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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之初,一批外国人来中国旅行,他们所拍摄的照片不经意间记录下了中国社会的某些细节。本期专题,我们请三位“老外”回顾当时在中国的旅行见闻,也来看他们1978-1990年在中国旅行期间拍摄的照片。业余拍摄,彩色信息,外来者视角,共同形成这些照片的趣味。
我在“你办事, 我放心”前面拍了合影
葛大为(David Gleit)
葛大为是美国人David Gleit的中文名。1978-1989年曾多次来中国旅行。2007年,他把在那些年拍摄于中国的几百张照片上传到网络上,一些网友开始转发这些照片,并且讨论自己的城市和生活在近三十年间的巨大变化,一时间他成了网络红人。葛大为学过六年中文,有东亚研究的专业背景,在七十年代的美国大概属于“左翼青年”,在八十年代中期进入金融业,他的故事非常有趣。
——编者
我 1978年第一次来中国时,还很少有美国人到中国旅行,我觉得我和中国一定有某种特殊的“缘分”。1942-1945年我父亲曾在中印之间的驼峰航线上服役,他是美国陆军航空队(美国空军的前身)运输机的机械师,当时这条航线为国民政府运送抗战物资。在二战后他从未想过自己有机会再次回到中国。30年之后的1978年12月,这个愿望实现了。并且,就在我们到达广州的那一天,我在广州的《人民日报》上看到了中美正式建交的消息,这真是惊人的巧合,我把那张报纸拍了下来。
对我来说,一切都是从中餐开始的。我在纽约长大,父母几乎每周都带我去吃中餐,很小我就记得“馄饨汤,春卷,叉烧排骨,火烧鸭,炒饭,炒面”。高中时,我开始对中国现代历史感兴趣,钦佩中国人民的革命,痴迷于毛泽东的故事。70年代初,在杜克大学学习历史和宗教之后,我到斯坦福大学东亚研究中心读硕士。在斯坦福的第二年,有一个机会可以去台湾学一年中文(当时我已学了四年中文)。我们当时所有人都更想去大陆,但是在1977年,美国学生还无法到大陆留学,所以台湾是唯一的选择。
在台大(台湾大学)学习期间,我偶然发现香港的“中华旅行社”有广州佛山三日游,这太棒了!这趟旅行需要特别的手续:我们要在香港的美国领事馆领取新的护照,这个护照上没有台湾当局的签注,只用于在大陆旅行,我们用这个护照,进入大陆。回到香港后,我们再用旧的护照回到台湾,台湾的签证官就不会发现我们去过大陆。这套手续很管用。首次旅行是在1978年4月,那年12月,我邀请我父母和兄弟在香港相聚,又去了一趟广州。
1978年,我已经在台湾学习将近一年了,能用很好的普通话与中国人交流,能看懂报纸上80%的内容。作为一个外国人,我对中国历史、文化、政治的理解应该算是很好的了,我觉得我做好了准备来感受大陆。比如,我知道华国锋,我还知道据报道,毛泽东对华国锋说过“你办事,我放心”。我和我的同学们在1978年4月的广州也见到了“你办事”的宣传画,我们在宣传画前面拍了合影。在广州的街上,只要我开口说中文,很快就会围过来一圈人听我说话。我记得有个人问我在哪儿学的中文,我告诉他们:“老实说,我的中文多半是在台湾学的”。他们一般会接着问“台湾?台湾怎么样?”然后我就说“台湾还不错,比这里现代化一点”。他们的反馈会是:“嗯,有趣……”或是“是的,我们听说过!”我还记得街上遇到过一个人,问我从香港到美国的机票多少钱一张。
有天下午的安排是到广州郊外参观“人民公社”,我们听说在那里看到的是一些安排好的“表演”,于是我们告诉导游,我们对这个不感兴趣,能否用那个下午游览中山大学。令我们吃惊的是他们同意了,他们只是告诫我们要“小心”,我当然明白他的意思。我们自己上了一辆公交车,毫无问题的到了大学,见到了一些大学生,甚至参观了他们的宿舍,和我在台大的宿舍很像。我们能够自由的游览广州市区,过程没人跟着我们,我当时对这种自由很吃惊。
1978年我去大陆旅行两次,总共只有6天,但那之前我在台湾呆了一年半,所以我当时对台湾比对大陆更熟悉。就我的经验来说,当时台湾和大陆真是非常不同的地方。
最大的不同是经济领域。台湾当时已经是自由市场,创业型经济,似乎社会上每个人都有一点自己的小生意,街上有非常非常多的店铺,马路上堵满了出租车、摩托车和公交车。我在台湾首次见到全家人——父母和两个孩子,骑在一辆摩托车上。在夜里,台北的很多街区比旧金山还要亮,霓虹闪烁,人潮涌动。大陆则不同,相比台北,当时的广州没有什么新建筑,看起来很“旧”,夜晚的城市也黯淡无光,没有霓虹灯,没有小生意,也没有摩托车。街上人很多,但是一切节奏都很慢,人们也更闲适。有一件事情是相同的——两地的公交车都非常拥挤。
在台湾,我与三名研究生分享一间宿舍。当时的台湾当局是很反共的,几乎台湾所有人都觉得大陆是个大监狱,因为媒体不遗余力渲染这一形象。当时台湾民众无法与大陆的民众接触,他们对大陆居民的日常生活真的不大了解。但外国留学生又想读大陆的书籍和报纸,所以我们得去一间本地学生不允许进入的“特别”房间,才能看到大陆的出版物。我们在美国学中文和中国历史的时候,是没有这种限制的,你可以在旧金山的唐人街买到《人民日报》,街上的书店也能买到大陆出版的书籍。在当时的台湾,国民党对出版物的限制比美国更多。
从政治角度看,当时这两边明显是敌对状态。在台北,我看到标语上写着“光复大陆”,在广州,标语写着“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我记得当时的台湾媒体谈到大陆的时候总是会加上“匪”字。从语言学角度来看这很有趣,但是作为一名理想主义的美国学生,我不喜欢当时国民党政府对媒体的这种控制,也不喜欢他们对批评的禁止。
文化是个很大的话题,我想两边在文化方面是相近的,但总是有一点小小的不同。食物几乎是相同的,但台湾食品更多受西方影响,街头有更多的快餐。台湾人喜欢美国电影和电视剧,他们了解美国影星的名字,但他们给美国影星起的中文名字听起来很滑稽,像是“格里高利·派克”。我的第一部《星战》是1977年在台北看的,我的第一部成龙电影《醉拳》也是在台湾看的。我对那段时间的华语电影比较熟悉,当时大陆的电影看起来很老式,也太过政治化。不过我很喜欢电影《刘三姐》,我也喜欢演员刘晓庆。语言当然是非常相似的,台湾说“冷气”,大陆说“空调”。台湾没人会称配偶为“爱人”。有一次一位台湾教授告诉我,在台湾不应该用“水平”,因为这个词是“他们”使用的,他建议我使用“水准”替代。说数字的时候,我对大量使用的代替数字“1”的“幺”很吃惊,在台湾我没听过这种用法。 我1980年回到美国后,在旧金山得到了一份帮助难民在美国定居的工作,当时难民中的很多是华人,我在这里认识了我后来的妻子芳。芳的父母出生在广州附近,之后移民到越南,芳在越南海防出生,越战期间生活在那里,她的家庭乘坐一艘小船离开越南,1978年在香港被搭救,之后辗转到了美国。帮助难民的工作很好,但收入不高,我决定去再上学,于是去了伯克利读MBA,并在1986年进入金融领域工作。
1986年,我和我的同学来到中国旅行,这次我先到了上海,不同于北京所具有的皇家气派,它是我见过的最现代的中国城市,马路上的商店和人们的着装都比其他中国城市要前卫许多,或者说,它正在成为中国最现代的城市,你能很清楚的感觉到它正慢慢苏醒过来,成为中国商业和现代文化的代表。我记得在上海买小笼包时,服务员问我要多少两,我不知道“两”是什么,我以为他们在说我要多少量,我就说了十,结果他们给了我10两。我付钱时,服务员问我要粮票。我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我说我没有粮票,但我有外汇券。他们高兴地拿了外汇券,再没提粮票的事。
在从上海去广州的火车上,我一个人单独坐着。一位非常迷人的上海女孩听到了我和旁边的人在说中文,就很直接地过来开始和我聊天。她是上海人,去广州看朋友。然后我们在广州住进了同一个宾馆,她和她的朋友一道。我记得我们在广州一起吃了晚饭,还去跳了Disco。然后我们一起去了深圳,去了一个公园划船,两个人开心极了,这里面有些浪漫的元素。这样的事情,我敢说绝对不会在1978年的中国发生。
1978年到中国旅游的外国人还不是很多。我拍这些照片,只是想和大家分享这些城市到底什么样。我当时还是学生,每张照片都得花钱,所以我对自己拍了多少照片一清二楚,我拍的远远不及我想要拍的数量。中国人喜欢这些照片,部分原因是因为这样的照片非常少。在当时的中国,单反相机在普通人家中远未普及,人们当时大多数时候也是在家庭聚会或者结婚时拍照,那些照片是给家人看的。我的照片拍的大多数是日常生活的场景,比如公交车、商店和街景,这些不是当时的中国人的拍摄对象,大概人们很少从他们照片里看到这类生活景象。
1981年的鸭子更美味,我们吃了个精光
阿姆斯特朗夫妇
(Donald
我在“你办事, 我放心”前面拍了合影
葛大为(David Gleit)
葛大为是美国人David Gleit的中文名。1978-1989年曾多次来中国旅行。2007年,他把在那些年拍摄于中国的几百张照片上传到网络上,一些网友开始转发这些照片,并且讨论自己的城市和生活在近三十年间的巨大变化,一时间他成了网络红人。葛大为学过六年中文,有东亚研究的专业背景,在七十年代的美国大概属于“左翼青年”,在八十年代中期进入金融业,他的故事非常有趣。
——编者
我 1978年第一次来中国时,还很少有美国人到中国旅行,我觉得我和中国一定有某种特殊的“缘分”。1942-1945年我父亲曾在中印之间的驼峰航线上服役,他是美国陆军航空队(美国空军的前身)运输机的机械师,当时这条航线为国民政府运送抗战物资。在二战后他从未想过自己有机会再次回到中国。30年之后的1978年12月,这个愿望实现了。并且,就在我们到达广州的那一天,我在广州的《人民日报》上看到了中美正式建交的消息,这真是惊人的巧合,我把那张报纸拍了下来。
对我来说,一切都是从中餐开始的。我在纽约长大,父母几乎每周都带我去吃中餐,很小我就记得“馄饨汤,春卷,叉烧排骨,火烧鸭,炒饭,炒面”。高中时,我开始对中国现代历史感兴趣,钦佩中国人民的革命,痴迷于毛泽东的故事。70年代初,在杜克大学学习历史和宗教之后,我到斯坦福大学东亚研究中心读硕士。在斯坦福的第二年,有一个机会可以去台湾学一年中文(当时我已学了四年中文)。我们当时所有人都更想去大陆,但是在1977年,美国学生还无法到大陆留学,所以台湾是唯一的选择。
在台大(台湾大学)学习期间,我偶然发现香港的“中华旅行社”有广州佛山三日游,这太棒了!这趟旅行需要特别的手续:我们要在香港的美国领事馆领取新的护照,这个护照上没有台湾当局的签注,只用于在大陆旅行,我们用这个护照,进入大陆。回到香港后,我们再用旧的护照回到台湾,台湾的签证官就不会发现我们去过大陆。这套手续很管用。首次旅行是在1978年4月,那年12月,我邀请我父母和兄弟在香港相聚,又去了一趟广州。
1978年,我已经在台湾学习将近一年了,能用很好的普通话与中国人交流,能看懂报纸上80%的内容。作为一个外国人,我对中国历史、文化、政治的理解应该算是很好的了,我觉得我做好了准备来感受大陆。比如,我知道华国锋,我还知道据报道,毛泽东对华国锋说过“你办事,我放心”。我和我的同学们在1978年4月的广州也见到了“你办事”的宣传画,我们在宣传画前面拍了合影。在广州的街上,只要我开口说中文,很快就会围过来一圈人听我说话。我记得有个人问我在哪儿学的中文,我告诉他们:“老实说,我的中文多半是在台湾学的”。他们一般会接着问“台湾?台湾怎么样?”然后我就说“台湾还不错,比这里现代化一点”。他们的反馈会是:“嗯,有趣……”或是“是的,我们听说过!”我还记得街上遇到过一个人,问我从香港到美国的机票多少钱一张。
有天下午的安排是到广州郊外参观“人民公社”,我们听说在那里看到的是一些安排好的“表演”,于是我们告诉导游,我们对这个不感兴趣,能否用那个下午游览中山大学。令我们吃惊的是他们同意了,他们只是告诫我们要“小心”,我当然明白他的意思。我们自己上了一辆公交车,毫无问题的到了大学,见到了一些大学生,甚至参观了他们的宿舍,和我在台大的宿舍很像。我们能够自由的游览广州市区,过程没人跟着我们,我当时对这种自由很吃惊。
1978年我去大陆旅行两次,总共只有6天,但那之前我在台湾呆了一年半,所以我当时对台湾比对大陆更熟悉。就我的经验来说,当时台湾和大陆真是非常不同的地方。
最大的不同是经济领域。台湾当时已经是自由市场,创业型经济,似乎社会上每个人都有一点自己的小生意,街上有非常非常多的店铺,马路上堵满了出租车、摩托车和公交车。我在台湾首次见到全家人——父母和两个孩子,骑在一辆摩托车上。在夜里,台北的很多街区比旧金山还要亮,霓虹闪烁,人潮涌动。大陆则不同,相比台北,当时的广州没有什么新建筑,看起来很“旧”,夜晚的城市也黯淡无光,没有霓虹灯,没有小生意,也没有摩托车。街上人很多,但是一切节奏都很慢,人们也更闲适。有一件事情是相同的——两地的公交车都非常拥挤。
在台湾,我与三名研究生分享一间宿舍。当时的台湾当局是很反共的,几乎台湾所有人都觉得大陆是个大监狱,因为媒体不遗余力渲染这一形象。当时台湾民众无法与大陆的民众接触,他们对大陆居民的日常生活真的不大了解。但外国留学生又想读大陆的书籍和报纸,所以我们得去一间本地学生不允许进入的“特别”房间,才能看到大陆的出版物。我们在美国学中文和中国历史的时候,是没有这种限制的,你可以在旧金山的唐人街买到《人民日报》,街上的书店也能买到大陆出版的书籍。在当时的台湾,国民党对出版物的限制比美国更多。
从政治角度看,当时这两边明显是敌对状态。在台北,我看到标语上写着“光复大陆”,在广州,标语写着“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我记得当时的台湾媒体谈到大陆的时候总是会加上“匪”字。从语言学角度来看这很有趣,但是作为一名理想主义的美国学生,我不喜欢当时国民党政府对媒体的这种控制,也不喜欢他们对批评的禁止。
文化是个很大的话题,我想两边在文化方面是相近的,但总是有一点小小的不同。食物几乎是相同的,但台湾食品更多受西方影响,街头有更多的快餐。台湾人喜欢美国电影和电视剧,他们了解美国影星的名字,但他们给美国影星起的中文名字听起来很滑稽,像是“格里高利·派克”。我的第一部《星战》是1977年在台北看的,我的第一部成龙电影《醉拳》也是在台湾看的。我对那段时间的华语电影比较熟悉,当时大陆的电影看起来很老式,也太过政治化。不过我很喜欢电影《刘三姐》,我也喜欢演员刘晓庆。语言当然是非常相似的,台湾说“冷气”,大陆说“空调”。台湾没人会称配偶为“爱人”。有一次一位台湾教授告诉我,在台湾不应该用“水平”,因为这个词是“他们”使用的,他建议我使用“水准”替代。说数字的时候,我对大量使用的代替数字“1”的“幺”很吃惊,在台湾我没听过这种用法。 我1980年回到美国后,在旧金山得到了一份帮助难民在美国定居的工作,当时难民中的很多是华人,我在这里认识了我后来的妻子芳。芳的父母出生在广州附近,之后移民到越南,芳在越南海防出生,越战期间生活在那里,她的家庭乘坐一艘小船离开越南,1978年在香港被搭救,之后辗转到了美国。帮助难民的工作很好,但收入不高,我决定去再上学,于是去了伯克利读MBA,并在1986年进入金融领域工作。
1986年,我和我的同学来到中国旅行,这次我先到了上海,不同于北京所具有的皇家气派,它是我见过的最现代的中国城市,马路上的商店和人们的着装都比其他中国城市要前卫许多,或者说,它正在成为中国最现代的城市,你能很清楚的感觉到它正慢慢苏醒过来,成为中国商业和现代文化的代表。我记得在上海买小笼包时,服务员问我要多少两,我不知道“两”是什么,我以为他们在说我要多少量,我就说了十,结果他们给了我10两。我付钱时,服务员问我要粮票。我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我说我没有粮票,但我有外汇券。他们高兴地拿了外汇券,再没提粮票的事。
在从上海去广州的火车上,我一个人单独坐着。一位非常迷人的上海女孩听到了我和旁边的人在说中文,就很直接地过来开始和我聊天。她是上海人,去广州看朋友。然后我们在广州住进了同一个宾馆,她和她的朋友一道。我记得我们在广州一起吃了晚饭,还去跳了Disco。然后我们一起去了深圳,去了一个公园划船,两个人开心极了,这里面有些浪漫的元素。这样的事情,我敢说绝对不会在1978年的中国发生。
1978年到中国旅游的外国人还不是很多。我拍这些照片,只是想和大家分享这些城市到底什么样。我当时还是学生,每张照片都得花钱,所以我对自己拍了多少照片一清二楚,我拍的远远不及我想要拍的数量。中国人喜欢这些照片,部分原因是因为这样的照片非常少。在当时的中国,单反相机在普通人家中远未普及,人们当时大多数时候也是在家庭聚会或者结婚时拍照,那些照片是给家人看的。我的照片拍的大多数是日常生活的场景,比如公交车、商店和街景,这些不是当时的中国人的拍摄对象,大概人们很少从他们照片里看到这类生活景象。
1981年的鸭子更美味,我们吃了个精光
阿姆斯特朗夫妇
(Dona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