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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的中国话剧舞台，杨履方创作的话剧《布谷鸟叫了》、海默创作的《铜萧横吹》、岳野创作的《同甘共苦》，一经上演好评如潮，报刊杂志、电台广播中对这几台大戏的竞相称颂，竟然出现了轰动效应，而且被誉为“第四种剧本”。
为何被冠以“第四种剧本”？
建国后的话剧舞台上，可以说只塑造了工农兵三类人物，而且这类剧本都有固定的框框：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大同小异，千篇一律，味同嚼蜡。
就在文艺创作万马齐喑的情况下，毛主席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无疑激发了众多文艺工作者的创作积极性。杨履方、海默、岳野如初生牛犊，在创作上敢于标新立异、独辟蹊径，他们所创作的《布谷鸟又叫了》《洞箫横吹》《同甘共苦》，以忠实于生活独特形态的魅力和活力，突破了当时剧坛所流行的公式化、概念化的框框，予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著名剧作家刘川在《第四种剧本——评〈布谷鸟又叫了〉》的评论文章中，对1956年前后出现在中国剧坛的一批戏剧作了大而化之的精辟概括，称它们为“第四种剧本”：一、勇敢地突破“人性”“人道主义”的禁区，大胆描写人的道德、情操和爱情生活，深入剖析人的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塑造出一批真实典型的人物形象；二、勇敢地突破只准“歌颂”不准“暴露”的禁区，大胆地干预生活，尖锐地揭露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严重矛盾和冲突……
刘川把这类话剧归纳为“第四种剧本”的独到见解，受到了广大戏剧工作者的认同和支持。由此，对相继涌现的积极干预生活、关注普通人生存和情感的具有人道主义情怀的各类剧本，都被囊括为“第四种剧本”。 《布谷鸟又叫了》《洞箫横吹》《同甘共苦》则被高度肯定成“第四种剧本”的代表作。
《布谷鸟又叫了》一剧，表现了共青团员们与封建狭隘的思想意识的冲突，塑造了追求理想和美好生活的社会新人童亚男的形象。它正面、真实地展现了当代青年的爱情生活，剖析了他们在爱情生活中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挖掘出具有时代意义的深刻主题。
《铜萧横吹》批判了合作化中的虚假典型，歌颂了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敢于同不正之风进行斗争，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1957年6月3日的《文汇报》发表了吴强的《看了“布谷鸟又叫了”》 的评论文章，该文热情洋溢地称赞：“这个戏不落俗套，就是说，我们的作家不是像许多作家说的那样，先在屋子里制定出一个四方端正的框子，然后把生活现象像搭积木一样，按规定的图式一块一块地装塞进去……（它）跟那些公式主义的概念化的作品是两种不同的面貌，那些公式主义的概念化的作品制作得再好，也不过是精心制作的人头木偶。”
可以这样说，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吴强对《布谷鸟又叫了》一剧的赞赏有加，何尝不是为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拍手叫好！
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导演黄佐临，是一位深受英国著名喜剧大师萧伯纳赞赏的艺术家。他特地赶到南京，与杨履方商讨上海人艺开排《布》剧事宜，又在杨履方陪同下去苏北农村体验生活。接着以强烈的创新意识把《布谷鸟又叫了》搬上舞台。不止于此，还从崭新角度拍成电影，影片公影后，全国观众如潮，风靡一时。
令人欣喜的是，《布谷鸟又叫了》一剧，不但在国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引起了外国同行的关注。苏联戏剧专家、莫斯科小剧院导演娜塔利亚·玛特维也夫娜·柔卡应邀来前线话剧团担任表导演教学工作。期间，她观看了前线话剧团和上海人艺两个版本的《布谷鸟又叫了》，还饶有兴趣地观看了电影《布谷鸟又叫了》。她激动不已地说：“《布谷鸟又叫了》，不管是话剧还是电影，都以其清新、生动的人物性格和戏剧风格深深打动了我。可以预见，该剧在中国的戏剧舞台上势必产生引领新潮流的积极影响。”“在中国相继看了几出话剧，让我刮目相看。我有一种感觉，继曹禺之后，新一代的话剧创作的精英已脱颖而出，肯定会薪传不朽。”回苏联后，她自己动笔把《布谷鸟又叫了》改编成话剧并执导上演，还亲自主持了苏联版的电视剧转播。早在五十年代，在中国老百姓连电视机为何物都不知道的情况下，俄语版《布谷鸟又叫了》的电视剧已经横空出世。
“第四种剧本”对社会生活有褒有贬的生动刻划，对官僚主义的揭露和批评，以及敢于着笔于人性、人情的描写，对当时的戏剧创作产生了推波助澜的影响，鲁彦周的《归来》、何求的《新局长到来之前》与《口是心非》，还有《葡萄烂了》《春光明媚》《人约黄昏后》……都没有回避时代在前进中遇到的重大矛盾，显示出作者大胆干预生活的锋芒，无不在浓厚的生活氛围中，表现出对现实的细致观察和认真思考。与此同时，老舍所创作的《茶馆》，为“姹紫嫣红春意闹”的话剧创作又是锦上添花。
正当话剧舞台呈显群芳争艳的可喜景象之时，蓦然之间，“第四种剧本”都被打成大毒草。在一片讨伐声中，杨履方、海默、岳野和他们的剧本成了众矢之的。
形势怎么会顷刻之间急转直下？
1958年秋天，柯庆施突然对《布谷鸟又叫了》一剧提出了疑问：“有这样的农村吗？这是对农村干部的歪曲！”不久，姚文元在1958年第12期的《剧本》上发表了《以什么标准来评价作品的思想性——对（布谷鸟又叫了）一剧的一些不同意见》，对《布》剧的主题思想和人物进行了全面否定。接着，《文艺报》《戏剧报》也发表了类似的批判文章，对《布》剧形成了三面夹攻的围剿……
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编剧陈恭敏对姚文元文章中抓辫子、打棍子、无限上纲的批评方法极为反感；写出《对〈布谷鸟又叫了〉一剧及其批评的探讨》（《剧本》1959年3月号）一文，与姚文元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辩论。文章从《布》剧的主题、对童亚男形象的认识、支部书记方宝山是否典型、作品是否歪曲了党团组织等四个方面，对姚文元的文章进行了全面反驳。他还特别尖锐地批评姚文元的评论属于“‘庸俗社会学’的典型例子”。
陈恭敏的文章击中了姚文元的要害。不久，姚文元又发表一篇洋洋万言的文章《论陈恭敏同志的“思想原则”和“美学原则”》，摆出一副学阀的样子，给陈恭敏横加了许多罪名，说：“陈恭敏所宣扬的那一套‘思想原则’和‘美学原则’是错误地夸大领导和群众的矛盾，否认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内部矛盾中的阶级斗争……”同时，姚文元还在文中顺带对《同甘共苦》《洞箫横吹》进行了批判。 在姚文元居高临下对“第四种剧本”的定调下，《布》剧成了人人喊打的毒草，正在放映的影片被勒令停映，同时遭殃的还有《洞箫横吹》《同甘共苦》等一大批剧目。
陈恭敏在读了姚文元第二篇文章之后，又写文章予以驳斥，但报刊不予登载，他的发言权就此被剥夺。
当时，社会上虽然对“第四种剧本”形成了大军压境的围剿之势，但身在南京军区的杨履方并没有火烧眉毛的凶险之感。令杨履方万分感动的是吴强——他离开南京军区已经有好几年了，身居上海，担任华东作家协会副主席，但他专程从上海赶来南京看望他，还拉着他去了许世友司令的家。吴强用非常肯定的语气对许世友说：“《布谷鸟又叫了》是出好戏，也是一部好电影。我们上海那位‘一言堂’的老板，也就是那位‘大长官’，说是丑化干部，‘一根棍子’（指姚文元）就跟着领导的眼色，将‘布谷鸟’一棍子打死。这下子布谷鸟不叫了。陈恭敏同志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写了一篇为《布》剧辨护的讲道理的文章，用了一下他享有的民主权利，算是对文痞捅了一下。这可捅了马蜂窝，上面立即三令五申，任何一家报纸都不允许发表为《布》剧辩驳的文章。我今天回部队，就是要对首长掏心置腹，杨履方对党的文艺事业是忠心耿耿的，你们千万别被那个文痞棍子蒙蔽了……”
话音刚落，许世友瞪着眼正色道：“你这话讲给谁听？”
吴强愣住了，不明白怎么会惹得许世友吹胡子瞪眼！
见吴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许世友偷偷一笑，反问道：“你这炮筒子脾气，比我还要直不愣登。你问问杨履方，这些年，每个星期天，我都把他拉到我家来喝酒。最近两个月，他少来过一次没有？”
杨履方马上接口说：“我是每个星期天都来，来之即喝。”
许世友问：“与以前比，是喝多了还是喝少了？”
杨履方不假思索地回答：“一年前，我们有过一晚上干上15杯的豪饮，最近连着破纪录，18杯，21杯！”
吴强惊呼道：“乖乖隆地东，许司令，你这是……”
冷不丁许世友伸手揪着吴强的耳朵，厉声问：“你这小子，在上海吃洋饭，住洋房，坐着洋车来到我的军营中，还敢在我头上拉洋屎，该当何罪！”说着略微用力揪了揪吴强的耳朵。
吴强佯装痛得哇哇大叫，“将军饶命，将军饶命啊！两军交战，你可不能斩杀来使啊！”
许世友闻言佯装大怒：“好啊，你这小子原来是奉命而来，还敢班门弄斧，说，是哪个尿东西派你来的？”
吴强赶紧分辨，“是小的说错了，说错了，我是为民请命，仗义执言……”紧接着口气一转，“对‘布谷鸟’的批判，结论先于辩论，意向定于一尊，陈恭敏被封嘴掐喉，也就谈不上各抒己见。这不是文艺批评，是霸道。”
看着两位领导为了他的安危，插科打诨，喜笑怒骂，而实质是为了护荫庇佑他，杨履方自然深受感动。
大树下面好乘凉，在许世友的保护和支持下，他的创作活动一刻也没有停顿过。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后，许世友安排杨履下放连队当兵，由此侥幸躲过一劫。
1962年3月，周总理、陈毅元帅在广州会议上发表了贯彻双百方针、纠正“左”的错误的重要讲话，让文艺界欢欣鼓舞。
广州会议是由剧协、文联出面召集的，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当时在广州举行的还有一个科学工作会议。两个会，周总理和陈毅同志都参加了。他们的意见，还是要让大家讲话。因此，会议的第一阶段主要是“出气”，把一些没有与会的人，如《洞箫横吹》的作者海默等也请来了。陈毅同志在会上讲话，批评了文艺领导中的简单粗暴现象，澄清了许多是非。他针对文艺批评中的粗暴现象说：“洞箫为什么不能横吹！”还说他的报告录音可以拿回去放。在会上，对《洞箫横吹》和《布谷鸟又叫了》的批评，是大家议论很多的一个问题。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说，《布谷鸟又叫了》虽有不足之处，但不失为是一个好剧本。姚文元对杨履方的批判完全不讲道理，强词夺理，罗织罪名。在宣读会议总结报告时，林默涵点名批评了姚文元的文章，并请叶以群把他的上述意见带回去转告姚文元。还着重指出，在创作方面，要提倡多样化，古的、今的，都可以写，但强调话剧应该多反映现实生活，成为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在这方面，《布谷鸟又叫了》《洞箫横吹》《同甘共苦》已起到了表率的作用。
“广州会议”对杨履方产生了极大的鼓舞作用，原先欲罢不能、欲动而止、充满矛盾的创作心态，终于被这股强劲的春风刺激得荡然无存。他已无法抑止跃跃欲试的创作冲动，欣然命笔，一气呵成写出了四幕大型话剧《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许世友看完彩排后，拉着杨履方边走边说：“你啊，可没有白喝我的酒。今儿个，我俩要喝就喝得一醉方休！”
1963年，经南京军区推荐，《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参加了华东区戏剧观摩演出，吴强观后高兴地对杨履方说：“杨老弟，看来那次我被许司令揪耳朵，何尝不是对你耳提面命啊！”
在授奖大会上，大型话剧剧本《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获得1964年华东区现代话剧汇演优秀剧目奖。你说巧不巧，给他授奖的恰恰是黄佐临。黄佐临一边把奖状递给他，一边悄悄耳语：“你一定会写出好作品，大作品，我期待着我们的再次合作。”
杨履方何尝不想能有机会与这位戏剧大师再次合作。于是，在东海前线他住进舟山的兵营；在黄海之滨列队于实战操演；在大别山的深山老林站岗放哨……一年前黄佐临的嘱告言犹在耳，而他的创作冲动与日俱增。正当他提笔跃跃欲试之时，谁能想到竟会大祸临头。
1966年5月，江青在《关于电影问题的谈话》中说：她在全军创作会议中，看了68部电影，其中好的7部：《南征北战》《平原游击队》《战斗里成长》《上甘岭》《地道战》《分水岭》《海鹰》。其余影片都有问题，有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毒草，有的宣传错误路线，有的为反革命分子翻案，有的丑化军队老干部，有的写男女关系、爱情，有的写“中间人物”。被江青点名批评的几十部影片中，也有《布谷鸟又叫了》。这样一来，杨履方又处于惶惶不可终日的焦虑之中。很快，“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 有一天，杨履方下班回家，他慢慢从胸袋里掏出一张纸给了妻子。林雅萍打开一看，是一张转账支票，数额是5000元！这是什么钱，稿费？比电影《布谷鸟又叫了》的稿费还多1200元！她还没有问出口，杨履方苦笑着说，你要好好保管啰，我们两口子和2个孩子就得靠这笔钱来维特生计。林雅萍被他搅糊涂了，弄不明白他干嘛要说得如此悲怆？
杨履方郁闷地抛出一句话：“转业费。”
她一时没有明白过来，“转业！转什么业？”
杨履方用手指指军帽和军服，她这才看清帽徽和领章、肩章装都没有了。
“卸下了？为什么要卸下来？”
杨履方把支票朝桌上一扔，沮丧地说：“还不是《布谷鸟又叫了》埋下的祸根。江青已对一批电影定下了死罪，我也难逃厄运。军区就是以《布谷鸟又叫了》是大毒草的罪名勒令我退伍，陶玉玲因主演《柳堡的故事》也被脱下了军装。这还不算，我的行政11级也被撒掉，以3级技工转业到地方，工资从每月107元降成35元。”
林雅萍惊讶得语无伦次，哭着说：“这不是把你扒得精光赶出了南京军区！”
杨履方苦笑着说：“是扫地出门！”
南京军区创作组的同事刘川，就是创作《第二个春天》的编剧，他是老杨的莫逆之交。他虽然同情老杨的遭遇，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挚友卷铺盖走人。一想到杨履方今后就像无岸可靠的一叶孤舟，他心急如焚。情急之中，他想起扬州歌舞团团长曾经请他帮忙物色一名编剧，于是刘川赶紧打长途电话与对方联系。一听是全国有名的编剧杨履方，那位团长求之不得，一口承应愿意接纳。刘川自告奋勇地陪同杨履方前往面谈。到了扬州歌舞团，那位团长把杨履方敬若上宾，一切很快就谈妥说停。第二天去民政局办理复员手续，没想到不能办理。按文件规定，从哪里参军就必需回原地复员，任何地区不得办理异地复员。
那么，杨履方该到何地复员安家？
他出身在重庆壁山，从小就背井离乡。1947年5月20日，南京大学的前身中央大学学生发起了五二○学生运动，这是我国解放战争时期最主要的学生运动，这场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为中心口号的爱国运动，极大地动摇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基础。杨履方因主编“520学运报”，被国民党教育部列入黑名单，并开除出“社会教育学院”学籍。他从苏州流亡到上海后，考入“上海戏剧学校”（上海戏剧学院前身）研究班。上海解放前夕，他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任苏南军区文工团编剧，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艺术院编剧，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编剧。
杨履方1949年在上海参军，要他回原地办理，而在上海他无亲无眷。
正当他一筹莫展之际，好友莫雁，话剧《布谷乌又叫了》导演，把他推荐给了马鞍山市文化局局长王平。这位局长才“解放”不久，刚上任。听了杨履方的情况，二话没说就明确表态：“对杨履方我久闻大名，我们省里像这样的大作家实在是太少太少了，以前想请都请不来，如果他肯纡尊降贵，我们真是求之不得。莫雁，马鞍山文化局是个小庙，盼望他来增光添彩。你可以对他说，我们按三级工招进文化局，半年后升五级工，我有这个权，我说话算数。”
杨履方一到马鞍山市文化局，就立即下生活，深入到马钢的轧钢厂。8个月后创作了大型四幕话剧《钢铁尖兵》。第一次彩排完毕，杨履方刚到家门，王平后脚跟进，还带来了一瓶太白酒、一斤采石干、一包猪头肉，进门就嚷嚷：“老杨，你一炮打响，给文化局长脸，爽！”
1973年9月，马鞍山市话剧团带着《钢铁尖兵》去合肥参加全省戏剧会演。上演第一天，刚刚落幕，省内戏剧界有头有面的人物就议论开了，这出戏是谁写的？出手不凡，手笔之大让人刮目相看！当得知作者并非无名小辈，而是大名鼎鼎的杨履方时，众人又惊又喜。鲁彦周赶到长江饭店，一脚踏进室内，对着杨履方深深鞠了一躬，由衷地说：“未曾想到仁兄会凤落岐山，安徽的戏剧舞台一定会蓬荜生辉。今后，你就是我们领军的老大哥啊！”
1974年，因北京电影制片厂之邀，杨履方、肖马和我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青春之火》。投入拍摄前夕，文化部派人来到摄制组，责令把影片改成与走资派作斗争剧情。整个剧组全都沉默不语。我率先打破了长时间的沉默：“电影写的是青年工人攀登技术高峰的情节，无法把与走资派作斗争的概念溶入剧本之中，不能改。” 杨履方和我的目光碰到一起时，他微微地点点头，脸上露出了支持我的一笑。肖马在桌子下的手紧紧地捏住我的手，也开口表态：“剧本的人物关系可不是搭积木，能随心所欲地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吗？硬要节外生枝，谁有本事谁改。”杨履方慢条斯理地说：“剧本最忌伤筋动骨，如果硬要作者依葫芦画瓢，必定弄巧成拙，弄出个四不像的东西，观众要骂的。”导演董克娜、副导演阚文、演员杨雅琴、李树钧的表态和我们一样，会议不欢而散。
文化部岂肯就此罢休，很快作出硬性批示：“影片《青春似火》要去除作者署名，改为马鞍山市文化局创作组。”墨迹未干，又下了绝杀令：禁演。
粉碎四人帮后，《青春似火》才重见天日。
1982年，部队落实政策，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沈西蒙为了落实政策，亲自来马鞍山看望杨履方，最终同意杨履方的意愿，调他到了武汉军区创作组。
杨履方重穿军装年已花甲，却老将宝刀不老，潜心创作了现代京剧剧本《千秋节》，后获1982年全国京剧会演优秀剧目奖。
如今，杨履方已是92岁耄耋老人，谈起自己的创作生涯，他不无感慨地说：“我这一生，是在折腾中沉沉浮浮，幸好，还算写了几部作品，也可聊以自慰！”
为何被冠以“第四种剧本”？
建国后的话剧舞台上，可以说只塑造了工农兵三类人物，而且这类剧本都有固定的框框：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大同小异，千篇一律，味同嚼蜡。
就在文艺创作万马齐喑的情况下，毛主席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无疑激发了众多文艺工作者的创作积极性。杨履方、海默、岳野如初生牛犊，在创作上敢于标新立异、独辟蹊径，他们所创作的《布谷鸟又叫了》《洞箫横吹》《同甘共苦》，以忠实于生活独特形态的魅力和活力，突破了当时剧坛所流行的公式化、概念化的框框，予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著名剧作家刘川在《第四种剧本——评〈布谷鸟又叫了〉》的评论文章中，对1956年前后出现在中国剧坛的一批戏剧作了大而化之的精辟概括，称它们为“第四种剧本”：一、勇敢地突破“人性”“人道主义”的禁区，大胆描写人的道德、情操和爱情生活，深入剖析人的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塑造出一批真实典型的人物形象；二、勇敢地突破只准“歌颂”不准“暴露”的禁区，大胆地干预生活，尖锐地揭露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严重矛盾和冲突……
刘川把这类话剧归纳为“第四种剧本”的独到见解，受到了广大戏剧工作者的认同和支持。由此，对相继涌现的积极干预生活、关注普通人生存和情感的具有人道主义情怀的各类剧本，都被囊括为“第四种剧本”。 《布谷鸟又叫了》《洞箫横吹》《同甘共苦》则被高度肯定成“第四种剧本”的代表作。
《布谷鸟又叫了》一剧，表现了共青团员们与封建狭隘的思想意识的冲突，塑造了追求理想和美好生活的社会新人童亚男的形象。它正面、真实地展现了当代青年的爱情生活，剖析了他们在爱情生活中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挖掘出具有时代意义的深刻主题。
《铜萧横吹》批判了合作化中的虚假典型，歌颂了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敢于同不正之风进行斗争，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1957年6月3日的《文汇报》发表了吴强的《看了“布谷鸟又叫了”》 的评论文章，该文热情洋溢地称赞：“这个戏不落俗套，就是说，我们的作家不是像许多作家说的那样，先在屋子里制定出一个四方端正的框子，然后把生活现象像搭积木一样，按规定的图式一块一块地装塞进去……（它）跟那些公式主义的概念化的作品是两种不同的面貌，那些公式主义的概念化的作品制作得再好，也不过是精心制作的人头木偶。”
可以这样说，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吴强对《布谷鸟又叫了》一剧的赞赏有加，何尝不是为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拍手叫好！
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导演黄佐临，是一位深受英国著名喜剧大师萧伯纳赞赏的艺术家。他特地赶到南京，与杨履方商讨上海人艺开排《布》剧事宜，又在杨履方陪同下去苏北农村体验生活。接着以强烈的创新意识把《布谷鸟又叫了》搬上舞台。不止于此，还从崭新角度拍成电影，影片公影后，全国观众如潮，风靡一时。
令人欣喜的是，《布谷鸟又叫了》一剧，不但在国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引起了外国同行的关注。苏联戏剧专家、莫斯科小剧院导演娜塔利亚·玛特维也夫娜·柔卡应邀来前线话剧团担任表导演教学工作。期间，她观看了前线话剧团和上海人艺两个版本的《布谷鸟又叫了》，还饶有兴趣地观看了电影《布谷鸟又叫了》。她激动不已地说：“《布谷鸟又叫了》，不管是话剧还是电影，都以其清新、生动的人物性格和戏剧风格深深打动了我。可以预见，该剧在中国的戏剧舞台上势必产生引领新潮流的积极影响。”“在中国相继看了几出话剧，让我刮目相看。我有一种感觉，继曹禺之后，新一代的话剧创作的精英已脱颖而出，肯定会薪传不朽。”回苏联后，她自己动笔把《布谷鸟又叫了》改编成话剧并执导上演，还亲自主持了苏联版的电视剧转播。早在五十年代，在中国老百姓连电视机为何物都不知道的情况下，俄语版《布谷鸟又叫了》的电视剧已经横空出世。
“第四种剧本”对社会生活有褒有贬的生动刻划，对官僚主义的揭露和批评，以及敢于着笔于人性、人情的描写，对当时的戏剧创作产生了推波助澜的影响，鲁彦周的《归来》、何求的《新局长到来之前》与《口是心非》，还有《葡萄烂了》《春光明媚》《人约黄昏后》……都没有回避时代在前进中遇到的重大矛盾，显示出作者大胆干预生活的锋芒，无不在浓厚的生活氛围中，表现出对现实的细致观察和认真思考。与此同时，老舍所创作的《茶馆》，为“姹紫嫣红春意闹”的话剧创作又是锦上添花。
正当话剧舞台呈显群芳争艳的可喜景象之时，蓦然之间，“第四种剧本”都被打成大毒草。在一片讨伐声中，杨履方、海默、岳野和他们的剧本成了众矢之的。
形势怎么会顷刻之间急转直下？
1958年秋天，柯庆施突然对《布谷鸟又叫了》一剧提出了疑问：“有这样的农村吗？这是对农村干部的歪曲！”不久，姚文元在1958年第12期的《剧本》上发表了《以什么标准来评价作品的思想性——对（布谷鸟又叫了）一剧的一些不同意见》，对《布》剧的主题思想和人物进行了全面否定。接着，《文艺报》《戏剧报》也发表了类似的批判文章，对《布》剧形成了三面夹攻的围剿……
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编剧陈恭敏对姚文元文章中抓辫子、打棍子、无限上纲的批评方法极为反感；写出《对〈布谷鸟又叫了〉一剧及其批评的探讨》（《剧本》1959年3月号）一文，与姚文元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辩论。文章从《布》剧的主题、对童亚男形象的认识、支部书记方宝山是否典型、作品是否歪曲了党团组织等四个方面，对姚文元的文章进行了全面反驳。他还特别尖锐地批评姚文元的评论属于“‘庸俗社会学’的典型例子”。
陈恭敏的文章击中了姚文元的要害。不久，姚文元又发表一篇洋洋万言的文章《论陈恭敏同志的“思想原则”和“美学原则”》，摆出一副学阀的样子，给陈恭敏横加了许多罪名，说：“陈恭敏所宣扬的那一套‘思想原则’和‘美学原则’是错误地夸大领导和群众的矛盾，否认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内部矛盾中的阶级斗争……”同时，姚文元还在文中顺带对《同甘共苦》《洞箫横吹》进行了批判。 在姚文元居高临下对“第四种剧本”的定调下，《布》剧成了人人喊打的毒草，正在放映的影片被勒令停映，同时遭殃的还有《洞箫横吹》《同甘共苦》等一大批剧目。
陈恭敏在读了姚文元第二篇文章之后，又写文章予以驳斥，但报刊不予登载，他的发言权就此被剥夺。
当时，社会上虽然对“第四种剧本”形成了大军压境的围剿之势，但身在南京军区的杨履方并没有火烧眉毛的凶险之感。令杨履方万分感动的是吴强——他离开南京军区已经有好几年了，身居上海，担任华东作家协会副主席，但他专程从上海赶来南京看望他，还拉着他去了许世友司令的家。吴强用非常肯定的语气对许世友说：“《布谷鸟又叫了》是出好戏，也是一部好电影。我们上海那位‘一言堂’的老板，也就是那位‘大长官’，说是丑化干部，‘一根棍子’（指姚文元）就跟着领导的眼色，将‘布谷鸟’一棍子打死。这下子布谷鸟不叫了。陈恭敏同志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写了一篇为《布》剧辨护的讲道理的文章，用了一下他享有的民主权利，算是对文痞捅了一下。这可捅了马蜂窝，上面立即三令五申，任何一家报纸都不允许发表为《布》剧辩驳的文章。我今天回部队，就是要对首长掏心置腹，杨履方对党的文艺事业是忠心耿耿的，你们千万别被那个文痞棍子蒙蔽了……”
话音刚落，许世友瞪着眼正色道：“你这话讲给谁听？”
吴强愣住了，不明白怎么会惹得许世友吹胡子瞪眼！
见吴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许世友偷偷一笑，反问道：“你这炮筒子脾气，比我还要直不愣登。你问问杨履方，这些年，每个星期天，我都把他拉到我家来喝酒。最近两个月，他少来过一次没有？”
杨履方马上接口说：“我是每个星期天都来，来之即喝。”
许世友问：“与以前比，是喝多了还是喝少了？”
杨履方不假思索地回答：“一年前，我们有过一晚上干上15杯的豪饮，最近连着破纪录，18杯，21杯！”
吴强惊呼道：“乖乖隆地东，许司令，你这是……”
冷不丁许世友伸手揪着吴强的耳朵，厉声问：“你这小子，在上海吃洋饭，住洋房，坐着洋车来到我的军营中，还敢在我头上拉洋屎，该当何罪！”说着略微用力揪了揪吴强的耳朵。
吴强佯装痛得哇哇大叫，“将军饶命，将军饶命啊！两军交战，你可不能斩杀来使啊！”
许世友闻言佯装大怒：“好啊，你这小子原来是奉命而来，还敢班门弄斧，说，是哪个尿东西派你来的？”
吴强赶紧分辨，“是小的说错了，说错了，我是为民请命，仗义执言……”紧接着口气一转，“对‘布谷鸟’的批判，结论先于辩论，意向定于一尊，陈恭敏被封嘴掐喉，也就谈不上各抒己见。这不是文艺批评，是霸道。”
看着两位领导为了他的安危，插科打诨，喜笑怒骂，而实质是为了护荫庇佑他，杨履方自然深受感动。
大树下面好乘凉，在许世友的保护和支持下，他的创作活动一刻也没有停顿过。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后，许世友安排杨履下放连队当兵，由此侥幸躲过一劫。
1962年3月，周总理、陈毅元帅在广州会议上发表了贯彻双百方针、纠正“左”的错误的重要讲话，让文艺界欢欣鼓舞。
广州会议是由剧协、文联出面召集的，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当时在广州举行的还有一个科学工作会议。两个会，周总理和陈毅同志都参加了。他们的意见，还是要让大家讲话。因此，会议的第一阶段主要是“出气”，把一些没有与会的人，如《洞箫横吹》的作者海默等也请来了。陈毅同志在会上讲话，批评了文艺领导中的简单粗暴现象，澄清了许多是非。他针对文艺批评中的粗暴现象说：“洞箫为什么不能横吹！”还说他的报告录音可以拿回去放。在会上，对《洞箫横吹》和《布谷鸟又叫了》的批评，是大家议论很多的一个问题。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说，《布谷鸟又叫了》虽有不足之处，但不失为是一个好剧本。姚文元对杨履方的批判完全不讲道理，强词夺理，罗织罪名。在宣读会议总结报告时，林默涵点名批评了姚文元的文章，并请叶以群把他的上述意见带回去转告姚文元。还着重指出，在创作方面，要提倡多样化，古的、今的，都可以写，但强调话剧应该多反映现实生活，成为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在这方面，《布谷鸟又叫了》《洞箫横吹》《同甘共苦》已起到了表率的作用。
“广州会议”对杨履方产生了极大的鼓舞作用，原先欲罢不能、欲动而止、充满矛盾的创作心态，终于被这股强劲的春风刺激得荡然无存。他已无法抑止跃跃欲试的创作冲动，欣然命笔，一气呵成写出了四幕大型话剧《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许世友看完彩排后，拉着杨履方边走边说：“你啊，可没有白喝我的酒。今儿个，我俩要喝就喝得一醉方休！”
1963年，经南京军区推荐，《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参加了华东区戏剧观摩演出，吴强观后高兴地对杨履方说：“杨老弟，看来那次我被许司令揪耳朵，何尝不是对你耳提面命啊！”
在授奖大会上，大型话剧剧本《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获得1964年华东区现代话剧汇演优秀剧目奖。你说巧不巧，给他授奖的恰恰是黄佐临。黄佐临一边把奖状递给他，一边悄悄耳语：“你一定会写出好作品，大作品，我期待着我们的再次合作。”
杨履方何尝不想能有机会与这位戏剧大师再次合作。于是，在东海前线他住进舟山的兵营；在黄海之滨列队于实战操演；在大别山的深山老林站岗放哨……一年前黄佐临的嘱告言犹在耳，而他的创作冲动与日俱增。正当他提笔跃跃欲试之时，谁能想到竟会大祸临头。
1966年5月，江青在《关于电影问题的谈话》中说：她在全军创作会议中，看了68部电影，其中好的7部：《南征北战》《平原游击队》《战斗里成长》《上甘岭》《地道战》《分水岭》《海鹰》。其余影片都有问题，有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毒草，有的宣传错误路线，有的为反革命分子翻案，有的丑化军队老干部，有的写男女关系、爱情，有的写“中间人物”。被江青点名批评的几十部影片中，也有《布谷鸟又叫了》。这样一来，杨履方又处于惶惶不可终日的焦虑之中。很快，“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 有一天，杨履方下班回家，他慢慢从胸袋里掏出一张纸给了妻子。林雅萍打开一看，是一张转账支票，数额是5000元！这是什么钱，稿费？比电影《布谷鸟又叫了》的稿费还多1200元！她还没有问出口，杨履方苦笑着说，你要好好保管啰，我们两口子和2个孩子就得靠这笔钱来维特生计。林雅萍被他搅糊涂了，弄不明白他干嘛要说得如此悲怆？
杨履方郁闷地抛出一句话：“转业费。”
她一时没有明白过来，“转业！转什么业？”
杨履方用手指指军帽和军服，她这才看清帽徽和领章、肩章装都没有了。
“卸下了？为什么要卸下来？”
杨履方把支票朝桌上一扔，沮丧地说：“还不是《布谷鸟又叫了》埋下的祸根。江青已对一批电影定下了死罪，我也难逃厄运。军区就是以《布谷鸟又叫了》是大毒草的罪名勒令我退伍，陶玉玲因主演《柳堡的故事》也被脱下了军装。这还不算，我的行政11级也被撒掉，以3级技工转业到地方，工资从每月107元降成35元。”
林雅萍惊讶得语无伦次，哭着说：“这不是把你扒得精光赶出了南京军区！”
杨履方苦笑着说：“是扫地出门！”
南京军区创作组的同事刘川，就是创作《第二个春天》的编剧，他是老杨的莫逆之交。他虽然同情老杨的遭遇，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挚友卷铺盖走人。一想到杨履方今后就像无岸可靠的一叶孤舟，他心急如焚。情急之中，他想起扬州歌舞团团长曾经请他帮忙物色一名编剧，于是刘川赶紧打长途电话与对方联系。一听是全国有名的编剧杨履方，那位团长求之不得，一口承应愿意接纳。刘川自告奋勇地陪同杨履方前往面谈。到了扬州歌舞团，那位团长把杨履方敬若上宾，一切很快就谈妥说停。第二天去民政局办理复员手续，没想到不能办理。按文件规定，从哪里参军就必需回原地复员，任何地区不得办理异地复员。
那么，杨履方该到何地复员安家？
他出身在重庆壁山，从小就背井离乡。1947年5月20日，南京大学的前身中央大学学生发起了五二○学生运动，这是我国解放战争时期最主要的学生运动，这场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为中心口号的爱国运动，极大地动摇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基础。杨履方因主编“520学运报”，被国民党教育部列入黑名单，并开除出“社会教育学院”学籍。他从苏州流亡到上海后，考入“上海戏剧学校”（上海戏剧学院前身）研究班。上海解放前夕，他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任苏南军区文工团编剧，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艺术院编剧，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编剧。
杨履方1949年在上海参军，要他回原地办理，而在上海他无亲无眷。
正当他一筹莫展之际，好友莫雁，话剧《布谷乌又叫了》导演，把他推荐给了马鞍山市文化局局长王平。这位局长才“解放”不久，刚上任。听了杨履方的情况，二话没说就明确表态：“对杨履方我久闻大名，我们省里像这样的大作家实在是太少太少了，以前想请都请不来，如果他肯纡尊降贵，我们真是求之不得。莫雁，马鞍山文化局是个小庙，盼望他来增光添彩。你可以对他说，我们按三级工招进文化局，半年后升五级工，我有这个权，我说话算数。”
杨履方一到马鞍山市文化局，就立即下生活，深入到马钢的轧钢厂。8个月后创作了大型四幕话剧《钢铁尖兵》。第一次彩排完毕，杨履方刚到家门，王平后脚跟进，还带来了一瓶太白酒、一斤采石干、一包猪头肉，进门就嚷嚷：“老杨，你一炮打响，给文化局长脸，爽！”
1973年9月，马鞍山市话剧团带着《钢铁尖兵》去合肥参加全省戏剧会演。上演第一天，刚刚落幕，省内戏剧界有头有面的人物就议论开了，这出戏是谁写的？出手不凡，手笔之大让人刮目相看！当得知作者并非无名小辈，而是大名鼎鼎的杨履方时，众人又惊又喜。鲁彦周赶到长江饭店，一脚踏进室内，对着杨履方深深鞠了一躬，由衷地说：“未曾想到仁兄会凤落岐山，安徽的戏剧舞台一定会蓬荜生辉。今后，你就是我们领军的老大哥啊！”
1974年，因北京电影制片厂之邀，杨履方、肖马和我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青春之火》。投入拍摄前夕，文化部派人来到摄制组，责令把影片改成与走资派作斗争剧情。整个剧组全都沉默不语。我率先打破了长时间的沉默：“电影写的是青年工人攀登技术高峰的情节，无法把与走资派作斗争的概念溶入剧本之中，不能改。” 杨履方和我的目光碰到一起时，他微微地点点头，脸上露出了支持我的一笑。肖马在桌子下的手紧紧地捏住我的手，也开口表态：“剧本的人物关系可不是搭积木，能随心所欲地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吗？硬要节外生枝，谁有本事谁改。”杨履方慢条斯理地说：“剧本最忌伤筋动骨，如果硬要作者依葫芦画瓢，必定弄巧成拙，弄出个四不像的东西，观众要骂的。”导演董克娜、副导演阚文、演员杨雅琴、李树钧的表态和我们一样，会议不欢而散。
文化部岂肯就此罢休，很快作出硬性批示：“影片《青春似火》要去除作者署名，改为马鞍山市文化局创作组。”墨迹未干，又下了绝杀令：禁演。
粉碎四人帮后，《青春似火》才重见天日。
1982年，部队落实政策，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沈西蒙为了落实政策，亲自来马鞍山看望杨履方，最终同意杨履方的意愿，调他到了武汉军区创作组。
杨履方重穿军装年已花甲，却老将宝刀不老，潜心创作了现代京剧剧本《千秋节》，后获1982年全国京剧会演优秀剧目奖。
如今，杨履方已是92岁耄耋老人，谈起自己的创作生涯，他不无感慨地说：“我这一生，是在折腾中沉沉浮浮，幸好，还算写了几部作品，也可聊以自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