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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阴地区早期共产党员，涟水抗日同盟会、抗日义勇队的组织者、领导者，建国后50-60年代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上海市政建设领导者、指挥者李干成，在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将全部生命和满腔热血，无私地奉献给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彰显了一个共产党人为真理而献身的高贵品质和革命精神。
一、20年代末白色恐怖中入党的“老革命”
李干成，1908年11月出生于江苏省涟水县红窑镇龙兴村一个殷实的富农家庭。在家乡上小学时听老师讲林则徐、关天培等民族英雄爱国故事，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经世济民的种子。在扬州上中学时，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进一步开阔了眼界，提高了政治觉悟。1926年，李干成考入上海建设大学，在此期间，他结识了匡亚明、宋西平等革命青年，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等书籍，认识到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改变国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面貌。虽然“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不久，许多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惨遭杀害，但1929年秋，李干成在宋西平的介绍下，毅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于第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他便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人生信仰，毕生追求。加入革命组织不久，李干成任共青团上海市闸北区委宣传部长，随后调至共青团江苏省委做巡视工作。他赴泗县、宿县、睢宁、铜山等地巡视后，到徐州向徐海蚌特委汇报。由于当地缺少干部，特委经团省委同意，将他留下来，派他担任中共宿迁县委书记。
当时，党领导的刀会运动被国民党残酷镇压，宿迁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面对如此危难的局面，李干成带领县委，广泛地发动群众，组织和领导了洋河佃农麦收斗争、抗租抗债斗争并取得了胜利，宿迁革命斗争又重新高涨起来。随后他领导了马园等地到地主庄园的夺枪行动，组织起一支四五十人的武装队伍，发动了洋河暴动。
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后，李干成先调任中共邳州县委书记，不久又任共青团徐海蚌特委书记兼青年部长。1931年初，徐海蚌特委撤销，李干成调回上海，先后担任共青团吴淞区委、沪中区委书记。夏秋期间，调任共青团江苏省委巡视员，先后到扬州、淮阴、徐海蚌巡视工作。巡视结束后，共青团中央又派他任共青团河南省委书记。1932年，中共河南省委遭破坏，李干成调回共青团江苏省委，任团沪西区委书记。夏，李干成作为罢工委员会成员，参与组织、领导上海英商公共汽车工人大罢工，罢工持续了两个月。11月1日，李干成参加共青团沪西区委会议时因叛徒告密被捕，被判处7年徒刑，关在漕河泾监狱。在狱中，李干成领导了一次罢饭斗争，遭镇压后，被吊打示众。当时，党组织经常派姓彭的同志到狱中探望他，后来，这位同志写信告诉李干成外面情况很复杂，他将离开上海。从此，李干成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1936年6月，敌人又把李干成从上海漕河泾监狱转移到苏州陆军监狱关押。西安事变后，国民党当局被迫接受了立即释放关押的共产党员和其他政治犯等条件，李干成释放出狱。
出狱后，李干成原打算赴延安，接上组织关系，然而多年牢狱生活，身体受到严重摧残，无法成行。这时涟水的早期革命者又找上门来，请他出面组织号召群众抗日，而延安方面和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又要大家就地组织群众抗日，不要盲目找党，故李干成决定留下来在家乡组织民众开展抗日斗争。
此时，淮阴、淮安、泗阳、涟水等地的革命同志经过联络、筹建，1938年2月19日，苏北抗日同盟会总会在淮阴成立，李干成为常务理事。此前涟水抗日同盟会在灰墩小学成立，李干成当选为理事长。在李干成的领导下，涟水抗盟先后在灰墩、金城庵两地和苏北抗盟联合举办两期培训班，为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培训了一批骨干力量。同时创办《涟水日报》《运动朝报》，建立流动宣传队，运用多种形式深入广大农村宣传发动群众，积极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术训练，通过扎实工作，涟水抗盟成員发展到220多人。
1939年3月1日，日军侵占涟水，李干成迅速动员和组织进步青年30余人，后来又和涟水民众抗日独立营合编为涟水县抗日义勇队，李干成为队长，举起了武装抗日的旗帜。
4月5日，在李干成指挥下，抗日义勇队将强迫民工修筑鲁渡公路的日军诱至预设的伏击圈，打得敌人魂飞胆丧，狼狈逃窜。鲁渡战役打响了涟水民众抗日的第一枪，极大地鼓舞了涟水民众抗日的信心。
1940年8月，黄克诚率八路军主力部队东渡运河，开辟淮海地区，成立淮海区专员公署，李干成调任专署民政处长。1941年2月至10月，李干成在任淮海区粮食处长期间，深入广泛地开展调查研究、宣传教育，制定粮食条例，禁止粮食外运，从而稳定了民心，保证了军粮供应，使淮海抗日根据地度过了粮食困难。
1942年10月，李干成任中共泗沭县委书记。此时正处抗日战争艰苦的相持阶段，李干成带领广大民众开展民主建设、大生产运动、统战工作，取得了反“扫荡”胜利。
1944年8月，李干成再任中共宿迁县委书记，他在进行组织、思想、生产、文化建设的同时，积极开展县、区武装和民兵的整顿工作，配合主力部队对日伪军发起进攻，水陆交通线上的大小日伪军据点基本被攻克，为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准备了条件。
1945年2月，李干成任中共淮海地委（后改为六地委）委员兼组织部长。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在完成内战准备后，悍然向解放区发动进攻，根据对敌斗争的需要，六地委决定分散领导，地委委员、组织部长李干成兼任淮海区第二中心县委书记，领导淮（阴）涟（水）地区干群坚持原地斗争。国民党反动派占领淮阴、淮安，国民党七十四师、二十八师两次侵犯涟水城，华中野战军浴血抵抗。在李干成的领导下，涟水县全民动员，成立支前组织，支援前线作战，组织担架队、运输队2万多人随军行动，救护伤员，转运物资，1万多名师生参加宣传，慰劳军队，妇女加班加点磨面12万斤，做军鞋6万双，参战民兵修路修桥，协助部队修筑作战工事。
1947年初，华东野战军主力部队北撤，华中六分区全面转入敌后。李干成领导中心县委精简各级机关，大部分工作人员到基层坚持斗争，同时，广泛发动群众参军，组织精干的游击队，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使敌后斗争的形势日趋好转，根据地也得到逐步恢复和扩大。解放战争转入战略反攻后，在中心县委和李干成的领导下，坚持斗争的淮涟地方武装越战越强，他们积极配合主力部队，收复了大片失地。为进一步巩固解放区，淮涟军民积极开展土改复查、整党审干、生产运动等工作，为全面大反攻、争取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良好基础。同年冬，华中行政办事处成立，李干成调任民政处长。 淮海战役打响后，华中工委成立华中支前司令部，统一领导苏北和江淮两个区的支前工作，李干成任副政委。华中支前司令部进驻睢宁县，并在西宋楼黄村设立前方办事处，李干成为副主任，负责前线各部队粮食供应、民工调度及战区民工动员与粮食筹措等具体工作，为淮海战役提供可靠的后勤物质保障。
二、60年代上海市政建设的领导者
淮海战役胜利后，李干成随解放军渡江南下，1949年4月27日，苏州解放，李干成任苏州专署专员和军管会委员。1952年4月，李干成调任常州地委副书记，不久任代理书记，全面负责地委工作。
1953年江苏建省，常州专区撤销。12月李干成按江苏省委指示，做好常州地委撤销工作后，调任上海市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自此，李干成一直在上海工作生活了40年。
1958年12月，李干成当选为中共上海市委常委，1962年7月，在上海市四届一次人大会上当选为副市长，分管市政建设工作。从此，他作为领导者、指挥者，一直为上海市政建设运筹帷幄、精心谋划、科学指挥，为上海市政建设和人民的安居乐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成功改造蕃瓜弄棚户区。解放后，上海市委、市政府十分重视人民的居住问题。50年代末期，明确提出了住宅建设“既要大量新建住宅，又要对旧住宅进行改造”。60年代后，棚户简屋逐渐进入成片改造的阶段，因此，改造占地5公顷、全市人口密度最高的蕃瓜弄棚户区开始提上议事日程，并被确立为全市成片改造棚户区的试点。
李干成深知，要切實做好蕃瓜弄的改造工作，首先要制定正确的改造原则和详细周到的规划方案。于是，他专门指示有关部门迅速编制改造规划，并确定改造原则：既要改善居住条件符合适用的要求；又要原地建造同样户数的住宅，不另外征用土地。在李干成的领导下，上海市规划建筑设计院和有关单位的设计技术人员，深入棚户区居民点调查访问，并参观学习其他地区的改造经验，经过反复讨论和科学论证，终于在1963年3月，制定出一个科学合理、实用美观的蕃瓜弄改造规划方案。
改造规划方案的出台，极大地促进了蕃瓜弄的改造工作。1963年10月到1965年12月，经过两年多二期工程的建设，蕃瓜弄建起了水、电、煤俱全的5层新楼房31幢，建筑面积共6.18万平方米，迁入居民1818户、8024人，人均居住面积达7.7平方米，新楼房采光充足，空气流通。改造区内铺上水泥路面，两旁绿树成荫，环境十分优美。此外，还配建小学、幼儿园各一所，旅馆、浴室、综合商店、理发店、书店各一家，排水泵房2座，并建有花坛、儿童游乐设施。新房落成后，原住在草棚里的居民，敲锣打鼓，欢天喜地迁入新居，都称颂蕃瓜弄为“翻身弄”。成功改造后的蕃瓜弄，被确定为外宾访问的重点里弄之一，成为展示上海市政建设的“窗口”。
领导扩建虹桥国际机场。出于国际外交流的需要，1963年，国家批准扩建虹桥机场为国际机场，并要求集中全力在1964年第二季度完成通航急需工程。为此，上海市委、市人委成立以李干成为主任委员的机场修建委员会，统一领导虹桥机场的扩建工作。为确保工期，李干成要求争取在1964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实现通航的目标
虹桥机场的扩建任务时间紧、要求高、任务重。在半年多的时间里，不仅要完成545亩土地的征用拆迁工作，安置好被征地生产队的生产和村民的生活，而且要按照国际标准完成机场各项设备的设计，而有些设备国内过去从没有设计制造过。同时，扩建工程涉及中央各部门、总参、空军、铁道兵、工程兵司令部以及江苏、浙江和上海市等几十个单位，因此，必须要完成大量的组织协调工作。
为确保按期高标准完成扩建任务，李干成主持建立了一套严格规范的组织协调和管理制度。首先，建立了机场指挥机构，负责全盘施工工作的领导。其次，确定机场修建委员会每月召开一次例会，及时协调处理解决事关全局的一些重大问题。每月例会，李干成一般都亲自主持，听汇报并作总结讲话和指示。再次，狠抓质量管理，注重层层落实。
在李干成为主任的机场修建委员会的统一领导和国家的大力支持下，从全国和人民解放军调集了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和施工人员，修建队伍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通力协作精神，克服了设计、制造、技术、施工和运输上的一道又一道难题，只用了短短四个月，就提前全面完成了第一期工程项目任务。
此后，根据国务院继续抓好第二期工程的要求，上海开始了二期工程的设计和建设工作。机场候机楼是二期工程的重要项目，各方面要求非常高。为保证工程质量，李干成接连召开四次会议，邀请各方面专家，研究候机楼的平面布置和规模等问题，提出修改意见。他又亲自率领专家组成的考察小组，先后考察了国外8个国际机场，在汲取外国经验的基础上，李干成决定对候机楼的原设计再作修改。尽管设计方案和设计施工图一改再改，但在李干成精心指挥下，施工进度和质量不受影响。到1965年6月底，虹桥国际机场候机楼全面竣工，外宾饭店、指挥调度楼也相继完成。上海第一个国际机场——虹桥国际机场终于圆满建成。
建设上海第一段地铁和第一条越江隧道。地铁和隧道是建设现代化大城市快捷、通畅的公共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重要的战略工程。1956年，根据中央关于防止帝国主义突然袭击的指示，上海提出了建造地下铁道和发展浦东、兴建黄浦江越江工程的设想。但当时国际上流行着一种观点，软土地层不适宜修建地铁隧道。而上海是典型的软土地层，所以，地铁规划草案提出后，引起了国内外一些专家的质疑和一部分领导的反对。但李干成力排众议，他提出：“搞隧道和地铁，一方面是为了战备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上海的未来发展扩展空间。”他认为上海是一个大都市，为了将来可能出现的交通拥堵问题，应该汲取国外的先进经验，及早将城市道路扩展到地下。李干成的远见卓识得到市委大部分领导的赞同，地铁建设进入准备阶段。
1958年8月，上海成立了“地下铁路筹建处”，筹建工作开始进行实验室实验阶段。当时国外对我们实行技术封锁，国内没有相关经验，一切只能靠自力更生，从实践中去摸索。李干成经常深入到实验现场，虚心和技术人员商讨，鼓励他们一要钻研技术，二要埋头苦干，三要有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鼓励年轻的工程技术人员要有克服一切困难的信心，要有勇气解决前人没有解决的问题，要自力更生，解放思想。强调一切要经过试验从实验中摸索规律。李干成还组织技术人员赴荷兰、比利时实地考察学习，鼓励他们实行“拿来主义”，取人之长，为我所用。并且对技术人员说：“你们要放开手脚，大胆的干，失败了也不要怕，失败了责任我负。”李干成的这些思想和创新精神，给了工程技术人员以莫大的鼓励。抛开一切顾虑的工程技术人员苦干实干加巧干，1964年冬，终于使衡山路的施工实验取得了成功。 1965年4月，上海市委根据中央加强战备的指示和上海多年规划论证和试验工程的成功，决定抓紧建设黄浦江越江隧道，并将此列为重点战备工程建设项目。李干成带领隧道工程局立即开展前期筹建工作，经过实地勘察，确定隧址，并拟定越江隧道设计任务书，由上海市人委上报国务院。1966年春，国务院批准建设上海隧道工程，并将其列入国家“三五”计划重点建设项目。为此，上海市成立隧道工程领导小组，李干成任组长。施工过程中，李干成经常亲临现场指挥，组织专家共同会审，确保工程进展顺利。
但就在工程开始不久，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上海市委、市人委所有工作瘫痪。在如此艰难的形势下，李干成还是坚持审完《关于越江隧道、地下铁道扩大试验工程防护设计原则的请示报告》。很快李干成等市委领导就被造反派打倒，此前一直进展顺利的地铁、隧道工程被迫停工。
三、60多年革命生涯中党的事业无限忠诚者
纵观李干成的一生，是矢志不渝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一生，是立党为公、献身革命的一生。我以我血荐轩辕，甘洒热血写春秋。作为一个老一辈的革命者，充分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优秀的政治品格和高尚的思想品德。其中尤为突出的是他对党的坚定信念、无限忠诚。
革命处于低潮时毅然参加共产党。李干成出生于20世纪初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国，国家积贫积弱，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他家有百余亩田产，但并没有留恋富裕的家庭生活，而是利用家庭较好的经济条件，离家上中学、上大学，去寻找救国济民的革命道路。在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接触进步人士，接受新思想的洗礼，了解国内外大事，开阔自己的眼界；参加学生运动，追求革命真理。他1926年考入上海建设大学后不久，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惨遭杀害，上海一片白色恐怖，黑云压城城欲摧，一些革命意志不坚定贪生怕死者纷纷退党、叛变革命，而李干成恰恰相反，他并没有被当时革命低潮形势所吓倒，而是置生命于不顾，毅然决然地参加共产党，并任共青团闸北区委宣传部长，冒着被捕的危险，负责联系各个大学宣传工作，组织和发动群众，举行集会、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沧江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从这里我们看出李干成革命的坚定性，他一旦确立了共产主义的人生信仰，就义无反顾地为此奋斗献身。
被捕坐牢不叛党。1932年春，李干成担任共青团上海沪西区委书记。一次参加会议时因叛徒告密被捕，面对敌人的多次审问，他机智地巧以应答，没有暴露和出卖同志，最后被判处7年徒刑。尽管深陷囹圄，饱受折磨和迫害，但李干成革命信念毫不动摇，斗志不减，他和方毅等同志一起，将狱中的共产党员重新组织起来，开展集体绝食斗争，要求停止迫害，改善生活条件。李干成因此受到敌人吊打。狱中斗争得到社会进步人士积极声援，终于迫使敌人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与党失去联系后找党。李干成出狱后，鉴于身体状况很差，只好先回家养病。因淮阴、涟水党组织遭严重破坏，他在与党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仍然在家乡组织涟水抗日同盟会和抗日义勇队，领导群众开展抗日活动。为和党组织取得联系，恢复组织关系，1938年春，他先是自筹路费，委派陈书同到武汉找党。中共中央长江局驻武汉办事处负责人董必武根据苏北的情况，要求他们就近与山东党组织联系。于是10月，李干成又和孙海光去山东找党。1939年初他们来到沂水县大王庄，受到山东分局领导的热情接待。鉴于李干成这一级干部，恢复党籍须报经党中央批准。他在沂水等了一个多月，而中央批复的电报又迟迟不来，他只好又返回涟水继续开展抗日活动。李干成的党籍一直到1942年3月，刘少奇从盐阜区赴延安，途经淮海，对李干成请求恢复党籍的报告作出了批示，后经华中局审查才得以恢复。
从1933年在上海漕河泾监狱和党组织失去联系，一直到1942年在刘少奇亲自过问下恢复党籍，在近10年的时间里，李干成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虽然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下，他的党籍需党组织重新审查确认，但他自觉履行党员的义务和使命，带领家乡父老乡亲进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与此同时，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千方百计和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汇报情况，争取领导，按上级指示开展工作，为淮阴和涟水地区抗日救亡运动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文革”身处逆境仍然拥护党。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初期，面对王洪文等造反派的胡作非为和中央文革联络员张春桥的倒行逆施，李干成同上海市委陈丕显、马天水等主要领导同志一道和极左势力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由于不肯与张春桥为首的文革派合作，李干成遭到残酷的迫害、反复批斗、抄家和殴打，身体受到严重摧残。面对“天下大乱”的危急形势，李干成毫不退让妥协，处处维护党的利益，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高级干部高度的原则性。1967年12月，李干成被正式宣布隔离审查，在为期5年的隔离审查中，虽然年老多病，身体状况很差，但他仍然坚信党，并想方设法强身健体，抱定一个信念：“为了搞清楚问题，我要顽强地活下去。”“我绝对不能死，死了就搞不清了，要坚持到斗争胜利。”“我们一定要相信党，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
退居二线仍然关心党。“文革”后期李干成重新恢复工作，他在担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兼调查研究工作委员会和市政建设委员会主任时，围绕市内交通、城市建设规划、工业“三废”、保护环境、住房和爱国卫生等许多问题，开展调研，积极向市委、市政府提出建议。
随着大批上山下乡知青回城和落实政策人员返沪发还住房，上海市住房一度非常紧张。李干成凭着职业敏感，他认为应该及早解决这一问题。他多次主持召开市政协市政建设委员会会议，就上海住房建设的规划和布局、统筹安排建设用地，做好生活设施配套、住房分配等一系列问题，提出多条具体建议，供市委、市政府领导参考。
1983年4月，李干成离职休养。1993年4月14，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享年90岁。
一、20年代末白色恐怖中入党的“老革命”
李干成，1908年11月出生于江苏省涟水县红窑镇龙兴村一个殷实的富农家庭。在家乡上小学时听老师讲林则徐、关天培等民族英雄爱国故事，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经世济民的种子。在扬州上中学时，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进一步开阔了眼界，提高了政治觉悟。1926年，李干成考入上海建设大学，在此期间，他结识了匡亚明、宋西平等革命青年，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等书籍，认识到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改变国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面貌。虽然“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不久，许多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惨遭杀害，但1929年秋，李干成在宋西平的介绍下，毅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于第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他便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人生信仰，毕生追求。加入革命组织不久，李干成任共青团上海市闸北区委宣传部长，随后调至共青团江苏省委做巡视工作。他赴泗县、宿县、睢宁、铜山等地巡视后，到徐州向徐海蚌特委汇报。由于当地缺少干部，特委经团省委同意，将他留下来，派他担任中共宿迁县委书记。
当时，党领导的刀会运动被国民党残酷镇压，宿迁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面对如此危难的局面，李干成带领县委，广泛地发动群众，组织和领导了洋河佃农麦收斗争、抗租抗债斗争并取得了胜利，宿迁革命斗争又重新高涨起来。随后他领导了马园等地到地主庄园的夺枪行动，组织起一支四五十人的武装队伍，发动了洋河暴动。
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后，李干成先调任中共邳州县委书记，不久又任共青团徐海蚌特委书记兼青年部长。1931年初，徐海蚌特委撤销，李干成调回上海，先后担任共青团吴淞区委、沪中区委书记。夏秋期间，调任共青团江苏省委巡视员，先后到扬州、淮阴、徐海蚌巡视工作。巡视结束后，共青团中央又派他任共青团河南省委书记。1932年，中共河南省委遭破坏，李干成调回共青团江苏省委，任团沪西区委书记。夏，李干成作为罢工委员会成员，参与组织、领导上海英商公共汽车工人大罢工，罢工持续了两个月。11月1日，李干成参加共青团沪西区委会议时因叛徒告密被捕，被判处7年徒刑，关在漕河泾监狱。在狱中，李干成领导了一次罢饭斗争，遭镇压后，被吊打示众。当时，党组织经常派姓彭的同志到狱中探望他，后来，这位同志写信告诉李干成外面情况很复杂，他将离开上海。从此，李干成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1936年6月，敌人又把李干成从上海漕河泾监狱转移到苏州陆军监狱关押。西安事变后，国民党当局被迫接受了立即释放关押的共产党员和其他政治犯等条件，李干成释放出狱。
出狱后，李干成原打算赴延安，接上组织关系，然而多年牢狱生活，身体受到严重摧残，无法成行。这时涟水的早期革命者又找上门来，请他出面组织号召群众抗日，而延安方面和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又要大家就地组织群众抗日，不要盲目找党，故李干成决定留下来在家乡组织民众开展抗日斗争。
此时，淮阴、淮安、泗阳、涟水等地的革命同志经过联络、筹建，1938年2月19日，苏北抗日同盟会总会在淮阴成立，李干成为常务理事。此前涟水抗日同盟会在灰墩小学成立，李干成当选为理事长。在李干成的领导下，涟水抗盟先后在灰墩、金城庵两地和苏北抗盟联合举办两期培训班，为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培训了一批骨干力量。同时创办《涟水日报》《运动朝报》，建立流动宣传队，运用多种形式深入广大农村宣传发动群众，积极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术训练，通过扎实工作，涟水抗盟成員发展到220多人。
1939年3月1日，日军侵占涟水，李干成迅速动员和组织进步青年30余人，后来又和涟水民众抗日独立营合编为涟水县抗日义勇队，李干成为队长，举起了武装抗日的旗帜。
4月5日，在李干成指挥下，抗日义勇队将强迫民工修筑鲁渡公路的日军诱至预设的伏击圈，打得敌人魂飞胆丧，狼狈逃窜。鲁渡战役打响了涟水民众抗日的第一枪，极大地鼓舞了涟水民众抗日的信心。
1940年8月，黄克诚率八路军主力部队东渡运河，开辟淮海地区，成立淮海区专员公署，李干成调任专署民政处长。1941年2月至10月，李干成在任淮海区粮食处长期间，深入广泛地开展调查研究、宣传教育，制定粮食条例，禁止粮食外运，从而稳定了民心，保证了军粮供应，使淮海抗日根据地度过了粮食困难。
1942年10月，李干成任中共泗沭县委书记。此时正处抗日战争艰苦的相持阶段，李干成带领广大民众开展民主建设、大生产运动、统战工作，取得了反“扫荡”胜利。
1944年8月，李干成再任中共宿迁县委书记，他在进行组织、思想、生产、文化建设的同时，积极开展县、区武装和民兵的整顿工作，配合主力部队对日伪军发起进攻，水陆交通线上的大小日伪军据点基本被攻克，为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准备了条件。
1945年2月，李干成任中共淮海地委（后改为六地委）委员兼组织部长。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在完成内战准备后，悍然向解放区发动进攻，根据对敌斗争的需要，六地委决定分散领导，地委委员、组织部长李干成兼任淮海区第二中心县委书记，领导淮（阴）涟（水）地区干群坚持原地斗争。国民党反动派占领淮阴、淮安，国民党七十四师、二十八师两次侵犯涟水城，华中野战军浴血抵抗。在李干成的领导下，涟水县全民动员，成立支前组织，支援前线作战，组织担架队、运输队2万多人随军行动，救护伤员，转运物资，1万多名师生参加宣传，慰劳军队，妇女加班加点磨面12万斤，做军鞋6万双，参战民兵修路修桥，协助部队修筑作战工事。
1947年初，华东野战军主力部队北撤，华中六分区全面转入敌后。李干成领导中心县委精简各级机关，大部分工作人员到基层坚持斗争，同时，广泛发动群众参军，组织精干的游击队，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使敌后斗争的形势日趋好转，根据地也得到逐步恢复和扩大。解放战争转入战略反攻后，在中心县委和李干成的领导下，坚持斗争的淮涟地方武装越战越强，他们积极配合主力部队，收复了大片失地。为进一步巩固解放区，淮涟军民积极开展土改复查、整党审干、生产运动等工作，为全面大反攻、争取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良好基础。同年冬，华中行政办事处成立，李干成调任民政处长。 淮海战役打响后，华中工委成立华中支前司令部，统一领导苏北和江淮两个区的支前工作，李干成任副政委。华中支前司令部进驻睢宁县，并在西宋楼黄村设立前方办事处，李干成为副主任，负责前线各部队粮食供应、民工调度及战区民工动员与粮食筹措等具体工作，为淮海战役提供可靠的后勤物质保障。
二、60年代上海市政建设的领导者
淮海战役胜利后，李干成随解放军渡江南下，1949年4月27日，苏州解放，李干成任苏州专署专员和军管会委员。1952年4月，李干成调任常州地委副书记，不久任代理书记，全面负责地委工作。
1953年江苏建省，常州专区撤销。12月李干成按江苏省委指示，做好常州地委撤销工作后，调任上海市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自此，李干成一直在上海工作生活了40年。
1958年12月，李干成当选为中共上海市委常委，1962年7月，在上海市四届一次人大会上当选为副市长，分管市政建设工作。从此，他作为领导者、指挥者，一直为上海市政建设运筹帷幄、精心谋划、科学指挥，为上海市政建设和人民的安居乐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成功改造蕃瓜弄棚户区。解放后，上海市委、市政府十分重视人民的居住问题。50年代末期，明确提出了住宅建设“既要大量新建住宅，又要对旧住宅进行改造”。60年代后，棚户简屋逐渐进入成片改造的阶段，因此，改造占地5公顷、全市人口密度最高的蕃瓜弄棚户区开始提上议事日程，并被确立为全市成片改造棚户区的试点。
李干成深知，要切實做好蕃瓜弄的改造工作，首先要制定正确的改造原则和详细周到的规划方案。于是，他专门指示有关部门迅速编制改造规划，并确定改造原则：既要改善居住条件符合适用的要求；又要原地建造同样户数的住宅，不另外征用土地。在李干成的领导下，上海市规划建筑设计院和有关单位的设计技术人员，深入棚户区居民点调查访问，并参观学习其他地区的改造经验，经过反复讨论和科学论证，终于在1963年3月，制定出一个科学合理、实用美观的蕃瓜弄改造规划方案。
改造规划方案的出台，极大地促进了蕃瓜弄的改造工作。1963年10月到1965年12月，经过两年多二期工程的建设，蕃瓜弄建起了水、电、煤俱全的5层新楼房31幢，建筑面积共6.18万平方米，迁入居民1818户、8024人，人均居住面积达7.7平方米，新楼房采光充足，空气流通。改造区内铺上水泥路面，两旁绿树成荫，环境十分优美。此外，还配建小学、幼儿园各一所，旅馆、浴室、综合商店、理发店、书店各一家，排水泵房2座，并建有花坛、儿童游乐设施。新房落成后，原住在草棚里的居民，敲锣打鼓，欢天喜地迁入新居，都称颂蕃瓜弄为“翻身弄”。成功改造后的蕃瓜弄，被确定为外宾访问的重点里弄之一，成为展示上海市政建设的“窗口”。
领导扩建虹桥国际机场。出于国际外交流的需要，1963年，国家批准扩建虹桥机场为国际机场，并要求集中全力在1964年第二季度完成通航急需工程。为此，上海市委、市人委成立以李干成为主任委员的机场修建委员会，统一领导虹桥机场的扩建工作。为确保工期，李干成要求争取在1964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实现通航的目标
虹桥机场的扩建任务时间紧、要求高、任务重。在半年多的时间里，不仅要完成545亩土地的征用拆迁工作，安置好被征地生产队的生产和村民的生活，而且要按照国际标准完成机场各项设备的设计，而有些设备国内过去从没有设计制造过。同时，扩建工程涉及中央各部门、总参、空军、铁道兵、工程兵司令部以及江苏、浙江和上海市等几十个单位，因此，必须要完成大量的组织协调工作。
为确保按期高标准完成扩建任务，李干成主持建立了一套严格规范的组织协调和管理制度。首先，建立了机场指挥机构，负责全盘施工工作的领导。其次，确定机场修建委员会每月召开一次例会，及时协调处理解决事关全局的一些重大问题。每月例会，李干成一般都亲自主持，听汇报并作总结讲话和指示。再次，狠抓质量管理，注重层层落实。
在李干成为主任的机场修建委员会的统一领导和国家的大力支持下，从全国和人民解放军调集了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和施工人员，修建队伍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通力协作精神，克服了设计、制造、技术、施工和运输上的一道又一道难题，只用了短短四个月，就提前全面完成了第一期工程项目任务。
此后，根据国务院继续抓好第二期工程的要求，上海开始了二期工程的设计和建设工作。机场候机楼是二期工程的重要项目，各方面要求非常高。为保证工程质量，李干成接连召开四次会议，邀请各方面专家，研究候机楼的平面布置和规模等问题，提出修改意见。他又亲自率领专家组成的考察小组，先后考察了国外8个国际机场，在汲取外国经验的基础上，李干成决定对候机楼的原设计再作修改。尽管设计方案和设计施工图一改再改，但在李干成精心指挥下，施工进度和质量不受影响。到1965年6月底，虹桥国际机场候机楼全面竣工，外宾饭店、指挥调度楼也相继完成。上海第一个国际机场——虹桥国际机场终于圆满建成。
建设上海第一段地铁和第一条越江隧道。地铁和隧道是建设现代化大城市快捷、通畅的公共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重要的战略工程。1956年，根据中央关于防止帝国主义突然袭击的指示，上海提出了建造地下铁道和发展浦东、兴建黄浦江越江工程的设想。但当时国际上流行着一种观点，软土地层不适宜修建地铁隧道。而上海是典型的软土地层，所以，地铁规划草案提出后，引起了国内外一些专家的质疑和一部分领导的反对。但李干成力排众议，他提出：“搞隧道和地铁，一方面是为了战备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上海的未来发展扩展空间。”他认为上海是一个大都市，为了将来可能出现的交通拥堵问题，应该汲取国外的先进经验，及早将城市道路扩展到地下。李干成的远见卓识得到市委大部分领导的赞同，地铁建设进入准备阶段。
1958年8月，上海成立了“地下铁路筹建处”，筹建工作开始进行实验室实验阶段。当时国外对我们实行技术封锁，国内没有相关经验，一切只能靠自力更生，从实践中去摸索。李干成经常深入到实验现场，虚心和技术人员商讨，鼓励他们一要钻研技术，二要埋头苦干，三要有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鼓励年轻的工程技术人员要有克服一切困难的信心，要有勇气解决前人没有解决的问题，要自力更生，解放思想。强调一切要经过试验从实验中摸索规律。李干成还组织技术人员赴荷兰、比利时实地考察学习，鼓励他们实行“拿来主义”，取人之长，为我所用。并且对技术人员说：“你们要放开手脚，大胆的干，失败了也不要怕，失败了责任我负。”李干成的这些思想和创新精神，给了工程技术人员以莫大的鼓励。抛开一切顾虑的工程技术人员苦干实干加巧干，1964年冬，终于使衡山路的施工实验取得了成功。 1965年4月，上海市委根据中央加强战备的指示和上海多年规划论证和试验工程的成功，决定抓紧建设黄浦江越江隧道，并将此列为重点战备工程建设项目。李干成带领隧道工程局立即开展前期筹建工作，经过实地勘察，确定隧址，并拟定越江隧道设计任务书，由上海市人委上报国务院。1966年春，国务院批准建设上海隧道工程，并将其列入国家“三五”计划重点建设项目。为此，上海市成立隧道工程领导小组，李干成任组长。施工过程中，李干成经常亲临现场指挥，组织专家共同会审，确保工程进展顺利。
但就在工程开始不久，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上海市委、市人委所有工作瘫痪。在如此艰难的形势下，李干成还是坚持审完《关于越江隧道、地下铁道扩大试验工程防护设计原则的请示报告》。很快李干成等市委领导就被造反派打倒，此前一直进展顺利的地铁、隧道工程被迫停工。
三、60多年革命生涯中党的事业无限忠诚者
纵观李干成的一生，是矢志不渝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一生，是立党为公、献身革命的一生。我以我血荐轩辕，甘洒热血写春秋。作为一个老一辈的革命者，充分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优秀的政治品格和高尚的思想品德。其中尤为突出的是他对党的坚定信念、无限忠诚。
革命处于低潮时毅然参加共产党。李干成出生于20世纪初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国，国家积贫积弱，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他家有百余亩田产，但并没有留恋富裕的家庭生活，而是利用家庭较好的经济条件，离家上中学、上大学，去寻找救国济民的革命道路。在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接触进步人士，接受新思想的洗礼，了解国内外大事，开阔自己的眼界；参加学生运动，追求革命真理。他1926年考入上海建设大学后不久，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惨遭杀害，上海一片白色恐怖，黑云压城城欲摧，一些革命意志不坚定贪生怕死者纷纷退党、叛变革命，而李干成恰恰相反，他并没有被当时革命低潮形势所吓倒，而是置生命于不顾，毅然决然地参加共产党，并任共青团闸北区委宣传部长，冒着被捕的危险，负责联系各个大学宣传工作，组织和发动群众，举行集会、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沧江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从这里我们看出李干成革命的坚定性，他一旦确立了共产主义的人生信仰，就义无反顾地为此奋斗献身。
被捕坐牢不叛党。1932年春，李干成担任共青团上海沪西区委书记。一次参加会议时因叛徒告密被捕，面对敌人的多次审问，他机智地巧以应答，没有暴露和出卖同志，最后被判处7年徒刑。尽管深陷囹圄，饱受折磨和迫害，但李干成革命信念毫不动摇，斗志不减，他和方毅等同志一起，将狱中的共产党员重新组织起来，开展集体绝食斗争，要求停止迫害，改善生活条件。李干成因此受到敌人吊打。狱中斗争得到社会进步人士积极声援，终于迫使敌人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与党失去联系后找党。李干成出狱后，鉴于身体状况很差，只好先回家养病。因淮阴、涟水党组织遭严重破坏，他在与党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仍然在家乡组织涟水抗日同盟会和抗日义勇队，领导群众开展抗日活动。为和党组织取得联系，恢复组织关系，1938年春，他先是自筹路费，委派陈书同到武汉找党。中共中央长江局驻武汉办事处负责人董必武根据苏北的情况，要求他们就近与山东党组织联系。于是10月，李干成又和孙海光去山东找党。1939年初他们来到沂水县大王庄，受到山东分局领导的热情接待。鉴于李干成这一级干部，恢复党籍须报经党中央批准。他在沂水等了一个多月，而中央批复的电报又迟迟不来，他只好又返回涟水继续开展抗日活动。李干成的党籍一直到1942年3月，刘少奇从盐阜区赴延安，途经淮海，对李干成请求恢复党籍的报告作出了批示，后经华中局审查才得以恢复。
从1933年在上海漕河泾监狱和党组织失去联系，一直到1942年在刘少奇亲自过问下恢复党籍，在近10年的时间里，李干成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虽然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下，他的党籍需党组织重新审查确认，但他自觉履行党员的义务和使命，带领家乡父老乡亲进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与此同时，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千方百计和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汇报情况，争取领导，按上级指示开展工作，为淮阴和涟水地区抗日救亡运动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文革”身处逆境仍然拥护党。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初期，面对王洪文等造反派的胡作非为和中央文革联络员张春桥的倒行逆施，李干成同上海市委陈丕显、马天水等主要领导同志一道和极左势力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由于不肯与张春桥为首的文革派合作，李干成遭到残酷的迫害、反复批斗、抄家和殴打，身体受到严重摧残。面对“天下大乱”的危急形势，李干成毫不退让妥协，处处维护党的利益，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高级干部高度的原则性。1967年12月，李干成被正式宣布隔离审查，在为期5年的隔离审查中，虽然年老多病，身体状况很差，但他仍然坚信党，并想方设法强身健体，抱定一个信念：“为了搞清楚问题，我要顽强地活下去。”“我绝对不能死，死了就搞不清了，要坚持到斗争胜利。”“我们一定要相信党，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
退居二线仍然关心党。“文革”后期李干成重新恢复工作，他在担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兼调查研究工作委员会和市政建设委员会主任时，围绕市内交通、城市建设规划、工业“三废”、保护环境、住房和爱国卫生等许多问题，开展调研，积极向市委、市政府提出建议。
随着大批上山下乡知青回城和落实政策人员返沪发还住房，上海市住房一度非常紧张。李干成凭着职业敏感，他认为应该及早解决这一问题。他多次主持召开市政协市政建设委员会会议，就上海住房建设的规划和布局、统筹安排建设用地，做好生活设施配套、住房分配等一系列问题，提出多条具体建议，供市委、市政府领导参考。
1983年4月，李干成离职休养。1993年4月14，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享年9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