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时光飞逝，转瞬间《广西文学》就到了七旬大庆。回想十年前，它创刊六十周年之际，我曾写了一首诗，以表示自己的感激之情和祝贺之意：
文苑耕耘六十年，嫣红姹紫育芳妍。
为人作嫁少成老，鼓浪淘沙苦亦甜。
我学雕虫蒙指引，君曾斧凿正方圆。
岁逢花甲当同庆，更待春来艳满园。
确实，对广西文学界之言，《广西文学》的成就是巨大的，许多作家都是在它的帮助之下，燃起了走上文学道路的初心，又在它的鼓励之下，坚定了写作的信念，直至成就了自己的文学追求。对广西本地作家而言，也许他的代表作不是刊发在《广西文学》上，但他早期那些牙牙学语的习作，应该都得到过这份家乡刊物的扶持。所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广西文学》，广西的文学事业真不知要走到哪一步，如同平日文友的戏言：广西文学史肯定要重写了。
我如今已进入花甲之年，作为《广西文学》忠实的读者和作者，与它有着四十多年交情。我开始接触《广西文学》，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的事了，在学校那堆“文革”中被革命小将们丢弃的旧书刊里，我看到了当年的《红水河》，那是《广西文学》的前身。看到那些区内最早的文学成果，熟悉了陆地、苗延秀、包玉堂等人的大名。只是没想到，多年之后，自己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就在《广西文学》上。
1979年的7月，二十啷当岁的我还在县体校给学生们教语文，课余写些教学参考文章，同时也学着写小说。上个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开过，伤痕文学正如火如荼地出现在全国各级报刊上。乘着思想解放的大潮，我也写了些类似的习作，其中有一篇写音乐家命运波折的小说《春江花月》，刊发在《广西文学》的7月号上。县里文化界的人都吃惊不小，因为数十年来，本县还是第一次有人能在省刊发表万余字的作品，一次拿到了七十元稿酬，差不多相当于自己这个中专毕业生两个月的工资了！
尽管在今天看来，当年反映“文革”的作品，更多的还只是展示苦难，缺少真正意义上的反思，但对于人们认识“文革”错误、推动改革开放还是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几乎与此同时，我发表在家乡刊物《金田》上的另一篇小说《贫协组长》，根据生活原型，熔铸了自己的思考，塑造出一个终生追求进步、获得奖状无数却又仍然与富裕无缘的贫协组长形象，赢来了众多读者的赞誉。
1980年底，《广西文学》组织一次青年作者的采风活动，我幸运地受邀参加，此生得以第二次来到省城。参加那次采风的，是当时正活跃在文坛上的新锐作者，有蒋锡元、彭匈、王志梧等，那时他们正当盛年，英气勃勃，工作在广西各地，后来日渐成为文艺界的翘楚，也成为我终生的良师益友。他们热情地带着我这个不谙世事的小弟，开着善意的玩笑，到北海和涠洲岛去痛玩一番。我第一次看到波澜壮阔的大海，心情激动自不待言。其时北海还没开发，漫长的沙滩上长满了大片木麻黄，给人满目苍凉之感。傍晚的海风劲吹脸上，我怅望着落日下漫长的海岸线，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日后这里繁荣的模样。
此后，我与《广西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1984年下半年，我参加了广西作家协会举办的第四期文学讲习班，经常聆听作家和编辑的讲课，得以与《广西文学》的老师们近距离地接触，受教于他们的耳提面命，听他们指导如何修改稿件，与他们畅谈文学与人生，从中感受到那股浓烈的既严厉又慈祥的师长之爱。我还与蒋锡元、罗传洲、范浩鸣等编辑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
1987年下半年，我到北京鲁迅文学院进修。而上一年，祖母去世，我回乡参加她的葬礼，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催使我写下了中篇小说《南方的葬礼》，自我感觉有一定的突破，便兴冲冲地带稿进京，乘便交给了《中国作家》的编辑。编辑看后很高兴，告诉我通过了一审二审。进修回来，我一直期待着好消息，但一年之后，编辑来信说稿件最后没能通过终审，也没说什么原因，这让我很是沮丧。失望之中想到了《广西文学》，想到它一直以来对自己的扶持和帮助，便将稿件发给它。《广西文学》像一位不计前嫌的父辈，欣然接纳了外出流浪归来的孩子，于1988年11月号发表了拙作，引来一时好评。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的林为进等评论家还为小说写了评论。四年之后，小说获得了第二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颁发的文艺创作铜鼓奖。
此后，《廣西文学》的编辑不论长辈同辈还是晚辈，都成了我的良师益友，都给了我热情的帮助，在这里，我记下他们的名字，向他们致以一个普通作者的崇高敬意！
他们是：李宝靖、张辛、梁发源、李竑、潘荣才、叶宗翰、田丁、蒋锡元、罗传洲、杨克、严风华、覃瑞强、范浩鸣、冯艳冰、吴小刚、韦露……他们以自己的文学才思，汇成了一条强有力的发条，在一点一点地推动着广西文学事业向前，从昨天走到今天，又从今天走向明天……
【潘大林，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学创作一级职称，曾任《金田》杂志主编，贵港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广西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职，作品散见于《中国作家》《小说家》《清明》《四川文学》《广西文学》等报刊，出版有个人专著《广西当代作家丛书·潘大林卷》《南方的葬礼》和长篇小说《黑旗旋风》等十余种，曾获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文艺创作铜鼓奖、中国作家协会庄重文文学奖。】
责任编辑 韦 露
文苑耕耘六十年，嫣红姹紫育芳妍。
为人作嫁少成老，鼓浪淘沙苦亦甜。
我学雕虫蒙指引，君曾斧凿正方圆。
岁逢花甲当同庆，更待春来艳满园。
确实，对广西文学界之言，《广西文学》的成就是巨大的，许多作家都是在它的帮助之下，燃起了走上文学道路的初心，又在它的鼓励之下，坚定了写作的信念，直至成就了自己的文学追求。对广西本地作家而言，也许他的代表作不是刊发在《广西文学》上，但他早期那些牙牙学语的习作，应该都得到过这份家乡刊物的扶持。所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广西文学》，广西的文学事业真不知要走到哪一步，如同平日文友的戏言：广西文学史肯定要重写了。
我如今已进入花甲之年，作为《广西文学》忠实的读者和作者，与它有着四十多年交情。我开始接触《广西文学》，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的事了，在学校那堆“文革”中被革命小将们丢弃的旧书刊里，我看到了当年的《红水河》，那是《广西文学》的前身。看到那些区内最早的文学成果，熟悉了陆地、苗延秀、包玉堂等人的大名。只是没想到，多年之后，自己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就在《广西文学》上。
1979年的7月，二十啷当岁的我还在县体校给学生们教语文，课余写些教学参考文章，同时也学着写小说。上个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开过，伤痕文学正如火如荼地出现在全国各级报刊上。乘着思想解放的大潮，我也写了些类似的习作，其中有一篇写音乐家命运波折的小说《春江花月》，刊发在《广西文学》的7月号上。县里文化界的人都吃惊不小，因为数十年来，本县还是第一次有人能在省刊发表万余字的作品，一次拿到了七十元稿酬，差不多相当于自己这个中专毕业生两个月的工资了！
尽管在今天看来，当年反映“文革”的作品，更多的还只是展示苦难，缺少真正意义上的反思，但对于人们认识“文革”错误、推动改革开放还是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几乎与此同时，我发表在家乡刊物《金田》上的另一篇小说《贫协组长》，根据生活原型，熔铸了自己的思考，塑造出一个终生追求进步、获得奖状无数却又仍然与富裕无缘的贫协组长形象，赢来了众多读者的赞誉。
1980年底，《广西文学》组织一次青年作者的采风活动，我幸运地受邀参加，此生得以第二次来到省城。参加那次采风的，是当时正活跃在文坛上的新锐作者，有蒋锡元、彭匈、王志梧等，那时他们正当盛年，英气勃勃，工作在广西各地，后来日渐成为文艺界的翘楚，也成为我终生的良师益友。他们热情地带着我这个不谙世事的小弟，开着善意的玩笑，到北海和涠洲岛去痛玩一番。我第一次看到波澜壮阔的大海，心情激动自不待言。其时北海还没开发，漫长的沙滩上长满了大片木麻黄，给人满目苍凉之感。傍晚的海风劲吹脸上，我怅望着落日下漫长的海岸线，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日后这里繁荣的模样。
此后，我与《广西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1984年下半年，我参加了广西作家协会举办的第四期文学讲习班，经常聆听作家和编辑的讲课，得以与《广西文学》的老师们近距离地接触，受教于他们的耳提面命，听他们指导如何修改稿件，与他们畅谈文学与人生，从中感受到那股浓烈的既严厉又慈祥的师长之爱。我还与蒋锡元、罗传洲、范浩鸣等编辑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
1987年下半年，我到北京鲁迅文学院进修。而上一年，祖母去世，我回乡参加她的葬礼，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催使我写下了中篇小说《南方的葬礼》，自我感觉有一定的突破，便兴冲冲地带稿进京，乘便交给了《中国作家》的编辑。编辑看后很高兴，告诉我通过了一审二审。进修回来，我一直期待着好消息，但一年之后，编辑来信说稿件最后没能通过终审，也没说什么原因，这让我很是沮丧。失望之中想到了《广西文学》，想到它一直以来对自己的扶持和帮助，便将稿件发给它。《广西文学》像一位不计前嫌的父辈，欣然接纳了外出流浪归来的孩子，于1988年11月号发表了拙作，引来一时好评。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的林为进等评论家还为小说写了评论。四年之后，小说获得了第二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颁发的文艺创作铜鼓奖。
此后，《廣西文学》的编辑不论长辈同辈还是晚辈，都成了我的良师益友，都给了我热情的帮助，在这里，我记下他们的名字，向他们致以一个普通作者的崇高敬意！
他们是：李宝靖、张辛、梁发源、李竑、潘荣才、叶宗翰、田丁、蒋锡元、罗传洲、杨克、严风华、覃瑞强、范浩鸣、冯艳冰、吴小刚、韦露……他们以自己的文学才思，汇成了一条强有力的发条，在一点一点地推动着广西文学事业向前，从昨天走到今天，又从今天走向明天……
【潘大林，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学创作一级职称，曾任《金田》杂志主编，贵港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广西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职，作品散见于《中国作家》《小说家》《清明》《四川文学》《广西文学》等报刊，出版有个人专著《广西当代作家丛书·潘大林卷》《南方的葬礼》和长篇小说《黑旗旋风》等十余种，曾获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文艺创作铜鼓奖、中国作家协会庄重文文学奖。】
责任编辑 韦 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