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喜欢爱德华八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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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黑的天空,天心最高处一个大半满的小白月亮边上微光溶溶。
  北方夏天也酷热。晚上大家都到后天井乘凉,女佣们带着她们餐桌边的长板櫈,我们端着小牛皮櫈。她们一人一把大芭蕉扇。粗做的席干要我替她在扇子上用蚊香烧出她的姓,就着门房的灯光烧焦一个个小点,要小心不烧破了。
  “张奶奶你看这月亮有多大?”
  “我看啊,总有个双角子大。”
  “席奶奶你看有多大?”
  “我看才一毛钱大。何奶奶你看呢?”她反问。
  “你小呃!我这老花眼不行喽!”何干似乎不敢说出她眼中的月亮有多么大。
  “你们这小眼睛看有多大?”她问我。
  我举起一截手指比着。有一毛钱大,但是那是我拿在手里的一毛钱,拿得遠些就小些。挂在空中的就更小。挂得那么远不更小得看不见了?我思路混乱起来,比了半天也无法回答。
  “有土狗子。”何干突然指着阴沟边。我忙跑去看。
  淡土黄色光亮亮的三寸长小动物,介于小肥狗与青蛙之间,依稀有四只,头上一边一个小黑点是眼睛,肉唧唧的非常恐怖。伏在那里不动,不细看还当是块泥土。
  门房对过的一个小屋是男佣合住的一间房,没点灯。门口红红的香烟头明灭,有人穿着汗衫坐在长板上,也有人穿着白布对襟唐衫的。
  毛娘悄悄笑道:“史爷多规矩,看我们来了就进去加件小褂子出来。”
  史祥从前因为我祖母忌讳他姓史音近“死”,吩咐读“史”为say,上声。至今家里小孩与佣仆都呼他say爷。我祖母丧夫后这样怕死,想也是为了担忧子女太小,她死不得。结果还是只活到四十几岁,仿佛也是一种预感。
  地藏王生日,女佣们出得起钱的都出钱买了香插在院子里,前面花园,后天井深沟边,一枝枝都插遍了,黑暗中一点点红色星火。似乎没人知道地藏王是管什么的。史爷干瘦精壮,剃光头暴露出头角峥嵘,青头皮,微方,沉默寡言,偶而有时候带我出去玩,也从来不说话。我坐在他肩头上街,他自掏腰包买冰糖葫芦给我吃,串在竹签上的鲜红山楂果,亮晶晶的像涂上一层冰衣。有一次走远了,到大罗天游艺场。一进门就走上简陋的宽阔楼梯,青灰色水泥墙壁与楼梯四面封牢了,监狱似的阴森可怕,没人也没人声,大概因为时间还早。但是一上楼便也听见锣鼓声,一个黑洞洞的窄门望进去,黑洞洞的剧场最远的一端有明亮的戏台在唱戏,一小长方块的五彩画面,太小又太远,看不出什么来。门口三三两两站着些人。史爷只在门口站了一会就又上楼去。同样的凄寂的楼梯。楼上又演滑稽相声,再上去又有各路大鼓, XXXX,我们都只在门口站着,远远看一会就走了。进去要再买票。
  女佣们对史爷像修女敬重神甫一样。“史爷娶过老婆,死了。”何干有一次低声告诉其他的几位,几乎是谈论主人的私事似的。又有一回我听见席干窃笑着告诉何干,我们杨黄来了。那是大奶奶家的男仆。“史爷到堂子里去。”他说。
  “堂子是什么?”我问。
  “唉嗳X!”何干斥黄,然后她们都笑了。但是我总觉得史爷去的不会是什么坏地方。
  当然老八搬进来以后,我听见说她是“堂子里人”,也渐渐明白了。仆人背后都叫她老八,她做生意的时候是那家艳帜下的八小姐。我知道我去过小公馆,见到的女人就是我父亲的姨太太,但是不知道怎么从来没想到她跟我母亲离去有关。也许因为我从来不把我父母联想到一起。我不记得同时看见过他们俩。
  我父亲省钱,回掉了小公馆的房子,搬到家里来。进宅那天大请客,请姨太太的小姐妹们,不像平时陪酒不上桌吃饭。女佣们都避到楼上去,只有席干在楼下帮忙,没见过这等场面,很紧张。我乘乱躲在客厅与饭厅之间的穹门帘下,钻在丝绒帘幕中偷看。我见过那苗条的女人招呼着一群女客进餐厅,一个个都打扮得很喜气,深浅灰色褐色裙袄,比她矮些,面貌也都极平常,跟我们那些亲戚女眷没什么分别,还是她梳着髻,两根稀疏的前刘海拂额,薄施脂粉,鹤立鸡群。随后我父亲也带了两三个男宾进去,拉门横上了。我这才注意到客厅里还有两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偎倚着坐在同一张沙发椅上,粉装玉琢,像双生子一样穿着同样的淡湖色袄袴,襟袖上亮闪闪一排镶着一圈水钻的小镜子。映着XXXX的XX地毡,我觉得她们像雕刻在一起的一对玉人,太可爱了。我渐渐露出半边脸,边上缀着小绒毯的墨绿丝绒门帘,又逐渐褪到肩头,希望她们看见我,逗着我说话。
  席干在穿堂里遇见何干下楼来,低声说客厅里的两个,有点恐惧地:
  “说是不给她们吃饭。”
  隔着拉门可以听见我父亲的语声,照常是急促的,像是冲口而出的一个短句,断句,放枪似的一响,两响,今天也许特别带点生气的口吻。壁灯与正中一簇挂灯都开得雪亮。客厅里静悄悄空落落,她们俩只偶然轻声对彼此说句话。我实在等得不耐烦,终于一寸半时 门帘 渐渐现身 柔软 只裹住下半身
  我站在那里太矮墩墩的,她们看不见?当然我不会也没想到她们已经得罪了主人,不见得再去得个带坏人家小女孩的罪名。僵持了许久,席干上了菜,过来看见了我,着恼地说声“唉瞹X!”忙牵着我的手送上楼去。
  “说是不要他们叫她。”次日席干低声告诉何干张干,罕皇地,仿佛闻所未闻。不要我们叫她姨娘或是有任何称呼,我父亲吩咐。
  我们终于没引见过,但是她常叫人带我下楼来玩。她有时带我出去吃西点宵夜,她自己只啜着柠檬红茶,在豪华的起士林展示她自己,游目四顾看有没有熟人,也没人上前招呼。
  她从来不找我弟弟,免得说勾引男孩,无论多么小。也许也是出于妒忌,她自己生不出一个继承人。
  我到门房去画小人总经过楼下穿堂,常看见她父亲站在她房门外一只橱柜前挖鸦片烟斗里的烟灰,去拿来过瘾。一个高大的老人穿着淡灰洋布大褂,方肩膀扛得高,灰白色的大狮子脸,我也看见她一个人斜签着身子坐在大理石心的红木雕花独脚桌前吃饭。我父亲大概躺在烟榻上已要吃过了。   “就吃点咸菜下饭。”席干告诉同事们。
  “她们堂子里都是这样,要等席散了才吃,也就吃点腌菜烚菜。”毛娘说。显然中国传统的妖姬的第一戒就是不给男人看见她们也有食欲。
  除了席干有时候替他们打扫房间,楼下并不要女佣伺候。她们乐得清闲,等于放长假。
  “下雨喽,何奶奶!”席干带笑高叫,往楼顶上跑,何干张干跟笑着跟上天台去抢收衣服竹竿。
  刮起风来天变成黄色。关着窗,桌上还是厚厚一层黄沙,她们一面擦一面笑。
  下雨雷声隆隆,她们说:“雷神拖牌桌子了。”
  男佣房间里常常有牌局。何干带着我站在房门口,史爷一面打麻将一面问:“大姐今天谁赢啊?”他们合肥人还是金瓶梅时代的称呼,主人的女儿阖家上下都稱大姐。
  一般都相信小孩说的话往往应验。
  何干教我说“都赢。”
  “都赢,那谁输啊?”
  “说‘桌子板凳输’。”
  “桌子板凳输。”
  牌桌上的人都笑了。内中有烧烟的胡宏,一个橘皮脸的矮子。
  “胡爷戒赌,斩掉一截手指。”厨子取笑他。
  胡宏讪讪地笑着不作声。我扳着他的手指看过。用刀斩断了第四只手指,剩下的一截尖端平滑,青白色。
  史爷下乡收租去了,好久才回来。何干带着我站在男佣住的小屋门口,打听家乡近况。
  “乡下就是乱,”史爷坐在方桌旁说,“现在就是乱。闹土匪。”
  他语焉不详,慢吞吞半天说一句话,她迫切地等着,一字不漏地听着,不时应着“哦,哦。”
  我觉得他们都是正直的人,好心没好报。一席话终,史爷沉默了下来,绝对再等也没下文了之后,我突然说:“等我大了给史爷买皮袍子。”
  他十分意外,显然认真地高兴起来。何干便笑道:“我呢?我没有啊?”
  “给何干买皮袄。”我说。
  她向史爷半眨了眨眼,轻声笑道:“大姐好。”仿佛告诉他一件秘密似的。他们合肥人还是金瓶梅时代的称呼,阖家上下都称西门庆的女儿为“大姐”。
  老八又通知何干带我下去玩。照例总是我父亲不在家的时候。裁缝来了,她叫他替我度身,买了一大卷丝绒衣料,够她和我各做一套一式一样的裙袄。
  站在红木雕花大穿衣镜前,我胖,裁缝摸来摸去找不到腰身。老八不耐烦地走上来用力一把捏住我腋下的衣服,说“咳!”裁缝也只得把这地方算腰。
  他走了。老八抱着我坐在膝上笑道:“你婶婶给你做衣裳总是零头料子,我给你买整疋的新料子。喜欢我还是喜欢你婶婶?”
  其实我一直佩服我母亲用零头碎脑的绸布拼凑成童装,像给洋娃娃做衣服一样;俄延片刻方答:“喜欢你。”似乎任何别的回答都没礼貌。但是一句话才出口,仿佛就有根细长的叶茎管子往上长,扶摇直上,上造天听。又像是破晓时分一声微弱的鸡啼,在遥远的地平线上,袅袅上升。后来我在教会学校里读到耶稣在最后的晚餐桌上告诉门徒犹大曰:“在鸡鸣前你会背叛我三次。”总是想到我那句答话。
  老八也只笑了笑,便放我下地。衣服做了来,是新兴的齐腰短袄,腰阔不开叉。窄袖及时,长裙拖地,较近意大利仿制的西部片中的简化世纪末女装。老八生活时装模特儿的身材,细腰没肋骨,穿着道一色冷灰的雪青丝绒衣裙,越显娉婷。那天我父亲又不在家,她带我出去,没叫何干跟去。何干识趣,寒冬皓月,也并没说给我夹袄上加件棉袍,免得破坏了老八苦心经营的形象。
  老八抱着我坐在人力车上,笑道:“冷吧?”用她的黑丝绒斗篷包着我。我可以觉到她的娇弱,也闻得见她的香水味中搀杂的一丝陈旧的鸦片烟味与不大洗澡的气味。
  人力车拉近一条长巷,停在一个双扇朱红门前,门头上一丸白色圆灯上一个红字是主人的姓。她揿了铃半天没人去开门,便从银丝手提袋中取出一大叠钞票来点数,也许是觉得被怠慢了,存心摆阔。强烈的门灯当头照射下,两旁都是一色灰白水泥长墙一直伸展到黑暗中,空荡荡的人踪全无。人力车已经走了。她手里那捆钞票有一块砖头大小。史爷收租带回来的原捆未动。
  [内容有缺]
  她们走的那天是怎样出门上车上船的,我根本不知道,大概是被女佣们圈在楼上起坐间里玩,免得万一哭闹滋事。其实根本不觉得有什么分别——一直不大在跟前。
  女佣们绝口不提,除了毛娘,我外婆家从前的总管的媳妇。总管的儿子柏崇文自幼在书房伴读。我母亲出嫁,外婆就派他跟着陪嫁过来,好有个廉价的记室。娶了亲便也寄住在我们家,帮忙做点杂事。虽然过了门好几年了,在女佣们口中依旧是“崇文新娘子”。太累赘,我小时候说不上来,她称我们“毛哥”“毛姐”,我就叫她“毛娘。”就叫开了。她生过伤寒症,头发掉了再长出来,有点鬈曲,梳了头也还不低伏点。云发蓬松,红扑扑的小鹅黄脸,身材适中,不惯北方寒冷,总把两只手抄在鼠灰线呢棉袄襟下。
  “婶婶姑姑到外国去喽!”她常常走来走去都唱念着……
  多年后我有一次跟我姑姑提起她来,我姑姑笑道:“那毛娘——叽哩喳啦的!”
  我母亲嫁妆里借下的男童女童衣服从婴儿到十岁,但是我穿到五六岁早就成了老古董,穿不出去了,只能家常穿。大红大绿的背心与短袄,深紫薄绸夹袄,我每天配搭着穿。毛娘便唱诵:“红配绿,看不足。红配紫,一泡屎。”
  我偏喜欢紫袄上加大红背心,颜色浓得化不开。让她唱去。
  她略识些字。一肚子的孟丽君女扮男装中状元,所以总是念叨着“婶婶姑姑到外国去喽!”她也会讲许多故事与朱洪武马娘娘的轶事。她是南京人,就是她告诉我二大爷张人骏坐笼筐缒下城墙,逃出南京围城的事。提起紫金山秦淮河与下关都是美丽亲切的,虽然我后来有点疑心下关是个贫民窟。她还讲南京附近沿海的岩洞有时候“出蛟”,非常恐怖。   “蛟是什么样的?”我问。
  “好大……”似是濒于绝种的远古的生物,挟着风雨巨浪一齐来的,难怪古文里蛟龙兼称。在我印象中是一种两栖动物,介于大墨鱼与放大的蜗牛之间,没有头与触须,仅只有一大卷肌肉中嵌一只独眼。我后来有一次看到报刊上说“蛟”就是鲨鱼,怎么也不能相信。中国人会把鲨鱼神化到这种变成后山洞里出海的怪物?
  南京有时候有人带咸板鸭来,也不知是我们的亲戚还是崇文的。家里就两个小孩,我父亲住在小公馆里。我们吃饭仍旧按照我母亲规定的菜单,南京板鸭太咸,至多尝一口,都是给女佣吃。她们在下房里摆张饭桌,互相让着吃板鸭,都笑翠铃喜欢吃鸭屁股。翠铃微笑着不作声,我在旁边看见她面色凝重,知道她是因为没人要吃鸭屁股,她年纪最小,地位最低。她是丫头,只有她是女奴不是雇佣。而且黑屁股肥嫩,也很好吃。
  三层楼上没人住,堆箱子。楼梯口有一只装书的大藤篮拦腰绑着一根皮带,书太多了盖不严,我可以伸进手去,一次抽出一本《红玫瑰》或《半月》,“鸳蝴派”流行小说杂志。封底永远是一张唐继尧的照片,不知是军阀还是已经是党国元老。封底背面永远是治白带唐拾义乌鸡白凤丸广告,唐拾义唐绍仪是否一家人,我久久感到困惑。藤篮上面墙上挂着我母亲拍的照片,她自己着色的,穿着简单的淡绿衣裙,低着头站在荒草斜阳中若有所思。配了镜框,玻璃上的反光淡化一切。
  “那是谁呀?”翠铃问我。
  “是婶婶。”我不经意地抛出一句答案。她那口吻有点可憎,就仿佛我倒已经忘了,不认识了。
  “嗳。婶婶姑姑到外国去喽!”翠铃说。只有她和毛娘这两个年轻的女子相信我母亲去得成,感到快心。照片改挂到三楼,人迹不到的地方,大概是怕姨奶奶搬进来之后,看见了会糟践毁坏。也许没等姨奶奶进宅,怕我父亲回来看见了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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