中国科技馆原馆长王渝生曾说过:“西方国家,比如古希腊、古罗马,对自然科学研究一直都非常重视,保存了大量科学家传记,留下了丰富的理性科学因素。我国历史上一直强调的是伦理、道德和儒家思想,留下的都是思想家、文学家和艺术家的传记,甚至连四大发明的发明者的详细资料都不多。”于是,当这种观念折射到当代社会的时候,就出现了万人报名公务员考试、理科博士改行从商的现象。
而科普教育工作的停滞也是造成公众无法正确认识科学价值的因素之一。据国外资料统计,美国电视台的科技类节目,占节目总量的20%，日本电视台占15%，中国电视台只有6%。相关传媒为追求收视率,黄金时段中充斥了娱乐八卦节目,而类似《科技博览》等科教节目却鲜有露面,甚至出现了以报道奇闻异事著称的所谓“科学”节目。在科学原理和大众读者之间,缺乏一种良好的沟通与传播渠道。这些都是造成目前中国公众缺乏科学素养的主要原因。
忽视科学价值的后果很严重
“瞧,大象!”一位衣着时髦的年轻女士用手指着上海动物园中的一头犀牛,兴奋地大叫。这是笔者亲眼看到的一幕,反映了公众轻视、缺乏基本科学素养的事实,如果将这问题放大,它导致的后果将很严重。对科学价值的重视是创造人类科技成果的前提,科技创新是提升国家综合国力的基础,科技成果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源泉。回首世界科学发展史,其中就有不少经验、教训值得反思与借鉴。
16世纪以前,中国曾是世界科学文明的中心。四大发明、张衡的地动仪、郑和下西洋的宝船,明朝军队的火药武器等,都是当时绝无仅有的先进技术。可惜的是,这些发明创造因传统思维对科技价值的漠视,使它的创造者们被抛弃在历史典籍之外,科学的光芒最终被压制在道德玄学之下。于是,在世界的西方,由于社会大众对科学价值的重视,世界科学文明中心逐渐西移。
16世纪,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将科学的价值从神权的威严中释放。在佛罗伦萨出现了第一个近代科学院;伽利略的科学实验奠定了实验物理学的基础;意大利的科学复兴推动了本国工业、贸易的发展。17世纪,英国科学家玻意耳发现了气体定律;虎克发现了弹性定律;牛顿奠定了以力学为代表的近代物理学基础。自然科学所解放出来的生产力,造就了英国的百年霸业。18世纪的法国,在启蒙运动的影响下,科学精神、原则和方法渗彻到法国社会的各个方面,法国建立的科技专利制度、科技奖金制度使科学发明变成一种职业,科学劳动逐步商品化。19世纪,充满创新精神的德国科学家们,改革了科研教育体制,首创了大学实验室与学术导师研究制度,教育与科研的结合使德国一跃成为世界工业强国。
20世纪初的美国,由于政府推崇开拓精神和创新意识,美国人将欧洲的科技充分消化,培育了庞大的电力、能源、交通、钢铁和机械产业,开创了无线电技术与通讯产业。贝尔、爱迪生等大发明家的科技成果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活。而在同时代的中国,义和团的拳民却在妄图用“香灰气功”、“扶箕请仙”抵挡工业文明,中国因这种漠视科学价值的行为,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可见,社会对科学价值的重视是科技振兴与国家崛起的首要条件,是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每一次世界文明中心的转移,都可以发现科技价值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科学的价值究竟在哪里?
那么,科学的价值究竟在哪里呢?用科技论文、数据与成果来说明,似乎过于枯燥。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中国在20世纪的工业化过程,就足以说明科技对推动人类进步的巨大作用。
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落后的近代中国在饱受西方的欺凌之后,魏源、严复、左宗棠等有识之士提出了“师夷之长以制夷”的口号,科学技术被视作了救民于水火的济世良方。到了20世纪中叶,因为对科学价值的尊崇,全国上下崇尚科学、期盼知识的热诚更是成为了推动中国工业化的动力与源泉。1900年,中国完全没有现代科技,懂得微积分的人全国不足10个人。从1900年代到1940年代,中国派遣了数十万人的留学生前往欧、美、日学习科学技术,借此建立了基本的现代科研与教育体系,完成了中国初步的科技启蒙。
解放后的50年中,中国的科学技术产生了质和量的飞跃。1960年代依靠华罗庚、钱伟长、卢嘉锡、苏步青、周培源、季羡林等科学精英,中国建立了由中国科学院、高等院校、产业部门、国防部门和地方科研机构构成的科研体系。1970年代,中国实现了军工航天的“两弹一星”工程。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进入了科技发展的黄金时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原子能技术、空间技术、高能物理、生物技术、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等方面,已达到和接近国际先进水平。
1980年代,袁隆平的杂交水稻使我国粮食每年增产上千亿斤,解决了我国人民的吃饭问题;中国向南太平洋成功发射了远程运载火箭。1990年代,王选的激光照排技术实现了汉字印刷革命;中国的基因工程技术获得重大突破。进入2000年后,中国实现了载人航天工程,制订实施了针对发展高技术领域的863计划;推动农业科技的星火计划;扶持高新技术产业的火炬计划及加强基础性研究的攀登计划。20世纪中国科技的飞速发展是一个史无前例的现象。
据瑞士洛桑国際管理学院(IMD)5月10日发布的2007年《国际竞争力年度报告》,中国内地的竞争力排名位居世界第15位。最新研究表明:国家的投资增长率每提高1%,人均GDP增长率仅提高0.1%。科技对经济增长所起的促进作用则远远超过了资本,只有通过科技才能保持经济的快速可持续增长。所以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现代的生产发展或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是科技。一百年中,积贫积弱的中国因科技而逐步从地球家族中的“边缘国家”成为了“金砖国家”。
科学家是科技强国之路的核心
在长期远离世界科技的舞台之后,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奋起直追,开始回归世界科技中心。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科技底子差、创新意识低,中国科技的总体水平还落后于先进国家20-30年,每年的诺贝尔科学奖的领奖台上,仍旧看不到中国本土科学家的影子。这又是为什么呢?仍旧是基础科学研究薄弱的问题。
一般来说,欧美国家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实验性发展的投入经费比例为1:2:5;新兴工业化国家为1:2:4;而我国则为1:5:9。我国基础性研究经费占R&D支出的6.4%,低于美国17.3%、韩国16.5%、日本14.5%的比例。从事科技的人员数相对欠缺,每万人中从事科研活动的人数只有发达国家的1/10。科研投入的不足和科技体制的某些缺陷导致了科技成果的难产和科技成果转化的困难。目前,我国的科技成果专利技术实施率仅有10%左右,科技成果转化为商品并取得规模效益的比例约为10%—15%,远远低于发达国家60%—80%的水平。
由于我国与发达国家在基础性研究领域中的差距,导致了在应用科学研究、工业技术自主创新能力上的环环脱节。改革开放后的近三十年中,中国因经济腾飞而获得了“世界工厂”的美誉,但其过程主要依靠的是低廉的人力、土地与自然资源成本,工业体系中的劳动密集性结构比重过大,工业产品的科技含量低、附加值低、能源消耗大、对外来技术的依赖性强、自主创新能力弱。中国只是“制造大国”而非“科技大国”,而曾经同样依靠相同模式崛起的拉丁美洲国家,因投资国的技术垄断而导致本土科技力量弱化,经济迅速衰退。这些例子再次向中国敲响了提升科技实力的警钟。
所以,最后的话题仍然回到关注中国科学家与科学价值的问题上。体现科学价值的核心还是科学家所创造的知识财富。中国曾经用了世界上大约1.7%的研发经费,构筑了一个学科齐全的科研体系,而科技界的领军人物所产生的价值又是绝对“超值”的,比如开发杂交水稻项目的袁隆平院士最初获得的研究经费累计不过200万元,但他的开创却是一个能够推动解决世界人口饥饿问题的科技成果。而钱学森院士所领军的航天工程技术,使中国用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走了百年的航天科技之路。
中国近代不堪回首的历史不允许我们再去漠视科学价值;发达国家崛起的例子提醒我们要关注科学价值;中国科技领域的紧迫现实警告我们要重视科学价值。发现差距是超越现状的前提,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错过了人类的前两次产业技术革命,当新世纪人类的第三次产业技术革命大潮已经来临的时候,中国一旦能够抓住机遇、掌握未来科学技术的导向与核心,必定能使世界科技中心回归东方。理想虽好,但一切还是要从提升公众的基本科學素养、普及基本科学知识、传播弘扬科学精神做起。当一个国家的传媒焦点与公众视角还只是停留在庸俗猎奇、声色犬马之流的时候,当一个国家的知识财富创造者们得不到公众的应有尊重与关注的时候,就说明我们距离圆中国的科技大国之梦,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远大目标仍旧是任重而道远。引导中国公众关注科学家、关注科学价值,是中国媒体应该承担的责任。
很难想象,为什么一些娱乐艺人,其社会影响力会凌驾于“中国氢弹之父”之上?近年来这种社会公众对科学价值与科学家的认知淡漠、关注不足的现象是否正常?“这就是我国的现实——公众享受着科学家带来的科技成果,却不知道科学家是谁”,这句几年前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原所长胡亚东所说的无奈之语,至今仍然在延续。
公众为何冷落科学家?
对于中国科学家正在逐步变成公众视角“边缘人”的现象,一些媒体与知识界人士曾为此讨论过许多次,从而总结出一些深层次的问题。
首先,从现实意义上说,科学家从事的研究工作本身就是孤独寂寞的。科学的精神,本来就是一个探索未知世界与真理的过程,是一个求知求新,颠覆传统的过程,这个过程注定了科学家需要坚守并甘于寂寞。人类历史上的无数科学先驱,往往把着这种“乐趣只有到科学世界中去获取”与“标心于万古之上,而送怀与千古之下”的心态投身于科学事业。
其次,大多数科学家所从事的基础科学领域,是一个长期投入、见效缓慢、缺乏直接价值的工作。在当代中国社会价值观日趋商业化、功利化,价值杠杆偏向于实际利益与经济回报的情况下,基础科学研究所需要的理想与奉献精神显得又“土”又“傻”,社会对基础科学研究及科学家的冷落也就成了意料之中的事。
另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反智主义”对科学价值的轻视也是抹之不去的原因。在儒家学说中,考据空谈的“经、理之学”成为了知识分子的“举业之功”,可以“学而优则仕”。而从事科学研究与发明创造的“实学”却成为了“奇技淫巧”。
中国科技馆原馆长王渝生曾说过:“西方国家,比如古希腊、古罗马,对自然科学研究一直都非常重视,保存了大量科学家传记,留下了丰富的理性科学因素。我国历史上一直强调的是伦理、道德和儒家思想,留下的都是思想家、文学家和艺术家的传记,甚至连四大发明的发明者的详细资料都不多。”于是,当这种观念折射到当代社会的时候,就出现了万人报名公务员考试、理科博士改行从商的现象。
而科普教育工作的停滞也是造成公众无法正确认识科学价值的因素之一。据国外资料统计,美国电视台的科技类节目,占节目总量的20%，日本电视台占15%，中国电视台只有6%。相关传媒为追求收视率,黄金时段中充斥了娱乐八卦节目,而类似《科技博览》等科教节目却鲜有露面,甚至出现了以报道奇闻异事著称的所谓“科学”节目。在科学原理和大众读者之间,缺乏一种良好的沟通与传播渠道。这些都是造成目前中国公众缺乏科学素养的主要原因。
忽视科学价值的后果很严重
“瞧,大象!”一位衣着时髦的年轻女士用手指着上海动物园中的一头犀牛,兴奋地大叫。这是笔者亲眼看到的一幕,反映了公众轻视、缺乏基本科学素养的事实,如果将这问题放大,它导致的后果将很严重。对科学价值的重视是创造人类科技成果的前提,科技创新是提升国家综合国力的基础,科技成果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源泉。回首世界科学发展史,其中就有不少经验、教训值得反思与借鉴。
16世纪以前,中国曾是世界科学文明的中心。四大发明、张衡的地动仪、郑和下西洋的宝船,明朝军队的火药武器等,都是当时绝无仅有的先进技术。可惜的是,这些发明创造因传统思维对科技价值的漠视,使它的创造者们被抛弃在历史典籍之外,科学的光芒最终被压制在道德玄学之下。于是,在世界的西方,由于社会大众对科学价值的重视,世界科学文明中心逐渐西移。
16世纪,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将科学的价值从神权的威严中释放。在佛罗伦萨出现了第一个近代科学院;伽利略的科学实验奠定了实验物理学的基础;意大利的科学复兴推动了本国工业、贸易的发展。17世纪,英国科学家玻意耳发现了气体定律;虎克发现了弹性定律;牛顿奠定了以力学为代表的近代物理学基础。自然科学所解放出来的生产力,造就了英国的百年霸业。18世纪的法国,在启蒙运动的影响下,科学精神、原则和方法渗彻到法国社会的各个方面,法国建立的科技专利制度、科技奖金制度使科学发明变成一种职业,科学劳动逐步商品化。19世纪,充满创新精神的德国科学家们,改革了科研教育体制,首创了大学实验室与学术导师研究制度,教育与科研的结合使德国一跃成为世界工业强国。
20世纪初的美国,由于政府推崇开拓精神和创新意识,美国人将欧洲的科技充分消化,培育了庞大的电力、能源、交通、钢铁和机械产业,开创了无线电技术与通讯产业。贝尔、爱迪生等大发明家的科技成果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活。而在同时代的中国,义和团的拳民却在妄图用“香灰气功”、“扶箕请仙”抵挡工业文明,中国因这种漠视科学价值的行为,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可见,社会对科学价值的重视是科技振兴与国家崛起的首要条件,是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每一次世界文明中心的转移,都可以发现科技价值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科学的价值究竟在哪里?
那么,科学的价值究竟在哪里呢?用科技论文、数据与成果来说明,似乎过于枯燥。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中国在20世纪的工业化过程,就足以说明科技对推动人类进步的巨大作用。
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落后的近代中国在饱受西方的欺凌之后,魏源、严复、左宗棠等有识之士提出了“师夷之长以制夷”的口号,科学技术被视作了救民于水火的济世良方。到了20世纪中叶,因为对科学价值的尊崇,全国上下崇尚科学、期盼知识的热诚更是成为了推动中国工业化的动力与源泉。1900年,中国完全没有现代科技,懂得微积分的人全国不足10个人。从1900年代到1940年代,中国派遣了数十万人的留学生前往欧、美、日学习科学技术,借此建立了基本的现代科研与教育体系,完成了中国初步的科技启蒙。
解放后的50年中,中国的科学技术产生了质和量的飞跃。1960年代依靠华罗庚、钱伟长、卢嘉锡、苏步青、周培源、季羡林等科学精英,中国建立了由中国科学院、高等院校、产业部门、国防部门和地方科研机构构成的科研体系。1970年代,中国实现了军工航天的“两弹一星”工程。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进入了科技发展的黄金时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原子能技术、空间技术、高能物理、生物技术、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等方面,已达到和接近国际先进水平。
1980年代,袁隆平的杂交水稻使我国粮食每年增产上千亿斤,解决了我国人民的吃饭问题;中国向南太平洋成功发射了远程运载火箭。1990年代,王选的激光照排技术实现了汉字印刷革命;中国的基因工程技术获得重大突破。进入2000年后,中国实现了载人航天工程,制订实施了针对发展高技术领域的863计划;推动农业科技的星火计划;扶持高新技术产业的火炬计划及加强基础性研究的攀登计划。20世纪中国科技的飞速发展是一个史无前例的现象。
据瑞士洛桑国際管理学院(IMD)5月10日发布的2007年《国际竞争力年度报告》,中国内地的竞争力排名位居世界第15位。最新研究表明:国家的投资增长率每提高1%,人均GDP增长率仅提高0.1%。科技对经济增长所起的促进作用则远远超过了资本,只有通过科技才能保持经济的快速可持续增长。所以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现代的生产发展或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是科技。一百年中,积贫积弱的中国因科技而逐步从地球家族中的“边缘国家”成为了“金砖国家”。
科学家是科技强国之路的核心
在长期远离世界科技的舞台之后,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奋起直追,开始回归世界科技中心。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科技底子差、创新意识低,中国科技的总体水平还落后于先进国家20-30年,每年的诺贝尔科学奖的领奖台上,仍旧看不到中国本土科学家的影子。这又是为什么呢?仍旧是基础科学研究薄弱的问题。
一般来说,欧美国家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实验性发展的投入经费比例为1:2:5;新兴工业化国家为1:2:4;而我国则为1:5:9。我国基础性研究经费占R&D支出的6.4%,低于美国17.3%、韩国16.5%、日本14.5%的比例。从事科技的人员数相对欠缺,每万人中从事科研活动的人数只有发达国家的1/10。科研投入的不足和科技体制的某些缺陷导致了科技成果的难产和科技成果转化的困难。目前,我国的科技成果专利技术实施率仅有10%左右,科技成果转化为商品并取得规模效益的比例约为10%—15%,远远低于发达国家60%—80%的水平。
由于我国与发达国家在基础性研究领域中的差距,导致了在应用科学研究、工业技术自主创新能力上的环环脱节。改革开放后的近三十年中,中国因经济腾飞而获得了“世界工厂”的美誉,但其过程主要依靠的是低廉的人力、土地与自然资源成本,工业体系中的劳动密集性结构比重过大,工业产品的科技含量低、附加值低、能源消耗大、对外来技术的依赖性强、自主创新能力弱。中国只是“制造大国”而非“科技大国”,而曾经同样依靠相同模式崛起的拉丁美洲国家,因投资国的技术垄断而导致本土科技力量弱化,经济迅速衰退。这些例子再次向中国敲响了提升科技实力的警钟。
所以,最后的话题仍然回到关注中国科学家与科学价值的问题上。体现科学价值的核心还是科学家所创造的知识财富。中国曾经用了世界上大约1.7%的研发经费,构筑了一个学科齐全的科研体系,而科技界的领军人物所产生的价值又是绝对“超值”的,比如开发杂交水稻项目的袁隆平院士最初获得的研究经费累计不过200万元,但他的开创却是一个能够推动解决世界人口饥饿问题的科技成果。而钱学森院士所领军的航天工程技术,使中国用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走了百年的航天科技之路。
中国近代不堪回首的历史不允许我们再去漠视科学价值;发达国家崛起的例子提醒我们要关注科学价值;中国科技领域的紧迫现实警告我们要重视科学价值。发现差距是超越现状的前提,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错过了人类的前两次产业技术革命,当新世纪人类的第三次产业技术革命大潮已经来临的时候,中国一旦能够抓住机遇、掌握未来科学技术的导向与核心,必定能使世界科技中心回归东方。理想虽好,但一切还是要从提升公众的基本科學素养、普及基本科学知识、传播弘扬科学精神做起。当一个国家的传媒焦点与公众视角还只是停留在庸俗猎奇、声色犬马之流的时候,当一个国家的知识财富创造者们得不到公众的应有尊重与关注的时候,就说明我们距离圆中国的科技大国之梦,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远大目标仍旧是任重而道远。引导中国公众关注科学家、关注科学价值,是中国媒体应该承担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