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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随着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凸显以及生态学理论的日益完善，生态话题越来越成为文学创作和研究的新内容。虽然国内外有关生态文学研究的专著和专业论文数量颇为丰富，但是聚焦十七年小说生态话题的专门性研究相对不足，甚至有学者论断中国的生态文学起源于上世纪八十年代，而刻意回避了十七年文学中的生态书写。本文尝试从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两个角度出发把握十七年小说中的生态书写，重点阐释这一时期小说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始终贯穿着冲突与和谐的朦胧表达以及在人与人关系方面始终清晰地探究人情与人性的矛盾表达。
关键词：十七年小说 生态书写 人与自然 人与人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人与自然的畸形关系已经威胁到了人类的生存环境，人们生活质量在提高的同时，相反自然环境受到严重的挑战，如瘟疫、病毒、泥石流、大气污染、地震等自然灾害频频爆发。生态问题在21世纪引起了社会各界高度的注意，尤其是在文艺界，评论家和作家将他们的目光聚焦在生态话题研究方面，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十七年小说作为新时期小说重要的借鉴资源，其中也有不乏关于生态话题的内容表达。
一.人与自然：寻找冲突与和谐的朦胧表达
人与自然的关系一直被创作者重视，历代文人骚客的诗词歌赋皆有所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最理想的状态莫过于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这种关系因叙事主体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表达模式，如王宇：“精神与技术的完胜——对抗/征服关系中的人与自然”，这是他对十七年文学中人与自然关系的阐释，其中主要谈到人凌驾于自然之上，利用自然，主要强调人的主体作用。这种观点是目前学界相对认可的观点，但是由于作者过分强调人的力量，反而忽视了自然的反作用，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具有一定的局限。
1.人畜关系：相互依靠饱含温情
我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历来的国家大政方针都比较重视农业的发展，当然十七年文学时期也不例外，国家对农村建设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正是出于这样的大背景，当时文艺创作紧跟时代大潮，将农村建设融入自己的作品中，创作出属于时代的作品，其中最耐人寻味的是人畜关系。
之前的作品很少关注牲畜，更不会将它与人联系。牲畜只是生产劳动的工具，没有人关注它的命运和境遇。但十七年小说中的农业合作化小说中普遍涉及到人畜关系的描写，如《创业史》《水向东流》《山乡巨变》等作品。在柳青《创业史》中：“吃吧！吃吧！你在咱家只吃这一顿啰。”“吃饱不想家”“你这就要走啰，一早一晚，我到饲养社来看你。”[1]这是梁三老汉在送白马去合作社之前的一段独白，他舍不得白马离开，将其视为自己的家人，一直用心照顾，拼命护其周全。我们不能用传统的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去理解人畜之间这种类似于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表达，而应尝试去理解这种特殊的情感存在。
十七年小说中人畜关系的描写中除了人对牲畜行为上的爱护，还有一些作家注意到牲畜对人情感上的更深层的意义。比如李满天《水向东流》：“半夜三更，我就抱着牲口的脑袋淌眼泪，和它们诉说”，[2]这是秦趁心在受了委屈之后无人倾诉，只能将自己的委屈向自家家畜讲述。足可见，牲畜的存在除了进田劳作，还有安慰人心、抚慰心灵的作用。还有浩然《艳阳天》中饲养员马老四在自己受伤的情况下想的还是合作社里的牲口，《饲养员赵大叔》更是视骡子为自己的孩子，本来打算去看儿子，结果因不放心社里牲口，着急赶回来。在这些人眼中，把牲畜看得比自己的家人还要重要，即使为它们付出生命都未尝不可。但也有作品中对人畜关系的书写依旧延续了传统写作观念：牲畜是提高生产力的重要动力，人利用它们进行重要的生产活动，如《暴风骤雨》中分马的过程，郭全海和老田太太都想要沙栗儿马，他们看重牲畜带来的劳动价值，人畜关系仅仅停留在利用与被利用的层面上。这种矛盾的人畜关系与农民的小农意识是分不开，牲畜的存在就是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增加他们的收益。因此，在十七年小说中作家对人畜关系的处理相对复杂。
在机械化时代未到来之前，牲畜是农业生产活动的唯一帮手，它们代替了机械工具，在提高生产效率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人畜之间的利用与被利用关系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这其中人对牲畜的关心与照顾，使这种关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和谅解，同时打破传统意义上牲畜是人的附庸者的概念，也浅显地传达出人畜和谐相处的理念。
2.人地关系：相互斗争紧跟时代
新中国的成立经历了漫长的革命斗争，由落后的旧中国向新民主主义国家过渡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极其重视土地问题、土地政策，关心农民的温饱问题。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人地问题被摆在关键的位置。
作家以其敏锐的观察力，发现了人与土地之间存在着某种矛盾的关系，在其作品中也真实而全面的再现，如《红旗谱》、《锻炼锻炼》、《艳阳天》等。梁斌《红旗谱》中写道：“河神庙前后四十八亩庙产，自从你当上堤董，凭仗刀笔行事，变成你冯氏的祖产。冯兰池呀冯兰池！今天咱姓朱的要跟你要算清老账，要是算不清楚，我叫你活不下去，”[3]这是朱老巩回应冯兰池索要土地的场景，在这一段描写中，土地的所有权为他人非法所得，农民连耕作的权利都被剥夺。对农民来说，土地所得是他们唯一的经济来源和指望，人通过耕种土地，获得粮食。然而在这个特殊的年代，土地并非农民所有，而被地方乡绅所有。那么如何帮助农民获得土地成为革命爆发的重要原因，在农民获得土地的过程中，革命和斗争成为主要手段，如《暴风骤雨》中“三斗韩老六”，党组织成员通过批斗地主韩老六来获得土地的合法性，最后将土地分给农民来捍卫新生的政权。
十七年小说在处理人地关系时，往往会与当时的革命進程相关，《暴风骤雨》则写的是土改发生前后的故事，这一时期人地的矛盾关系被人与地主的矛盾关系代替，人们通过武装暴力革命从地主的手中夺回土地，从而使国家获得土地所有权。在这段历史讲述中，农民与地主作为两个对立面，人地关系依旧停留在斗争——翻身的思维逻辑阶段，没有突出40年代农村题材小说的写作重围，而是延续了革命历史题材的讲述模式。
关键词：十七年小说 生态书写 人与自然 人与人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人与自然的畸形关系已经威胁到了人类的生存环境，人们生活质量在提高的同时，相反自然环境受到严重的挑战，如瘟疫、病毒、泥石流、大气污染、地震等自然灾害频频爆发。生态问题在21世纪引起了社会各界高度的注意，尤其是在文艺界，评论家和作家将他们的目光聚焦在生态话题研究方面，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十七年小说作为新时期小说重要的借鉴资源，其中也有不乏关于生态话题的内容表达。
一.人与自然：寻找冲突与和谐的朦胧表达
人与自然的关系一直被创作者重视，历代文人骚客的诗词歌赋皆有所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最理想的状态莫过于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这种关系因叙事主体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表达模式，如王宇：“精神与技术的完胜——对抗/征服关系中的人与自然”，这是他对十七年文学中人与自然关系的阐释，其中主要谈到人凌驾于自然之上，利用自然，主要强调人的主体作用。这种观点是目前学界相对认可的观点，但是由于作者过分强调人的力量，反而忽视了自然的反作用，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具有一定的局限。
1.人畜关系：相互依靠饱含温情
我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历来的国家大政方针都比较重视农业的发展，当然十七年文学时期也不例外，国家对农村建设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正是出于这样的大背景，当时文艺创作紧跟时代大潮，将农村建设融入自己的作品中，创作出属于时代的作品，其中最耐人寻味的是人畜关系。
之前的作品很少关注牲畜，更不会将它与人联系。牲畜只是生产劳动的工具，没有人关注它的命运和境遇。但十七年小说中的农业合作化小说中普遍涉及到人畜关系的描写，如《创业史》《水向东流》《山乡巨变》等作品。在柳青《创业史》中：“吃吧！吃吧！你在咱家只吃这一顿啰。”“吃饱不想家”“你这就要走啰，一早一晚，我到饲养社来看你。”[1]这是梁三老汉在送白马去合作社之前的一段独白，他舍不得白马离开，将其视为自己的家人，一直用心照顾，拼命护其周全。我们不能用传统的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去理解人畜之间这种类似于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表达，而应尝试去理解这种特殊的情感存在。
十七年小说中人畜关系的描写中除了人对牲畜行为上的爱护，还有一些作家注意到牲畜对人情感上的更深层的意义。比如李满天《水向东流》：“半夜三更，我就抱着牲口的脑袋淌眼泪，和它们诉说”，[2]这是秦趁心在受了委屈之后无人倾诉，只能将自己的委屈向自家家畜讲述。足可见，牲畜的存在除了进田劳作，还有安慰人心、抚慰心灵的作用。还有浩然《艳阳天》中饲养员马老四在自己受伤的情况下想的还是合作社里的牲口，《饲养员赵大叔》更是视骡子为自己的孩子，本来打算去看儿子，结果因不放心社里牲口，着急赶回来。在这些人眼中，把牲畜看得比自己的家人还要重要，即使为它们付出生命都未尝不可。但也有作品中对人畜关系的书写依旧延续了传统写作观念：牲畜是提高生产力的重要动力，人利用它们进行重要的生产活动，如《暴风骤雨》中分马的过程，郭全海和老田太太都想要沙栗儿马，他们看重牲畜带来的劳动价值，人畜关系仅仅停留在利用与被利用的层面上。这种矛盾的人畜关系与农民的小农意识是分不开，牲畜的存在就是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增加他们的收益。因此，在十七年小说中作家对人畜关系的处理相对复杂。
在机械化时代未到来之前，牲畜是农业生产活动的唯一帮手，它们代替了机械工具，在提高生产效率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人畜之间的利用与被利用关系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这其中人对牲畜的关心与照顾，使这种关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和谅解，同时打破传统意义上牲畜是人的附庸者的概念，也浅显地传达出人畜和谐相处的理念。
2.人地关系：相互斗争紧跟时代
新中国的成立经历了漫长的革命斗争，由落后的旧中国向新民主主义国家过渡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极其重视土地问题、土地政策，关心农民的温饱问题。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人地问题被摆在关键的位置。
作家以其敏锐的观察力，发现了人与土地之间存在着某种矛盾的关系，在其作品中也真实而全面的再现，如《红旗谱》、《锻炼锻炼》、《艳阳天》等。梁斌《红旗谱》中写道：“河神庙前后四十八亩庙产，自从你当上堤董，凭仗刀笔行事，变成你冯氏的祖产。冯兰池呀冯兰池！今天咱姓朱的要跟你要算清老账，要是算不清楚，我叫你活不下去，”[3]这是朱老巩回应冯兰池索要土地的场景，在这一段描写中，土地的所有权为他人非法所得，农民连耕作的权利都被剥夺。对农民来说，土地所得是他们唯一的经济来源和指望，人通过耕种土地，获得粮食。然而在这个特殊的年代，土地并非农民所有，而被地方乡绅所有。那么如何帮助农民获得土地成为革命爆发的重要原因，在农民获得土地的过程中，革命和斗争成为主要手段，如《暴风骤雨》中“三斗韩老六”，党组织成员通过批斗地主韩老六来获得土地的合法性，最后将土地分给农民来捍卫新生的政权。
十七年小说在处理人地关系时，往往会与当时的革命進程相关，《暴风骤雨》则写的是土改发生前后的故事，这一时期人地的矛盾关系被人与地主的矛盾关系代替，人们通过武装暴力革命从地主的手中夺回土地，从而使国家获得土地所有权。在这段历史讲述中，农民与地主作为两个对立面，人地关系依旧停留在斗争——翻身的思维逻辑阶段，没有突出40年代农村题材小说的写作重围，而是延续了革命历史题材的讲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