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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夏季的某一天，我去拜访著名历史学家蔡美彪先生。蔡先生是我在近代史研究所工作时的前辈，办公室多年对门，相互熟悉，所以谈话非常轻松。我向蔡先生请教怎样做一位好的学术编辑，蔡先生颇为愤愤地说：“现在是编辑专制，不懂得学术，也不懂得尊重作者，净乱来。”蔡先生言道，他写文章引用《史记》并不采用中华书局的点校本，而是使用自己喜欢的本子。没有想到，文章到编辑手里，“因为不合乎规范”，一律被修改成为中华书局的点校本，而且周详地注明了页码。蔡先生不赞同编辑这一做法，于是给主编打电话表达异议，主编鉴于蔡先生的权威性，当即给编辑下令：照蔡先生文章的原样，一律改回去。蔡先生还感慨到：现在每個刊物、每個出版社都有一個标准。写文章得照刊物的规矩写，可一旦这家刊物不予发表，就得把文稿改成其他刊物的规矩，可谓不胜其烦。
我完全理解并赞同蔡先生的看法。显然，我们非但还没有一套全国通用的学术规范文本，而且，即使出版机构自行制定的标准，也存在不少问题。这些问题，既困扰编辑，也困扰作者。作为编辑，严守标准，职责所在，不能不从。作为作者，总觉得编辑吹毛求疵，乃至点金成石，用僵硬的模板压制了作者的创造力，但慑于发表的需求，又不得不“屈服”于编辑们的“专制”。要知道，不是所有作者都能像蔡先生那样给主编打电话的。
最近，另有一件事颇刺激我的神经。某好友出版一部非常优秀的学术著作。在专门研讨此书的一個内部学术会议上，有学者提出：这部书哪里都好，只是有個缺憾，即缺少索引，不方便读者根据需要来阅读。不承想，作者却回应道：“我就是不给读者提供这個方便。我用十年工夫写成此书，难道完整地读一遍都不值得?我就不给投机取巧提供方便。”对好友的愤然，我同样非常同情。不是吗?人家十年磨一剑，你却几分钟便索到了所需要的内容，保不准还会抄到自己的书里去，天底下哪里有如此便宜的事情?
显然，作为最优秀的学者，蔡先生与我的好友都是学术规范最严格的守护者。可是，讲到学术规范，他们又很有不平之气，这就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一下其中的原委了。这里，剔除社会性的原因不谈，单就学术规范的技术层面考察，我认为，当前许多出版部门所实行的编辑规范，细节上的西化倾向过于严重，没有充分照顾到汉语学术著作的特性，对学者造成颇多不便，因而并不完全受学者们欢迎。具体说，就是现在的学术规范，没有与我国治学传统中的“义例”实现完美对接，而且常常对“义例”造成侵害。
有学者曾提出，中国的古典学问不存在学术规范。我认为，这种判断不仅不符合事实，而且是无视乃至侵害“义例”的重要思想根源。其实，古人之学术规范，主要存于“义例”之中。中国传统学术最重要的一大特色，即在于讲究“义例”。从两千多年前的所谓“《春秋》五例”直至今天，“义例”思想深深地沉浸在中国主流学人的血脉之中。我们只须看钱锺书先生完成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管锥编》一书“义例”之完整，即可知这一传统是多么源远流长。
值得注意的是，“义例”中所蕴涵的学术规范思想，是古代学者在治学过程中总结并不断丰富发展起来的。它不是学者以外的什么力量“倒逼”出来的。因此，学者们不但遵之不渝，而且颇以著作体例之圆满自骄骄人。近代以来，报刊社、出版社兴起，编辑成为独立行业，作者倚之为生，自然不能不考虑编辑的思想与规则。于是，所谓“义例”乃成为作者与编辑共同面对的课题。进入21世纪后，“规范学术”的客观形势急迫需要“学术规范”的规范化。而这一“规范”，早已不再是作者自行为自己设定“义例”，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编辑“倒逼”作者“就范”。同时，所“就”之“范”，未必合乎作者的心思与学术的实际，自然，“编辑专制”之声也就起来了。
不可否认，多年来我国关于学术规范的讨论，方案叠出，成绩颇丰。但是，有一個基本事实，即这些正在实行的方案，基本上都出自报刊社与出版社的编辑之手，而非出自一线的学者之手。这些出自编辑之手的方案有一個基本不足，即它们不是以我国“义例”传统的“现代化转型”为出发点，而是以想方设法用所谓“当代学术规范”完全代替传统“义例”为归宿点。这样做的结果，基本面是科学的、有效的，小的问题是伴随着学者们的不满，乃至被大儒宿学视为不伦不类。
因此，制定适合于今天的全国性的学术规范，必须要一线的学者参与进来，不能单纯由编辑们说了算；至少，要“听证”于学术界。我认为，制定学术规范，应满足三個前提条件，一是必须通解国际通用规则，二是必须通解我国传统之义例规则，三是必须将二者有机地嫁接起来，从而达到既符合国际通用规范、又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学术规范。所以要具有中国特色而非“全盘西化”，主要是汉字学术的特性使然。“义例”思想是与汉文字以及由汉文字书写而成的中国传统学术相适应的一套完整系统。汉字不亡，这套系统就有其存在的基础与合理性。但是，也应该认识到，西学东渐以来，汉文字已经走上国际化的路径。这一点，即使没有新文化运动以及文字改革，汉字的国际化也会以增加外来语等形式显现出来。今后，汉字、汉语与外来语以及外来文字之间的交集将愈加广而深。这就要求我们的学术规范在照顾到传统的同时，必须符合国际通例。
举一個最简单的例子。我国传统著作注释体例通常采用夹注，而西文著作多采用篇末或页末注(脚注)。当下许多期刊与出版社采用的是后者。其实，最恰当的方法是二者混用。目前《历史研究》所采用的就是二者混用，即引证子书之类，用夹注；引用今人著作，用脚注。凡用夹注，注明篇名即可，非但不须而且不许出页码。如果不是二者混用(混用的前提是条例清楚)，拈一弃一，立即不伦不类。多年前，许多学术期刊完全采用西文的注释格式，结果引起诸多不便，于是又纷纷改了回来。究其原因，就在于没有在传统体例与西式范式之间找到平衡点。在传统体例与西式范式之间找到平衡点，将其应用于学术写作、编辑流程以及图书格式，就会达到作者与编辑都满意的效果。
但是，我们讨论学术规范，要突出一個重点，即必须遵守国际通用的基本规则。强调这一点，与尊重传统并不矛盾。因为，优秀的传统往往与国际通用规则一致。比如国际通用标准一般要求高端学术著作要有索引，这显然应该成为当代学术著作的一個基本构成要素。 从现象看，我国传统学人中存在着轻视乃至瞧不起“索引”一类阅读工具的思想。一些饱学之士多有痛骂“兔园册子”的言论。钱锺书先生在小说《围城》中就对作图书索引卡片的行为作过辛辣讽刺。许多老先生认为，读书必须完整，通过类书或索引去读书，是偷懒行为，因此编纂索引是变相鼓励懒人。这种思想在读物很少的古代有其合理性，在自负的博学者口中道来，有其神圣性。我那位朋友之所以不愿意给自己的著作编制索引，多少是受了这一思想传统的影响。同时，也是宣示对浮躁学风的不满。但是，众所周知，我国具有悠久的编纂类书与工具书的传统。《太平御览》不但是一部方便查阅的类书(大索引)，而且还具有为后人搜辑佚书的功能。所以，从实践层面看，不能说传统学术轻视索引。钱锺书先生的《管锥编》原本没有小标题，责任编辑周振甫先生为之加上小标题，起到了索引的作用，结果得到钱先生首肯。
在信息爆炸的当代社会，海量阅读是任何一位学者都必须面对的，这就完全改变了古典的阅读样态。在生命周期基本相同的情况下，人们唯一可做的，就是尽最大可能来提高阅读效率。因此，索引、主题词、内容摘要一类阅读工具，至少对大部头、多卷本的学术著作来说，已经必不可少。这一点，目前作得最见功力的，依然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其实，许多图书完全没有必要完整阅读。比如日记，只要不是研究日记主人，人们往往只需要了解其中的一部分内容。我读《吴宓日记》，主要看其中怎样记述钱锺书。读《夏鼐日记》与《顾颉刚日记》，主要从中搜集新中国史学界的故事。这三种日记都编有非常地道的索引，值得表彰。此外，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汪康年师友书札》、中华书局的《宋恕集》，均附有索引，不仅方便读者，而且凝聚了许多考证成果，极见功力，在电子化时代，任何一部论著都需要考虑信息数据处理的现实需要。规范性、格式化的著述格局，任何人都逃不脱。即使古籍整理，也不能例外。
总之，学术规范所针对的主体，主要是两個：一是作者，二是编辑。前者可谓之学术规范，后者可谓之编辑规范(使图书合乎编辑规范，则谓之出版规范)。二者合在一起，又可以笼统地称之为学术规范。目前，围绕学术规范的讨论，学术界与出版界(含期刊界)的讨论还处在大体脱节的状态。但是，不能缺少基本要素，在基本要求上应该与国际标准保持一致，这一点没有异议。关键在于起而行之。
应该尽快制定全国通用的学术著作统一规范。可以从理顺作者与报刊社、出版社编辑的关系人手。目前，双方处在“冤家”的状态。也就是说，既密不可分，又常闹别扭。一’方面，作者所关注的学术规范，集中于学术道德层面，编辑所关注的学术规范，集中于技术标准层面，双方的交集点不统一。另一方面，编辑用并不通用的技术标准来对作者“实行专制”，作者则用学术义例进行顽强抵抗，双方不能完全拢在一起。只有制定双方都能接受的通用标准，才能让双方和谐相处。
作者应该清楚，即使目前尚无全国通用的文本标准，一些基本的编辑与出版规范，非但全国通用，而且世界通用，因此必须遵守。在这方面，“编辑专制”不可缺位。这些基本标准，大体包括索引、主题词、提要、原创说明、注释等等。如果缺少这些要素，作者就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
编辑则应该清楚，所有的技术标准，都必须与汉字学术义例系统中的合理因素相衔接，不可使其脱节。唯有如此，才能赢得作者欢迎。因此，技术标准必须符合学术实际，应该保持一定的弹性，给作者的习惯与個人爱好留出一定空间。
2011年，重庆大学出版社推出一本《APA格式：国际社会科学学术写作规范手册》。书中一些基本标准，无疑是世界通用的。例如文献综述、伦理和法律标准、准确性，出版发表的荣誉、版权、摘要、引言、注释、标点符号等等。但有一些规范显然不适合或不必要用之于汉字学术，例如斜体书写、动词前缀之类。有一些则不能机械使用，例如标题级数之类。当然，中文写作中涉及西文时，这些规定也有其参考价值。笔者认为，编辑必须避免两個认识误区：即所谓学术规范，就是把西方的做法原封不动地搬到中国来；制定学术规范，就是强迫学者们像填写表格那样来从事学术写作。
某种意义上说，所谓学术规范，就是学术写作的模板化。正如形而上学曾经极大地推动了学术进步一样，模板化也是一种进步。但是，也正如必须用辩证法来消解形而上学所带来的弊端一样，模板化决不可成为压抑学术個性的工具。在模板中创造，在程式中创新，这才是学术规范的真义所在。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报编辑部
(责任编辑 李君)
我完全理解并赞同蔡先生的看法。显然，我们非但还没有一套全国通用的学术规范文本，而且，即使出版机构自行制定的标准，也存在不少问题。这些问题，既困扰编辑，也困扰作者。作为编辑，严守标准，职责所在，不能不从。作为作者，总觉得编辑吹毛求疵，乃至点金成石，用僵硬的模板压制了作者的创造力，但慑于发表的需求，又不得不“屈服”于编辑们的“专制”。要知道，不是所有作者都能像蔡先生那样给主编打电话的。
最近，另有一件事颇刺激我的神经。某好友出版一部非常优秀的学术著作。在专门研讨此书的一個内部学术会议上，有学者提出：这部书哪里都好，只是有個缺憾，即缺少索引，不方便读者根据需要来阅读。不承想，作者却回应道：“我就是不给读者提供这個方便。我用十年工夫写成此书，难道完整地读一遍都不值得?我就不给投机取巧提供方便。”对好友的愤然，我同样非常同情。不是吗?人家十年磨一剑，你却几分钟便索到了所需要的内容，保不准还会抄到自己的书里去，天底下哪里有如此便宜的事情?
显然，作为最优秀的学者，蔡先生与我的好友都是学术规范最严格的守护者。可是，讲到学术规范，他们又很有不平之气，这就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一下其中的原委了。这里，剔除社会性的原因不谈，单就学术规范的技术层面考察，我认为，当前许多出版部门所实行的编辑规范，细节上的西化倾向过于严重，没有充分照顾到汉语学术著作的特性，对学者造成颇多不便，因而并不完全受学者们欢迎。具体说，就是现在的学术规范，没有与我国治学传统中的“义例”实现完美对接，而且常常对“义例”造成侵害。
有学者曾提出，中国的古典学问不存在学术规范。我认为，这种判断不仅不符合事实，而且是无视乃至侵害“义例”的重要思想根源。其实，古人之学术规范，主要存于“义例”之中。中国传统学术最重要的一大特色，即在于讲究“义例”。从两千多年前的所谓“《春秋》五例”直至今天，“义例”思想深深地沉浸在中国主流学人的血脉之中。我们只须看钱锺书先生完成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管锥编》一书“义例”之完整，即可知这一传统是多么源远流长。
值得注意的是，“义例”中所蕴涵的学术规范思想，是古代学者在治学过程中总结并不断丰富发展起来的。它不是学者以外的什么力量“倒逼”出来的。因此，学者们不但遵之不渝，而且颇以著作体例之圆满自骄骄人。近代以来，报刊社、出版社兴起，编辑成为独立行业，作者倚之为生，自然不能不考虑编辑的思想与规则。于是，所谓“义例”乃成为作者与编辑共同面对的课题。进入21世纪后，“规范学术”的客观形势急迫需要“学术规范”的规范化。而这一“规范”，早已不再是作者自行为自己设定“义例”，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编辑“倒逼”作者“就范”。同时，所“就”之“范”，未必合乎作者的心思与学术的实际，自然，“编辑专制”之声也就起来了。
不可否认，多年来我国关于学术规范的讨论，方案叠出，成绩颇丰。但是，有一個基本事实，即这些正在实行的方案，基本上都出自报刊社与出版社的编辑之手，而非出自一线的学者之手。这些出自编辑之手的方案有一個基本不足，即它们不是以我国“义例”传统的“现代化转型”为出发点，而是以想方设法用所谓“当代学术规范”完全代替传统“义例”为归宿点。这样做的结果，基本面是科学的、有效的，小的问题是伴随着学者们的不满，乃至被大儒宿学视为不伦不类。
因此，制定适合于今天的全国性的学术规范，必须要一线的学者参与进来，不能单纯由编辑们说了算；至少，要“听证”于学术界。我认为，制定学术规范，应满足三個前提条件，一是必须通解国际通用规则，二是必须通解我国传统之义例规则，三是必须将二者有机地嫁接起来，从而达到既符合国际通用规范、又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学术规范。所以要具有中国特色而非“全盘西化”，主要是汉字学术的特性使然。“义例”思想是与汉文字以及由汉文字书写而成的中国传统学术相适应的一套完整系统。汉字不亡，这套系统就有其存在的基础与合理性。但是，也应该认识到，西学东渐以来，汉文字已经走上国际化的路径。这一点，即使没有新文化运动以及文字改革，汉字的国际化也会以增加外来语等形式显现出来。今后，汉字、汉语与外来语以及外来文字之间的交集将愈加广而深。这就要求我们的学术规范在照顾到传统的同时，必须符合国际通例。
举一個最简单的例子。我国传统著作注释体例通常采用夹注，而西文著作多采用篇末或页末注(脚注)。当下许多期刊与出版社采用的是后者。其实，最恰当的方法是二者混用。目前《历史研究》所采用的就是二者混用，即引证子书之类，用夹注；引用今人著作，用脚注。凡用夹注，注明篇名即可，非但不须而且不许出页码。如果不是二者混用(混用的前提是条例清楚)，拈一弃一，立即不伦不类。多年前，许多学术期刊完全采用西文的注释格式，结果引起诸多不便，于是又纷纷改了回来。究其原因，就在于没有在传统体例与西式范式之间找到平衡点。在传统体例与西式范式之间找到平衡点，将其应用于学术写作、编辑流程以及图书格式，就会达到作者与编辑都满意的效果。
但是，我们讨论学术规范，要突出一個重点，即必须遵守国际通用的基本规则。强调这一点，与尊重传统并不矛盾。因为，优秀的传统往往与国际通用规则一致。比如国际通用标准一般要求高端学术著作要有索引，这显然应该成为当代学术著作的一個基本构成要素。 从现象看，我国传统学人中存在着轻视乃至瞧不起“索引”一类阅读工具的思想。一些饱学之士多有痛骂“兔园册子”的言论。钱锺书先生在小说《围城》中就对作图书索引卡片的行为作过辛辣讽刺。许多老先生认为，读书必须完整，通过类书或索引去读书，是偷懒行为，因此编纂索引是变相鼓励懒人。这种思想在读物很少的古代有其合理性，在自负的博学者口中道来，有其神圣性。我那位朋友之所以不愿意给自己的著作编制索引，多少是受了这一思想传统的影响。同时，也是宣示对浮躁学风的不满。但是，众所周知，我国具有悠久的编纂类书与工具书的传统。《太平御览》不但是一部方便查阅的类书(大索引)，而且还具有为后人搜辑佚书的功能。所以，从实践层面看，不能说传统学术轻视索引。钱锺书先生的《管锥编》原本没有小标题，责任编辑周振甫先生为之加上小标题，起到了索引的作用，结果得到钱先生首肯。
在信息爆炸的当代社会，海量阅读是任何一位学者都必须面对的，这就完全改变了古典的阅读样态。在生命周期基本相同的情况下，人们唯一可做的，就是尽最大可能来提高阅读效率。因此，索引、主题词、内容摘要一类阅读工具，至少对大部头、多卷本的学术著作来说，已经必不可少。这一点，目前作得最见功力的，依然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其实，许多图书完全没有必要完整阅读。比如日记，只要不是研究日记主人，人们往往只需要了解其中的一部分内容。我读《吴宓日记》，主要看其中怎样记述钱锺书。读《夏鼐日记》与《顾颉刚日记》，主要从中搜集新中国史学界的故事。这三种日记都编有非常地道的索引，值得表彰。此外，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汪康年师友书札》、中华书局的《宋恕集》，均附有索引，不仅方便读者，而且凝聚了许多考证成果，极见功力，在电子化时代，任何一部论著都需要考虑信息数据处理的现实需要。规范性、格式化的著述格局，任何人都逃不脱。即使古籍整理，也不能例外。
总之，学术规范所针对的主体，主要是两個：一是作者，二是编辑。前者可谓之学术规范，后者可谓之编辑规范(使图书合乎编辑规范，则谓之出版规范)。二者合在一起，又可以笼统地称之为学术规范。目前，围绕学术规范的讨论，学术界与出版界(含期刊界)的讨论还处在大体脱节的状态。但是，不能缺少基本要素，在基本要求上应该与国际标准保持一致，这一点没有异议。关键在于起而行之。
应该尽快制定全国通用的学术著作统一规范。可以从理顺作者与报刊社、出版社编辑的关系人手。目前，双方处在“冤家”的状态。也就是说，既密不可分，又常闹别扭。一’方面，作者所关注的学术规范，集中于学术道德层面，编辑所关注的学术规范，集中于技术标准层面，双方的交集点不统一。另一方面，编辑用并不通用的技术标准来对作者“实行专制”，作者则用学术义例进行顽强抵抗，双方不能完全拢在一起。只有制定双方都能接受的通用标准，才能让双方和谐相处。
作者应该清楚，即使目前尚无全国通用的文本标准，一些基本的编辑与出版规范，非但全国通用，而且世界通用，因此必须遵守。在这方面，“编辑专制”不可缺位。这些基本标准，大体包括索引、主题词、提要、原创说明、注释等等。如果缺少这些要素，作者就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
编辑则应该清楚，所有的技术标准，都必须与汉字学术义例系统中的合理因素相衔接，不可使其脱节。唯有如此，才能赢得作者欢迎。因此，技术标准必须符合学术实际，应该保持一定的弹性，给作者的习惯与個人爱好留出一定空间。
2011年，重庆大学出版社推出一本《APA格式：国际社会科学学术写作规范手册》。书中一些基本标准，无疑是世界通用的。例如文献综述、伦理和法律标准、准确性，出版发表的荣誉、版权、摘要、引言、注释、标点符号等等。但有一些规范显然不适合或不必要用之于汉字学术，例如斜体书写、动词前缀之类。有一些则不能机械使用，例如标题级数之类。当然，中文写作中涉及西文时，这些规定也有其参考价值。笔者认为，编辑必须避免两個认识误区：即所谓学术规范，就是把西方的做法原封不动地搬到中国来；制定学术规范，就是强迫学者们像填写表格那样来从事学术写作。
某种意义上说，所谓学术规范，就是学术写作的模板化。正如形而上学曾经极大地推动了学术进步一样，模板化也是一种进步。但是，也正如必须用辩证法来消解形而上学所带来的弊端一样，模板化决不可成为压抑学术個性的工具。在模板中创造，在程式中创新，这才是学术规范的真义所在。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报编辑部
(责任编辑 李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