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初，毛主席到上海，特地视察了江南造船厂，陈毅等同志陪同视察，身为上海市检察院检察长的王范也是陪同者之一。时值冬天，天寒地冻，黄浦江边风很大，毛主席情绪很好，谈笑风生。他很快在陪行人员中认出了王范，问王范在哪里工作，家中情况如何，王范一一回答。在去江南造船厂的路上，陈毅开玩笑说：“他（指王范）是包打听嘛。”毛主席笑了起来，接口说：“红色包打听，王范在延安八年中就因抓敌特，立大功，受过中央的表彰！”这对王范是一次公开褒奖，令他非常激动。其实早在六年多前，王范就曾在毛主席身边担任内部警卫负责人。他于1949年2月在热河省公安厅长任上被中央紧急调往河北西柏坡中共中央临时驻地，参与核心层保卫工作，与周兴、汪东兴、陈龙等同志共同率领警卫部队护送毛主席、刘少奇、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赴北平。毛主席在西苑机场检阅部队时，王范身穿便衣，戴鸭舌帽，挎佩枪就坐在毛主席身后的第二辆吉普车上。1984年江苏省如东县党史办编印出版的《王范同志纪念集》中还附有王范1950年春在济南火车站站台上与毛主席的合影及他与朱德、李克农等多位中央领导同志的合影。

一

　　王范又名王凡，原姓张，名叫张庭普，1905年生于江苏省如东县一农家，家境贫寒，常无隔夜之粮。他自小倔犟，不怕吃苦，小小年纪就知道为家中分忧，下河滩割柴草，下塘捞鱼摸虾螺蛳。他爱学习，可是家中困难，直到十岁那年，父母咬紧牙关，节衣缩食，才让王范进了村中私塾。可是没一两年，迫于生计，他还是被迫丢下书本干上农活。
　　1926年，王范经乡里一位以教员身份为掩护的名叫王盈朝的中共党员介绍，加入了共产党，感到心里亮堂多了。如东县地属南通，靠着黄海，距上海很近，坐船用不上几小时就可到达。这儿经济落后，贫富悬殊甚大。地主、豪强劣绅多养有家丁打手，残酷地欺压剥削乡民佃户。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革命转入低潮。在党的领导下，江海地区成千上万贫苦农民、渔民前赴后继，多次暴动。1930年4月，红十四军就诞生于江海平原上。王范和乡里一些共产党员加入红十四军的地方部队，搞到一批枪支后主动出击，在一次战斗中歼灭了作恶多端的恶霸吴省悟的队伍，缴获了十几支枪和一批弹药，振奋人心。红十四军在苏中江海平原上的活动令远近震动，许多地主劣绅携家小逃往上海和南京，地方官府呈文求援。南京国民党政府急调数师正规军开赴南通地区，进行血腥镇压。王范在家乡战斗到最后，见大势已去，他才埋下枪支跳河泅走，逃脱了追捕。
　　王范到上海后，举目无亲，身孤影单，衣食无着，生活艰难，和组织上又中断了联系。他心情苦闷，为了糊口，化名张云飞到黄浦江边码头上干苦力。
　　好打抱不平的王范连换了几次工作，吃了不少苦头。他变得更加坚毅勇敢，嫉恶如仇。在上海寻找党组织未果，王范决定去投考巡捕，为自己寻找个正式身份作为掩护。他凭着壮实的身体和拳脚功夫顺利地考上了巡捕，上操班集训六个月，被分配到英租界四马路捕房当巡捕。他换上黄卡其布制服，盔形帽，腰扎皮带，挂上警棍，脚上穿着印度产的厚底短皮靴，常和同伴们列队出巡。起先，王范不习惯，耻于与那些法属的小个头安南巡捕（越南籍巡捕）和头扎红布、满脸络腮胡子的红头阿三（印度籍巡捕）为伍，也看不惯自己的那些华捕同伴。他们对洋人唯唯诺诺，毕恭毕敬，对租界内外的同胞却凶得很，动不动就发威，又打又骂，十足的奴才嘴脸，令王范打内心里厌恶。可是，为了革命的信念，他又不能不充当巡捕这角色。
　　王范积极地开展工作，广交朋友，主动地与地下党组织接关系，遇挫也不灰心，接受组织的政治考验，向党组织提供情报。
　　1930年6月，中共中央特科的红队决定除掉叛徒性白的。此人担任过上海西区地下党的交通员，被捕后熬不住酷刑，自首叛变，三次在上海街头指认或跟踪我方同志，造成多人被捕，为害严重。红队负责人了解到此人生性多疑，偏又贪淫好色，得到赏金后常去四马路（今福州路）一带眠花宿柳。决定由王范利用巡捕的有利身份，设法监视叛徒，并及时通风报信。这个叛徒虽好色，却诡诈机警，不定期如幽灵般出现在四马路且不固定去哪一家妓院鬼混。
　　一天晚上，上岗巡行的王范突然发现叛徒白某从美琪大戏院门口小巷钻出来，四边张望一阵，发现无异常动静才叫了一辆黄包车抄小街去了浙江路方向。好！猎物出现了。王范不好擅离自己的管辖区，他急中生智，找到他认识的一家烟酒铺子的小伙计，给他一块光洋，叫他速骑自行车跟踪，待看准叛徒去了哪一家妓院，回来告诉他，同时又同店老板打了招呼。不一会儿，那小伙计回来告诉王范：那人七拐八弯，进入浙江路、湖北路交叉处右边第三条小弄，进了春江楼。那是一家很隐蔽的小妓楼。王范很高兴，当下打电话用暗语通知红队的联络人员。七八名便衣队员迅速出动，包围住那小妓楼，干净利落地干掉了那个正沉醉于春梦温柔乡中的叛徒。次日的沪上多家大小报纸都刊登了《“小小香巢”春江楼发生惊人凶杀案》的新闻，极尽恐怖渲染之能事。这次除奸行动令反动派和叛徒们心惊肉跳。

二

　　王范有胆识，善于抓住打击敌人的机会。7月里的一天，虹口日租界里的日本海军陆战队一支小队沿四川北路例常巡弋。日本人早就想在上海挑起事端。日本浪人、退伍军人在日租界横行霸道仍不过瘾，又把魔掌伸向毗邻的英租界地盘。这天，几个穿和服携刀棍的浪人越过海宁路口界区铁栅栏，平白无故地闯入一瓜果店，又打又砸，殴伤店主。两巡捕忍无可忍，冲上前制止，与浪人们发生争斗。日巡逻小队见来了机会，竟开枪打死一巡捕，另一巡捕被击伤。消息传开，上海市民们气愤难抑，同声声讨。英租界工部局的英国官员不愿得罪日本人，表示要进行交涉，同时告诫华籍巡捕，不得还击，听候上边处置。王范当机立断，立即展开串联活动，发起了租界巡捕的反日游行。法租界、公共租界的众多华捕激于民族义愤也主动加入。 　　由于英工部局对日交涉软弱无力，日方拒不认罪，不肯交出杀人凶手，气焰嚣张。王范号召巡捕们罢岗，以示强烈抗议。他还成功地发起了震动全市的大出丧。这次大出丧实际上就是反对日军的示威大游行。上海外滩、南京路、跑马厅（今人民广场）、西藏路等地，围观者人山人海，反日反帝口号声此起彼伏，声势浩大。王范在跑马厅还登上看台发表爱国演讲，历数日军在上海和全中国各地犯下的滔天罪行，振臂领呼口号……他成了这一事件中的风云人物，引起敌人的注意。英租界的官员也怀疑他是“共党分子”，却又抓不到什么证据，只有暗中监视他。

　　日军侦探们看情势不利，担心吃亏，被迫撤走。市民群众中响起口号声和掌声。中国人同仇敌忾的精神和勇敢气概震慑了侵略者。

三

　　1932年4月里的一天，王范在四马路上岗执勤，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他被一个叛徒认出来了，而他还没觉察，此人原在沪中区委宣传部工作，本不认识王范，也没直接打过交道。去年王范发动沪上巡捕们游行罢岗开展反日斗争时，曾穿便衣去石门路一书店（地下党秘密联络点）取党组织提供的反日反帝传单等宣传品，与此人见过一面，也不清楚他的名字。
　　这个叛徒变节后已出卖过两个同志。这次看到王范原是个巡捕，如同豺狗骤然发现猎物，喜不自胜，忙去告密。当天晚上，王范回到三德里捕房宿舍就被捕了。在捕房的地下刑讯室里，他大声叫屈，坚决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他明白，只要招认就全完了。英籍探长克雷德和工部局治安课长兰浦尔只叫打手揍他一顿，也没深究。
　　三天后，王范被引渡到南市区的上海警察局，由中统特务和刑侦科刘科长办他的案子。王范仍不暴露自己身份，敌人给他施酷刑，坐老虎凳，灌辣椒水，几个彪形大汉拳打脚踢……他被整得头破血流，遍体伤痕，几次昏死过去，被刑讯人员用冷水喷醒后仍不招供。刘科长无奈之下召来那个叛徒对质。
　　王范一见到他，来个先发制人，破口大骂：“原来是你这个混蛋诬告我呀。”他对提审人说：“这个家伙在四马路上公开调戏一个青年妇女，被我拦下来狠狠地训斥过一顿，落荒而逃。他就来个挟嫌报复，不信你们问问他，我叫什么名字？”这个叛徒自然答不上来，吞吞吐吐，狼狈不已。敌人见审不出个结果，一时无计可施，又不甘心将王范释放，便不经公审，以“共党嫌疑犯”这一含混罪名，判了他十年徒刑。王范被押往南京，关进西郊江东门的伪中央陆军监狱。

　　国民党中央陆军监狱三面傍水塘，高墙深院，岗楼碉堡，远近环峙，电网一道又一道，戒备森严。它主要关押政治犯和军事犯，恽代英、邓中夏曾被关押在这里，当时刘长胜、陶铸也被关在里面。王范被关进去后，由于他的案子未定性，典狱官和狱吏、警卫们对他似乎“宽容”些，没让他加脚镣、关号子服刑，而是让他打打杂，挑饭担子，担水，扫地冲厕所……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9月，国共两党再次实行合作。叶剑英作为八路军驻南京代表到任后即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交涉，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中央陆军监狱、燕子矶中央反省院等处的共产党员。王范最先获释。他一得到自由就去南京青云巷八路军驻宁办事处，见到叶剑英和当年在上海搞过地下斗争的李克农，热情亲切的同志式握手令个性刚强的王范热泪盈眶。王范向组织上提供了陆军监狱里被关押（包括秘密异地关押）的中共党员们的全部名单，并在次日一大早就陪李克农去江东门陆军监狱，向狱方要人。少将典狱长和众狱吏一见换上八路军军服、精神抖擞的王范都愣住了，怎么这个莽汉子果真是个共产党员？ 　　他们心中自是十分懊丧。因为当初王范秘密策划越狱时，狱方若已知他是共产党员，早就结果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