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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的中国话剧舞台,杨履方创作的话剧《布谷鸟叫了》、海默创作的《铜萧横吹》、岳野创作的《同甘共苦》,一经上演好评如潮,报刊杂志、电台广播中对这几台大戏的竞相称颂,竟然出现了轰动效应,而且被誉为“第四种剧本”。
为何被冠以“第四种剧本”?
建国后的话剧舞台上,可以说只塑造了工农兵三类人物,而且这类剧本都有固定的框框: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大同小异,千篇一律,味同嚼蜡。
就在文艺创作万马齐喑的情况下,毛主席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无疑激发了众多文艺工作者的创作积极性。杨履方、海默、岳野如初生牛犊,在创作上敢于标新立异、独辟蹊径,他们所创作的《布谷鸟又叫了》《洞箫横吹》《同甘共苦》,以忠实于生活独特形态的魅力和活力,突破了当时剧坛所流行的公式化、概念化的框框,予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著名剧作家刘川在《第四种剧本——评〈布谷鸟又叫了〉》的评论文章中,对1956年前后出现在中国剧坛的一批戏剧作了大而化之的精辟概括,称它们为“第四种剧本”:一、勇敢地突破“人性”“人道主义”的禁区,大胆描写人的道德、情操和爱情生活,深入剖析人的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塑造出一批真实典型的人物形象;二、勇敢地突破只准“歌颂”不准“暴露”的禁区,大胆地干预生活,尖锐地揭露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严重矛盾和冲突……
刘川把这类话剧归纳为“第四种剧本”的独到见解,受到了广大戏剧工作者的认同和支持。由此,对相继涌现的积极干预生活、关注普通人生存和情感的具有人道主义情怀的各类剧本,都被囊括为“第四种剧本”。 《布谷鸟又叫了》《洞箫横吹》《同甘共苦》则被高度肯定成“第四种剧本”的代表作。
《布谷鸟又叫了》一剧,表现了共青团员们与封建狭隘的思想意识的冲突,塑造了追求理想和美好生活的社会新人童亚男的形象。它正面、真实地展现了当代青年的爱情生活,剖析了他们在爱情生活中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挖掘出具有时代意义的深刻主题。
《铜萧横吹》批判了合作化中的虚假典型,歌颂了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敢于同不正之风进行斗争,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1957年6月3日的《文汇报》发表了吴强的《看了“布谷鸟又叫了”》 的评论文章,该文热情洋溢地称赞:“这个戏不落俗套,就是说,我们的作家不是像许多作家说的那样,先在屋子里制定出一个四方端正的框子,然后把生活现象像搭积木一样,按规定的图式一块一块地装塞进去……(它)跟那些公式主义的概念化的作品是两种不同的面貌,那些公式主义的概念化的作品制作得再好,也不过是精心制作的人头木偶。”
可以这样说,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吴强对《布谷鸟又叫了》一剧的赞赏有加,何尝不是为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拍手叫好!
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导演黄佐临,是一位深受英国著名喜剧大师萧伯纳赞赏的艺术家。他特地赶到南京,与杨履方商讨上海人艺开排《布》剧事宜,又在杨履方陪同下去苏北农村体验生活。接着以强烈的创新意识把《布谷鸟又叫了》搬上舞台。不止于此,还从崭新角度拍成电影,影片公影后,全国观众如潮,风靡一时。
令人欣喜的是,《布谷鸟又叫了》一剧,不但在国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引起了外国同行的关注。苏联戏剧专家、莫斯科小剧院导演娜塔利亚·玛特维也夫娜·柔卡应邀来前线话剧团担任表导演教学工作。期间,她观看了前线话剧团和上海人艺两个版本的《布谷鸟又叫了》,还饶有兴趣地观看了电影《布谷鸟又叫了》。她激动不已地说:“《布谷鸟又叫了》,不管是话剧还是电影,都以其清新、生动的人物性格和戏剧风格深深打动了我。可以预见,该剧在中国的戏剧舞台上势必产生引领新潮流的积极影响。”“在中国相继看了几出话剧,让我刮目相看。我有一种感觉,继曹禺之后,新一代的话剧创作的精英已脱颖而出,肯定会薪传不朽。”回苏联后,她自己动笔把《布谷鸟又叫了》改编成话剧并执导上演,还亲自主持了苏联版的电视剧转播。早在五十年代,在中国老百姓连电视机为何物都不知道的情况下,俄语版《布谷鸟又叫了》的电视剧已经横空出世。
“第四种剧本”对社会生活有褒有贬的生动刻划,对官僚主义的揭露和批评,以及敢于着笔于人性、人情的描写,对当时的戏剧创作产生了推波助澜的影响,鲁彦周的《归来》、何求的《新局长到来之前》与《口是心非》,还有《葡萄烂了》《春光明媚》《人约黄昏后》……都没有回避时代在前进中遇到的重大矛盾,显示出作者大胆干预生活的锋芒,无不在浓厚的生活氛围中,表现出对现实的细致观察和认真思考。与此同时,老舍所创作的《茶馆》,为“姹紫嫣红春意闹”的话剧创作又是锦上添花。
正当话剧舞台呈显群芳争艳的可喜景象之时,蓦然之间,“第四种剧本”都被打成大毒草。在一片讨伐声中,杨履方、海默、岳野和他们的剧本成了众矢之的。
形势怎么会顷刻之间急转直下?
1958年秋天,柯庆施突然对《布谷鸟又叫了》一剧提出了疑问:“有这样的农村吗?这是对农村干部的歪曲!”不久,姚文元在1958年第12期的《剧本》上发表了《以什么标准来评价作品的思想性——对(布谷鸟又叫了)一剧的一些不同意见》,对《布》剧的主题思想和人物进行了全面否定。接着,《文艺报》《戏剧报》也发表了类似的批判文章,对《布》剧形成了三面夹攻的围剿……
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编剧陈恭敏对姚文元文章中抓辫子、打棍子、无限上纲的批评方法极为反感;写出《对〈布谷鸟又叫了〉一剧及其批评的探讨》(《剧本》1959年3月号)一文,与姚文元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辩论。文章从《布》剧的主题、对童亚男形象的认识、支部书记方宝山是否典型、作品是否歪曲了党团组织等四个方面,对姚文元的文章进行了全面反驳。他还特别尖锐地批评姚文元的评论属于“‘庸俗社会学’的典型例子”。
陈恭敏的文章击中了姚文元的要害。不久,姚文元又发表一篇洋洋万言的文章《论陈恭敏同志的“思想原则”和“美学原则”》,摆出一副学阀的样子,给陈恭敏横加了许多罪名,说:“陈恭敏所宣扬的那一套‘思想原则’和‘美学原则’是错误地夸大领导和群众的矛盾,否认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内部矛盾中的阶级斗争……”同时,姚文元还在文中顺带对《同甘共苦》《洞箫横吹》进行了批判。 在姚文元居高临下对“第四种剧本”的定调下,《布》剧成了人人喊打的毒草,正在放映的影片被勒令停映,同时遭殃的还有《洞箫横吹》《同甘共苦》等一大批剧目。
陈恭敏在读了姚文元第二篇文章之后,又写文章予以驳斥,但报刊不予登载,他的发言权就此被剥夺。
当时,社会上虽然对“第四种剧本”形成了大军压境的围剿之势,但身在南京军区的杨履方并没有火烧眉毛的凶险之感。令杨履方万分感动的是吴强——他离开南京军区已经有好几年了,身居上海,担任华东作家协会副主席,但他专程从上海赶来南京看望他,还拉着他去了许世友司令的家。吴强用非常肯定的语气对许世友说:“《布谷鸟又叫了》是出好戏,也是一部好电影。我们上海那位‘一言堂’的老板,也就是那位‘大长官’,说是丑化干部,‘一根棍子’(指姚文元)就跟着领导的眼色,将‘布谷鸟’一棍子打死。这下子布谷鸟不叫了。陈恭敏同志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写了一篇为《布》剧辨护的讲道理的文章,用了一下他享有的民主权利,算是对文痞捅了一下。这可捅了马蜂窝,上面立即三令五申,任何一家报纸都不允许发表为《布》剧辩驳的文章。我今天回部队,就是要对首长掏心置腹,杨履方对党的文艺事业是忠心耿耿的,你们千万别被那个文痞棍子蒙蔽了……”
话音刚落,许世友瞪着眼正色道:“你这话讲给谁听?”
吴强愣住了,不明白怎么会惹得许世友吹胡子瞪眼!
见吴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许世友偷偷一笑,反问道:“你这炮筒子脾气,比我还要直不愣登。你问问杨履方,这些年,每个星期天,我都把他拉到我家来喝酒。最近两个月,他少来过一次没有?”
杨履方马上接口说:“我是每个星期天都来,来之即喝。”
许世友问:“与以前比,是喝多了还是喝少了?”
杨履方不假思索地回答:“一年前,我们有过一晚上干上15杯的豪饮,最近连着破纪录,18杯,21杯!”
吴强惊呼道:“乖乖隆地东,许司令,你这是……”
冷不丁许世友伸手揪着吴强的耳朵,厉声问:“你这小子,在上海吃洋饭,住洋房,坐着洋车来到我的军营中,还敢在我头上拉洋屎,该当何罪!”说着略微用力揪了揪吴强的耳朵。
吴强佯装痛得哇哇大叫,“将军饶命,将军饶命啊!两军交战,你可不能斩杀来使啊!”
许世友闻言佯装大怒:“好啊,你这小子原来是奉命而来,还敢班门弄斧,说,是哪个尿东西派你来的?”
吴强赶紧分辨,“是小的说错了,说错了,我是为民请命,仗义执言……”紧接着口气一转,“对‘布谷鸟’的批判,结论先于辩论,意向定于一尊,陈恭敏被封嘴掐喉,也就谈不上各抒己见。这不是文艺批评,是霸道。”
看着两位领导为了他的安危,插科打诨,喜笑怒骂,而实质是为了护荫庇佑他,杨履方自然深受感动。
大树下面好乘凉,在许世友的保护和支持下,他的创作活动一刻也没有停顿过。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后,许世友安排杨履下放连队当兵,由此侥幸躲过一劫。
1962年3月,周总理、陈毅元帅在广州会议上发表了贯彻双百方针、纠正“左”的错误的重要讲话,让文艺界欢欣鼓舞。
广州会议是由剧协、文联出面召集的,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当时在广州举行的还有一个科学工作会议。两个会,周总理和陈毅同志都参加了。他们的意见,还是要让大家讲话。因此,会议的第一阶段主要是“出气”,把一些没有与会的人,如《洞箫横吹》的作者海默等也请来了。陈毅同志在会上讲话,批评了文艺领导中的简单粗暴现象,澄清了许多是非。他针对文艺批评中的粗暴现象说:“洞箫为什么不能横吹!”还说他的报告录音可以拿回去放。在会上,对《洞箫横吹》和《布谷鸟又叫了》的批评,是大家议论很多的一个问题。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说,《布谷鸟又叫了》虽有不足之处,但不失为是一个好剧本。姚文元对杨履方的批判完全不讲道理,强词夺理,罗织罪名。在宣读会议总结报告时,林默涵点名批评了姚文元的文章,并请叶以群把他的上述意见带回去转告姚文元。还着重指出,在创作方面,要提倡多样化,古的、今的,都可以写,但强调话剧应该多反映现实生活,成为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在这方面,《布谷鸟又叫了》《洞箫横吹》《同甘共苦》已起到了表率的作用。
“广州会议”对杨履方产生了极大的鼓舞作用,原先欲罢不能、欲动而止、充满矛盾的创作心态,终于被这股强劲的春风刺激得荡然无存。他已无法抑止跃跃欲试的创作冲动,欣然命笔,一气呵成写出了四幕大型话剧《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许世友看完彩排后,拉着杨履方边走边说:“你啊,可没有白喝我的酒。今儿个,我俩要喝就喝得一醉方休!”
1963年,经南京军区推荐,《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参加了华东区戏剧观摩演出,吴强观后高兴地对杨履方说:“杨老弟,看来那次我被许司令揪耳朵,何尝不是对你耳提面命啊!”
在授奖大会上,大型话剧剧本《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获得1964年华东区现代话剧汇演优秀剧目奖。你说巧不巧,给他授奖的恰恰是黄佐临。黄佐临一边把奖状递给他,一边悄悄耳语:“你一定会写出好作品,大作品,我期待着我们的再次合作。”
杨履方何尝不想能有机会与这位戏剧大师再次合作。于是,在东海前线他住进舟山的兵营;在黄海之滨列队于实战操演;在大别山的深山老林站岗放哨……一年前黄佐临的嘱告言犹在耳,而他的创作冲动与日俱增。正当他提笔跃跃欲试之时,谁能想到竟会大祸临头。
1966年5月,江青在《关于电影问题的谈话》中说:她在全军创作会议中,看了68部电影,其中好的7部:《南征北战》《平原游击队》《战斗里成长》《上甘岭》《地道战》《分水岭》《海鹰》。其余影片都有问题,有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毒草,有的宣传错误路线,有的为反革命分子翻案,有的丑化军队老干部,有的写男女关系、爱情,有的写“中间人物”。被江青点名批评的几十部影片中,也有《布谷鸟又叫了》。这样一来,杨履方又处于惶惶不可终日的焦虑之中。很快,“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 有一天,杨履方下班回家,他慢慢从胸袋里掏出一张纸给了妻子。林雅萍打开一看,是一张转账支票,数额是5000元!这是什么钱,稿费?比电影《布谷鸟又叫了》的稿费还多1200元!她还没有问出口,杨履方苦笑着说,你要好好保管啰,我们两口子和2个孩子就得靠这笔钱来维特生计。林雅萍被他搅糊涂了,弄不明白他干嘛要说得如此悲怆?
杨履方郁闷地抛出一句话:“转业费。”
她一时没有明白过来,“转业!转什么业?”
杨履方用手指指军帽和军服,她这才看清帽徽和领章、肩章装都没有了。
“卸下了?为什么要卸下来?”
杨履方把支票朝桌上一扔,沮丧地说:“还不是《布谷鸟又叫了》埋下的祸根。江青已对一批电影定下了死罪,我也难逃厄运。军区就是以《布谷鸟又叫了》是大毒草的罪名勒令我退伍,陶玉玲因主演《柳堡的故事》也被脱下了军装。这还不算,我的行政11级也被撒掉,以3级技工转业到地方,工资从每月107元降成35元。”
林雅萍惊讶得语无伦次,哭着说:“这不是把你扒得精光赶出了南京军区!”
杨履方苦笑着说:“是扫地出门!”
南京军区创作组的同事刘川,就是创作《第二个春天》的编剧,他是老杨的莫逆之交。他虽然同情老杨的遭遇,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挚友卷铺盖走人。一想到杨履方今后就像无岸可靠的一叶孤舟,他心急如焚。情急之中,他想起扬州歌舞团团长曾经请他帮忙物色一名编剧,于是刘川赶紧打长途电话与对方联系。一听是全国有名的编剧杨履方,那位团长求之不得,一口承应愿意接纳。刘川自告奋勇地陪同杨履方前往面谈。到了扬州歌舞团,那位团长把杨履方敬若上宾,一切很快就谈妥说停。第二天去民政局办理复员手续,没想到不能办理。按文件规定,从哪里参军就必需回原地复员,任何地区不得办理异地复员。
那么,杨履方该到何地复员安家?
他出身在重庆壁山,从小就背井离乡。1947年5月20日,南京大学的前身中央大学学生发起了五二○学生运动,这是我国解放战争时期最主要的学生运动,这场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为中心口号的爱国运动,极大地动摇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基础。杨履方因主编“520学运报”,被国民党教育部列入黑名单,并开除出“社会教育学院”学籍。他从苏州流亡到上海后,考入“上海戏剧学校”(上海戏剧学院前身)研究班。上海解放前夕,他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任苏南军区文工团编剧,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艺术院编剧,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编剧。
杨履方1949年在上海参军,要他回原地办理,而在上海他无亲无眷。
正当他一筹莫展之际,好友莫雁,话剧《布谷乌又叫了》导演,把他推荐给了马鞍山市文化局局长王平。这位局长才“解放”不久,刚上任。听了杨履方的情况,二话没说就明确表态:“对杨履方我久闻大名,我们省里像这样的大作家实在是太少太少了,以前想请都请不来,如果他肯纡尊降贵,我们真是求之不得。莫雁,马鞍山文化局是个小庙,盼望他来增光添彩。你可以对他说,我们按三级工招进文化局,半年后升五级工,我有这个权,我说话算数。”
杨履方一到马鞍山市文化局,就立即下生活,深入到马钢的轧钢厂。8个月后创作了大型四幕话剧《钢铁尖兵》。第一次彩排完毕,杨履方刚到家门,王平后脚跟进,还带来了一瓶太白酒、一斤采石干、一包猪头肉,进门就嚷嚷:“老杨,你一炮打响,给文化局长脸,爽!”
1973年9月,马鞍山市话剧团带着《钢铁尖兵》去合肥参加全省戏剧会演。上演第一天,刚刚落幕,省内戏剧界有头有面的人物就议论开了,这出戏是谁写的?出手不凡,手笔之大让人刮目相看!当得知作者并非无名小辈,而是大名鼎鼎的杨履方时,众人又惊又喜。鲁彦周赶到长江饭店,一脚踏进室内,对着杨履方深深鞠了一躬,由衷地说:“未曾想到仁兄会凤落岐山,安徽的戏剧舞台一定会蓬荜生辉。今后,你就是我们领军的老大哥啊!”
1974年,因北京电影制片厂之邀,杨履方、肖马和我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青春之火》。投入拍摄前夕,文化部派人来到摄制组,责令把影片改成与走资派作斗争剧情。整个剧组全都沉默不语。我率先打破了长时间的沉默:“电影写的是青年工人攀登技术高峰的情节,无法把与走资派作斗争的概念溶入剧本之中,不能改。” 杨履方和我的目光碰到一起时,他微微地点点头,脸上露出了支持我的一笑。肖马在桌子下的手紧紧地捏住我的手,也开口表态:“剧本的人物关系可不是搭积木,能随心所欲地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吗?硬要节外生枝,谁有本事谁改。”杨履方慢条斯理地说:“剧本最忌伤筋动骨,如果硬要作者依葫芦画瓢,必定弄巧成拙,弄出个四不像的东西,观众要骂的。”导演董克娜、副导演阚文、演员杨雅琴、李树钧的表态和我们一样,会议不欢而散。
文化部岂肯就此罢休,很快作出硬性批示:“影片《青春似火》要去除作者署名,改为马鞍山市文化局创作组。”墨迹未干,又下了绝杀令:禁演。
粉碎四人帮后,《青春似火》才重见天日。
1982年,部队落实政策,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沈西蒙为了落实政策,亲自来马鞍山看望杨履方,最终同意杨履方的意愿,调他到了武汉军区创作组。
杨履方重穿军装年已花甲,却老将宝刀不老,潜心创作了现代京剧剧本《千秋节》,后获1982年全国京剧会演优秀剧目奖。
如今,杨履方已是92岁耄耋老人,谈起自己的创作生涯,他不无感慨地说:“我这一生,是在折腾中沉沉浮浮,幸好,还算写了几部作品,也可聊以自慰!”
为何被冠以“第四种剧本”?
建国后的话剧舞台上,可以说只塑造了工农兵三类人物,而且这类剧本都有固定的框框: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大同小异,千篇一律,味同嚼蜡。
就在文艺创作万马齐喑的情况下,毛主席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无疑激发了众多文艺工作者的创作积极性。杨履方、海默、岳野如初生牛犊,在创作上敢于标新立异、独辟蹊径,他们所创作的《布谷鸟又叫了》《洞箫横吹》《同甘共苦》,以忠实于生活独特形态的魅力和活力,突破了当时剧坛所流行的公式化、概念化的框框,予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著名剧作家刘川在《第四种剧本——评〈布谷鸟又叫了〉》的评论文章中,对1956年前后出现在中国剧坛的一批戏剧作了大而化之的精辟概括,称它们为“第四种剧本”:一、勇敢地突破“人性”“人道主义”的禁区,大胆描写人的道德、情操和爱情生活,深入剖析人的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塑造出一批真实典型的人物形象;二、勇敢地突破只准“歌颂”不准“暴露”的禁区,大胆地干预生活,尖锐地揭露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严重矛盾和冲突……
刘川把这类话剧归纳为“第四种剧本”的独到见解,受到了广大戏剧工作者的认同和支持。由此,对相继涌现的积极干预生活、关注普通人生存和情感的具有人道主义情怀的各类剧本,都被囊括为“第四种剧本”。 《布谷鸟又叫了》《洞箫横吹》《同甘共苦》则被高度肯定成“第四种剧本”的代表作。
《布谷鸟又叫了》一剧,表现了共青团员们与封建狭隘的思想意识的冲突,塑造了追求理想和美好生活的社会新人童亚男的形象。它正面、真实地展现了当代青年的爱情生活,剖析了他们在爱情生活中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挖掘出具有时代意义的深刻主题。
《铜萧横吹》批判了合作化中的虚假典型,歌颂了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敢于同不正之风进行斗争,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1957年6月3日的《文汇报》发表了吴强的《看了“布谷鸟又叫了”》 的评论文章,该文热情洋溢地称赞:“这个戏不落俗套,就是说,我们的作家不是像许多作家说的那样,先在屋子里制定出一个四方端正的框子,然后把生活现象像搭积木一样,按规定的图式一块一块地装塞进去……(它)跟那些公式主义的概念化的作品是两种不同的面貌,那些公式主义的概念化的作品制作得再好,也不过是精心制作的人头木偶。”
可以这样说,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吴强对《布谷鸟又叫了》一剧的赞赏有加,何尝不是为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拍手叫好!
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导演黄佐临,是一位深受英国著名喜剧大师萧伯纳赞赏的艺术家。他特地赶到南京,与杨履方商讨上海人艺开排《布》剧事宜,又在杨履方陪同下去苏北农村体验生活。接着以强烈的创新意识把《布谷鸟又叫了》搬上舞台。不止于此,还从崭新角度拍成电影,影片公影后,全国观众如潮,风靡一时。
令人欣喜的是,《布谷鸟又叫了》一剧,不但在国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引起了外国同行的关注。苏联戏剧专家、莫斯科小剧院导演娜塔利亚·玛特维也夫娜·柔卡应邀来前线话剧团担任表导演教学工作。期间,她观看了前线话剧团和上海人艺两个版本的《布谷鸟又叫了》,还饶有兴趣地观看了电影《布谷鸟又叫了》。她激动不已地说:“《布谷鸟又叫了》,不管是话剧还是电影,都以其清新、生动的人物性格和戏剧风格深深打动了我。可以预见,该剧在中国的戏剧舞台上势必产生引领新潮流的积极影响。”“在中国相继看了几出话剧,让我刮目相看。我有一种感觉,继曹禺之后,新一代的话剧创作的精英已脱颖而出,肯定会薪传不朽。”回苏联后,她自己动笔把《布谷鸟又叫了》改编成话剧并执导上演,还亲自主持了苏联版的电视剧转播。早在五十年代,在中国老百姓连电视机为何物都不知道的情况下,俄语版《布谷鸟又叫了》的电视剧已经横空出世。
“第四种剧本”对社会生活有褒有贬的生动刻划,对官僚主义的揭露和批评,以及敢于着笔于人性、人情的描写,对当时的戏剧创作产生了推波助澜的影响,鲁彦周的《归来》、何求的《新局长到来之前》与《口是心非》,还有《葡萄烂了》《春光明媚》《人约黄昏后》……都没有回避时代在前进中遇到的重大矛盾,显示出作者大胆干预生活的锋芒,无不在浓厚的生活氛围中,表现出对现实的细致观察和认真思考。与此同时,老舍所创作的《茶馆》,为“姹紫嫣红春意闹”的话剧创作又是锦上添花。
正当话剧舞台呈显群芳争艳的可喜景象之时,蓦然之间,“第四种剧本”都被打成大毒草。在一片讨伐声中,杨履方、海默、岳野和他们的剧本成了众矢之的。
形势怎么会顷刻之间急转直下?
1958年秋天,柯庆施突然对《布谷鸟又叫了》一剧提出了疑问:“有这样的农村吗?这是对农村干部的歪曲!”不久,姚文元在1958年第12期的《剧本》上发表了《以什么标准来评价作品的思想性——对(布谷鸟又叫了)一剧的一些不同意见》,对《布》剧的主题思想和人物进行了全面否定。接着,《文艺报》《戏剧报》也发表了类似的批判文章,对《布》剧形成了三面夹攻的围剿……
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编剧陈恭敏对姚文元文章中抓辫子、打棍子、无限上纲的批评方法极为反感;写出《对〈布谷鸟又叫了〉一剧及其批评的探讨》(《剧本》1959年3月号)一文,与姚文元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辩论。文章从《布》剧的主题、对童亚男形象的认识、支部书记方宝山是否典型、作品是否歪曲了党团组织等四个方面,对姚文元的文章进行了全面反驳。他还特别尖锐地批评姚文元的评论属于“‘庸俗社会学’的典型例子”。
陈恭敏的文章击中了姚文元的要害。不久,姚文元又发表一篇洋洋万言的文章《论陈恭敏同志的“思想原则”和“美学原则”》,摆出一副学阀的样子,给陈恭敏横加了许多罪名,说:“陈恭敏所宣扬的那一套‘思想原则’和‘美学原则’是错误地夸大领导和群众的矛盾,否认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内部矛盾中的阶级斗争……”同时,姚文元还在文中顺带对《同甘共苦》《洞箫横吹》进行了批判。 在姚文元居高临下对“第四种剧本”的定调下,《布》剧成了人人喊打的毒草,正在放映的影片被勒令停映,同时遭殃的还有《洞箫横吹》《同甘共苦》等一大批剧目。
陈恭敏在读了姚文元第二篇文章之后,又写文章予以驳斥,但报刊不予登载,他的发言权就此被剥夺。
当时,社会上虽然对“第四种剧本”形成了大军压境的围剿之势,但身在南京军区的杨履方并没有火烧眉毛的凶险之感。令杨履方万分感动的是吴强——他离开南京军区已经有好几年了,身居上海,担任华东作家协会副主席,但他专程从上海赶来南京看望他,还拉着他去了许世友司令的家。吴强用非常肯定的语气对许世友说:“《布谷鸟又叫了》是出好戏,也是一部好电影。我们上海那位‘一言堂’的老板,也就是那位‘大长官’,说是丑化干部,‘一根棍子’(指姚文元)就跟着领导的眼色,将‘布谷鸟’一棍子打死。这下子布谷鸟不叫了。陈恭敏同志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写了一篇为《布》剧辨护的讲道理的文章,用了一下他享有的民主权利,算是对文痞捅了一下。这可捅了马蜂窝,上面立即三令五申,任何一家报纸都不允许发表为《布》剧辩驳的文章。我今天回部队,就是要对首长掏心置腹,杨履方对党的文艺事业是忠心耿耿的,你们千万别被那个文痞棍子蒙蔽了……”
话音刚落,许世友瞪着眼正色道:“你这话讲给谁听?”
吴强愣住了,不明白怎么会惹得许世友吹胡子瞪眼!
见吴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许世友偷偷一笑,反问道:“你这炮筒子脾气,比我还要直不愣登。你问问杨履方,这些年,每个星期天,我都把他拉到我家来喝酒。最近两个月,他少来过一次没有?”
杨履方马上接口说:“我是每个星期天都来,来之即喝。”
许世友问:“与以前比,是喝多了还是喝少了?”
杨履方不假思索地回答:“一年前,我们有过一晚上干上15杯的豪饮,最近连着破纪录,18杯,21杯!”
吴强惊呼道:“乖乖隆地东,许司令,你这是……”
冷不丁许世友伸手揪着吴强的耳朵,厉声问:“你这小子,在上海吃洋饭,住洋房,坐着洋车来到我的军营中,还敢在我头上拉洋屎,该当何罪!”说着略微用力揪了揪吴强的耳朵。
吴强佯装痛得哇哇大叫,“将军饶命,将军饶命啊!两军交战,你可不能斩杀来使啊!”
许世友闻言佯装大怒:“好啊,你这小子原来是奉命而来,还敢班门弄斧,说,是哪个尿东西派你来的?”
吴强赶紧分辨,“是小的说错了,说错了,我是为民请命,仗义执言……”紧接着口气一转,“对‘布谷鸟’的批判,结论先于辩论,意向定于一尊,陈恭敏被封嘴掐喉,也就谈不上各抒己见。这不是文艺批评,是霸道。”
看着两位领导为了他的安危,插科打诨,喜笑怒骂,而实质是为了护荫庇佑他,杨履方自然深受感动。
大树下面好乘凉,在许世友的保护和支持下,他的创作活动一刻也没有停顿过。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后,许世友安排杨履下放连队当兵,由此侥幸躲过一劫。
1962年3月,周总理、陈毅元帅在广州会议上发表了贯彻双百方针、纠正“左”的错误的重要讲话,让文艺界欢欣鼓舞。
广州会议是由剧协、文联出面召集的,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当时在广州举行的还有一个科学工作会议。两个会,周总理和陈毅同志都参加了。他们的意见,还是要让大家讲话。因此,会议的第一阶段主要是“出气”,把一些没有与会的人,如《洞箫横吹》的作者海默等也请来了。陈毅同志在会上讲话,批评了文艺领导中的简单粗暴现象,澄清了许多是非。他针对文艺批评中的粗暴现象说:“洞箫为什么不能横吹!”还说他的报告录音可以拿回去放。在会上,对《洞箫横吹》和《布谷鸟又叫了》的批评,是大家议论很多的一个问题。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说,《布谷鸟又叫了》虽有不足之处,但不失为是一个好剧本。姚文元对杨履方的批判完全不讲道理,强词夺理,罗织罪名。在宣读会议总结报告时,林默涵点名批评了姚文元的文章,并请叶以群把他的上述意见带回去转告姚文元。还着重指出,在创作方面,要提倡多样化,古的、今的,都可以写,但强调话剧应该多反映现实生活,成为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在这方面,《布谷鸟又叫了》《洞箫横吹》《同甘共苦》已起到了表率的作用。
“广州会议”对杨履方产生了极大的鼓舞作用,原先欲罢不能、欲动而止、充满矛盾的创作心态,终于被这股强劲的春风刺激得荡然无存。他已无法抑止跃跃欲试的创作冲动,欣然命笔,一气呵成写出了四幕大型话剧《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许世友看完彩排后,拉着杨履方边走边说:“你啊,可没有白喝我的酒。今儿个,我俩要喝就喝得一醉方休!”
1963年,经南京军区推荐,《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参加了华东区戏剧观摩演出,吴强观后高兴地对杨履方说:“杨老弟,看来那次我被许司令揪耳朵,何尝不是对你耳提面命啊!”
在授奖大会上,大型话剧剧本《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获得1964年华东区现代话剧汇演优秀剧目奖。你说巧不巧,给他授奖的恰恰是黄佐临。黄佐临一边把奖状递给他,一边悄悄耳语:“你一定会写出好作品,大作品,我期待着我们的再次合作。”
杨履方何尝不想能有机会与这位戏剧大师再次合作。于是,在东海前线他住进舟山的兵营;在黄海之滨列队于实战操演;在大别山的深山老林站岗放哨……一年前黄佐临的嘱告言犹在耳,而他的创作冲动与日俱增。正当他提笔跃跃欲试之时,谁能想到竟会大祸临头。
1966年5月,江青在《关于电影问题的谈话》中说:她在全军创作会议中,看了68部电影,其中好的7部:《南征北战》《平原游击队》《战斗里成长》《上甘岭》《地道战》《分水岭》《海鹰》。其余影片都有问题,有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毒草,有的宣传错误路线,有的为反革命分子翻案,有的丑化军队老干部,有的写男女关系、爱情,有的写“中间人物”。被江青点名批评的几十部影片中,也有《布谷鸟又叫了》。这样一来,杨履方又处于惶惶不可终日的焦虑之中。很快,“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 有一天,杨履方下班回家,他慢慢从胸袋里掏出一张纸给了妻子。林雅萍打开一看,是一张转账支票,数额是5000元!这是什么钱,稿费?比电影《布谷鸟又叫了》的稿费还多1200元!她还没有问出口,杨履方苦笑着说,你要好好保管啰,我们两口子和2个孩子就得靠这笔钱来维特生计。林雅萍被他搅糊涂了,弄不明白他干嘛要说得如此悲怆?
杨履方郁闷地抛出一句话:“转业费。”
她一时没有明白过来,“转业!转什么业?”
杨履方用手指指军帽和军服,她这才看清帽徽和领章、肩章装都没有了。
“卸下了?为什么要卸下来?”
杨履方把支票朝桌上一扔,沮丧地说:“还不是《布谷鸟又叫了》埋下的祸根。江青已对一批电影定下了死罪,我也难逃厄运。军区就是以《布谷鸟又叫了》是大毒草的罪名勒令我退伍,陶玉玲因主演《柳堡的故事》也被脱下了军装。这还不算,我的行政11级也被撒掉,以3级技工转业到地方,工资从每月107元降成35元。”
林雅萍惊讶得语无伦次,哭着说:“这不是把你扒得精光赶出了南京军区!”
杨履方苦笑着说:“是扫地出门!”
南京军区创作组的同事刘川,就是创作《第二个春天》的编剧,他是老杨的莫逆之交。他虽然同情老杨的遭遇,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挚友卷铺盖走人。一想到杨履方今后就像无岸可靠的一叶孤舟,他心急如焚。情急之中,他想起扬州歌舞团团长曾经请他帮忙物色一名编剧,于是刘川赶紧打长途电话与对方联系。一听是全国有名的编剧杨履方,那位团长求之不得,一口承应愿意接纳。刘川自告奋勇地陪同杨履方前往面谈。到了扬州歌舞团,那位团长把杨履方敬若上宾,一切很快就谈妥说停。第二天去民政局办理复员手续,没想到不能办理。按文件规定,从哪里参军就必需回原地复员,任何地区不得办理异地复员。
那么,杨履方该到何地复员安家?
他出身在重庆壁山,从小就背井离乡。1947年5月20日,南京大学的前身中央大学学生发起了五二○学生运动,这是我国解放战争时期最主要的学生运动,这场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为中心口号的爱国运动,极大地动摇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基础。杨履方因主编“520学运报”,被国民党教育部列入黑名单,并开除出“社会教育学院”学籍。他从苏州流亡到上海后,考入“上海戏剧学校”(上海戏剧学院前身)研究班。上海解放前夕,他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任苏南军区文工团编剧,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艺术院编剧,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编剧。
杨履方1949年在上海参军,要他回原地办理,而在上海他无亲无眷。
正当他一筹莫展之际,好友莫雁,话剧《布谷乌又叫了》导演,把他推荐给了马鞍山市文化局局长王平。这位局长才“解放”不久,刚上任。听了杨履方的情况,二话没说就明确表态:“对杨履方我久闻大名,我们省里像这样的大作家实在是太少太少了,以前想请都请不来,如果他肯纡尊降贵,我们真是求之不得。莫雁,马鞍山文化局是个小庙,盼望他来增光添彩。你可以对他说,我们按三级工招进文化局,半年后升五级工,我有这个权,我说话算数。”
杨履方一到马鞍山市文化局,就立即下生活,深入到马钢的轧钢厂。8个月后创作了大型四幕话剧《钢铁尖兵》。第一次彩排完毕,杨履方刚到家门,王平后脚跟进,还带来了一瓶太白酒、一斤采石干、一包猪头肉,进门就嚷嚷:“老杨,你一炮打响,给文化局长脸,爽!”
1973年9月,马鞍山市话剧团带着《钢铁尖兵》去合肥参加全省戏剧会演。上演第一天,刚刚落幕,省内戏剧界有头有面的人物就议论开了,这出戏是谁写的?出手不凡,手笔之大让人刮目相看!当得知作者并非无名小辈,而是大名鼎鼎的杨履方时,众人又惊又喜。鲁彦周赶到长江饭店,一脚踏进室内,对着杨履方深深鞠了一躬,由衷地说:“未曾想到仁兄会凤落岐山,安徽的戏剧舞台一定会蓬荜生辉。今后,你就是我们领军的老大哥啊!”
1974年,因北京电影制片厂之邀,杨履方、肖马和我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青春之火》。投入拍摄前夕,文化部派人来到摄制组,责令把影片改成与走资派作斗争剧情。整个剧组全都沉默不语。我率先打破了长时间的沉默:“电影写的是青年工人攀登技术高峰的情节,无法把与走资派作斗争的概念溶入剧本之中,不能改。” 杨履方和我的目光碰到一起时,他微微地点点头,脸上露出了支持我的一笑。肖马在桌子下的手紧紧地捏住我的手,也开口表态:“剧本的人物关系可不是搭积木,能随心所欲地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吗?硬要节外生枝,谁有本事谁改。”杨履方慢条斯理地说:“剧本最忌伤筋动骨,如果硬要作者依葫芦画瓢,必定弄巧成拙,弄出个四不像的东西,观众要骂的。”导演董克娜、副导演阚文、演员杨雅琴、李树钧的表态和我们一样,会议不欢而散。
文化部岂肯就此罢休,很快作出硬性批示:“影片《青春似火》要去除作者署名,改为马鞍山市文化局创作组。”墨迹未干,又下了绝杀令:禁演。
粉碎四人帮后,《青春似火》才重见天日。
1982年,部队落实政策,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沈西蒙为了落实政策,亲自来马鞍山看望杨履方,最终同意杨履方的意愿,调他到了武汉军区创作组。
杨履方重穿军装年已花甲,却老将宝刀不老,潜心创作了现代京剧剧本《千秋节》,后获1982年全国京剧会演优秀剧目奖。
如今,杨履方已是92岁耄耋老人,谈起自己的创作生涯,他不无感慨地说:“我这一生,是在折腾中沉沉浮浮,幸好,还算写了几部作品,也可聊以自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