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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教科书和语法学书中，对量词主要讲它的分类、语法特点。但从整体而言，量词丰富是现代汉语语法中的一大特点。在实际运用中，量词用得非常普遍，也很生动，因而现代研究探讨量词的特点、功能、作用的文章不少。有的谈量词的分类；有的谈量词的语法功能；有的具体到物量词中的个体量词或借用量词；有的谈动量词；有的谈量词的修辞效果等等。而本文主要想立足于整个量词，尝试运用历史语言学的研究方法，从大三角（普通话、方言和古代汉语）的角度来探究量词。
一、量词发展演变的线索
量词的起源很早，从我国最早的可识文字甲骨文的记载看，殷代已有度量衡、容器、货币的单位。例如：马五十丙。（罗振玉《殷墟书契续编》）
周朝初的文章中，出现了一些量词。例如：孚人万三千八十一人，孚[马]口口匹，孚车十两，孚牛三百五十五牛，羊廿八羊。（《小盂鼎》）这段文字里量词的使用情况反映出了发展时的情况：有些名词该带什么量词还不固定，只好把原来的名词重复一遍，有些干脆就不带量词。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又出现了“乘”、“头”、“个”、“两”、“壶”等表示事物特点的个体量词。在用法上，也开始出现了量词（物量词）放在中心词的前面的情形。例如：生丈夫，二壶酒，……（《国语.勾践灭吴》）
到了上古晚期的秦代，量词的数目有了增加，但还不是太多。量词有了明显的增加是在汉魏六朝。当时的历史文学著作中量词的使用相当可观。常用量词已达到二百多个。量词的各种类别基本具备，特别是动量词的兴起发展，使量词有了完整的体系。从用法上看，物量词修饰中心词（前加或后加很自由），动量词补充说明动词、形容词（后附）已成格式；数词与量词组合修饰名词已成规范；量词前的“一”有时可以省略。例如：读书百遍，而义自见。（《三国志.魏王肃传》）；到余富家，见三重楼，高广严丽，轩敞疏朗，心生渴仰。（《百喻经.三重楼喻》）；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孔雀东南飞》）
到了唐代，兴起了一种口语化的文学形式叫“变文”。变文文字通俗，叙述描写生动活泼，其中大量量词涌现，从数量和用法上，都较前代有发展。例如：其魔女者，一个个如花菡萏，一人人似玉无殊。……一群群若四分花敷，一队队似五云秀丽。……思衣即罗绮千重，要饮即珍羞百味。……《维摩诘经菩萨品变文》）
到了宋代，“说话”艺术继续发展。到了元朝，“说话”还在继续流行。“说话”的底子叫“话本”，话本里的量词十分丰富。例如：说罢，打一声钟响，各上禅床坐定，分毫不动，但动的便算输。大仙徒弟名鹿皮，拔下一根头发，变做狗蚤，唐僧耳后咬，要动弹。孙行者是个胡孙，见那狗蚤便拿下来磕死了。他却拔下一根毛，变做假行者，靠师傅立的。他走到金水河里，和将一块青泥来，大仙鼻凹里放下，变做青母蝎，脊背上咬一口。大仙叫一声，跳下床来了。王道唐僧得胜了。（《西游记平话》）
到了明清，宋元时代的话本发展为章回小说，形式更通俗，反映生活的范围更为广阔，文笔更细腻，表现手法更灵活多样，量词的使用更丰富多样，用法也基本上接近现代汉语中的量词了。例如：这一场杀：赵云怀抱后主，直透重围，砍倒大旗两面，夺槊三条；前后枪刺剑砍，杀死曹营多将五十员。（《三国演义》第四十一回）；史进头戴白范阳毡大帽，上撒一撮红缨，帽儿下裹一顶浑青抓角软头巾，顶上明黄缕带，身穿一领白纻丝两上领战袍，……（《水浒》第三回）；宝玉看了，又见后面画着一簇鲜花，一床破席，也有几句言词，写道是：枉自温柔和顺，空云似桂如兰；堪羡优伶有福，谁知公子无缘。（《红楼梦》第五回）
到了现代，书面语口语化，量词的运用就更为方便了，专用和借用量词的数量已发展到五、六百之多，而且丰富形象，成了现代汉语语法的一个特点。
从量词的发展、演变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量词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而且整个变化是渐变的过程，不是突发性的。这一点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数量，二是用法。随着时代的推移，从上古到现代，量词从无到有，由很少的几个逐渐增加到几十个、几百个。在数量增加的同时，用法也发生了变化，简单说就是，古代由不用到少用，而现代汉语中一般数词和名词结合时中间都有量词；古代汉语中的量词和数词组成数量短语，一般在名词的后面，而现代汉语中的数量短语一般要在名词前面。
量词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而被人们充分认识和正名却较晚。学术界一般认为量词萌芽于先秦，发达于汉后。量词产生了，而且在现代汉语中一般不能缺少，可是现在我们在运用时，有时省掉了量词。例如：好像我们是三头六臂，刀枪不入的神仙。（李国文《冬天里的春天》）；一石激起千重浪，一语惊醒梦中人。（武剑青《云飞嶂》）；进入室内，只父亲一人在灯下，我问妈妈呢，父亲说睡下了。（冰心《往事（二）》）。上述第一个例子是四字格或成语，模仿了古代汉语的表达方式，或是为了音节对称。第二个例子是诗歌或顺口溜，也是为了音节对称而省掉量词的。第三个例子是“一+名”的现象。刘祥柏、吴永焕等详细考察了北京话中“一+名”现象。刘祥柏认为，北京话中“一+名”中的“一”是“一个”的合音形式，他的理由是“一+名”中“一”读作阳平[i35]，而不是[i55]，也不是[i51]，而“一”在“个”前的变音就是阳平的[i35]。吴永焕认为“一+名”的产生是由于“一个”在口语中发生了弱化，最后，通用个体量词“个”的音段成分完全脱落的结果。刘文和吴文讨论的都是北京话中“一个+名”中“个”的问题，其实，这也并非是一个个例，“一+量词+名”结构中的非“个”量词也经常隐去。例如：当地山村有一小学，就是这部电影的外景地。街上有一电线杆子给汽车撞了。现在这种量词的隐去也不仅出现在北京话中，日常交际中也常常使用，影视对白还有相声小品中，这些活生生的语言现象经常出现。人们之所以认为“一+名”都是“一个+名”变来的，那是因为“个”是通用量词，在量词中的使用频率最高，所以隐去很容易被看成是“个”的合读或弱化。
综上所述，量词的演变，经过了从较少到逐渐增多，再到丰富，同时又出现了量词省略的这样一个历程。量词从较少到逐渐增多，再到丰富，是为了准确、形象地反映客观对象；为了创新，避免重复；为了音节对称、结构工整。同时出现的量词省略现象也是为了音节整齐或语言简练。
二、量词发展演变的原因
量词发展变化的主要原因是汉语本身的特点和修辞的需要决定的。
1．是准确、形象地反映客观对象的结果。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对客观事物观察得越来越细致、精确，于是量词也就一个接一个地产生了。例如：“一间房”和“一排房”不同，“一本书”和“一摞书”不同、“一滴水”和“一杯水”、“一桶水”不同。这些量词的不同，准确地反映了对象的差异。另外，由于人的想象力不同，在不同时间、地点、不同的心情等主、客观情况下，针对同一个对象，人们会做出不同的反映，因而，文学作品中就出现了同一个客观对象，会有好几个量词的现象。例如：关于“月”的描写，就产生了好多量词。“一弦金色的月”（冰心《寄小读者》），“一眉新月”（魏巍《东方》），“一牙新月”（萧乾《南德的墓秋》），“一钩新月”（菡子《香溪》）。此外，还有“半弓明月”、“一丸冷月”、“一梳月亮”、“一弯月牙”等等。
2．是为了创新，避免重复。人们针对同一个对象从数量方面描写、限制或补充时，本来就可以运用同一个量词，但如果这样，语言表达就会单调、甚至重复。这时，为了创新，避免重复，人们就用了不同的量词。如：“踢一下——踢一脚——踢一踢”；“看一下——看一眼——看一看”等，同一组中的不同数量短语都含有动作短暂的意思，但分别用了不同的量词，是为了避免重复，力求创新。
3．是为了音节对称、结构工整。汉语是讲究音节对称、工整的语言，从古代诗律中能看出来。古汉语的单音节词发展到现代汉语中变成了双音节，如果要计量，只用数词而不用量词，那么就成了三个音节了，读起来、听起来都不顺口、不好听，变成四个音节，就工整了，节奏感强了。例如：“一阵笑声”、“一声巨响”就比“一笑声”、“一巨响”好听。
三、量词发展变化的规律
量词发展变化的规律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旧词的消失。随着社会的发展，词所代表的客观对象逐渐消失了，那么，反映该事物的词也就消失了。该词就成了历史词。我们只能在描写古代的文学作品里见到。例如“贯”，在古代是货币单位，一千叫一贯。如“家产万贯”。但现在用纸币，有了新的计算单位。“贯”作为量词就消失了。还有一种情况是，有的量词可以和几个名词搭配，随着社会的发展，其中一个量词的用法消失了。例如：春秋二祭还有一串钱的赏格。（叶紫《丰收》）这里的“串”，在古代用于成串的金属货币，现代的硬币中间无孔，不能穿成串，就用量词“枚”了。因此，“串”作为金属货币计量单位的这个功能就消失了。但“串”还和别的名词能搭配。如“一串鞭炮”、“一串葡萄”等。
2.新词的产生。一是现实中出现了新事物，没有量词和它搭配，这样就有必要产生新词了。例如复合量词“架次、人次、场次、吨公里、吨海里、秒立方米”等等。
二是现实生活中本来有表示该事物的量词，但为了表达的需要，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又创造了量词。大量的量词都是这样产生的，主要是借用名词、动词和形容词。例如：“一旋笑纹”（老舍《四世同堂》）；“一提粽子”（茅盾《阿四的故事》）；“一饼土块”（沙汀《还乡记》）；“一蹲广平的大石头”（萧军《八月的乡村》）。“笑纹”，一般用的量词为“丝”或“条”，此处的“旋”是创新用法，具有动态。“粽子”，一般用“个”或“块”，这里的“提”着眼于动作，具有动态。“土块”，一般用“块”做量词，这里用“饼”有比喻的作用。“石头”，一般也用“块”，但这里借用动词“蹲”，具有动态感。作家在其作品中，创造了大量的量词，但其生命力主要看能否被全社会广泛使用。
3.词义的演变。第一，词义扩大。量词的范围扩大。例如：量词“个”的范围很大，几乎成了通用的量词了，大多数名词都可以用“个”。又如“朵”，原来只是花或云的量词，但现在有“一朵磷光”、“一朵浆糊”、“一朵红帆”等用法。“朵”作量词的范围扩大了。
第二，词义缩小。缩小了量词所概括的对象的范围。例如：鲁迅的作品里有“一出歌”（鲁迅《华德保粹优劣论》）和“一出戏”的用法，后来随着词语的规范，“出”只能用于戏，不能用于歌，歌的量词只能用“首”、“支”等。这样“出”作为量词的范围缩小了。同样，二、三十年代以前，量词“盏”用于灯、酒、茶水几个不同的名词，现在一般用于灯、酒和茶水的很少用“盏”了，而用“杯”了。
第三，词义转移。有些量词原来用在甲对象上，现在转用在乙对象上。例如：“台”原来可以用在“车”方面，（那台车还在公路上飞跑呢。（刘白羽《扬着灰尘的路上》，但现在多用在机器之类方面。
四、量词的规范化
从量词的发展来看，量词从少到多，应用情况越来越纷繁细致。从语义和表达作用上看，量词除了表达数量之外，还有生动、形象等修辞效果。量词已有很强的生命力和独特的表达效果。至于出现的量词省略现象，刘祥柏认为，“一+名”这种格式会造成“一+名”结构和“一+量词”结构的歧义。如：“他又提来一桶。”有两种理解：一是“他又提来一<只>桶”；二是“它又提来了一桶<水/油>”。我们认为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在具体交际的环境中，说话双方都明白“提来一桶”指的是什么。
另外，量词在方言中也大量存在，而且也很丰富，什么名词使用什么量词，在普通话和方言里各有自己的习惯，有的相同，有的不相同，普通话也从方言中大量吸收量词，增加语言的丰富性和生动性。例如：“幢”、“部”、“丘”，《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注释为方言量词，但从作家作品中的例子来看，黄河两岸，大江南北，香港台湾全国各地以及海外华语地区都广泛地使用着，逐渐成为普通话量词。例如：那是一幢红砖房子。（舒巷城《伦敦的八月》）；在大街上，他遇到十几部大卡车。（老舍《四世同堂》）；在松树旁，在三月雪下，散布着十几丘坟墓。（萧平《三月雪》）。
但有些方言量词很少见于文学作品中，只在语言论文或专著中见到。它们流行的范围很小，始终局限于某一个地区的人的口语中，没有变成书面语词汇。例如：“点把”是武汉方言量词，是“极少的一点儿的意思”。如“点把东西”（朱建颂、刘兴策《武汉方言词汇》）。“生”在客家方言中，常用于人，相当于普通话的“个”。如“一生人”。（陆宗达、俞敏《现代汉语语法》）。可见，方言区的人学习普通话要留心量词的用法，应注意对其规范化，否则会影响意思的表达。
（该文为宝鸡文理学院重点项目，项目编号：ZK0761）
（作者单位：宝鸡文理学院中文系）
一、量词发展演变的线索
量词的起源很早，从我国最早的可识文字甲骨文的记载看，殷代已有度量衡、容器、货币的单位。例如：马五十丙。（罗振玉《殷墟书契续编》）
周朝初的文章中，出现了一些量词。例如：孚人万三千八十一人，孚[马]口口匹，孚车十两，孚牛三百五十五牛，羊廿八羊。（《小盂鼎》）这段文字里量词的使用情况反映出了发展时的情况：有些名词该带什么量词还不固定，只好把原来的名词重复一遍，有些干脆就不带量词。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又出现了“乘”、“头”、“个”、“两”、“壶”等表示事物特点的个体量词。在用法上，也开始出现了量词（物量词）放在中心词的前面的情形。例如：生丈夫，二壶酒，……（《国语.勾践灭吴》）
到了上古晚期的秦代，量词的数目有了增加，但还不是太多。量词有了明显的增加是在汉魏六朝。当时的历史文学著作中量词的使用相当可观。常用量词已达到二百多个。量词的各种类别基本具备，特别是动量词的兴起发展，使量词有了完整的体系。从用法上看，物量词修饰中心词（前加或后加很自由），动量词补充说明动词、形容词（后附）已成格式；数词与量词组合修饰名词已成规范；量词前的“一”有时可以省略。例如：读书百遍，而义自见。（《三国志.魏王肃传》）；到余富家，见三重楼，高广严丽，轩敞疏朗，心生渴仰。（《百喻经.三重楼喻》）；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孔雀东南飞》）
到了唐代，兴起了一种口语化的文学形式叫“变文”。变文文字通俗，叙述描写生动活泼，其中大量量词涌现，从数量和用法上，都较前代有发展。例如：其魔女者，一个个如花菡萏，一人人似玉无殊。……一群群若四分花敷，一队队似五云秀丽。……思衣即罗绮千重，要饮即珍羞百味。……《维摩诘经菩萨品变文》）
到了宋代，“说话”艺术继续发展。到了元朝，“说话”还在继续流行。“说话”的底子叫“话本”，话本里的量词十分丰富。例如：说罢，打一声钟响，各上禅床坐定，分毫不动，但动的便算输。大仙徒弟名鹿皮，拔下一根头发，变做狗蚤，唐僧耳后咬，要动弹。孙行者是个胡孙，见那狗蚤便拿下来磕死了。他却拔下一根毛，变做假行者，靠师傅立的。他走到金水河里，和将一块青泥来，大仙鼻凹里放下，变做青母蝎，脊背上咬一口。大仙叫一声，跳下床来了。王道唐僧得胜了。（《西游记平话》）
到了明清，宋元时代的话本发展为章回小说，形式更通俗，反映生活的范围更为广阔，文笔更细腻，表现手法更灵活多样，量词的使用更丰富多样，用法也基本上接近现代汉语中的量词了。例如：这一场杀：赵云怀抱后主，直透重围，砍倒大旗两面，夺槊三条；前后枪刺剑砍，杀死曹营多将五十员。（《三国演义》第四十一回）；史进头戴白范阳毡大帽，上撒一撮红缨，帽儿下裹一顶浑青抓角软头巾，顶上明黄缕带，身穿一领白纻丝两上领战袍，……（《水浒》第三回）；宝玉看了，又见后面画着一簇鲜花，一床破席，也有几句言词，写道是：枉自温柔和顺，空云似桂如兰；堪羡优伶有福，谁知公子无缘。（《红楼梦》第五回）
到了现代，书面语口语化，量词的运用就更为方便了，专用和借用量词的数量已发展到五、六百之多，而且丰富形象，成了现代汉语语法的一个特点。
从量词的发展、演变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量词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而且整个变化是渐变的过程，不是突发性的。这一点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数量，二是用法。随着时代的推移，从上古到现代，量词从无到有，由很少的几个逐渐增加到几十个、几百个。在数量增加的同时，用法也发生了变化，简单说就是，古代由不用到少用，而现代汉语中一般数词和名词结合时中间都有量词；古代汉语中的量词和数词组成数量短语，一般在名词的后面，而现代汉语中的数量短语一般要在名词前面。
量词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而被人们充分认识和正名却较晚。学术界一般认为量词萌芽于先秦，发达于汉后。量词产生了，而且在现代汉语中一般不能缺少，可是现在我们在运用时，有时省掉了量词。例如：好像我们是三头六臂，刀枪不入的神仙。（李国文《冬天里的春天》）；一石激起千重浪，一语惊醒梦中人。（武剑青《云飞嶂》）；进入室内，只父亲一人在灯下，我问妈妈呢，父亲说睡下了。（冰心《往事（二）》）。上述第一个例子是四字格或成语，模仿了古代汉语的表达方式，或是为了音节对称。第二个例子是诗歌或顺口溜，也是为了音节对称而省掉量词的。第三个例子是“一+名”的现象。刘祥柏、吴永焕等详细考察了北京话中“一+名”现象。刘祥柏认为，北京话中“一+名”中的“一”是“一个”的合音形式，他的理由是“一+名”中“一”读作阳平[i35]，而不是[i55]，也不是[i51]，而“一”在“个”前的变音就是阳平的[i35]。吴永焕认为“一+名”的产生是由于“一个”在口语中发生了弱化，最后，通用个体量词“个”的音段成分完全脱落的结果。刘文和吴文讨论的都是北京话中“一个+名”中“个”的问题，其实，这也并非是一个个例，“一+量词+名”结构中的非“个”量词也经常隐去。例如：当地山村有一小学，就是这部电影的外景地。街上有一电线杆子给汽车撞了。现在这种量词的隐去也不仅出现在北京话中，日常交际中也常常使用，影视对白还有相声小品中，这些活生生的语言现象经常出现。人们之所以认为“一+名”都是“一个+名”变来的，那是因为“个”是通用量词，在量词中的使用频率最高，所以隐去很容易被看成是“个”的合读或弱化。
综上所述，量词的演变，经过了从较少到逐渐增多，再到丰富，同时又出现了量词省略的这样一个历程。量词从较少到逐渐增多，再到丰富，是为了准确、形象地反映客观对象；为了创新，避免重复；为了音节对称、结构工整。同时出现的量词省略现象也是为了音节整齐或语言简练。
二、量词发展演变的原因
量词发展变化的主要原因是汉语本身的特点和修辞的需要决定的。
1．是准确、形象地反映客观对象的结果。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对客观事物观察得越来越细致、精确，于是量词也就一个接一个地产生了。例如：“一间房”和“一排房”不同，“一本书”和“一摞书”不同、“一滴水”和“一杯水”、“一桶水”不同。这些量词的不同，准确地反映了对象的差异。另外，由于人的想象力不同，在不同时间、地点、不同的心情等主、客观情况下，针对同一个对象，人们会做出不同的反映，因而，文学作品中就出现了同一个客观对象，会有好几个量词的现象。例如：关于“月”的描写，就产生了好多量词。“一弦金色的月”（冰心《寄小读者》），“一眉新月”（魏巍《东方》），“一牙新月”（萧乾《南德的墓秋》），“一钩新月”（菡子《香溪》）。此外，还有“半弓明月”、“一丸冷月”、“一梳月亮”、“一弯月牙”等等。
2．是为了创新，避免重复。人们针对同一个对象从数量方面描写、限制或补充时，本来就可以运用同一个量词，但如果这样，语言表达就会单调、甚至重复。这时，为了创新，避免重复，人们就用了不同的量词。如：“踢一下——踢一脚——踢一踢”；“看一下——看一眼——看一看”等，同一组中的不同数量短语都含有动作短暂的意思，但分别用了不同的量词，是为了避免重复，力求创新。
3．是为了音节对称、结构工整。汉语是讲究音节对称、工整的语言，从古代诗律中能看出来。古汉语的单音节词发展到现代汉语中变成了双音节，如果要计量，只用数词而不用量词，那么就成了三个音节了，读起来、听起来都不顺口、不好听，变成四个音节，就工整了，节奏感强了。例如：“一阵笑声”、“一声巨响”就比“一笑声”、“一巨响”好听。
三、量词发展变化的规律
量词发展变化的规律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旧词的消失。随着社会的发展，词所代表的客观对象逐渐消失了，那么，反映该事物的词也就消失了。该词就成了历史词。我们只能在描写古代的文学作品里见到。例如“贯”，在古代是货币单位，一千叫一贯。如“家产万贯”。但现在用纸币，有了新的计算单位。“贯”作为量词就消失了。还有一种情况是，有的量词可以和几个名词搭配，随着社会的发展，其中一个量词的用法消失了。例如：春秋二祭还有一串钱的赏格。（叶紫《丰收》）这里的“串”，在古代用于成串的金属货币，现代的硬币中间无孔，不能穿成串，就用量词“枚”了。因此，“串”作为金属货币计量单位的这个功能就消失了。但“串”还和别的名词能搭配。如“一串鞭炮”、“一串葡萄”等。
2.新词的产生。一是现实中出现了新事物，没有量词和它搭配，这样就有必要产生新词了。例如复合量词“架次、人次、场次、吨公里、吨海里、秒立方米”等等。
二是现实生活中本来有表示该事物的量词，但为了表达的需要，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又创造了量词。大量的量词都是这样产生的，主要是借用名词、动词和形容词。例如：“一旋笑纹”（老舍《四世同堂》）；“一提粽子”（茅盾《阿四的故事》）；“一饼土块”（沙汀《还乡记》）；“一蹲广平的大石头”（萧军《八月的乡村》）。“笑纹”，一般用的量词为“丝”或“条”，此处的“旋”是创新用法，具有动态。“粽子”，一般用“个”或“块”，这里的“提”着眼于动作，具有动态。“土块”，一般用“块”做量词，这里用“饼”有比喻的作用。“石头”，一般也用“块”，但这里借用动词“蹲”，具有动态感。作家在其作品中，创造了大量的量词，但其生命力主要看能否被全社会广泛使用。
3.词义的演变。第一，词义扩大。量词的范围扩大。例如：量词“个”的范围很大，几乎成了通用的量词了，大多数名词都可以用“个”。又如“朵”，原来只是花或云的量词，但现在有“一朵磷光”、“一朵浆糊”、“一朵红帆”等用法。“朵”作量词的范围扩大了。
第二，词义缩小。缩小了量词所概括的对象的范围。例如：鲁迅的作品里有“一出歌”（鲁迅《华德保粹优劣论》）和“一出戏”的用法，后来随着词语的规范，“出”只能用于戏，不能用于歌，歌的量词只能用“首”、“支”等。这样“出”作为量词的范围缩小了。同样，二、三十年代以前，量词“盏”用于灯、酒、茶水几个不同的名词，现在一般用于灯、酒和茶水的很少用“盏”了，而用“杯”了。
第三，词义转移。有些量词原来用在甲对象上，现在转用在乙对象上。例如：“台”原来可以用在“车”方面，（那台车还在公路上飞跑呢。（刘白羽《扬着灰尘的路上》，但现在多用在机器之类方面。
四、量词的规范化
从量词的发展来看，量词从少到多，应用情况越来越纷繁细致。从语义和表达作用上看，量词除了表达数量之外，还有生动、形象等修辞效果。量词已有很强的生命力和独特的表达效果。至于出现的量词省略现象，刘祥柏认为，“一+名”这种格式会造成“一+名”结构和“一+量词”结构的歧义。如：“他又提来一桶。”有两种理解：一是“他又提来一<只>桶”；二是“它又提来了一桶<水/油>”。我们认为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在具体交际的环境中，说话双方都明白“提来一桶”指的是什么。
另外，量词在方言中也大量存在，而且也很丰富，什么名词使用什么量词，在普通话和方言里各有自己的习惯，有的相同，有的不相同，普通话也从方言中大量吸收量词，增加语言的丰富性和生动性。例如：“幢”、“部”、“丘”，《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注释为方言量词，但从作家作品中的例子来看，黄河两岸，大江南北，香港台湾全国各地以及海外华语地区都广泛地使用着，逐渐成为普通话量词。例如：那是一幢红砖房子。（舒巷城《伦敦的八月》）；在大街上，他遇到十几部大卡车。（老舍《四世同堂》）；在松树旁，在三月雪下，散布着十几丘坟墓。（萧平《三月雪》）。
但有些方言量词很少见于文学作品中，只在语言论文或专著中见到。它们流行的范围很小，始终局限于某一个地区的人的口语中，没有变成书面语词汇。例如：“点把”是武汉方言量词，是“极少的一点儿的意思”。如“点把东西”（朱建颂、刘兴策《武汉方言词汇》）。“生”在客家方言中，常用于人，相当于普通话的“个”。如“一生人”。（陆宗达、俞敏《现代汉语语法》）。可见，方言区的人学习普通话要留心量词的用法，应注意对其规范化，否则会影响意思的表达。
（该文为宝鸡文理学院重点项目，项目编号：ZK0761）
（作者单位：宝鸡文理学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