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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了不起的盖茨比》向读者展示了不同追梦者的幻灭结局，然而人们将视线转投现实时，会发现爵士时代的“美国梦”并没有破灭。本文将试从新历史主义与传统马克思主义角度重构20世纪20年代这一形象，从而说明菲茨杰拉德在描写20世纪20年代时夸大了现实社会的阶级流动问题；而之所以会出现这一情况，是因为菲茨杰拉德的悲观主义对该书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且他的悲观主义源于斯宾格勒和叔本华的哲学思想以及他自身的人生经历。与其说小说揭露的是“美国梦”的虚伪性，即靠个人奋斗不可能在美国社会实现阶级跨越，不如说表达了菲茨杰拉德对社会发展的悲观态度。由此，真正幻灭的不是小说中各类角色的“美国梦”，而是菲茨杰拉德的“美国梦”。
关键词：菲茨杰拉德 阶级流动 新历史主义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
谈及《了不起的盖茨比》，强调通过个人奋斗即可获得成功的“美国梦”总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这是因为小说中的主人公盖茨比，以及其他重要角色如尼克等人身上都展现了“追梦”元素。可是像盖茨比这样的理想主义者没有死于英雄搏斗的场面，而是近乎荒诞地倒在一个受人误导的枪口之下；这一戏剧性的收场往往令人感到他们的梦想不过是一场短暂的幻梦，恰似那求而不得的绿光。国内一些学者（如本文所引述的陈媛媛、崔琰、谷子华、黎敏等）在解读《了不起的盖茨比》时，都会提到“梦的幻灭”，即在美国实现阶级跃升是一个伪命题。然而笔者发现，尽管小说中各阶层的追梦之旅均以失败告终，但是在菲茨杰拉德写就此书的年代里美国的社会流动性依然有其可取之处，小说中形形色色的“幻灭”是他在悲观主义的作用之下决意安排的极端情况；而人们在讨论“梦的幻灭”时之所以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一是受到了新历史主义的影响，二是在利用传统马克思主义解读阶级流动问题时不够全面。此外，本文之所以立足于探讨菲氏小说与现实世界的差别及其幕后原因，并非是在苛责作家必须如实反映现实，而是希望通过探讨菲氏在“梦的幻灭”中所掺杂的夸张成分和悲观色彩，向小说的读者传达这样一个观点：个人奋斗对于阶级跃升来说仍有其现实意义，所谓“已知乾坤大，犹怜草木青”，读者无须被盖茨比式的遭遇所吓倒，而应关注追梦者身上满怀希望、勇于奋进的可贵品质。
一、小说中的幻灭色彩
引言提到，“美国梦”是这部小说的一个关注焦点。事实上，小说里虽然多次出现“梦”“梦想”等词，但是并未直接出现“美国梦”一词。由于这一名词内涵较为复杂，历史变迁繁多，笔者在本文中将小说中的“梦”限定在“靠个人奋斗可以实现阶级向上流动”这一范围之内进行讨论，文中提到的“美国梦”也指这一含义。
这一定义看似简单，其实并不武断，能够精确概括小说里追梦者所追求的梦想。在小说中，尼克从西部来到东部，是为了离开“宇宙的荒凉的边缘”，投身当时炙手可热的金融业，以求致富；茉特尔愿做汤姆的情人，是因为丈夫威尔逊家世贫寒，想觅得有钱人，享受奢侈生活。而盖茨比看似一心追求挚爱，其实并非只为黛西，而是为了她所象征的地位和财富。作者在这对旧情人重逢后写道：“那天下午一定有过一些时刻，黛西远不如他的梦想……他的幻梦超越了她，超越了一切。”小说具体塑造了尼克、茉特尔和盖茨比这三类追梦者的形象，他们各自代表小说中三个阶级。尼克象征着中间层，他出身良好，在名牌大学接受教育；他和汤姆代表的上层社会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本人并未拥有巨额财富，和底层社会接触也较多。茉特尔可以视为底层社会的一个缩影，身陷贫穷，努力向上攀爬。盖茨比作为新兴的富裕有产者，看似可以根据财富划入上层社会，其实在汤姆等人看来他依然是底层的草根；他获得了财富认同，却依旧缺少身份认同，恰似菲茨杰拉德在书中为新富与旧富做出的完美划分：二者的住处都需要相隔一个海湾。不过无论他们属于哪个阶级，三者都有向上流动的渴望，因而推动故事向前发展。三类追梦者汇集到纽约这座大都市，又生逢“柯立芝繁榮”之时，不难想象他们会邂逅一段白手起家、功成名就的美国式佳话。然而无论是才如尼克、貌如茉特尔，还是富如盖茨比，最终都难逃重返故乡、亡命车前和中枪倒下的结局。三类追梦者在小说中都没有实现向上流动的梦想，反而归于各式各样的悲剧。可以说，小说中的故事结局极具幻灭色彩。
由于小说中的世界并非本文的讨论重点，在此笔者对书里世界的幻灭仅作梳理、不作过多论述。相较书内乾坤，本文更加关注小说与现实的差距，以及菲茨杰拉德选择将这一差距放大、使故事充满幻灭色彩的原因。
二、现实世界的流动盛宴
实际上，尽管小说中各阶层试图突破阶级桎梏、最终求而不得的结局令人唏嘘，在菲茨杰拉德身处的年代却存在着一场阶级流动的盛宴，书中殊途同归的“幻灭”是作家有意极端化的结果。笔者认为，人们之所以无法将小说中的悲剧与真实情况剥离，一是受到了新历史主义的影响，二是在利用传统马克思主义解读这一现象时不够全面。下文将试从这两个角度一窥“咆哮的二十年代”的真实面貌。
1.新历史主义理论与20世纪20年代
新历史主义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欧美学界，其中较为重要的理论家包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蒙托斯（Louis Montrose）等人。这一学派有别于传统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主张重新界定文本与历史的关系；他们认为，历史与文本是对等的，相互影响、相互印证，并且人们应关注“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笔者认为，之所以有的学者由《了不起的盖茨比》意识到“美国梦”的虚伪性，得出其必将破灭的结论，是受到了新历史主义观点的影响。通过分析小说中的“文本历史性”和“历史文本性”，人们会发现例如“富勒—麦吉案”等形形色色的真实元素，由此容易推测书中所描写的阶级固化现象也属于真实情况。然而文学批评家弗兰克·克默德（Frank Kermode）曾指出，文本中令人激动的材料未必真实存在，也许是捏造的。新历史主义自从问世，一直是“若干阵营的批评和论战的攻击目标”，存在诸多缺陷。2015年国内有学者总结道，“轶事嫁接法”是新历史主义最糟诟病的手法之一，容易借助过度联想得出主观臆断的结论；从文本的细微之处所发掘的社会文化叙事也存在牵强附会的情况。
关键词：菲茨杰拉德 阶级流动 新历史主义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
谈及《了不起的盖茨比》，强调通过个人奋斗即可获得成功的“美国梦”总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这是因为小说中的主人公盖茨比，以及其他重要角色如尼克等人身上都展现了“追梦”元素。可是像盖茨比这样的理想主义者没有死于英雄搏斗的场面，而是近乎荒诞地倒在一个受人误导的枪口之下；这一戏剧性的收场往往令人感到他们的梦想不过是一场短暂的幻梦，恰似那求而不得的绿光。国内一些学者（如本文所引述的陈媛媛、崔琰、谷子华、黎敏等）在解读《了不起的盖茨比》时，都会提到“梦的幻灭”，即在美国实现阶级跃升是一个伪命题。然而笔者发现，尽管小说中各阶层的追梦之旅均以失败告终，但是在菲茨杰拉德写就此书的年代里美国的社会流动性依然有其可取之处，小说中形形色色的“幻灭”是他在悲观主义的作用之下决意安排的极端情况；而人们在讨论“梦的幻灭”时之所以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一是受到了新历史主义的影响，二是在利用传统马克思主义解读阶级流动问题时不够全面。此外，本文之所以立足于探讨菲氏小说与现实世界的差别及其幕后原因，并非是在苛责作家必须如实反映现实，而是希望通过探讨菲氏在“梦的幻灭”中所掺杂的夸张成分和悲观色彩，向小说的读者传达这样一个观点：个人奋斗对于阶级跃升来说仍有其现实意义，所谓“已知乾坤大，犹怜草木青”，读者无须被盖茨比式的遭遇所吓倒，而应关注追梦者身上满怀希望、勇于奋进的可贵品质。
一、小说中的幻灭色彩
引言提到，“美国梦”是这部小说的一个关注焦点。事实上，小说里虽然多次出现“梦”“梦想”等词，但是并未直接出现“美国梦”一词。由于这一名词内涵较为复杂，历史变迁繁多，笔者在本文中将小说中的“梦”限定在“靠个人奋斗可以实现阶级向上流动”这一范围之内进行讨论，文中提到的“美国梦”也指这一含义。
这一定义看似简单，其实并不武断，能够精确概括小说里追梦者所追求的梦想。在小说中，尼克从西部来到东部，是为了离开“宇宙的荒凉的边缘”，投身当时炙手可热的金融业，以求致富；茉特尔愿做汤姆的情人，是因为丈夫威尔逊家世贫寒，想觅得有钱人，享受奢侈生活。而盖茨比看似一心追求挚爱，其实并非只为黛西，而是为了她所象征的地位和财富。作者在这对旧情人重逢后写道：“那天下午一定有过一些时刻，黛西远不如他的梦想……他的幻梦超越了她，超越了一切。”小说具体塑造了尼克、茉特尔和盖茨比这三类追梦者的形象，他们各自代表小说中三个阶级。尼克象征着中间层，他出身良好，在名牌大学接受教育；他和汤姆代表的上层社会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本人并未拥有巨额财富，和底层社会接触也较多。茉特尔可以视为底层社会的一个缩影，身陷贫穷，努力向上攀爬。盖茨比作为新兴的富裕有产者，看似可以根据财富划入上层社会，其实在汤姆等人看来他依然是底层的草根；他获得了财富认同，却依旧缺少身份认同，恰似菲茨杰拉德在书中为新富与旧富做出的完美划分：二者的住处都需要相隔一个海湾。不过无论他们属于哪个阶级，三者都有向上流动的渴望，因而推动故事向前发展。三类追梦者汇集到纽约这座大都市，又生逢“柯立芝繁榮”之时，不难想象他们会邂逅一段白手起家、功成名就的美国式佳话。然而无论是才如尼克、貌如茉特尔，还是富如盖茨比，最终都难逃重返故乡、亡命车前和中枪倒下的结局。三类追梦者在小说中都没有实现向上流动的梦想，反而归于各式各样的悲剧。可以说，小说中的故事结局极具幻灭色彩。
由于小说中的世界并非本文的讨论重点，在此笔者对书里世界的幻灭仅作梳理、不作过多论述。相较书内乾坤，本文更加关注小说与现实的差距，以及菲茨杰拉德选择将这一差距放大、使故事充满幻灭色彩的原因。
二、现实世界的流动盛宴
实际上，尽管小说中各阶层试图突破阶级桎梏、最终求而不得的结局令人唏嘘，在菲茨杰拉德身处的年代却存在着一场阶级流动的盛宴，书中殊途同归的“幻灭”是作家有意极端化的结果。笔者认为，人们之所以无法将小说中的悲剧与真实情况剥离，一是受到了新历史主义的影响，二是在利用传统马克思主义解读这一现象时不够全面。下文将试从这两个角度一窥“咆哮的二十年代”的真实面貌。
1.新历史主义理论与20世纪20年代
新历史主义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欧美学界，其中较为重要的理论家包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蒙托斯（Louis Montrose）等人。这一学派有别于传统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主张重新界定文本与历史的关系；他们认为，历史与文本是对等的，相互影响、相互印证，并且人们应关注“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笔者认为，之所以有的学者由《了不起的盖茨比》意识到“美国梦”的虚伪性，得出其必将破灭的结论，是受到了新历史主义观点的影响。通过分析小说中的“文本历史性”和“历史文本性”，人们会发现例如“富勒—麦吉案”等形形色色的真实元素，由此容易推测书中所描写的阶级固化现象也属于真实情况。然而文学批评家弗兰克·克默德（Frank Kermode）曾指出，文本中令人激动的材料未必真实存在，也许是捏造的。新历史主义自从问世，一直是“若干阵营的批评和论战的攻击目标”，存在诸多缺陷。2015年国内有学者总结道，“轶事嫁接法”是新历史主义最糟诟病的手法之一，容易借助过度联想得出主观臆断的结论；从文本的细微之处所发掘的社会文化叙事也存在牵强附会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