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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四个全面”的提出与发展是一个动态生成的过程，它不仅紧密呼应了时代的需求，成功解决了时代的问题，而且认真遵循了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更经受了实践的检验并在实践中获得了巨大发展，这就形成了“四个全面”成为党的科学指南的外在依据；而由于具备了长期性、系统性与现实性的战略高度，符合维护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党的宗旨，是在对马克思主义与党的指导思想，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继承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的指导思想体系的突破与创新，这便形成了“四个全面”成为党的科学指南的内在缘由。同时我们也应注意，成为科学指南后的“四个全面”，仍须认真对待“四个全面”与“中国梦”、中国特色与世界潮流、活力与秩序之间的重要关系。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习近平；“四个全面”；科学指南
中图分类号：D6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5）06-0042-04
“四个全面”是习近平总书记于2014年12月在江苏调研时首次提出。2015年2月他在中共中央党校讲话中，又明确将“四个全面”定位为党中央的“战略布局”。同月他在迎新讲话中，则进一步阐述了“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提出的缘由。“四个全面”的提出与不断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新思想，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创新，更是对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新发展。
一、“四个全面”成为党的科学指南的外在依据
“四个全面”重要思想的提出与发展是一个动态生成的过程，它不仅紧密呼应了时代的需求，成功解决了时代的问题，而且认真遵循了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更经受了实践的检验并在实践中获得了巨大发展，这是“四个全面”重要思想成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外在依据。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民劳亦止，汔可小康。”“小康社会”的思想由来已久，从我国古代的“大同社会”思想发展绵延至今。然而当代中国意义上的“小康”思想，则是由邓小平首先提出来的。1979年12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时任首相大平正芳时谈到：“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因而在邓小平那里，实现小康社会即意味着到20世纪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800美元。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紧紧接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接力棒，在1997年党的十五大上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确立为历史任务，并在2002年党的十六大上明确指出，要改变低水平、不全面、不平衡的现状，在本世纪头二十年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而在2012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大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变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字之差意味着小康社会的建设已经进入了最终的冲刺阶段，党的十八大报告也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特征做了描绘：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由此可说，“五位一体”的全面小康社会既在精神世界中为我们勾画了美好的憧憬与蓝图，更在现实世界中朝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因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四个全面”的核心目标。它帮助我们统一了思想，为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与全面从严治党找到了方向和动力。
（二）全面深化改革
“改革是第二次革命”。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改革的号角之后，改革如火如荼地进行了30多年，在各个领域不断展开也取得了显著成果。然而在改革进行了30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进入了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与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期”时，我们面临的不再是当年可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情境，“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已经进入了经济新常态，进入了各项改革的深水区，需要我们进行精耕细作，需要将摸着石头过河与加强顶层设计相结合，从制度层面对各项事业做出规定，使各项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从而完善国家治理体系。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了我国发展仍然存在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与矛盾不断增多，腐败问题突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与奢靡之风多发的严峻问题，从而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立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在制度层面为我们加强顶层设计，为我们引领正确航向。
因而，全面深化改革是“四个全面”的根本方法。改革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全面深化改革是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一招，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姊妹工程，更是全面破除党和国家中不良体制机制障碍、打破藩篱、实现全面从严治党的核心手段。
（三）全面依法治国
“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良法善治，法律是治国之重器”。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依法治国”为鲜明主题。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系统思想，厘清了依法治国与党的领导的关系问题，并提出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最终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由此我们不难发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开阔了法治的格局、丰富了法治的内涵、拓展了法治的外延，让全面依法治国成为治国理政思想重要组成部分，助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走向新境界”。
因而，全面依法治国是“四个全面”的重要保障。用全面依法治国为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保驾护航，用全面依法治国与全面深化改革形成相互策应，成为鸟之两翼、车之两轮，用全面依法治国来保证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功能同时，实现“执政党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自我超越、自我提升，实现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辩证统一。 （四）全面从严治党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0月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强调指出：“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全面推进从严治党”，这是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正式提出从严治党。其实习近平总书记自履新以来，就在不同场合表示过要加大力度革新与推进党的建设，实现新时期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譬如反腐倡廉，“打虎拍蝇”，重典治乱，打铁还需自身硬，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党，重在“全”“严”二字。“全”即意味着全体、全面，即所有党员都将成为治理对象，谁也不能出现例外，同时对于党员的治理要在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与制度建设方面全面展开；“严”即意味着刚正不阿，让所有党员时刻谨记“三严三实”，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时刻以“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为标杆，自觉把权力放进制度的笼子，在阳光下运行。
因而，全面从严治党是“四个全面”的关键所在。只有紧紧依靠党，始终坚持发挥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领导核心作用，我们才能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依法治国的“航船”找到一个坚强有力的“主舵者”，才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找到一个合格的领路人。
然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与全面从严治党在这个动态生成的过程中虽遵循了自身的发展逻辑，但却不是彼此孤立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四个全面”中的“战略目标”，为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指明了奋斗方向，也帮助我们统一了思想；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与全面从严治党是实现“战略目标”的强有力“战略措施”，其中全面深化改革是根本方法，全面依法治国是重要保障，全面从严治党是关键所在，三者也彼此交互影响。因而我们不难发现，每一方都是在与其他三者的交相辉映中不断发展，不断创新，不断完善，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二、“四个全面”成为党的科学指南的内在缘由
“四个全面”具备了长期性、系统性、现实性的战略高度，符合维护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党的宗旨，是在对马克思主义与党的指导思想，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继承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的指导思想体系的突破与创新，这是“四个全面”成为党的科学指南的内在缘由。
（一）“四个全面”是对马克思主义与党的指导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四个全面”首先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四个全面”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与方法看待与解决我国实际问题。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过程中能够自觉做到运用系统思维思考问题，用联系发展的眼光分析解决问题；在全面建设“五位一体”的小康社会时能够正确区分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与全面从严治党的过程中又能够合理运用统筹协调的科学方法去解决实际问题，“十个手指弹钢琴”，这些都是坚持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继承、运用与发展。
“四个全面”还实现了对党的指导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尤其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继承与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邓小平同志为它确定了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这篇大文章上都写下了精彩的篇章。现在，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继续把这篇大文章写下去。”从总书记的这段话中，我们不难发现，对于我们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的主题词显然已变成了“坚持、续写与发展”。而“四个全面”能够在治国理政的战略高度下得以提出，显然就是为了构建一个合理的国家治理体系，并凭借这样的国家治理体系一步一步地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谱写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华美篇章。
之所以说“四个全面”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以及“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党的指导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尤其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坚持与发展，主要体现在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定位为“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关键一步”，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阶段性目标的坚持与发展，在“全面”与“深入”两个维度上助推改革是对改革开放这条“强国之路”坚持与发展，为依法治国装上“全面”与“推进”的“盔甲”是对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依法治国方略的坚持与发展，牢牢抓住“关键在党，核心在党”这个根本问题，是“全面从严治党”对新时期建设党的新的伟大工程的坚持与发展。总的来说，“四个全面”精心打造了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深入谋划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布局，隆重开启了继续谱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华美篇章的新征程，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验的继承与发展，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伟蓝图的精心勾勒。
（二）“四个全面”具备长期性、系统性、现实性的战略高度
系统性、长期性、现实性是一个党的科学指南的鲜明特点，而“四个全面”恰恰具备了这些特点，这就构成了支撑其成为党的科学指南的必要条件。系统性即意味着“四个全面”的战略思想是科学的、完整的。之所以说“四个全面”是科学的，是因为“四个全面”坚持了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做到了对以往党的指导思想的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创新发展，更实现了如何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完美勾勒；之所以说“四个全面”是完整的，是因为它实现了“战略目标”与“战略措施”的有机统一，目的与手段的有机统一。长期性即意味着“四个全面”的战略思想并非是短暂的，也不是一朝一夕、朝令夕改的，而是一个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长期谋篇布局，是一个长久的、连贯的、将过程与内容有机统一起来的战略方案。现实性即意味着“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是呼应时代诉求、为解决现实问题与谋求发展而产生的。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是从我国发展现实需要中得出来的，从人民群众的热切期待中得出来的，也是为推动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这一表述充分体现了“四个全面”的现实性特点。正是因为“四个全面”的战略方案具备了系统性、长期性与现实性的鲜明特点，就拥有了成为党的科学指南的充要条件。 （三）“四个全面”符合党的根本宗旨
中国共产党的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四个全面”所要实现的目标也正是不断增进人民福祉，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人民群众的热切期待”是“四个全面”的来源和归宿。及时呼应人民诉求，认真解决人民问题，充分调动与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人翁精神，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正是“四个全面”的目标所在。所以说，在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这一根本宗旨的出发点与落脚点上，“四个全面”与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十分一致的，因而也就有理由使“四个全面”成为党的科学指南。
（四）“四个全面”是对党的科学指南体系的重大突破与创新
“四个全面”在对以往党的科学指南体系的继承与发展的基础上，集中回答了“建立什么样的国家治理体系，怎样治理国家”的问题，实现了党的科学指南的丰富发展与创新。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此之前“四个全面”都是单独出现，而这是第一次集中出现，形成了一个新的系统，也是一个创新之举。以“建立什么样的国家治理体系，怎样治理国家”的高屋建瓴的视野，“四个全面”实现了战略目标与战略措施的统一、个体协调与整体协调的统一、现实诉求与内在规律的统一；实现了制度与法治的贯通、治党与治国的贯通、科学思想与务实作风的贯通，因而是对党的科学指南体系的重大突破与创新。
三、“四个全面”作为党的科学指南须认真对待的几对关系
“四个全面”成为党的科学指南后仍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与矛盾，其中“四个全面”与“中国梦”、中国特色与世界潮流、活力与秩序是其须认真对待的几对关系。
（一）“四个全面”与“中国梦”的关系
“四个全面”在对传统的继承、对当下的坚持与对未来的发展上，都始终未离开过“中国梦”。如果说在“四个全面”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战略目标与战略措施之间的关系，那么“四个全面”与“中国梦”之间则是更宏观意义上的战略措施与战略目标之间的关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的第二个奋斗目标，而第一个奋斗目标，也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将在五年之后实现。当这第一个奋斗目标实现之后，它也将作为一个重要的战略手段与另外三个战略措施合成为一个为实现“中国梦”而形成的更加全面的战略措施。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习近平总书记已经明确表示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关键一步”，上升为战略措施。因此，正确认清并合理对待“四个全面”与“中国梦”之间的战略措施与战略目标之间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
（二）中国特色与世界潮流的关系
如果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眼光审视世界潮流与中国特色，我们就不难发现它们其实是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关系。“四个全面”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持，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弘扬，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因而“四个全面”所体现出的中国特色正是人类社会发展道路多样性的表现，它是符合并推动世界的发展的。但是，要获得中国特色在世界潮流中的认同，“四个全面”就必然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争取更多的国际话语权，对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三）活力与秩序的关系
中国在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发展以后迎来了经济新常态，经济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期。改革在激发经济社会发展活力的同时，“左”与右的问题也不断涌现，防右与反“左”的警惕性一刻也不能放松。随着社会矛盾的不断增加，如何在进一步激发经济社会发展活力的同时，建构一个生动而有秩序的社会，成为“四个全面”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显然，仅仅具有经济发展的活力是不够的，稳定的社会秩序是经济繁荣运行的必要保障。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经济的平稳运行都是“水中捞月”，更遑论繁荣发展了。所以说，作为战略措施的“四个全面”要想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然要重视与正视活力与秩序的关系。
责任编辑 何成学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习近平；“四个全面”；科学指南
中图分类号：D6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5）06-0042-04
“四个全面”是习近平总书记于2014年12月在江苏调研时首次提出。2015年2月他在中共中央党校讲话中，又明确将“四个全面”定位为党中央的“战略布局”。同月他在迎新讲话中，则进一步阐述了“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提出的缘由。“四个全面”的提出与不断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新思想，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创新，更是对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新发展。
一、“四个全面”成为党的科学指南的外在依据
“四个全面”重要思想的提出与发展是一个动态生成的过程，它不仅紧密呼应了时代的需求，成功解决了时代的问题，而且认真遵循了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更经受了实践的检验并在实践中获得了巨大发展，这是“四个全面”重要思想成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外在依据。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民劳亦止，汔可小康。”“小康社会”的思想由来已久，从我国古代的“大同社会”思想发展绵延至今。然而当代中国意义上的“小康”思想，则是由邓小平首先提出来的。1979年12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时任首相大平正芳时谈到：“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因而在邓小平那里，实现小康社会即意味着到20世纪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800美元。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紧紧接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接力棒，在1997年党的十五大上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确立为历史任务，并在2002年党的十六大上明确指出，要改变低水平、不全面、不平衡的现状，在本世纪头二十年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而在2012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大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变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字之差意味着小康社会的建设已经进入了最终的冲刺阶段，党的十八大报告也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特征做了描绘：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由此可说，“五位一体”的全面小康社会既在精神世界中为我们勾画了美好的憧憬与蓝图，更在现实世界中朝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因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四个全面”的核心目标。它帮助我们统一了思想，为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与全面从严治党找到了方向和动力。
（二）全面深化改革
“改革是第二次革命”。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改革的号角之后，改革如火如荼地进行了30多年，在各个领域不断展开也取得了显著成果。然而在改革进行了30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进入了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与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期”时，我们面临的不再是当年可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情境，“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已经进入了经济新常态，进入了各项改革的深水区，需要我们进行精耕细作，需要将摸着石头过河与加强顶层设计相结合，从制度层面对各项事业做出规定，使各项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从而完善国家治理体系。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了我国发展仍然存在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与矛盾不断增多，腐败问题突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与奢靡之风多发的严峻问题，从而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立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在制度层面为我们加强顶层设计，为我们引领正确航向。
因而，全面深化改革是“四个全面”的根本方法。改革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全面深化改革是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一招，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姊妹工程，更是全面破除党和国家中不良体制机制障碍、打破藩篱、实现全面从严治党的核心手段。
（三）全面依法治国
“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良法善治，法律是治国之重器”。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依法治国”为鲜明主题。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系统思想，厘清了依法治国与党的领导的关系问题，并提出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最终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由此我们不难发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开阔了法治的格局、丰富了法治的内涵、拓展了法治的外延，让全面依法治国成为治国理政思想重要组成部分，助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走向新境界”。
因而，全面依法治国是“四个全面”的重要保障。用全面依法治国为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保驾护航，用全面依法治国与全面深化改革形成相互策应，成为鸟之两翼、车之两轮，用全面依法治国来保证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功能同时，实现“执政党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自我超越、自我提升，实现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辩证统一。 （四）全面从严治党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0月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强调指出：“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全面推进从严治党”，这是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正式提出从严治党。其实习近平总书记自履新以来，就在不同场合表示过要加大力度革新与推进党的建设，实现新时期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譬如反腐倡廉，“打虎拍蝇”，重典治乱，打铁还需自身硬，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党，重在“全”“严”二字。“全”即意味着全体、全面，即所有党员都将成为治理对象，谁也不能出现例外，同时对于党员的治理要在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与制度建设方面全面展开；“严”即意味着刚正不阿，让所有党员时刻谨记“三严三实”，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时刻以“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为标杆，自觉把权力放进制度的笼子，在阳光下运行。
因而，全面从严治党是“四个全面”的关键所在。只有紧紧依靠党，始终坚持发挥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领导核心作用，我们才能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依法治国的“航船”找到一个坚强有力的“主舵者”，才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找到一个合格的领路人。
然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与全面从严治党在这个动态生成的过程中虽遵循了自身的发展逻辑，但却不是彼此孤立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四个全面”中的“战略目标”，为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指明了奋斗方向，也帮助我们统一了思想；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与全面从严治党是实现“战略目标”的强有力“战略措施”，其中全面深化改革是根本方法，全面依法治国是重要保障，全面从严治党是关键所在，三者也彼此交互影响。因而我们不难发现，每一方都是在与其他三者的交相辉映中不断发展，不断创新，不断完善，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二、“四个全面”成为党的科学指南的内在缘由
“四个全面”具备了长期性、系统性、现实性的战略高度，符合维护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党的宗旨，是在对马克思主义与党的指导思想，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继承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的指导思想体系的突破与创新，这是“四个全面”成为党的科学指南的内在缘由。
（一）“四个全面”是对马克思主义与党的指导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四个全面”首先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四个全面”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与方法看待与解决我国实际问题。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过程中能够自觉做到运用系统思维思考问题，用联系发展的眼光分析解决问题；在全面建设“五位一体”的小康社会时能够正确区分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与全面从严治党的过程中又能够合理运用统筹协调的科学方法去解决实际问题，“十个手指弹钢琴”，这些都是坚持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继承、运用与发展。
“四个全面”还实现了对党的指导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尤其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继承与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邓小平同志为它确定了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这篇大文章上都写下了精彩的篇章。现在，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继续把这篇大文章写下去。”从总书记的这段话中，我们不难发现，对于我们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的主题词显然已变成了“坚持、续写与发展”。而“四个全面”能够在治国理政的战略高度下得以提出，显然就是为了构建一个合理的国家治理体系，并凭借这样的国家治理体系一步一步地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谱写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华美篇章。
之所以说“四个全面”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以及“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党的指导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尤其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坚持与发展，主要体现在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定位为“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关键一步”，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阶段性目标的坚持与发展，在“全面”与“深入”两个维度上助推改革是对改革开放这条“强国之路”坚持与发展，为依法治国装上“全面”与“推进”的“盔甲”是对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依法治国方略的坚持与发展，牢牢抓住“关键在党，核心在党”这个根本问题，是“全面从严治党”对新时期建设党的新的伟大工程的坚持与发展。总的来说，“四个全面”精心打造了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深入谋划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布局，隆重开启了继续谱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华美篇章的新征程，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验的继承与发展，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伟蓝图的精心勾勒。
（二）“四个全面”具备长期性、系统性、现实性的战略高度
系统性、长期性、现实性是一个党的科学指南的鲜明特点，而“四个全面”恰恰具备了这些特点，这就构成了支撑其成为党的科学指南的必要条件。系统性即意味着“四个全面”的战略思想是科学的、完整的。之所以说“四个全面”是科学的，是因为“四个全面”坚持了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做到了对以往党的指导思想的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创新发展，更实现了如何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完美勾勒；之所以说“四个全面”是完整的，是因为它实现了“战略目标”与“战略措施”的有机统一，目的与手段的有机统一。长期性即意味着“四个全面”的战略思想并非是短暂的，也不是一朝一夕、朝令夕改的，而是一个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长期谋篇布局，是一个长久的、连贯的、将过程与内容有机统一起来的战略方案。现实性即意味着“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是呼应时代诉求、为解决现实问题与谋求发展而产生的。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是从我国发展现实需要中得出来的，从人民群众的热切期待中得出来的，也是为推动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这一表述充分体现了“四个全面”的现实性特点。正是因为“四个全面”的战略方案具备了系统性、长期性与现实性的鲜明特点，就拥有了成为党的科学指南的充要条件。 （三）“四个全面”符合党的根本宗旨
中国共产党的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四个全面”所要实现的目标也正是不断增进人民福祉，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人民群众的热切期待”是“四个全面”的来源和归宿。及时呼应人民诉求，认真解决人民问题，充分调动与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人翁精神，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正是“四个全面”的目标所在。所以说，在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这一根本宗旨的出发点与落脚点上，“四个全面”与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十分一致的，因而也就有理由使“四个全面”成为党的科学指南。
（四）“四个全面”是对党的科学指南体系的重大突破与创新
“四个全面”在对以往党的科学指南体系的继承与发展的基础上，集中回答了“建立什么样的国家治理体系，怎样治理国家”的问题，实现了党的科学指南的丰富发展与创新。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此之前“四个全面”都是单独出现，而这是第一次集中出现，形成了一个新的系统，也是一个创新之举。以“建立什么样的国家治理体系，怎样治理国家”的高屋建瓴的视野，“四个全面”实现了战略目标与战略措施的统一、个体协调与整体协调的统一、现实诉求与内在规律的统一；实现了制度与法治的贯通、治党与治国的贯通、科学思想与务实作风的贯通，因而是对党的科学指南体系的重大突破与创新。
三、“四个全面”作为党的科学指南须认真对待的几对关系
“四个全面”成为党的科学指南后仍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与矛盾，其中“四个全面”与“中国梦”、中国特色与世界潮流、活力与秩序是其须认真对待的几对关系。
（一）“四个全面”与“中国梦”的关系
“四个全面”在对传统的继承、对当下的坚持与对未来的发展上，都始终未离开过“中国梦”。如果说在“四个全面”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战略目标与战略措施之间的关系，那么“四个全面”与“中国梦”之间则是更宏观意义上的战略措施与战略目标之间的关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的第二个奋斗目标，而第一个奋斗目标，也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将在五年之后实现。当这第一个奋斗目标实现之后，它也将作为一个重要的战略手段与另外三个战略措施合成为一个为实现“中国梦”而形成的更加全面的战略措施。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习近平总书记已经明确表示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关键一步”，上升为战略措施。因此，正确认清并合理对待“四个全面”与“中国梦”之间的战略措施与战略目标之间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
（二）中国特色与世界潮流的关系
如果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眼光审视世界潮流与中国特色，我们就不难发现它们其实是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关系。“四个全面”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持，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弘扬，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因而“四个全面”所体现出的中国特色正是人类社会发展道路多样性的表现，它是符合并推动世界的发展的。但是，要获得中国特色在世界潮流中的认同，“四个全面”就必然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争取更多的国际话语权，对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三）活力与秩序的关系
中国在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发展以后迎来了经济新常态，经济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期。改革在激发经济社会发展活力的同时，“左”与右的问题也不断涌现，防右与反“左”的警惕性一刻也不能放松。随着社会矛盾的不断增加，如何在进一步激发经济社会发展活力的同时，建构一个生动而有秩序的社会，成为“四个全面”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显然，仅仅具有经济发展的活力是不够的，稳定的社会秩序是经济繁荣运行的必要保障。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经济的平稳运行都是“水中捞月”，更遑论繁荣发展了。所以说，作为战略措施的“四个全面”要想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然要重视与正视活力与秩序的关系。
责任编辑 何成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