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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是养得起就能生吗？
2007年5月13日，文坛狂人韩寒在博客上发表《社会退步和政府敲诈》一文，引发网民争议。此文源起于日前安徽省出台的富人超生惩罚条例，他认为政府无权征收所谓的“社会抚养费”。
事情的起因是安徽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日前宣布，安徽省目前正在探索具体办法，以遏制名人富人超生的现象蔓延。对违反规定生育第二个子女的，按夫妻双方上一年度收入的3～4倍征收社会抚养费，每再多生一个子女的，依法增加2倍收取社会抚养费。据了解，按照新的管理办法，安徽已对一个违反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私营企业老板征收了60万元的社会抚养费。
韩寒以他一贯的冷酷讥诮追问：
1.为什么这钱叫社会抚养费？是不是以后这个孩子由社会抚养？那自己还用不用抚养，寄养在安徽省省长家里行不？
2. 社会抚养过我们什么？
3. 我觉得，有钱人为了减轻国家人口负担，完全可以移民，这样多生不光不罚款，还可以再将中国的人口减少三个以上。是对这个国家最大的贡献。不管富人的财富来源是否合法，多赶走点富人，可以最迅速而有效地拉近贫富差距，一举多得。
4. 这个规定还是没有解决中国现在最实际最迫切的穷人多生孩子的问题，如果他们没有收入，或者是负收入，那4倍以后岂不是罚款负数，负数的罚款是不是意味着计生委要倒贴？
网上支持韩寒的、痛斥韩寒的泾渭分明，各执一词。
至少有一点韩寒是错误的，他的理由与那些超生贵族的逻辑如出一辙——我养得起就能生。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副主任祁光华评价说，“超生罚款实际上就是给予机会的付费制，但是忽略了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你生两个，实际上侵占了其他人未来发展的社会资源。”社会的确是对孩子的成长承载负担的，虽然这些环节不一定是能看见的。按照法律规定，凡是超生的须按照要求交纳社会抚养金，金额按照居民年人均收入的3～10倍来缴纳，以弥补社会抚养多余孩子所花费的成本，那么这些钱真的够补偿社会的付出吗？
北京市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李芸莉认为，一个孩子从出生到最后成长成人，能够为社会创造财富，这个当中要占用的社会资源，远远不是他所交的那一点社会抚养费所能够替代的。所以应该说社会抚养费只是补偿性的、惩戒性的收费。我们多生一个人，就给社会多增加了一份负担，最后都加到社会上去，社会资源环境就不堪重负了。
我国从70年代末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使世界60亿人口日和中国13亿人口日的到来各推迟了4年。但是我国人口基数庞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同时人口的急剧增长对于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的消耗正在以几何倍数剧增。毕竟名人富人超生潜在地占据了很多社会资源，社会资源的贫瘠又潜在地不能够维持社会再分配的平衡问题。富人的种姓家族继续占据着更多优厚社会资源。常言说，独木不成林，人单力薄。这个社会越来越多的裙带关系，血缘关系，逐渐垄断政治、经济大动脉。
960万平方公里适合生存多少中国人呢？学者认为，一般是7亿人比较适度，我们现在13亿人，已经多了6亿人了，到2035年的时候达到人口顶峰期，比现在我们所说的适度人口7亿多出8亿多。清华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李强下了这样的结论。
按照目前的情况，采用行政强制干涉的方式几乎是行不通的，你不能不给多生的孩子上户口，更不能剥夺一个生命生存的权利，名人富人也正是利用这一点来和政策博弈。
名人超生各有奇招
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名人超生向社会传递了“有钱就能多生”的危险信号。
王菲、景岗山，陈凯歌等明星膝下至少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孩子。陈凯歌和陈红有两个儿子，都在美国出生，陈凯歌夫妻都已经加入美国国籍，全家人长期定居北京。著名国际打星李连杰绝对是“超生老爸”，他与前妻黄秋燕曾经生了两个女儿,和现任妻子利智也有两个女儿。内地也有不少明星和大腕纷纷去香港，取得当地的居住证，这样，在香港就可以不受内地计划生育的限制了。
毛阿敏前几年生了一个女儿，去年年底又在上海生下一个公子，而孩子的父亲到底是谁算是给大家伙出了一道谜语题。毛阿敏生了二胎以后，她的经纪人赶紧声明，毛阿敏没有外国国籍，但是她生二胎绝对也符合国家政策。《上海市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规定，符合“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一方为独生子女，一方为上海农业户口”条件的家庭可以申请办理生二胎手续。所以，有网民搞笑猜测：莫非老二他爹是农民朋友？
歌手景岗山与马葭婚后有一子一女，不惜以重金为爱女买外国国籍。
郝海东因超生交了5万元罚款。
名人能超生，富人自然也落不下。上海市就作了这样一项统计，自2002年至2005年下半年，上海市共有84例超生被认为是富人超生，占超生总数的7%。国家对生育第二胎有严格规定，但是要说超生条件，估计那些明星大腕多少都能沾上一两个，实在不成，人家还有最后一招杀手锏——认罚。
北京曙光街道世纪城西区的居委会计生主任李雪平一提计生工作相当头疼。像这种高档的住宅小区，从各个地方迁入的外来人口多而杂，躲在深宅大院、连排别墅里很难找到。
与许多经济发达地区相似，浙江省名人、富人超生情况普遍存在。浙江温州以发达的民营经济闻名天下，也是富人、名人超生现象较为严重的地区。王利权依靠一个服装厂，已经积累了600多万元的资产。他的3个孩子都在外地的一所私立学校上学。王利权的弟弟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多子多孙、人丁兴旺嘛！再说了，多一个孩子也就是多一双筷子。”王利权说。在生第二个孩子时，王利权拿了张假证明，说他的第一个女儿有先天性心脏病。到了生第三个孩子的时候，他让老婆去了外地一个亲戚家。“生完孩子回来，反正政府也不敢把生下来的孩子掐死，交了罚款就什么事都没有了。”王利权说，将来管理厂子的事情也有人手了，外人管自己的钱物还是不放心。”
已有一个7岁孩子的张红（化名）是一家大型企业的部门经理，收入颇丰，觉得孩子太少了，“小家庭不热闹”。于是，夫妇俩决定再生一个孩子。张红夫妇通过关系，弄到了一张第一个孩子有先天性疾病的证明，于是顺利地怀上了第二个孩子。为了达到超生目的，各人采取的方式更是各显神通：有找人代孕超生的；有假离婚，让超生合法化的；也有人花钱“买”二胎准生证；有人伪造第一个孩子是收养的证明；更有人甚至借出国机会在国外生育，令孩子自动获得外国国籍以规避国内计生政策……
不怕罚暴露制度漏洞
今年2月7日，浙江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章文彪在浙江省人口发展状况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对于名人、富人超生情况，浙江将采取征收高额社会抚养费等措施，情节恶劣的，将予以曝光。比如某名人、富人超生二胎，年收入为100万元，当地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两万元，则征收该名人富人的社会抚养费为192万元。浙江省高调向“超生贵族”宣战的背景，是今年1月22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该决定提出：“严肃处理违纪违法行为，凡违法生育的，一律依法征收社会抚养费；造成恶劣影响的，可予以公开揭露；是党员、干部的，依纪依法从严惩处。”
去年，瑞安市一私营企业主因违法生育第二胎，被征收了68万元“社会抚养费”，成为温州市迄今被征社会抚养金数额最高案例。在温州，私营企业主超生被重罚的事例屡见不鲜。然而，经济处罚这种“软”措施却被证明收效甚微。2005年，温州市征收的“社会抚养费”为1．8亿元，2006年则达到了创纪录的2．2亿元。违法生育的人数并没有减少。
有关人士分析，对制裁名人、富人超生态度的升温，实际显示了《条例》执行的艰难和无法回避的现实尴尬：从作为惩罚措施的“社会抚养金”越收越多的现状看，这几年富人、名人超生的现象其实并没减少。
名人富人超生的背后，其实就是对这个传统观念的变相体现。中国的国情与传统观念又有复苏的嫌疑，传宗接代、光宗耀祖、氏族门阀的观念依然是压在中国人头上的三座大山。一大部分人的心理还处于封建社会的思想观念阶段，他们最大的“自豪”无非源于个人地位和生活：
血统出身论。老子英雄儿好汉。因为自身的地位能给孩子提供一个更好的发展平台。学校挑好的读，业找好的就。无论经商从政，父辈的资源成为子女命运的保证。
氏族门阀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是血统概念的一个延伸。官僚贵族阶级的凸现，无疑是当今很多名人富人以及政府公务人员超生的一大主要原因。
明星富人们绞尽脑汁多生孩子，认为自己基因很优秀，认为能让孩子接受最好的教育，这样培养出的孩子日后也许是精英中的精英。高人中的高人。对此，李芸莉回答说，很多领导人也都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他们素质就低吗？目前从科学技术的发展，从科学研究的发展看，农民的遗传基因和高学历的遗传基因并没有不同。
不久前，国家人口计生委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正在制定相关政策严惩富人、名人超生的违法现象。富人、名人超生将不仅受到重罚，而且会列入不良记录名单，将不能参加各类奖项的评选。国家人口计生委政法司司长于学军表示，去年，人口计生委曾在4个城市进行了调查，发现名人、富人超生绝大部分都是超生二胎，只有10%的是超生三胎。
于学军强调，考虑到他们大部分都并不惧怕罚款，而是注重名誉。因而国家人口计生委计划建立一个不良记录档案，一旦富人、名人超生了，他们就将受到经济和社会谴责的双重惩罚，包括他们将不能参加各种奖项的评选等。湖南省委副书记、省长周强要求，对违反计生政策超生多生的名人、高收入者等要公开曝光，对任何违反计划生育国策的个人，依法进行严肃查处。
但因为是法外施法，所以计生委只能是“联合”相关部门和组织“寻求”合作帮助，“建议”出台文件。你计生委管得了优生，能管得了包括政府部门在内的组织给富人授予头衔和荣誉吗？
笔者以为，说富人、名人不惧怕罚款（其实是社会抚养费征收），只能说明对他们的超生征费（社会抚养费）没有征到位，以年收入为征收基数的罚则，对谁都有相当震慑力的，富人、名人依法应缴巨款才是，可计生部门实收了多少？说富人、名人注重名誉，这话可能有点儿不切实际，很多富人、名人行事并不忌惮名誉、荣誉，再以此胁迫他们规矩守法不超生，恐怕免不了打错算盘算错账。
富人、名人超生现象突出，说明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现行法规执行不到位，特别是应有处罚力度的社会抚养费征缴，应缴未缴或未足缴；二是现行法规本身有漏洞，对富人、名人限制不够。如是二者，只能由计生部门在自己的范围内“反求诸己”，尽快修补法规漏洞，而不是与其他部门组织搞什么联合，找个社会荣誉作“人质”。
建议职能部门不妨在政策执行上多下工夫，这事关维护国策的权威性。责任部门除了完善有关法规和制度，更要及时弥补管理中的漏洞——比如“准生证”的发放。同时，考虑到“超生新贵”这个群体多为社会强势人群的属性，在经济杠杆难以发挥作用的情况下，要将社会荣誉从其手中剥离出来，让他们知道，违背国策必然要付出代价。
请超生贵族们记住著名哲学家、布达佩斯俱乐部主席欧文·拉兹洛的劝诫：在个人欲望与社会责任发生冲突时，“想到全球、负责任地生活”。
编辑/向阳
2007年5月13日，文坛狂人韩寒在博客上发表《社会退步和政府敲诈》一文，引发网民争议。此文源起于日前安徽省出台的富人超生惩罚条例，他认为政府无权征收所谓的“社会抚养费”。
事情的起因是安徽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日前宣布，安徽省目前正在探索具体办法，以遏制名人富人超生的现象蔓延。对违反规定生育第二个子女的，按夫妻双方上一年度收入的3～4倍征收社会抚养费，每再多生一个子女的，依法增加2倍收取社会抚养费。据了解，按照新的管理办法，安徽已对一个违反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私营企业老板征收了60万元的社会抚养费。
韩寒以他一贯的冷酷讥诮追问：
1.为什么这钱叫社会抚养费？是不是以后这个孩子由社会抚养？那自己还用不用抚养，寄养在安徽省省长家里行不？
2. 社会抚养过我们什么？
3. 我觉得，有钱人为了减轻国家人口负担，完全可以移民，这样多生不光不罚款，还可以再将中国的人口减少三个以上。是对这个国家最大的贡献。不管富人的财富来源是否合法，多赶走点富人，可以最迅速而有效地拉近贫富差距，一举多得。
4. 这个规定还是没有解决中国现在最实际最迫切的穷人多生孩子的问题，如果他们没有收入，或者是负收入，那4倍以后岂不是罚款负数，负数的罚款是不是意味着计生委要倒贴？
网上支持韩寒的、痛斥韩寒的泾渭分明，各执一词。
至少有一点韩寒是错误的，他的理由与那些超生贵族的逻辑如出一辙——我养得起就能生。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副主任祁光华评价说，“超生罚款实际上就是给予机会的付费制，但是忽略了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你生两个，实际上侵占了其他人未来发展的社会资源。”社会的确是对孩子的成长承载负担的，虽然这些环节不一定是能看见的。按照法律规定，凡是超生的须按照要求交纳社会抚养金，金额按照居民年人均收入的3～10倍来缴纳，以弥补社会抚养多余孩子所花费的成本，那么这些钱真的够补偿社会的付出吗？
北京市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李芸莉认为，一个孩子从出生到最后成长成人，能够为社会创造财富，这个当中要占用的社会资源，远远不是他所交的那一点社会抚养费所能够替代的。所以应该说社会抚养费只是补偿性的、惩戒性的收费。我们多生一个人，就给社会多增加了一份负担，最后都加到社会上去，社会资源环境就不堪重负了。
我国从70年代末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使世界60亿人口日和中国13亿人口日的到来各推迟了4年。但是我国人口基数庞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同时人口的急剧增长对于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的消耗正在以几何倍数剧增。毕竟名人富人超生潜在地占据了很多社会资源，社会资源的贫瘠又潜在地不能够维持社会再分配的平衡问题。富人的种姓家族继续占据着更多优厚社会资源。常言说，独木不成林，人单力薄。这个社会越来越多的裙带关系，血缘关系，逐渐垄断政治、经济大动脉。
960万平方公里适合生存多少中国人呢？学者认为，一般是7亿人比较适度，我们现在13亿人，已经多了6亿人了，到2035年的时候达到人口顶峰期，比现在我们所说的适度人口7亿多出8亿多。清华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李强下了这样的结论。
按照目前的情况，采用行政强制干涉的方式几乎是行不通的，你不能不给多生的孩子上户口，更不能剥夺一个生命生存的权利，名人富人也正是利用这一点来和政策博弈。
名人超生各有奇招
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名人超生向社会传递了“有钱就能多生”的危险信号。
王菲、景岗山，陈凯歌等明星膝下至少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孩子。陈凯歌和陈红有两个儿子，都在美国出生，陈凯歌夫妻都已经加入美国国籍，全家人长期定居北京。著名国际打星李连杰绝对是“超生老爸”，他与前妻黄秋燕曾经生了两个女儿,和现任妻子利智也有两个女儿。内地也有不少明星和大腕纷纷去香港，取得当地的居住证，这样，在香港就可以不受内地计划生育的限制了。
毛阿敏前几年生了一个女儿，去年年底又在上海生下一个公子，而孩子的父亲到底是谁算是给大家伙出了一道谜语题。毛阿敏生了二胎以后，她的经纪人赶紧声明，毛阿敏没有外国国籍，但是她生二胎绝对也符合国家政策。《上海市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规定，符合“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一方为独生子女，一方为上海农业户口”条件的家庭可以申请办理生二胎手续。所以，有网民搞笑猜测：莫非老二他爹是农民朋友？
歌手景岗山与马葭婚后有一子一女，不惜以重金为爱女买外国国籍。
郝海东因超生交了5万元罚款。
名人能超生，富人自然也落不下。上海市就作了这样一项统计，自2002年至2005年下半年，上海市共有84例超生被认为是富人超生，占超生总数的7%。国家对生育第二胎有严格规定，但是要说超生条件，估计那些明星大腕多少都能沾上一两个，实在不成，人家还有最后一招杀手锏——认罚。
北京曙光街道世纪城西区的居委会计生主任李雪平一提计生工作相当头疼。像这种高档的住宅小区，从各个地方迁入的外来人口多而杂，躲在深宅大院、连排别墅里很难找到。
与许多经济发达地区相似，浙江省名人、富人超生情况普遍存在。浙江温州以发达的民营经济闻名天下，也是富人、名人超生现象较为严重的地区。王利权依靠一个服装厂，已经积累了600多万元的资产。他的3个孩子都在外地的一所私立学校上学。王利权的弟弟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多子多孙、人丁兴旺嘛！再说了，多一个孩子也就是多一双筷子。”王利权说。在生第二个孩子时，王利权拿了张假证明，说他的第一个女儿有先天性心脏病。到了生第三个孩子的时候，他让老婆去了外地一个亲戚家。“生完孩子回来，反正政府也不敢把生下来的孩子掐死，交了罚款就什么事都没有了。”王利权说，将来管理厂子的事情也有人手了，外人管自己的钱物还是不放心。”
已有一个7岁孩子的张红（化名）是一家大型企业的部门经理，收入颇丰，觉得孩子太少了，“小家庭不热闹”。于是，夫妇俩决定再生一个孩子。张红夫妇通过关系，弄到了一张第一个孩子有先天性疾病的证明，于是顺利地怀上了第二个孩子。为了达到超生目的，各人采取的方式更是各显神通：有找人代孕超生的；有假离婚，让超生合法化的；也有人花钱“买”二胎准生证；有人伪造第一个孩子是收养的证明；更有人甚至借出国机会在国外生育，令孩子自动获得外国国籍以规避国内计生政策……
不怕罚暴露制度漏洞
今年2月7日，浙江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章文彪在浙江省人口发展状况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对于名人、富人超生情况，浙江将采取征收高额社会抚养费等措施，情节恶劣的，将予以曝光。比如某名人、富人超生二胎，年收入为100万元，当地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两万元，则征收该名人富人的社会抚养费为192万元。浙江省高调向“超生贵族”宣战的背景，是今年1月22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该决定提出：“严肃处理违纪违法行为，凡违法生育的，一律依法征收社会抚养费；造成恶劣影响的，可予以公开揭露；是党员、干部的，依纪依法从严惩处。”
去年，瑞安市一私营企业主因违法生育第二胎，被征收了68万元“社会抚养费”，成为温州市迄今被征社会抚养金数额最高案例。在温州，私营企业主超生被重罚的事例屡见不鲜。然而，经济处罚这种“软”措施却被证明收效甚微。2005年，温州市征收的“社会抚养费”为1．8亿元，2006年则达到了创纪录的2．2亿元。违法生育的人数并没有减少。
有关人士分析，对制裁名人、富人超生态度的升温，实际显示了《条例》执行的艰难和无法回避的现实尴尬：从作为惩罚措施的“社会抚养金”越收越多的现状看，这几年富人、名人超生的现象其实并没减少。
名人富人超生的背后，其实就是对这个传统观念的变相体现。中国的国情与传统观念又有复苏的嫌疑，传宗接代、光宗耀祖、氏族门阀的观念依然是压在中国人头上的三座大山。一大部分人的心理还处于封建社会的思想观念阶段，他们最大的“自豪”无非源于个人地位和生活：
血统出身论。老子英雄儿好汉。因为自身的地位能给孩子提供一个更好的发展平台。学校挑好的读，业找好的就。无论经商从政，父辈的资源成为子女命运的保证。
氏族门阀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是血统概念的一个延伸。官僚贵族阶级的凸现，无疑是当今很多名人富人以及政府公务人员超生的一大主要原因。
明星富人们绞尽脑汁多生孩子，认为自己基因很优秀，认为能让孩子接受最好的教育，这样培养出的孩子日后也许是精英中的精英。高人中的高人。对此，李芸莉回答说，很多领导人也都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他们素质就低吗？目前从科学技术的发展，从科学研究的发展看，农民的遗传基因和高学历的遗传基因并没有不同。
不久前，国家人口计生委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正在制定相关政策严惩富人、名人超生的违法现象。富人、名人超生将不仅受到重罚，而且会列入不良记录名单，将不能参加各类奖项的评选。国家人口计生委政法司司长于学军表示，去年，人口计生委曾在4个城市进行了调查，发现名人、富人超生绝大部分都是超生二胎，只有10%的是超生三胎。
于学军强调，考虑到他们大部分都并不惧怕罚款，而是注重名誉。因而国家人口计生委计划建立一个不良记录档案，一旦富人、名人超生了，他们就将受到经济和社会谴责的双重惩罚，包括他们将不能参加各种奖项的评选等。湖南省委副书记、省长周强要求，对违反计生政策超生多生的名人、高收入者等要公开曝光，对任何违反计划生育国策的个人，依法进行严肃查处。
但因为是法外施法，所以计生委只能是“联合”相关部门和组织“寻求”合作帮助，“建议”出台文件。你计生委管得了优生，能管得了包括政府部门在内的组织给富人授予头衔和荣誉吗？
笔者以为，说富人、名人不惧怕罚款（其实是社会抚养费征收），只能说明对他们的超生征费（社会抚养费）没有征到位，以年收入为征收基数的罚则，对谁都有相当震慑力的，富人、名人依法应缴巨款才是，可计生部门实收了多少？说富人、名人注重名誉，这话可能有点儿不切实际，很多富人、名人行事并不忌惮名誉、荣誉，再以此胁迫他们规矩守法不超生，恐怕免不了打错算盘算错账。
富人、名人超生现象突出，说明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现行法规执行不到位，特别是应有处罚力度的社会抚养费征缴，应缴未缴或未足缴；二是现行法规本身有漏洞，对富人、名人限制不够。如是二者，只能由计生部门在自己的范围内“反求诸己”，尽快修补法规漏洞，而不是与其他部门组织搞什么联合，找个社会荣誉作“人质”。
建议职能部门不妨在政策执行上多下工夫，这事关维护国策的权威性。责任部门除了完善有关法规和制度，更要及时弥补管理中的漏洞——比如“准生证”的发放。同时，考虑到“超生新贵”这个群体多为社会强势人群的属性，在经济杠杆难以发挥作用的情况下，要将社会荣誉从其手中剥离出来，让他们知道，违背国策必然要付出代价。
请超生贵族们记住著名哲学家、布达佩斯俱乐部主席欧文·拉兹洛的劝诫：在个人欲望与社会责任发生冲突时，“想到全球、负责任地生活”。
编辑/向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