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当下的“大数据”热
2013年被称为“大数据元年”，所谓“大数据”是指，所涉及的数据量规模巨大到无法通过传统数据库软件，在合理时间内达到截取、管理、处理、并整理成为人类所能解读的信息。有学者判断“大数据的核心是预测”，即把数学算法运用到海量的数据上来预测事情发生的可能性。大数据时代的来临，意味着整个世界都可以被数据化，而数据化是指把现象转变为可制表分析的量化形式的过程。宏大而言，整个世界都可以被预测。而预测一般会导致两种结果：一是积极的结果。即通过大数据预测可以促进社会进步，例如经济发展、医疗健康等。二是消极的结果。因为预测，导致人类失去了自由选择行为的权力，罪罚的判定基于大数据对于人类未来可能的行为。
笔者选取2014年上映的电影《美国队长2：冬日战士》中涉及大数据预测的“洞察计划”为切人，试图指出大数据热时，社会各界不能盲目追随、应用，应谨慎对待，尤其在涉及大数据预测方面。
二、《美国队长2：冬日战士》显露大数据预测的危害
2014年上映的《美国队长2：冬日战士》讲述了美国队长史蒂夫·罗杰斯在同伴黑寡妇等人的帮助下，是如何识别全球性恐怖组织九头蛇“洞察计划”的计谋，并成功将其打破的故事。这其中的“洞察计划”与大数据预测紧密相关。纽约事件后，美国神盾局高官说服世界安全理事会，需要彻底提高威胁分析技术，经理事会通过后，三架天空母舰开始制造。三架新一代天空母舰和目标定位卫星的网络同步，搭载远程精准枪，通过识别DNA，可以及时消灭敌人。而事实上，此时的神盾局已经被九头蛇控制，一切会威胁到九头蛇的人，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都会被天空母舰杀死。这一切都基于大数据的预测能力。21世纪就是本数码书，只要懂得如何解读，就能评估人的过去，预测他们的未来。“洞察计划”虽然基于电影情节，但足以证明大数据预测可能产生的恐怖后果。若大数据的相关技术为不法分子或别有用心之人所掌握、利用，则大数据很大程度上会演变为统治社会的工具，危害到人类的自由，甚至是生命。
美国队长在电影中曾质问：“不是先有罪后有罚吗？”这是当下社会的行为模式，即只有某人做了某事，他才需要承担相应的惩罚，想做而没有做的事情不属于犯罪的范畴。社会关于个人的基本信条是，人为其选择的行为承担责任。但是大数据预测打破了这一惯例，社会开始基于对未来可能行为进行惩罚。换言之，罪责的判定基于对个人未来行为的预测。而这样的社会模式不仅存在于电影情节中，而且已经在现实社会中萌芽。美国30多个州的假释委员正使用数据分析来决定是释放还是继续监禁某人。越来越多的美国城市，从洛杉矶的部分地区到整个里士满，都采用了“预测警务”来决定哪些街道、群体还是个人需要更严密的监控，仅仅因为算法系统指出他们更有可能犯罪。从“预测警务”角度来看，大数据预测似乎为人类打造了一个更安全、高效的社会，但实则因此人类丧失了自由选择的能力和行为责任自负的能力，人类的基本尊严受到严重影响。
若基于大数据预测能够对人类未来的可能行为施行惩罚，则《美国队长2：冬日战士》中的情境必然会出现在未来某一时刻。相关统治或利益集团，依据自身要求，并依靠大数据专家编写相关算法，以得出会影响其统治和利益的名单，然后通过某些途径对名单上的人物进行惩罚甚至杀戮。笔者认为让人类屈服于大数据预测，为自己还未实施的行为买单，是极其不合理的。
三、利用“第三方制度”规避大数据预测的弊端
互联网时代，“告知与许可”是大众对于自身信息的授权“仪式”。经授权的信息，可以为掌握信息的部门所利用，此类信息的数量较为有限，且挖掘的价值不大。大数据时代，由于海量的信息能够被接收到，就导致信息的附属价值增大，“告知与许可”变得狭隘，无法真正保护公众的信息安全。尤其是许多时候，对于大数据的收集并没有特定的目的，但经发展，相关大数据潜在价值就会被发现，此时若要获取公众对于该信息的许可，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此外，大数据的潜在使用目的无法被相关部门监测，也成为大数据时代的一个漏洞。这就亟需相关规定或制度的出台，来保证公众信息的安全性以及大数据使用目的的合理性。
在《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中，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提出了若依据大数据预测做出决策时的三点防护原则：第一，公开原则。因为这将直接影响到个人，所以必须公开用来进行预测分析的数据和算法。第二，公正原则。具备由第三方专家公正的可靠、有效的算法系统。第三，可反驳原则。明确提出个人可以对其预测进行反驳的具体方式（这类似于科学研究中披露任何可能影响研究结果的因素的传统）。最重要的是，要确保个人动因能防范“数据独裁”的危害——我们赋予数据本不具备的意义和价值。
笔者认为，这三点防护原则可以被相关部门制定制度时借鉴，但有值得商榷的地方。第一点公开的原则，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大数据预测对于个人判断的依据，维护了人类的尊严，但同时公开的算法系统也会被别有用心之人所掌握，存在对社会造成危害的可能。第二个公正原则过于提炼，应该全面完善，以最大程度保证大数据预测的纯洁性。为避免大数据预测损害社会利益的可能，应该赋信息提供方和信息使用方之外的第三方足够的权力。但由于存在第三方被收买的可能，因此授权的第三方不能局限于一家，应至少同时维持在2—3家，从而最大程度保证其公正性。换言之，应该确立真正独立、正规的第三方制度。第三点可反驳原则，同样应该建立在第三方的帮助下。由于大数据预测是高技术的象征，因此普通人无法真正掌握或者对其进行解读，个人在反驳过程中需要技术的支撑，此时应有相关独立的机构可以为个人提供支持。
结语
大数据热波及了IT业、市场营销、公共健康等多个领域，几乎覆盖整个人类社会。大数据预测也成为促进经济发展、保护人类健康，维护社会稳定的利器，但同时具备了危害人类自由与生命的可能。大数据预测是把双刃剑。我们必须严肃地看清、对待这一问题。在全社会的努力下，最大程度发挥大数据预测的优势的同时，避免有不法份子对于大数据预测的不恰当的利用。一旦发现，则严惩不贷。但也不可因噎废食，需要认识到，任何事物的诞生、发展和最终完善，都经历着一个不断纠错和改进的过程。大数据预测也如此。这就要求社会给其一定的发展空间，一定的容错能力，帮助其成长。
2013年被称为“大数据元年”，所谓“大数据”是指，所涉及的数据量规模巨大到无法通过传统数据库软件，在合理时间内达到截取、管理、处理、并整理成为人类所能解读的信息。有学者判断“大数据的核心是预测”，即把数学算法运用到海量的数据上来预测事情发生的可能性。大数据时代的来临，意味着整个世界都可以被数据化，而数据化是指把现象转变为可制表分析的量化形式的过程。宏大而言，整个世界都可以被预测。而预测一般会导致两种结果：一是积极的结果。即通过大数据预测可以促进社会进步，例如经济发展、医疗健康等。二是消极的结果。因为预测，导致人类失去了自由选择行为的权力，罪罚的判定基于大数据对于人类未来可能的行为。
笔者选取2014年上映的电影《美国队长2：冬日战士》中涉及大数据预测的“洞察计划”为切人，试图指出大数据热时，社会各界不能盲目追随、应用，应谨慎对待，尤其在涉及大数据预测方面。
二、《美国队长2：冬日战士》显露大数据预测的危害
2014年上映的《美国队长2：冬日战士》讲述了美国队长史蒂夫·罗杰斯在同伴黑寡妇等人的帮助下，是如何识别全球性恐怖组织九头蛇“洞察计划”的计谋，并成功将其打破的故事。这其中的“洞察计划”与大数据预测紧密相关。纽约事件后，美国神盾局高官说服世界安全理事会，需要彻底提高威胁分析技术，经理事会通过后，三架天空母舰开始制造。三架新一代天空母舰和目标定位卫星的网络同步，搭载远程精准枪，通过识别DNA，可以及时消灭敌人。而事实上，此时的神盾局已经被九头蛇控制，一切会威胁到九头蛇的人，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都会被天空母舰杀死。这一切都基于大数据的预测能力。21世纪就是本数码书，只要懂得如何解读，就能评估人的过去，预测他们的未来。“洞察计划”虽然基于电影情节，但足以证明大数据预测可能产生的恐怖后果。若大数据的相关技术为不法分子或别有用心之人所掌握、利用，则大数据很大程度上会演变为统治社会的工具，危害到人类的自由，甚至是生命。
美国队长在电影中曾质问：“不是先有罪后有罚吗？”这是当下社会的行为模式，即只有某人做了某事，他才需要承担相应的惩罚，想做而没有做的事情不属于犯罪的范畴。社会关于个人的基本信条是，人为其选择的行为承担责任。但是大数据预测打破了这一惯例，社会开始基于对未来可能行为进行惩罚。换言之，罪责的判定基于对个人未来行为的预测。而这样的社会模式不仅存在于电影情节中，而且已经在现实社会中萌芽。美国30多个州的假释委员正使用数据分析来决定是释放还是继续监禁某人。越来越多的美国城市，从洛杉矶的部分地区到整个里士满，都采用了“预测警务”来决定哪些街道、群体还是个人需要更严密的监控，仅仅因为算法系统指出他们更有可能犯罪。从“预测警务”角度来看，大数据预测似乎为人类打造了一个更安全、高效的社会，但实则因此人类丧失了自由选择的能力和行为责任自负的能力，人类的基本尊严受到严重影响。
若基于大数据预测能够对人类未来的可能行为施行惩罚，则《美国队长2：冬日战士》中的情境必然会出现在未来某一时刻。相关统治或利益集团，依据自身要求，并依靠大数据专家编写相关算法，以得出会影响其统治和利益的名单，然后通过某些途径对名单上的人物进行惩罚甚至杀戮。笔者认为让人类屈服于大数据预测，为自己还未实施的行为买单，是极其不合理的。
三、利用“第三方制度”规避大数据预测的弊端
互联网时代，“告知与许可”是大众对于自身信息的授权“仪式”。经授权的信息，可以为掌握信息的部门所利用，此类信息的数量较为有限，且挖掘的价值不大。大数据时代，由于海量的信息能够被接收到，就导致信息的附属价值增大，“告知与许可”变得狭隘，无法真正保护公众的信息安全。尤其是许多时候，对于大数据的收集并没有特定的目的，但经发展，相关大数据潜在价值就会被发现，此时若要获取公众对于该信息的许可，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此外，大数据的潜在使用目的无法被相关部门监测，也成为大数据时代的一个漏洞。这就亟需相关规定或制度的出台，来保证公众信息的安全性以及大数据使用目的的合理性。
在《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中，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提出了若依据大数据预测做出决策时的三点防护原则：第一，公开原则。因为这将直接影响到个人，所以必须公开用来进行预测分析的数据和算法。第二，公正原则。具备由第三方专家公正的可靠、有效的算法系统。第三，可反驳原则。明确提出个人可以对其预测进行反驳的具体方式（这类似于科学研究中披露任何可能影响研究结果的因素的传统）。最重要的是，要确保个人动因能防范“数据独裁”的危害——我们赋予数据本不具备的意义和价值。
笔者认为，这三点防护原则可以被相关部门制定制度时借鉴，但有值得商榷的地方。第一点公开的原则，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大数据预测对于个人判断的依据，维护了人类的尊严，但同时公开的算法系统也会被别有用心之人所掌握，存在对社会造成危害的可能。第二个公正原则过于提炼，应该全面完善，以最大程度保证大数据预测的纯洁性。为避免大数据预测损害社会利益的可能，应该赋信息提供方和信息使用方之外的第三方足够的权力。但由于存在第三方被收买的可能，因此授权的第三方不能局限于一家，应至少同时维持在2—3家，从而最大程度保证其公正性。换言之，应该确立真正独立、正规的第三方制度。第三点可反驳原则，同样应该建立在第三方的帮助下。由于大数据预测是高技术的象征，因此普通人无法真正掌握或者对其进行解读，个人在反驳过程中需要技术的支撑，此时应有相关独立的机构可以为个人提供支持。
结语
大数据热波及了IT业、市场营销、公共健康等多个领域，几乎覆盖整个人类社会。大数据预测也成为促进经济发展、保护人类健康，维护社会稳定的利器，但同时具备了危害人类自由与生命的可能。大数据预测是把双刃剑。我们必须严肃地看清、对待这一问题。在全社会的努力下，最大程度发挥大数据预测的优势的同时，避免有不法份子对于大数据预测的不恰当的利用。一旦发现，则严惩不贷。但也不可因噎废食，需要认识到，任何事物的诞生、发展和最终完善，都经历着一个不断纠错和改进的过程。大数据预测也如此。这就要求社会给其一定的发展空间，一定的容错能力，帮助其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