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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勇说他早年有两个理想：一是做《读书》杂志的编辑；另一个是在工作之余开一家书店。都与书有关。
1996年，郑勇从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班毕业，便奔着《读书》杂志去了三联。去三联做编辑是他的不二之选。可惜，分配岗位时，郑勇被分配到了图书编辑室。当年《读书》杂志的前辈觉得他的性格太活泛，担心留不住。郑勇笑说其实自己只是爱跟作者打交道而已，骨子里是个坐得住冷板凳的文静书生。后来这些前辈也后悔当年没把郑勇留在《读书》杂志。当然这是后话。而他最终也绕了一圈，仍旧回到最初的原点来。当初的“可惜”又另当别论。
开书店的理想倒是出乎意料地变成现实。1996年年底，郑勇被派往南京三联商务文化中心担任经理，主理了半年的书店业务。
看起来，郑勇的不少经历都是在绕弯路。比如当年在去北大读研之前，本科其实是在浙江大学念的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之后又在苏州医学院工作了一段时间，都是与文学和出版毫无干系；最初进入三联，做《读书》杂志的编辑的愿望也未能实现，做了十七年的图书编辑之后，今年“回到”《读书》杂志，担任主编。回头看这些回形经历，郑勇在坦然中倒多了些感恩，“现在回头看，理工科的读书经历，对思维训练蛮有好处的，那就是在激情之外，更趋于理性；做出版之前先做书店的经历，等于是做完下游之后回头再做上游，对出版的全流程有更多的认知，对市场和读者有一个更感性的认识。”我想，郑勇后来策划、编辑的“三联精选”、“三联讲坛”、“Home书系”等等图书，或许最先得益于这样的“弯路”。
“三联讲坛”“HOME书系”，开拓三联出版的新传统
《北大旧事》是郑勇1997年从南京回到编辑部编的第一本书，书的编者是北大中文系的陈平原和夏晓虹两位教授。当年郑勇因为未能遂愿去《读书》杂志，几欲另谋出路，亏得导师陈平原先生的开导，才在图书编辑部做下来，做的第一本书竟也是陈平原编的书。
《北大旧事》是陈平原夫妇为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编订出版的，但对于郑勇个人而言，此中除了与陈平原的师生情分，也饱含着一份对北大的情缘，后来的“三联讲坛”丛书亦是如此。
“三联讲坛”这套书，集聚了钱理群、葛兆光、陈平原、洪子诚、王德威、吴晓东等学术名家，其中不少都是北大的优秀文史学者，而书稿的内容是他们的代表性课程的讲稿，比如钱理群的《与鲁迅相遇：北大演讲录之二》、葛兆光的《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视野、角度与方法》、邓晓芒的《康德<判断力批判>释义》。“‘三联讲坛’最主要的思路是做学术普及的出版工作。当时我觉得高校和社会之间有一道藩篱，而这套书希望把名校名师的名课，转化为纸上的学苑风景，使无缘身临其境的普通读者，也能借助阅读，分享当代校园知识、思想与学术的进展和前沿问题。最初的创意和出发点后来也成功实现了。”从这个角度来做书，“三联讲坛”算是开了“课堂书”的先河，且与此后的跟风之作相比，这近二十种书绝非泛泛之作。很值得一提的是，郑勇在这套书的策划、编辑过程中，将讲堂的味道原汁原味地保留到了纸页上。“这些书稿的风格不是后加工的，否则就变成了专著。所以，我当时设计并坚持的原则就是，以课堂录音为底本，整理成书时秉持实录精神，不避口语色彩，保留即兴发挥成分，力求呈现原汁原味的现场氛围。作者如有增删修订或审阅校样时有观点变异、材料补充，则置于专辟的边栏留白处，权作批注；编者认为值得细味深究或留意探讨的精要表述，则抽提并现于当页的天头或地脚。著名书装设计家陆智昌也喜欢这套书的创意，帮着设计版式，很好地实现了那种历时性的意图和多文本叠加的效果。”
“三联讲坛”和自2003年策划的“HOME书系”，其实可算作三联出版传统的创新。三联几十年积累的品牌和形象，一直是偏重学术和文化面向的出版，如“Home书系”这一类相对通俗的生活类图书是三联先前较少触碰的。当然这跟2002年前后三联内部从原先一个编辑部分化为生活、读书、新知三个编辑部有关，郑勇当时担纲生活编辑部。“当时刚刚成立了生活编辑部，三联之前很少出生活类图书，可说既无经验，也无资源，真是白手起家。而且当时市场也发生了变化，卖方市场变成买方市场，所以觉得做生活类图书有市场压力。当时想策划一套适合都市读者，偏于生活和时尚的书，就找到了香港的欧阳应霁先生，对内地读者来说，当时他还是新面孔。”《设计私生活》、《两个人住》、《回家真好》、《半饱》、《寻常放荡》，包括持续到近年出版的《香港味道》、《快煮慢食》、《天真本色》，这套书一直受到都市年轻读者热捧，而对于三联来说，这套书吸引到的群体是全新的，与以往三联那些关注学术与文化的读者群不同，“出版社的功能不仅要满足老读者，也应该在坚守中有所调适，创意选题和图书会培养新读者，成功地策划、引进一套书，会为出版社带来一批增量的读者群。”郑勇说。
同样的，郑勇同1217俱乐部合作策划“年度书系”，从2005年起始每年出版的《话题》，也看似与三联的出版传统有所出入，但郑勇说，“三联为什么这么多年特别受读者或者知识分子的支持，大家对三联有好感和认同？我的一个判断，是因为三联很关注中国思想界进程，同时引领着时代的风潮。三联图书的内容是大家精神生活和生活领域的话题，能引发大家的讨论。”八九十年代持续出版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和“学术前沿”等即是最好的例证，“这些书都给中国当代的思想讨论或者时代风潮提供了阅读资源，是三联关注社会现实的体现”。而郑勇当初也正是看中了杨早、萨支山、施爱东等青年学者定期组织年轻学人，对影响到当代国人精神生活的热点话题进行讨论的活动，试图为这个仓皇的时代留下记忆年轮，把个性化的思考留给后人，这一理念是与三联关注当下现实的精神相契合的。虽然这套书并没有创造经济利润，编辑团队每年却要为此付出许多精力，但是郑勇说，“只要他们坚持做这件事，有耐心有恒心做下去，我作为出版人，作为编辑会全力支持，三联也会全力支持，不计赔赚地支持。因为这是一批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学者在做着的有价值的文化工作。” 追随“温暖的脚印”
除这些丛书之外，郑勇编辑的不少作品，是更有“三联味”的，同时也是跟他个人的喜好和品位贴近的。陈从周《梓室余墨》、曹聚仁《万里行记》、马国亮《良友忆旧：一家画报与一个时代》、周有光《百岁新稿》、金安平《合肥四姊妹》……文史类作品是郑勇偏爱的，尤其钟爱那些带着些许民国风骨的老人的作品，比如金克木、黄裳、董桥、范用诸位的小书。郑勇说他曾经有一段时间很想将自己的书斋叫作“黄金斋”，因为喜爱黄裳和金克木的文字。郑勇也做了不少他们的小书，黄裳的《珠还记幸》、《来燕榭少作五种》，董桥第一次在大陆出的自选集：《从前》、《品位历程》、《旧情解构》，而范用编著的《文人饮食谭》等六七册书也都出自郑勇之手。
范用是郑勇的前辈，郑勇自进入出版圈时便结识了范用。2010年，范用去世之后第四日，郑勇写了一篇《“温暖的脚印”》，忆叙了他与范用先生的这段情谊。
当年郑勇进入三联，最初就住在方庄的集体宿舍，离范用先生的家很近，所以时常去范用家里看书借书，对他的藏书印象颇深，“像所有爱书人第一次进入范先生书房的感受一样，我也只能用如入宝山、流连忘返、惊叹羡慕一类词语形容。像我借阅过的董桥、黄裳的作品，就包括大陆版之外的港台版、平装本之外的毛边本、精装本，一应俱全，而且大都是作者的赠本。”后来，郑勇与黄裳、董桥的结缘，都算是范用先生的牵线搭桥。文中还提到《懒寻旧梦录》的再版、刘再复父女两地书结集《共悟人间》、车辐《川菜杂谈》等书的出版，也都得到了范用的引荐。
范用一生为人做书做嫁衣，从未有自己的作品出版，自退休之后才编了《文人饮食谭》、《买书琐记》、《买书琐记（续编）》，写了《我爱穆源》、《泥土 脚印》、《泥土 脚印（续编）》等几册书。其中《文人饮食谭》和《买书琐记》也是较早收入“闲趣坊”书系的作品。“闲趣坊”的作品，都是很有性灵的文化散文，也做得素雅灵巧，一直被很多人认为颇具“范用味道”，我想这是对郑勇做这套书的肯定。
郑勇说他在范用身边的那些年，就像是他的小学徒，踏踏实实从字体、字号、书眉等等微小的细节学起。有人称道郑勇的书做得好，范用先生开心；遇到工作疏漏，郑勇也领受他的批评。比如《回家》出版时，郑勇“就收到范用先生一封附带着勘误表的‘吼叫信’：‘看到样书，心里十分不安，里面的错字，错得太不像话。读者看了会笑话范用。……对三联的信誉亦有损害。’”比起很多私淑范用的编辑，郑勇与范用这样两代出版人的交情，是让人羡慕的。
从陈原、范用到沈昌文、董秀玉，到郑勇，甚至更年轻的三联人，几代三联人之间的薪火相传，是在三联之外其他出版社难见到的。郑勇常借用宋代江西诗派“一祖三宗”的说法，将邹韬奋、范用、沈昌文、董秀玉，称为三联的“一祖三宗”，而他就是在范用、沈昌文、董秀玉这“三宗”的身边，从他们所做编辑的作品中，触摸到三联的体温和气息，三联的精神得以熏陶化人也在此。郑勇编辑生涯最早的成名作“三联精选”，能够看出他对三联出版传统的继承、对三联传统资源的整合。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连续出版了五辑共50种的“三联精选”，多为大家小书，朱自清、闻一多、叶圣陶、唐弢、朱光潜、浦江清，《经典常谈》、《诗论》、《沉思录》、《道德箴言录》都在其中，很能体现出三联图书的人文精神取向和注重文化积累与学术普及的努力，尤其映照出三联在目下出版社日趋商业化的环境中，仍旧抱持着的当年的理想。那份纯粹和挚诚，不知温热了多少代读者。
“三联不只是三联人的三联”
5月，郑勇去常州参加“周有光与中国语文现代化”学术研讨会，赴会之前，他将前些年周有光在三联出版的书重又找出来翻看。周有光退休之后在三联出版的七八套书，不少也是经由郑勇编辑出版的。“通过这七八套书，能看出来周老从一个专家学者转向独立知识分子的过程，他的这种人生转型，刚好在三联书店的出版中得到完整的体现和记录，见出一个作者和一家出版社很好的精神气质的契合。”
三联和《读书》杂志的这种明显的精神气质和特点，就像许纪霖曾经说过的，“确立了在金钱和权利之外的第三种尊严——知识的尊严、思想的尊严和知识分子的尊严”，这与杨绛先生对三联“不官不商有书香”的赞誉正相契合。很多时候，用郑勇的话说，三联不再是三联人的三联，而是中国思想界、文化界和知识界的公器。2004年的“三联风波”就很能说明这一点
2004年2月，孙晓林、吴彬、叶芳、舒炜、郑勇等十四位三联人向上级主管单位实名举报总经理人事、经营等一系列严重违规事件。最初被媒体称为“《读书》公务员版风波”的事件，最后成了“三联保卫战”，因为此间，杨绛、陈乐民、资中筠、葛兆光、陈平原、许纪霖等作家学者纷纷也提起笔来撰文回忆与三联的过往，表达对此事的关注和焦虑，声援“三联十四志士”；范用、袁信之等京沪两地参加过三联工作离退休前辈通过各种方式向上级领导机关呼吁尽快解决三联问题，据言两地的20位老出版家年龄加起来超过1600岁，82岁的范用在里面是最年轻的；全国42家民营书店发表联合声明，以示支持，一并参与到“三联保卫战”中。这一场三联风波持续到当年9月，才以时任总经理被免职调离而宣告平息，三联重新回到正轨。郑勇说，如果没有那么多热爱三联的作者、读者、媒体人和书店等出版界的道友的大声疾呼和全力支援，光靠三联人怕是难以恢复正轨的。
这实在是一份难得的道义，对三联人是莫大的鼓舞。郑勇说，有三联气质的出版人、作者和读者形成了一个很特殊的群体，“在三联做事，你能感觉到吾道不孤，因此不能放弃文化理想和精神坚守，否则，如何对得住公众对你的期望？‘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这样的称誉太高了，辜负了这一期许，三联就只是一家普通出版社，一家平常的企业。因此，《读书》也好，三联也好，都是一个公共平台，属于全体知识人的公器，而绝不只是三联人的三联。我们在里面工作，感受特别具体，就是一种责任，这种责任让你为之工作不敢懈怠，不敢造次。” 今年2月，《读书》杂志继2007年人事大调动后再一次更换主帅，执行主编贾宝兰转调艺术研究院，王焱即将退休离任，部分《读书》编辑转任图书分社岗位，一时间又引发不小的风波。
“新三联的历史，可说是先有《读书》，后有三联。因为《读书》杂志1979年创刊时，三联书店还只是人民出版社的一个编辑部。三联书店在恢复独立建制后，能够那么快速地成长、定型，获得那么多支持，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其实都离不开《读书》杂志，离不开《读书》的作者和读者、品牌和影响。”而对于更多数的读者来说，尤其是对知识分子，《读书》的存在和价值更为深远。所以《读书》近年来的每一次风吹草动也都引发着读者的关注和回应，所谓“《读书》无小事”，一次次得到验证。这一次郑勇接任《读书》主编，自然也受到关注。郑勇说，“我们今天接手主持《读书》，要做的只是顺势而为。几代前辈《读书》人的接棒努力，已经使《读书》成长为根深叶茂的大树，我们享受着她的荫庇，是荣耀和福分。她的深厚传统，也是《读书》人和读书人共同携手培植出来的，所以我们只能顺势而为。今天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生态，和大家怀念的陈原、范用、沈昌文时代当然变化太大，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在坚守中加以调适，在延续中有提升，我们固然有诸多想象、选择和设计，但我想，最根本的还是依赖作者的参与形塑，倾听读者的意见，或者说是大家一起合力打造以后的《读书》新面目。” 郑勇调任之后，计划走访全国各地的部分一线城市，举办座谈会，听取作者和读者的意见。“我的定位很清晰，我是为《读书》打工、跑腿儿的小伙计。我是带着临深履薄的敬畏之心来上岗的，是为这个心爱的刊物服务的。5月我们去上海‘拜码头’，每一场座谈会上都能听到老、中、青各个年龄段的作者、读者对《读书》的深厚感情、对《读书》的殷切期待，许多人收藏着从创刊号以来的全套《读书》，即使有段时期《读书》让他们感觉失望，甚至不读了，也还在坚持订阅或购买《读书》。这种不离不弃的支持，让我们在感动之余，也更增添了信心。”
郑勇说，作为职业编辑那么多年，最大的体会是，“大三联，小编辑。我很认同业界的说法：读者是上帝，作者也是上帝，而编辑呢，很简单，就是在两个上帝之间穿梭往返着跑跑腿。这个定位在我从业十七年来从没改变过。而且‘竭诚为读者服务’，这是三联的祖训，三联编辑入职教育的第一定律。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希望自己跳出来，为自己博出位，那是我们最忌讳的。我就希望隐身在作者和图书后面，作为他们的推手。为人做嫁也很幸福啊。”
1996年，郑勇从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班毕业，便奔着《读书》杂志去了三联。去三联做编辑是他的不二之选。可惜，分配岗位时，郑勇被分配到了图书编辑室。当年《读书》杂志的前辈觉得他的性格太活泛，担心留不住。郑勇笑说其实自己只是爱跟作者打交道而已，骨子里是个坐得住冷板凳的文静书生。后来这些前辈也后悔当年没把郑勇留在《读书》杂志。当然这是后话。而他最终也绕了一圈，仍旧回到最初的原点来。当初的“可惜”又另当别论。
开书店的理想倒是出乎意料地变成现实。1996年年底，郑勇被派往南京三联商务文化中心担任经理，主理了半年的书店业务。
看起来，郑勇的不少经历都是在绕弯路。比如当年在去北大读研之前，本科其实是在浙江大学念的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之后又在苏州医学院工作了一段时间，都是与文学和出版毫无干系；最初进入三联，做《读书》杂志的编辑的愿望也未能实现，做了十七年的图书编辑之后，今年“回到”《读书》杂志，担任主编。回头看这些回形经历，郑勇在坦然中倒多了些感恩，“现在回头看，理工科的读书经历，对思维训练蛮有好处的，那就是在激情之外，更趋于理性；做出版之前先做书店的经历，等于是做完下游之后回头再做上游，对出版的全流程有更多的认知，对市场和读者有一个更感性的认识。”我想，郑勇后来策划、编辑的“三联精选”、“三联讲坛”、“Home书系”等等图书，或许最先得益于这样的“弯路”。
“三联讲坛”“HOME书系”，开拓三联出版的新传统
《北大旧事》是郑勇1997年从南京回到编辑部编的第一本书，书的编者是北大中文系的陈平原和夏晓虹两位教授。当年郑勇因为未能遂愿去《读书》杂志，几欲另谋出路，亏得导师陈平原先生的开导，才在图书编辑部做下来，做的第一本书竟也是陈平原编的书。
《北大旧事》是陈平原夫妇为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编订出版的，但对于郑勇个人而言，此中除了与陈平原的师生情分，也饱含着一份对北大的情缘，后来的“三联讲坛”丛书亦是如此。
“三联讲坛”这套书，集聚了钱理群、葛兆光、陈平原、洪子诚、王德威、吴晓东等学术名家，其中不少都是北大的优秀文史学者，而书稿的内容是他们的代表性课程的讲稿，比如钱理群的《与鲁迅相遇：北大演讲录之二》、葛兆光的《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视野、角度与方法》、邓晓芒的《康德<判断力批判>释义》。“‘三联讲坛’最主要的思路是做学术普及的出版工作。当时我觉得高校和社会之间有一道藩篱，而这套书希望把名校名师的名课，转化为纸上的学苑风景，使无缘身临其境的普通读者，也能借助阅读，分享当代校园知识、思想与学术的进展和前沿问题。最初的创意和出发点后来也成功实现了。”从这个角度来做书，“三联讲坛”算是开了“课堂书”的先河，且与此后的跟风之作相比，这近二十种书绝非泛泛之作。很值得一提的是，郑勇在这套书的策划、编辑过程中，将讲堂的味道原汁原味地保留到了纸页上。“这些书稿的风格不是后加工的，否则就变成了专著。所以，我当时设计并坚持的原则就是，以课堂录音为底本，整理成书时秉持实录精神，不避口语色彩，保留即兴发挥成分，力求呈现原汁原味的现场氛围。作者如有增删修订或审阅校样时有观点变异、材料补充，则置于专辟的边栏留白处，权作批注；编者认为值得细味深究或留意探讨的精要表述，则抽提并现于当页的天头或地脚。著名书装设计家陆智昌也喜欢这套书的创意，帮着设计版式，很好地实现了那种历时性的意图和多文本叠加的效果。”
“三联讲坛”和自2003年策划的“HOME书系”，其实可算作三联出版传统的创新。三联几十年积累的品牌和形象，一直是偏重学术和文化面向的出版，如“Home书系”这一类相对通俗的生活类图书是三联先前较少触碰的。当然这跟2002年前后三联内部从原先一个编辑部分化为生活、读书、新知三个编辑部有关，郑勇当时担纲生活编辑部。“当时刚刚成立了生活编辑部，三联之前很少出生活类图书，可说既无经验，也无资源，真是白手起家。而且当时市场也发生了变化，卖方市场变成买方市场，所以觉得做生活类图书有市场压力。当时想策划一套适合都市读者，偏于生活和时尚的书，就找到了香港的欧阳应霁先生，对内地读者来说，当时他还是新面孔。”《设计私生活》、《两个人住》、《回家真好》、《半饱》、《寻常放荡》，包括持续到近年出版的《香港味道》、《快煮慢食》、《天真本色》，这套书一直受到都市年轻读者热捧，而对于三联来说，这套书吸引到的群体是全新的，与以往三联那些关注学术与文化的读者群不同，“出版社的功能不仅要满足老读者，也应该在坚守中有所调适，创意选题和图书会培养新读者，成功地策划、引进一套书，会为出版社带来一批增量的读者群。”郑勇说。
同样的，郑勇同1217俱乐部合作策划“年度书系”，从2005年起始每年出版的《话题》，也看似与三联的出版传统有所出入，但郑勇说，“三联为什么这么多年特别受读者或者知识分子的支持，大家对三联有好感和认同？我的一个判断，是因为三联很关注中国思想界进程，同时引领着时代的风潮。三联图书的内容是大家精神生活和生活领域的话题，能引发大家的讨论。”八九十年代持续出版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和“学术前沿”等即是最好的例证，“这些书都给中国当代的思想讨论或者时代风潮提供了阅读资源，是三联关注社会现实的体现”。而郑勇当初也正是看中了杨早、萨支山、施爱东等青年学者定期组织年轻学人，对影响到当代国人精神生活的热点话题进行讨论的活动，试图为这个仓皇的时代留下记忆年轮，把个性化的思考留给后人，这一理念是与三联关注当下现实的精神相契合的。虽然这套书并没有创造经济利润，编辑团队每年却要为此付出许多精力，但是郑勇说，“只要他们坚持做这件事，有耐心有恒心做下去，我作为出版人，作为编辑会全力支持，三联也会全力支持，不计赔赚地支持。因为这是一批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学者在做着的有价值的文化工作。” 追随“温暖的脚印”
除这些丛书之外，郑勇编辑的不少作品，是更有“三联味”的，同时也是跟他个人的喜好和品位贴近的。陈从周《梓室余墨》、曹聚仁《万里行记》、马国亮《良友忆旧：一家画报与一个时代》、周有光《百岁新稿》、金安平《合肥四姊妹》……文史类作品是郑勇偏爱的，尤其钟爱那些带着些许民国风骨的老人的作品，比如金克木、黄裳、董桥、范用诸位的小书。郑勇说他曾经有一段时间很想将自己的书斋叫作“黄金斋”，因为喜爱黄裳和金克木的文字。郑勇也做了不少他们的小书，黄裳的《珠还记幸》、《来燕榭少作五种》，董桥第一次在大陆出的自选集：《从前》、《品位历程》、《旧情解构》，而范用编著的《文人饮食谭》等六七册书也都出自郑勇之手。
范用是郑勇的前辈，郑勇自进入出版圈时便结识了范用。2010年，范用去世之后第四日，郑勇写了一篇《“温暖的脚印”》，忆叙了他与范用先生的这段情谊。
当年郑勇进入三联，最初就住在方庄的集体宿舍，离范用先生的家很近，所以时常去范用家里看书借书，对他的藏书印象颇深，“像所有爱书人第一次进入范先生书房的感受一样，我也只能用如入宝山、流连忘返、惊叹羡慕一类词语形容。像我借阅过的董桥、黄裳的作品，就包括大陆版之外的港台版、平装本之外的毛边本、精装本，一应俱全，而且大都是作者的赠本。”后来，郑勇与黄裳、董桥的结缘，都算是范用先生的牵线搭桥。文中还提到《懒寻旧梦录》的再版、刘再复父女两地书结集《共悟人间》、车辐《川菜杂谈》等书的出版，也都得到了范用的引荐。
范用一生为人做书做嫁衣，从未有自己的作品出版，自退休之后才编了《文人饮食谭》、《买书琐记》、《买书琐记（续编）》，写了《我爱穆源》、《泥土 脚印》、《泥土 脚印（续编）》等几册书。其中《文人饮食谭》和《买书琐记》也是较早收入“闲趣坊”书系的作品。“闲趣坊”的作品，都是很有性灵的文化散文，也做得素雅灵巧，一直被很多人认为颇具“范用味道”，我想这是对郑勇做这套书的肯定。
郑勇说他在范用身边的那些年，就像是他的小学徒，踏踏实实从字体、字号、书眉等等微小的细节学起。有人称道郑勇的书做得好，范用先生开心；遇到工作疏漏，郑勇也领受他的批评。比如《回家》出版时，郑勇“就收到范用先生一封附带着勘误表的‘吼叫信’：‘看到样书，心里十分不安，里面的错字，错得太不像话。读者看了会笑话范用。……对三联的信誉亦有损害。’”比起很多私淑范用的编辑，郑勇与范用这样两代出版人的交情，是让人羡慕的。
从陈原、范用到沈昌文、董秀玉，到郑勇，甚至更年轻的三联人，几代三联人之间的薪火相传，是在三联之外其他出版社难见到的。郑勇常借用宋代江西诗派“一祖三宗”的说法，将邹韬奋、范用、沈昌文、董秀玉，称为三联的“一祖三宗”，而他就是在范用、沈昌文、董秀玉这“三宗”的身边，从他们所做编辑的作品中，触摸到三联的体温和气息，三联的精神得以熏陶化人也在此。郑勇编辑生涯最早的成名作“三联精选”，能够看出他对三联出版传统的继承、对三联传统资源的整合。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连续出版了五辑共50种的“三联精选”，多为大家小书，朱自清、闻一多、叶圣陶、唐弢、朱光潜、浦江清，《经典常谈》、《诗论》、《沉思录》、《道德箴言录》都在其中，很能体现出三联图书的人文精神取向和注重文化积累与学术普及的努力，尤其映照出三联在目下出版社日趋商业化的环境中，仍旧抱持着的当年的理想。那份纯粹和挚诚，不知温热了多少代读者。
“三联不只是三联人的三联”
5月，郑勇去常州参加“周有光与中国语文现代化”学术研讨会，赴会之前，他将前些年周有光在三联出版的书重又找出来翻看。周有光退休之后在三联出版的七八套书，不少也是经由郑勇编辑出版的。“通过这七八套书，能看出来周老从一个专家学者转向独立知识分子的过程，他的这种人生转型，刚好在三联书店的出版中得到完整的体现和记录，见出一个作者和一家出版社很好的精神气质的契合。”
三联和《读书》杂志的这种明显的精神气质和特点，就像许纪霖曾经说过的，“确立了在金钱和权利之外的第三种尊严——知识的尊严、思想的尊严和知识分子的尊严”，这与杨绛先生对三联“不官不商有书香”的赞誉正相契合。很多时候，用郑勇的话说，三联不再是三联人的三联，而是中国思想界、文化界和知识界的公器。2004年的“三联风波”就很能说明这一点
2004年2月，孙晓林、吴彬、叶芳、舒炜、郑勇等十四位三联人向上级主管单位实名举报总经理人事、经营等一系列严重违规事件。最初被媒体称为“《读书》公务员版风波”的事件，最后成了“三联保卫战”，因为此间，杨绛、陈乐民、资中筠、葛兆光、陈平原、许纪霖等作家学者纷纷也提起笔来撰文回忆与三联的过往，表达对此事的关注和焦虑，声援“三联十四志士”；范用、袁信之等京沪两地参加过三联工作离退休前辈通过各种方式向上级领导机关呼吁尽快解决三联问题，据言两地的20位老出版家年龄加起来超过1600岁，82岁的范用在里面是最年轻的；全国42家民营书店发表联合声明，以示支持，一并参与到“三联保卫战”中。这一场三联风波持续到当年9月，才以时任总经理被免职调离而宣告平息，三联重新回到正轨。郑勇说，如果没有那么多热爱三联的作者、读者、媒体人和书店等出版界的道友的大声疾呼和全力支援，光靠三联人怕是难以恢复正轨的。
这实在是一份难得的道义，对三联人是莫大的鼓舞。郑勇说，有三联气质的出版人、作者和读者形成了一个很特殊的群体，“在三联做事，你能感觉到吾道不孤，因此不能放弃文化理想和精神坚守，否则，如何对得住公众对你的期望？‘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这样的称誉太高了，辜负了这一期许，三联就只是一家普通出版社，一家平常的企业。因此，《读书》也好，三联也好，都是一个公共平台，属于全体知识人的公器，而绝不只是三联人的三联。我们在里面工作，感受特别具体，就是一种责任，这种责任让你为之工作不敢懈怠，不敢造次。” 今年2月，《读书》杂志继2007年人事大调动后再一次更换主帅，执行主编贾宝兰转调艺术研究院，王焱即将退休离任，部分《读书》编辑转任图书分社岗位，一时间又引发不小的风波。
“新三联的历史，可说是先有《读书》，后有三联。因为《读书》杂志1979年创刊时，三联书店还只是人民出版社的一个编辑部。三联书店在恢复独立建制后，能够那么快速地成长、定型，获得那么多支持，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其实都离不开《读书》杂志，离不开《读书》的作者和读者、品牌和影响。”而对于更多数的读者来说，尤其是对知识分子，《读书》的存在和价值更为深远。所以《读书》近年来的每一次风吹草动也都引发着读者的关注和回应，所谓“《读书》无小事”，一次次得到验证。这一次郑勇接任《读书》主编，自然也受到关注。郑勇说，“我们今天接手主持《读书》，要做的只是顺势而为。几代前辈《读书》人的接棒努力，已经使《读书》成长为根深叶茂的大树，我们享受着她的荫庇，是荣耀和福分。她的深厚传统，也是《读书》人和读书人共同携手培植出来的，所以我们只能顺势而为。今天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生态，和大家怀念的陈原、范用、沈昌文时代当然变化太大，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在坚守中加以调适，在延续中有提升，我们固然有诸多想象、选择和设计，但我想，最根本的还是依赖作者的参与形塑，倾听读者的意见，或者说是大家一起合力打造以后的《读书》新面目。” 郑勇调任之后，计划走访全国各地的部分一线城市，举办座谈会，听取作者和读者的意见。“我的定位很清晰，我是为《读书》打工、跑腿儿的小伙计。我是带着临深履薄的敬畏之心来上岗的，是为这个心爱的刊物服务的。5月我们去上海‘拜码头’，每一场座谈会上都能听到老、中、青各个年龄段的作者、读者对《读书》的深厚感情、对《读书》的殷切期待，许多人收藏着从创刊号以来的全套《读书》，即使有段时期《读书》让他们感觉失望，甚至不读了，也还在坚持订阅或购买《读书》。这种不离不弃的支持，让我们在感动之余，也更增添了信心。”
郑勇说，作为职业编辑那么多年，最大的体会是，“大三联，小编辑。我很认同业界的说法：读者是上帝，作者也是上帝，而编辑呢，很简单，就是在两个上帝之间穿梭往返着跑跑腿。这个定位在我从业十七年来从没改变过。而且‘竭诚为读者服务’，这是三联的祖训，三联编辑入职教育的第一定律。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希望自己跳出来，为自己博出位，那是我们最忌讳的。我就希望隐身在作者和图书后面，作为他们的推手。为人做嫁也很幸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