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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西厢记》中张生和崔莺莺历经波折后终成眷属，本文从好感与意中人、美感与幸福、性本能和理智、主动性与意志力、现实性和理想性等几对关系的处理中进行文化心理的解读，从而试析出《西厢记》张生与崔莺莺爱情的文化心理。
关键词：《西厢记》 爱情观 文化心理
《西厢记》全名《崔莺莺待月西厢记》，是元代著名杂剧作家王实甫的经典古典戏剧。其书曲词艳丽优美，富有浓烈的诗的意境，是中国古典戏剧的现实主义杰出作品，对后世的爱情题材小说、戏剧的创作具有深厚的影响。王实甫在“董西厢”的基础上进行了再创造，出色地把崔莺莺与张生的故事搬上了戏曲舞台。王实甫的《西厢记》问世之后，揄扬的文字连篇累牍，不胜枚举。它之所以能赢得人们的喜爱，关键在于表达了人们的心声。《西厢记》全部杂剧由《张君瑞闹道场》、《崔莺莺夜听琴》、《张君瑞害相思》、《草桥店梦莺莺》、《张君瑞庆团圆》五本二十一折组成。王实甫写作《西厢记》，充满了创造精神。从主题思想的深度看，在中国古代戏曲史上，《西厢记》破天荒地喊出了“愿普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的口号，的确振聋发聩。作者提出了否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式的旧式婚姻的思想，热情歌唱青年男女的叛逆精神，大力批判虚伪的封建礼教和禁欲主义，指出只有这种在男女平等基础上的爱情，才应当成为婚姻的基础。
但是，实际上爱情是人生最复杂、最神秘、最多彩的一种情感，也是一门深奥的学问。中国古人长期受封建礼教思想的束缚而由父母媒人包办婚姻，故而爱情在婚姻生活中总是处于极其尴尬的地位：有情的往往被拆散，无情的却终成连理。《西厢记》勇敢地向封建礼教挑战，充分地肯定了爱情的价值和地位，提出了“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进步爱情观。发人深省的是，在提出这一观点之前，《西厢记》至少描述了下列问题，强调自由恋爱是人们向往的美好婚姻前提。
一 好感与意中人
爱情产生的基本条件必须是男女双方都互有好感。这种好感可能是彼此在长久交往中孕育起来的，从而互为意中人。这种好感也可能是双方偶然相遇，刹那间爆发出来的，这就是双方对各自在长久想象中的意中人，在现实生活中的猛然出现。前者如贾宝玉和林黛玉，后者则如张生和崔莺莺。
张生和崔莺莺是一见钟情，然而他们在未遇之前，各自对意中人却都有所向往和憧憬，只不过在现实中没有遇到过中意者。直到普救寺二人相遇，尤其崔莺莺深情的“临去秋波那一转”，便让张生黯然销魂，欲罢不能。
张生与崔莺莺彼此就是意中人。所以，一见面就产生了好感。张生慨叹“怎当她临去秋波那一转，休道是小生，便是铁石人也意惹情牵”。崔莺莺则感叹：“谁肯把针儿将线牵，向东邻送个殷勤”，这足以说明张生、崔莺莺在彼此未遇前，在爱情的道路上已走过了构想意中人的心理过程，所以两人目光一旦相遇，就立刻点燃了他们心底爱情的火焰。多情郎遇见了有情娘，“虽然是眼角儿传情，他两个心自省”，就是这种情况的写照。
二 美感与幸福
好感是直觉，感觉只敲开爱情殿堂的大门。好感的产生将驱使双方密切关注，相互交往，相互观察，彼此作理智思考、评价，当确认对方就是自己无可替代的意中人时，各自在心理上就会感到极大的满足，这时就会产生美满幸福的感觉。“情人眼里出西施”，此时彼此都会以为对方是自己心目中崇拜的对象，对方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崇高的、难得的人，彼此赏识、赞誉、依恋、陶醉，双方都会感到一种和谐的、统一的美感。处于迷醉状态的双方好似共驾一叶小舟在爱情激流中飘荡，这时他们看不到对方的缺陷，只感到幸福，难舍难分。
美感是进入爱情殿堂的开始。在这个阶段幸福感会与日俱增，此时，双方会立下海誓山盟，会为对方牺牲一切。张生观察崔莺莺的春风面、新月眉、樱桃口、白玉齿、柳腰、纤足……以为是遇到了神仙、观音，他赞誉崔莺莺是“天姿国色”。而在崔莺莺眼中的张生则是一表人才、满腹才华、性格温顺的上上之选。这种互相倾倒的美感之情正是促使他们爱情迅猛发展的催化剂，使他们内心感到无比的甜蜜。为了获得幸福、收获爱情张生和崔莺莺都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张生抛弃了功名，放弃了科举考试，崔莺莺不顾与郑恒已缔结过婚约，不顾母亲的阻拦，抛却了名节贞操。
张生与崔莺莺彼此以对方为美，以得到对方的爱情为幸福，冲破了封建礼教的藩篱和束缚，人们曾高度评价他们的爱情社会意义。但就崔莺莺与张生的作为看，只不过是真正爱情的必然表现，真正的爱情是自由的，力量是巨大的，它决不容许一切专横指挥和强加干涉。也只有真正的爱，自由的爱，才能获得美感和幸福。自由纯真的爱情与封建专制礼教是天敌，《西厢记》正是表现了这一观点——自由恋爱的观点。
三 性本能和理智
“爱情的动力和内在本质是男子和女子的性欲，是延续种属的本能。”性本能对于爱情的产生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但不起决定作用，起决定作用的是理智。性冲动的行为在爱情发展的道路上是必然会出现的，爱情就是异性间彼此追求，不过并不是单纯的色情追求，而是在理智参与下对特定对象和美好生活的追求，性本能是导引这种追求的原动力，但这种原动力能否促成爱情，关键还在于人所特有的理智。
张生为崔莺莺牵肠挂肚，相思成疾，崔莺莺为张生憔悴瘦损、坐卧无绪。如果将此仅看作是他们性本能未能得到满足的苦闷，实在是对张生、崔莺莺的曲解。假如张生与崔莺莺的爱情只为性欲，在性冲动的支配下，他跳墙与崔莺莺相会，便会发生与剧中所写显然相反的举动。假使崔莺莺与张生只有性本能，那在约张生相会时，她也早就和张生做了“露水夫妻”。正因他们追求的是真正的爱情，所以剧中处处表现他们不失理智，理智能够抑制性本能的泛滥，理智也能促发性本能，理智与性本能交互作用在爱情发展中是一个既矛盾又统一的过程。在经过了慎重的思考后，崔莺莺终于跨过封建礼教的门坎，挣脱了封建礼教对其心理的束缚，她终于向自由的爱情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以身相许了。张生和崔莺莺的结合是人性的颂歌，是以反封建的理智战胜封建礼教的颂歌。 四 主动性与意志力
最初的含情脉脉，会使男女双方在心灵上引起莫大的颤动，促发爱情的种子萌芽。爱情萌发之后，能否迅速发展，还取决于双方的主动性和意志力。
如果张生和崔莺莺在佛殿相遇后，彼此只满足于好感、美感、沉溺于自我陶醉的幻梦境界，彼此都消极等待幸福的爱情从天而降，那他们永远不会获得爱情。恰恰相反，《西厢记》细致地描述了张生与崔莺莺是如何不懈地追求爱情和主动争取爱情到来的全过程。张生借房、闹斋、吟诗、传简、鼓琴、跳墙的种种行为，就是他为追求爱情所采取的主动进攻。爱情决不只是苦思冥想，更重要的是行动。行动、主动进攻，是爱情艰难历程由浅入深获得转机的关键。但主动的行为不可暴躁前进，要抓住时机，制造时机，利用时机，在时机未成熟时就要忍耐。主动的行为进取也决不会一帆风顺，挫折倒是常事，这种情况下也需要忍耐，忍耐和等待靠的是对爱情到来的信心和坚强的意志力。张生、崔莺莺都是具有坚强意志力的典范。
白马解围之后，张生和崔莺莺以为就会顺利得到幸福和爱情，没曾想到老夫人突然变卦，在这挫折面前，张生和崔莺莺都没有放弃对爱情的追求。尤其是张生一系列的主动进取，中间曾经过多少挫折，难怪红娘、崔莺莺都感到张生是一个“志诚种”。正因为其志诚，所以才“心诚则灵”，“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虽然张生深感“空调眼色，经今半载，这其间委实难捱”，但他还是以坚强的意志“捱”了下来，得到了爱情的回报，所以，他感叹“若不是真心耐，志诚捱，怎能勾这相思苦尽甘来”。
崔莺莺对爱情的态度也并不是完全被动的。爱情能够发展，从来是双方主动的结果。对张生的每一举动，她都有所回报，诸如联诗，听琴，酬简，这些回报就是她的主动行为。和张生一样，为了爱情她也历尽折磨。但她比张生更谨慎，更小心地寻找着、等待着时机，终于迈出了深夜私会——对他们爱情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一步。如果没有崔莺莺这么大胆的、勇敢的、决定性的、主动的一步，张生所追求的爱情、幸福、情感再强烈十倍、百倍，也不过还是镜花水月。崔莺莺对爱情的信念决不亚于张生，“不恋豪杰，不羡骄奢；自愿地生则同食，死则同穴”的表白，是崔莺莺对爱情采取主动性和具有非凡意志力的主要证明。
五 现实性和理想性
每一个人都是现实的人、社会的人，因而爱情也总是烙有特定的时代、社会、阶级、习俗的印记。但是爱情又是插有幻想的翅膀，想摆脱一定的时代、社会、阶级、习俗，向着自由王国飞腾，所以爱情总是具有现实性和理想性的双重属性。
张生和崔莺莺是现实的人，他们的爱情受到了封建社会的种种限制。在封建社会，青年男女的结合很少有当事人的情感因素，“在整个古代，婚姻的缔结都是由父母包办，当事人则安心顺从。古代所仅有的那一点夫妇之爱，并不是主观的爱好，而是客观的义务；不是婚姻的基础，而是婚姻的附加物……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虽然他们坚决斗争，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是他们仍不可能跳出那个社会、那个时代的大框框。时代在他们的爱情关系上打上了深深的印记。他们的自由是极其有限的，相国不招白衣女婿，张生还是得被迫应考，求取功名。社会是不平等的，富贵易妻，停妻再娶是屡见不鲜的。崔莺莺对张生未来现状的种种担心顾虑，全是从现实出发的思考。“千金易得，知音难求”，张生由于和崔莺莺情意相投，虽有郑恒中伤，最终张生并没有改变初衷。《西厢记》以大团圆结尾，仍然打上了夫荣妻贵的印痕，婚后崔莺莺仍不过是张生的隶属，这是他们不可能摆脱的历史桎梏。
但是，张生与崔莺莺的爱情又绝不是封建社会所谓的正统爱情，因为在封建社会的现实中是决不允许男女有自由意志的爱情。张生与崔莺莺的爱情是和现实社会斗争的产物，是对传统礼教背叛的产物。如果不是这样，崔莺莺就不会和张生相爱，却要成为郑恒的妻子，这对崔莺莺、张生来说，就是莫大的悲剧，它也照样可以具有强烈的现实性。而《西厢记》将张生与崔莺莺的爱情写成喜剧结尾，却正是要表达“永老无别离，万古常完聚，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所以张生和崔莺莺的爱情就带有强烈的理想色彩，惟其有理想光辉，才能光照封建社会广大男女，使他们从中得到鼓舞和勇气。
参考文献：
[1] 王实甫，张燕瑾校注：《西厢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2] 张燕瑾：《西厢记浅说》，百花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3] 段启明：《西厢记论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4] 吴国钦：《西厢记艺术谈》，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5] 朱万曙：《西厢记导读》，黄山书社，2001年版。
[6] 张人和：《西厢记论证》，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7] 瓦西列夫：《情爱论》，三联书店，1983年版。
[8]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丁合林，河南教育学院讲师）
关键词：《西厢记》 爱情观 文化心理
《西厢记》全名《崔莺莺待月西厢记》，是元代著名杂剧作家王实甫的经典古典戏剧。其书曲词艳丽优美，富有浓烈的诗的意境，是中国古典戏剧的现实主义杰出作品，对后世的爱情题材小说、戏剧的创作具有深厚的影响。王实甫在“董西厢”的基础上进行了再创造，出色地把崔莺莺与张生的故事搬上了戏曲舞台。王实甫的《西厢记》问世之后，揄扬的文字连篇累牍，不胜枚举。它之所以能赢得人们的喜爱，关键在于表达了人们的心声。《西厢记》全部杂剧由《张君瑞闹道场》、《崔莺莺夜听琴》、《张君瑞害相思》、《草桥店梦莺莺》、《张君瑞庆团圆》五本二十一折组成。王实甫写作《西厢记》，充满了创造精神。从主题思想的深度看，在中国古代戏曲史上，《西厢记》破天荒地喊出了“愿普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的口号，的确振聋发聩。作者提出了否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式的旧式婚姻的思想，热情歌唱青年男女的叛逆精神，大力批判虚伪的封建礼教和禁欲主义，指出只有这种在男女平等基础上的爱情，才应当成为婚姻的基础。
但是，实际上爱情是人生最复杂、最神秘、最多彩的一种情感，也是一门深奥的学问。中国古人长期受封建礼教思想的束缚而由父母媒人包办婚姻，故而爱情在婚姻生活中总是处于极其尴尬的地位：有情的往往被拆散，无情的却终成连理。《西厢记》勇敢地向封建礼教挑战，充分地肯定了爱情的价值和地位，提出了“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进步爱情观。发人深省的是，在提出这一观点之前，《西厢记》至少描述了下列问题，强调自由恋爱是人们向往的美好婚姻前提。
一 好感与意中人
爱情产生的基本条件必须是男女双方都互有好感。这种好感可能是彼此在长久交往中孕育起来的，从而互为意中人。这种好感也可能是双方偶然相遇，刹那间爆发出来的，这就是双方对各自在长久想象中的意中人，在现实生活中的猛然出现。前者如贾宝玉和林黛玉，后者则如张生和崔莺莺。
张生和崔莺莺是一见钟情，然而他们在未遇之前，各自对意中人却都有所向往和憧憬，只不过在现实中没有遇到过中意者。直到普救寺二人相遇，尤其崔莺莺深情的“临去秋波那一转”，便让张生黯然销魂，欲罢不能。
张生与崔莺莺彼此就是意中人。所以，一见面就产生了好感。张生慨叹“怎当她临去秋波那一转，休道是小生，便是铁石人也意惹情牵”。崔莺莺则感叹：“谁肯把针儿将线牵，向东邻送个殷勤”，这足以说明张生、崔莺莺在彼此未遇前，在爱情的道路上已走过了构想意中人的心理过程，所以两人目光一旦相遇，就立刻点燃了他们心底爱情的火焰。多情郎遇见了有情娘，“虽然是眼角儿传情，他两个心自省”，就是这种情况的写照。
二 美感与幸福
好感是直觉，感觉只敲开爱情殿堂的大门。好感的产生将驱使双方密切关注，相互交往，相互观察，彼此作理智思考、评价，当确认对方就是自己无可替代的意中人时，各自在心理上就会感到极大的满足，这时就会产生美满幸福的感觉。“情人眼里出西施”，此时彼此都会以为对方是自己心目中崇拜的对象，对方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崇高的、难得的人，彼此赏识、赞誉、依恋、陶醉，双方都会感到一种和谐的、统一的美感。处于迷醉状态的双方好似共驾一叶小舟在爱情激流中飘荡，这时他们看不到对方的缺陷，只感到幸福，难舍难分。
美感是进入爱情殿堂的开始。在这个阶段幸福感会与日俱增，此时，双方会立下海誓山盟，会为对方牺牲一切。张生观察崔莺莺的春风面、新月眉、樱桃口、白玉齿、柳腰、纤足……以为是遇到了神仙、观音，他赞誉崔莺莺是“天姿国色”。而在崔莺莺眼中的张生则是一表人才、满腹才华、性格温顺的上上之选。这种互相倾倒的美感之情正是促使他们爱情迅猛发展的催化剂，使他们内心感到无比的甜蜜。为了获得幸福、收获爱情张生和崔莺莺都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张生抛弃了功名，放弃了科举考试，崔莺莺不顾与郑恒已缔结过婚约，不顾母亲的阻拦，抛却了名节贞操。
张生与崔莺莺彼此以对方为美，以得到对方的爱情为幸福，冲破了封建礼教的藩篱和束缚，人们曾高度评价他们的爱情社会意义。但就崔莺莺与张生的作为看，只不过是真正爱情的必然表现，真正的爱情是自由的，力量是巨大的，它决不容许一切专横指挥和强加干涉。也只有真正的爱，自由的爱，才能获得美感和幸福。自由纯真的爱情与封建专制礼教是天敌，《西厢记》正是表现了这一观点——自由恋爱的观点。
三 性本能和理智
“爱情的动力和内在本质是男子和女子的性欲，是延续种属的本能。”性本能对于爱情的产生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但不起决定作用，起决定作用的是理智。性冲动的行为在爱情发展的道路上是必然会出现的，爱情就是异性间彼此追求，不过并不是单纯的色情追求，而是在理智参与下对特定对象和美好生活的追求，性本能是导引这种追求的原动力，但这种原动力能否促成爱情，关键还在于人所特有的理智。
张生为崔莺莺牵肠挂肚，相思成疾，崔莺莺为张生憔悴瘦损、坐卧无绪。如果将此仅看作是他们性本能未能得到满足的苦闷，实在是对张生、崔莺莺的曲解。假如张生与崔莺莺的爱情只为性欲，在性冲动的支配下，他跳墙与崔莺莺相会，便会发生与剧中所写显然相反的举动。假使崔莺莺与张生只有性本能，那在约张生相会时，她也早就和张生做了“露水夫妻”。正因他们追求的是真正的爱情，所以剧中处处表现他们不失理智，理智能够抑制性本能的泛滥，理智也能促发性本能，理智与性本能交互作用在爱情发展中是一个既矛盾又统一的过程。在经过了慎重的思考后，崔莺莺终于跨过封建礼教的门坎，挣脱了封建礼教对其心理的束缚，她终于向自由的爱情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以身相许了。张生和崔莺莺的结合是人性的颂歌，是以反封建的理智战胜封建礼教的颂歌。 四 主动性与意志力
最初的含情脉脉，会使男女双方在心灵上引起莫大的颤动，促发爱情的种子萌芽。爱情萌发之后，能否迅速发展，还取决于双方的主动性和意志力。
如果张生和崔莺莺在佛殿相遇后，彼此只满足于好感、美感、沉溺于自我陶醉的幻梦境界，彼此都消极等待幸福的爱情从天而降，那他们永远不会获得爱情。恰恰相反，《西厢记》细致地描述了张生与崔莺莺是如何不懈地追求爱情和主动争取爱情到来的全过程。张生借房、闹斋、吟诗、传简、鼓琴、跳墙的种种行为，就是他为追求爱情所采取的主动进攻。爱情决不只是苦思冥想，更重要的是行动。行动、主动进攻，是爱情艰难历程由浅入深获得转机的关键。但主动的行为不可暴躁前进，要抓住时机，制造时机，利用时机，在时机未成熟时就要忍耐。主动的行为进取也决不会一帆风顺，挫折倒是常事，这种情况下也需要忍耐，忍耐和等待靠的是对爱情到来的信心和坚强的意志力。张生、崔莺莺都是具有坚强意志力的典范。
白马解围之后，张生和崔莺莺以为就会顺利得到幸福和爱情，没曾想到老夫人突然变卦，在这挫折面前，张生和崔莺莺都没有放弃对爱情的追求。尤其是张生一系列的主动进取，中间曾经过多少挫折，难怪红娘、崔莺莺都感到张生是一个“志诚种”。正因为其志诚，所以才“心诚则灵”，“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虽然张生深感“空调眼色，经今半载，这其间委实难捱”，但他还是以坚强的意志“捱”了下来，得到了爱情的回报，所以，他感叹“若不是真心耐，志诚捱，怎能勾这相思苦尽甘来”。
崔莺莺对爱情的态度也并不是完全被动的。爱情能够发展，从来是双方主动的结果。对张生的每一举动，她都有所回报，诸如联诗，听琴，酬简，这些回报就是她的主动行为。和张生一样，为了爱情她也历尽折磨。但她比张生更谨慎，更小心地寻找着、等待着时机，终于迈出了深夜私会——对他们爱情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一步。如果没有崔莺莺这么大胆的、勇敢的、决定性的、主动的一步，张生所追求的爱情、幸福、情感再强烈十倍、百倍，也不过还是镜花水月。崔莺莺对爱情的信念决不亚于张生，“不恋豪杰，不羡骄奢；自愿地生则同食，死则同穴”的表白，是崔莺莺对爱情采取主动性和具有非凡意志力的主要证明。
五 现实性和理想性
每一个人都是现实的人、社会的人，因而爱情也总是烙有特定的时代、社会、阶级、习俗的印记。但是爱情又是插有幻想的翅膀，想摆脱一定的时代、社会、阶级、习俗，向着自由王国飞腾，所以爱情总是具有现实性和理想性的双重属性。
张生和崔莺莺是现实的人，他们的爱情受到了封建社会的种种限制。在封建社会，青年男女的结合很少有当事人的情感因素，“在整个古代，婚姻的缔结都是由父母包办，当事人则安心顺从。古代所仅有的那一点夫妇之爱，并不是主观的爱好，而是客观的义务；不是婚姻的基础，而是婚姻的附加物……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虽然他们坚决斗争，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是他们仍不可能跳出那个社会、那个时代的大框框。时代在他们的爱情关系上打上了深深的印记。他们的自由是极其有限的，相国不招白衣女婿，张生还是得被迫应考，求取功名。社会是不平等的，富贵易妻，停妻再娶是屡见不鲜的。崔莺莺对张生未来现状的种种担心顾虑，全是从现实出发的思考。“千金易得，知音难求”，张生由于和崔莺莺情意相投，虽有郑恒中伤，最终张生并没有改变初衷。《西厢记》以大团圆结尾，仍然打上了夫荣妻贵的印痕，婚后崔莺莺仍不过是张生的隶属，这是他们不可能摆脱的历史桎梏。
但是，张生与崔莺莺的爱情又绝不是封建社会所谓的正统爱情，因为在封建社会的现实中是决不允许男女有自由意志的爱情。张生与崔莺莺的爱情是和现实社会斗争的产物，是对传统礼教背叛的产物。如果不是这样，崔莺莺就不会和张生相爱，却要成为郑恒的妻子，这对崔莺莺、张生来说，就是莫大的悲剧，它也照样可以具有强烈的现实性。而《西厢记》将张生与崔莺莺的爱情写成喜剧结尾，却正是要表达“永老无别离，万古常完聚，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所以张生和崔莺莺的爱情就带有强烈的理想色彩，惟其有理想光辉，才能光照封建社会广大男女，使他们从中得到鼓舞和勇气。
参考文献：
[1] 王实甫，张燕瑾校注：《西厢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2] 张燕瑾：《西厢记浅说》，百花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3] 段启明：《西厢记论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4] 吴国钦：《西厢记艺术谈》，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5] 朱万曙：《西厢记导读》，黄山书社，2001年版。
[6] 张人和：《西厢记论证》，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7] 瓦西列夫：《情爱论》，三联书店，1983年版。
[8]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丁合林，河南教育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