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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时代的摄影机阅读
离开影视圈已经多年了。对这一领域似乎已感到很陌生，那些曾经熟悉的影人也顿感形同路人，由这些人制造出的那些影视画面或好或坏或优或劣都已经不再进入笔者的视线。当下，电影剧作的创作已成贫血状态，一些电影显然已和艺术的母体——文学及哲学的内涵脱了节，这不得不引起人们的关注。客观地说，中国电影一个潜在的中兴时期即将形成。由于电视、网络、盗版碟等多媒体视觉娱乐的出现，一度门可罗雀的电影院在好莱坞大片的刺激下，在各电影院豪华的改建、扩建中已部分再度把一些观众给吸引了回来。电影应该说已脱胎换骨成了新的娱乐休闲的载体。在数码相机、家用摄像机及手机荧屏的涌现中，让人不得不想起美国著名摄影师拉兹洛·莫赫里·纳吉的名言：“在二十世纪，一个人不懂摄影机等于不识字，也是文盲。”纳吉也许没有想到21世纪的今天，这样的数码时代已让人们目不暇接地飞速到来了，不管这由爱迪生、格里菲斯、卢来埃尔兄弟等发明的影画由无声到有声，由黑白到彩色，由胶片到高清晰数码怎样地日新月异、分解，电影这最初始创造出的影画物象今天已获得了多种克隆、多渠道的新生。中国电影艺术内涵创作的贫弱反衬着电影制作的精致、摄影的华美、色彩的斑斓与包装的豪华。那些大腕级的导演动辄启动、吸纳几千万，甚至超亿元资金拍摄出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巨制”堪与好莱坞的大片媲美。但非常遗憾的是这些看似票房不菲的“大制作”让人记住的人物、情节与画面却很少，这里面不乏有名声鹊起，受到观众追捧的中国港台及日韩明星，可他们就像流星一样消逝了。香港著名导演王家卫预言：中国电影的第二春在内地，不知是否是真实的，但起码它给中国电影扩展了一个前途灿烂的空间。
巨片背后的文学滑坡
《读书》杂志曾就张艺谋、陈凯歌与贾樟柯的影片进行过对比讨论，其得出的结论是贾樟柯的时代到来，张艺谋的时代落幕。资深影评家李陀更是痛心疾首地说，他对以张艺谋和陈凯歌为代表的曾是中国电影的“第五代”感到深深地失望。李陀的失望，是有他内在的理由，但他是否还能感受到，这失望却正是他曾钟情的文学力量的缺失？说张艺谋时代的落幕或许不是那么一个简单的结论。
自从华裔导演李安执导了《卧虎藏龙》并获得奥斯卡金像奖之后，已几乎斩获了世界各电影节奖项的张艺谋，便步其后尘亦接连拍了《英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这些影片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一部比一部场面拍得浩大，摄影特技的技巧、灯光色彩的运用也都无可挑剔地运用到了极致。无独有偶的是，在这一阶段，这些影片拍竣的前后，也出现了陈凯歌执导的《无极》，冯小刚拍摄的《夜宴》。这些影片异曲同工的是都有豪华的阵容，叫劲的明星，精美的摄影与制作，且都无与伦比，可它们却都无一例外地被世界各大电影节淘汰出局。在张艺谋的潜意识中，他或许是想凭这些影片最终去夺得他从未获得过的奥斯卡金像奖，可他是否还意识到了单凭这些影片文学内容拾前人牙慧，模拟《雷雨》的故事情节及场景设计，观者及影评家怎能欣然认同？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当他回答记者提问影片中何以出现李安也用过的竹林时，他竟毫不在意地回答曰，后来我发现香港的许多影片都用过竹林。他也不想一想，香港许多影片用你张艺谋就要用吗？你张艺谋能同那些二流导演一样吗？冯小刚的《夜宴》与张艺谋的《满城尽带黄金甲》除故事情节的雷同，巧合的是两人都选择了一段人们隔膜的历史和隔膜的人物进行演绎，虽说这影片不乏观众的喝彩与票房，但人们实在不明白影片的思想内核究竟是什么。这些影人也不看一看此届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窃听风暴》是部什么样有深度的影片，李安另一部得奖影片《断背山》又是部什么样的电影。张艺谋曾言他不想重复自己，也不想重复他人；陈凯歌也说过面对批评，他可以平心静气地接受。但现实是他们无一例外地全都食了言。
我们应该坚持什么样的美学观
笔者从不否认，作为曾经的影评人，笔者一直是张艺谋和陈凯歌的支持者，在媒体对张艺谋当年拍摄的《有话好好说》群起而攻击时，笔者曾撰文为其伸张艺术正义，而且至今也不改当时的观点。笔者认为张艺谋一直是在探索、拓展他的艺术创作触角。陈凯歌并不太叫座的影片《荆轲刺秦王》笔者亦写过分析的评论文章，其中的观点也曾获得他本人的首肯并被引用，陈凯歌发表出版过带有对“文革”自我行为忏悔意味的自传，文笔与思想立意都不错，如果他要把这种体验搬上银幕，该是多么棒，但是，他没有。他的感受也或多或少落入了西方影人一部分哗众取宠的思维中；张艺谋当年在接受笔者的采访时也曾言：电影依靠文学的兴盛而强大。但今天的张艺谋又曾谈到，现在的文学作品已贫血缺失了它的位置，已不是电影所要关注的了。笔者想，这可能是张艺谋自己的价值判断出了差，或许这也不是他真实的观点，有相当一部分是他创作班子出的馊主意。评论家曾指出他的《英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带有专制主义的色彩，但殊不知这恰是他的高参给他参错了方位。如他的文学顾问王斌在一次北京电视台一个栏目召集的研讨会上，就曾匪夷所思地对笔者说他喜欢希特勒，这让笔者感到很惊讶，当问他喜欢希特勒什么时，却没得到他明确的回答。诚然，今天世界上有不少新纳粹分子喜欢希特勒，台湾还出现了宣扬希特勒和新纳粹分子的网站，但那是受到社会舆论和公众正义抨击的，而这却受到张艺谋创作班子主要成员之一的人的赞赏，实令人费解。王斌曾是一个不错的电影文学编辑，小说也写得不错，可他怎么会进入那么一个思维怪圈里呢？由此你也就不难想象得出张艺谋在后来一系列影片的创作中所陷入的误区。张艺谋曾对笔者说过当年他拍《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时，有些事就是想不明白。为此笔者也直言对他相告过，你应调整一下你的创作班子，但他一直没有接受。笔者想他可能又进入了想不明白的夹层里了。
这里笔者一再提起张艺谋的影片创作，是想切住这一点而涵盖其他。因张艺谋是和文学联系最为紧密的一个创作者。当年，他拍摄的那一系列优秀影片几乎都是从文学作品挖掘改造出来的，曾有人言张是全国唯一一个阅读全国重要文学期刊的导演，并从中发现创作源泉。可自从《活着》与《秋菊打官司》之后（那些都是从优秀文学作品及优秀剧作家如刘恒改编过来的），他那根认真叫劲的弦似乎就松脱了。他似乎大彻大悟地说过，电影是什么，不过是游戏，如果电影能让观众记住一个情节和一个画面就不错了，不可能面面俱到。张艺谋的话在另一个层面上也许说得不错，电影不是政治说教的工具，它的娱乐成分或许更多一些，但这并不等于文学思想内涵的釜底抽薪及思想民主意识的偏差。张艺谋从那一刻起，就或多或少离开了他曾经执著的创作坐标。他在应邀执导歌剧《图兰朵》的间隙中，又马不停蹄地进行着两部影片的后期制作，这除了显示出他旺盛的创作精力外，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已失去了对影片探索的原动力，同时张艺谋影片中曾经渗透着的全世界民主国家影片几乎都共同追求的以人为本的民主价值观现已丧失殆尽。除了上述那些带有赞赏专制嫌疑的影片外，他又赴美国去执导了歌剧《秦始皇》，从这一系列的思想创作轨迹上来看，人们不言自明会得出自己的理性判断——笔者真心希望张艺谋能幡然醒悟，跳出他那个误区的泥潭。有时真替他惋惜，《满城尽带黄金甲》那么一部伟大包装的影片，那么一部恢宏无与伦比的史诗巨制，思想的内伸与外延为什么那么贫弱呢？这部肯定要进入电影史的大作，有些技术含量已经溢出了传统影片的框架，让人联想出，张艺谋是否在借这部影片进行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彩排？
新一代影人正在崛起
从张艺谋的创作我们再说到贾樟柯的影片，诚然，贾樟柯的影片剧作大多也不是从文学作品改编过来的，更多的是他自己写就的，无论是《车站》抑或是获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的《三峡好人》，都是如此。但不同的是贾樟柯有文学创作的天赋，而且在他的创作中蕴含着一股诗意。如果以笔者没看走眼的文学编辑的眼光来判断，他若去写诗，也定会写出点名堂来。正因为如此，这或许就是贾樟柯胜过其他一些文学灵感稍差的导演一筹的地方。当然，笔者对贾樟柯的影片并不全都满意，比如人们交口称赞的《小武》笔者就认为尚有不足之处，《世界》也有诸多缺陷。但贾樟柯把他自己的创作视点放在普通百姓与小人物身上则是值得大为称颂的。以他拍摄的《三峡好人》来说，影片的优劣先不谈，影片得没得奖也不必先对号入座，单就是他的关注现实生活的焦距就应放大开来。笔者曾应邀去过三峡移民搬迁的地方，那些民居、商场等房屋拆迁的景象至今还历历在目，那一片片废墟就像是经历了一场战争，而围绕这拆迁、迁徙又衍生出了多少人间悲欢离合的故事！可遗憾的是，这样一个当代重大人群迁徙的事变至今却没有影视界人士关注，而贾樟柯的影片恰恰弥补了这么一个空白点，尽管这种关注仅仅是表面上的。
客观地说，张艺谋的《有话好好说》《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及《千里走单骑》的视点也都是放在小人物的身上，而且这些影片也都可称得上优秀之作。但同样的问题是创作者那种真挚、真实的情感被为电影而电影的元素设置所替代了，以往他影片中的那股发乎内心的创作激情也相应地减弱了，由于对影片人物寄托的感情缺乏投入的体验，浓重的笔触自然也就稀释了。而贾樟柯那种带有由故里延伸出来的情愫则是朴素、真挚的，能够感动一些观众并拨动一些人的心弦也是顺理成章的。这就如同张艺谋当年的《活着》也能撞击人们的心灵一样。张艺谋的制片人张卫平就《三峡好人》得大奖指出，该奖是因电影节主席投资才折桂的指责，实在是有失风度。退一万步来说，即便是如此，作为中国电影人你有什么不高兴的呢？难道说只有你张艺谋屡屡得奖才合情合理？身为长辈无论是张艺谋还是张卫平都应负有提携扶掖的责任，何必要那么没有雅量呢？只要是中国人不论是谁得奖都应交口称赞。柏杨先生当年斥责中国人相互之间的窝里斗、相互拆台怎么在这时候又浮现了出来？这一点日韩两国的影人就做得比我们要好——倾其全力把自己国家的影片推向世界。可喜的是，除了贾樟柯的影片，王全安的《图雅的婚事》也从柏林夺回了金熊，给中国电影又注入了一股青春影人再次崛起世界影坛的活力。毕业于电影学院表演系的王全安就他前一部影片《月蚀》当年获莫斯科电影节大奖后曾说，希望出现有天赋的人来拯救中国电影，现在，他同贾樟柯等新一代影人正在实现着他们自己的期待，他们充满了信心，也充满了活力，这股活力连同姜文、张元、张扬、王小帅等影坛新军的一些影片，都汇合成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崭新气息，这不免让人想起海涅的诗句：“……新的一代正在生长，有自由的思想、自由的欢乐，我将向他们宣告一切。”
电影不应让文学的力量釜底抽薪
说到文学和电影的依存关系时，笔者恰好在《环球时报》上看到一篇文章，言是全球电影圈都在闹剧本荒。文章在指出上述的《夜宴》与《满城尽带黄金甲》复制历史名著的故事框架，也指出此届获奥斯卡最佳影片《无间道》翻拍自香港的同名影片。不过，尽管这部影片占了头魁，笔者仍认为它不过是一部没有任何新意的平庸之作，也许这种现象恰好反映了世界电影文学创作的低谷，这低谷的形成就是文学原创作品的隐身而去。张艺谋文学作品今天已无需关注的说辞，可能是他在忙乱的宣传、创作的过程中无暇顾及所得出的答案，笔者非常怀疑他是否有时问去阅读那众多的文学作品，他大概是听了他的文学顾问的只言片语就断然下出了这个结论。虽然说文学的现状今天确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仍不乏有佳作问世，仅就笔者在《北京文学》上编发的作品就有阿来的《遥远的温泉》，王旭烽的《雷峰夕照》，毕淑敏的《女工》，迟子建的《零作坊》，苏童的《人民的鱼》等都可改编成非常不错的电影，更何况其他书刊上发表得众多的优秀之作！离开现实，按照好莱坞的电影模式刻意去编造一些影片，迄今已成了影人创作的时髦，在这些模仿、照搬的过程中，电影所必备的真诚意识已被消解掉了，取而代之的是游戏人生的弱智产品。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悖论，人们通常一再强调的思想性、艺术性的影片就被单纯的娱乐与票房的指数所取代了，任意曲解电影的属性、电影是只拍给13岁智商的人看的浅薄理念与调侃就占了上风。然而，就是持这类观点的影人也没拍出一部令人赏心悦目的《哈里·波特》。
中国电影娱乐化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兴盛过一次，但由于那时制作影片的影人们对电影制作技术与文学内涵都没掌握到家，大多都是胡编乱造的粗糙之作。而今天，由于从事影视业的专业人才的涌现，加之电影科技设备的日新月异，大多的影片已脱开了那个幼稚的拼凑阶段，唯一缺失的就是文学的素养。此外，另一些看上去貌似深刻的主旋律题材，也落入了只是复制历史事件的描眉画眼上，同样的《末代皇帝》，贝尔特鲁奇就能挖崛出新的人生哲学的内涵；同样的控诉法西斯的作品，斯皮尔博格就能拍出《辛德勒的名单》这样的杰作。而对比而之的国产片《东京审判》就很让人失望，这部选自重大题材历史焦点的焦点之作，竟然不过是从纪录影片扒下来的翻拍之物，而且还不如纪录影片展示的真实与充分，这也让人感到很困惑。试想，那么一次旷世未见的历史审判、那么多浩繁复杂的历史史料、那么触目惊心历历在目阐发正义与邪恶精彩的法庭辩论，怎么会就那么草草结束了呢？而且影片为何又只停留在事件的表面上？依笔者来看，这类影片要么不拍，要么就拍得厚实、凝重、哲学，甚至看上去让观众有些累的感觉。据说该片导演也是因市场因素被迫将影片的长度剪短了。可笔者想，这样一类影片追求的不应仅仅是票房价值——它也缺失了应有的文学张力。
文学是电影立足的支撑点
由于一些影视片从文学作品改编后很难反映出作家的创作初衷，有些出类拔粹的有影视创作经验的作家便亲自拿起了导筒，想实现自己的创作理想。除法国的玛丽·杜拉外，在日本、在韩国、在意大利都有这样的诗人和作家亲身投入到制片场上。实际上，意大利著名导演贝尔特鲁奇本身就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中国的著名作家刘恒、刘毅然、王朔也都亲自尝试过自编自导的快乐，虽然他们触电的结果并不像预想的那么理想。
有学者云，改一部小说或一出戏剧比写一个电影剧本要有更多的技巧和独创性，文学作品越好就越难改编。但也正因为如此，文学就更应是电影创造的潜动力。而电影人更应该把眼下已缺失的有价值的文学素养重新注入进去，在他们一味地追求廉价审美的“票房价值”的同时，也不要忘了，人们对文化的渴望、对高尚情感的熏陶、对孔孟之道与弗洛伊德等的需求也都在相互渗透、吸纳着的，关键是看你找准什么样的输入法。电影创作者观念上的分歧不应成影人间排斥异己的樊篱。早在1955年，意大利电影宣言书上就呼吁过：我们虽然属于不同的政治流派，但思想意识分歧并不妨碍我们达成谅解。我们挫败了分裂我们的企图，找到了共同的语言。因为我们捍卫的影片有一个共同的精神：意大利精神。这对于中国的电影创作者们来说也不无借鉴，他们也应寻找到中国电影中的中国精神。但无论电影事业怎样地向前发展，它不应缺失的深度与广度便是文学的添加剂，只有它同文学融合在一起进行发酵，才会蒸发出更大的硕果。80年代，有理论家曾提出电影要扔掉戏剧的拐棍，而那是指影画要脱开当时戏剧成分过重的结构与表演，而文学的拐棍则是支撑影视立足的基础。然而，无论是文学抑或是电影都不应放弃民主和大众的价值观念。诚如美国早期电影理论及电影剧作家霍华德·劳逊在其著作中所引用的惠特曼的诗句描述的那样：
我一个人歌唱，歌唱任何一个平凡、独立的人，我仍然要反复地说民主和大众的字眼儿。
离开影视圈已经多年了。对这一领域似乎已感到很陌生，那些曾经熟悉的影人也顿感形同路人，由这些人制造出的那些影视画面或好或坏或优或劣都已经不再进入笔者的视线。当下，电影剧作的创作已成贫血状态，一些电影显然已和艺术的母体——文学及哲学的内涵脱了节，这不得不引起人们的关注。客观地说，中国电影一个潜在的中兴时期即将形成。由于电视、网络、盗版碟等多媒体视觉娱乐的出现，一度门可罗雀的电影院在好莱坞大片的刺激下，在各电影院豪华的改建、扩建中已部分再度把一些观众给吸引了回来。电影应该说已脱胎换骨成了新的娱乐休闲的载体。在数码相机、家用摄像机及手机荧屏的涌现中，让人不得不想起美国著名摄影师拉兹洛·莫赫里·纳吉的名言：“在二十世纪，一个人不懂摄影机等于不识字，也是文盲。”纳吉也许没有想到21世纪的今天，这样的数码时代已让人们目不暇接地飞速到来了，不管这由爱迪生、格里菲斯、卢来埃尔兄弟等发明的影画由无声到有声，由黑白到彩色，由胶片到高清晰数码怎样地日新月异、分解，电影这最初始创造出的影画物象今天已获得了多种克隆、多渠道的新生。中国电影艺术内涵创作的贫弱反衬着电影制作的精致、摄影的华美、色彩的斑斓与包装的豪华。那些大腕级的导演动辄启动、吸纳几千万，甚至超亿元资金拍摄出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巨制”堪与好莱坞的大片媲美。但非常遗憾的是这些看似票房不菲的“大制作”让人记住的人物、情节与画面却很少，这里面不乏有名声鹊起，受到观众追捧的中国港台及日韩明星，可他们就像流星一样消逝了。香港著名导演王家卫预言：中国电影的第二春在内地，不知是否是真实的，但起码它给中国电影扩展了一个前途灿烂的空间。
巨片背后的文学滑坡
《读书》杂志曾就张艺谋、陈凯歌与贾樟柯的影片进行过对比讨论，其得出的结论是贾樟柯的时代到来，张艺谋的时代落幕。资深影评家李陀更是痛心疾首地说，他对以张艺谋和陈凯歌为代表的曾是中国电影的“第五代”感到深深地失望。李陀的失望，是有他内在的理由，但他是否还能感受到，这失望却正是他曾钟情的文学力量的缺失？说张艺谋时代的落幕或许不是那么一个简单的结论。
自从华裔导演李安执导了《卧虎藏龙》并获得奥斯卡金像奖之后，已几乎斩获了世界各电影节奖项的张艺谋，便步其后尘亦接连拍了《英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这些影片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一部比一部场面拍得浩大，摄影特技的技巧、灯光色彩的运用也都无可挑剔地运用到了极致。无独有偶的是，在这一阶段，这些影片拍竣的前后，也出现了陈凯歌执导的《无极》，冯小刚拍摄的《夜宴》。这些影片异曲同工的是都有豪华的阵容，叫劲的明星，精美的摄影与制作，且都无与伦比，可它们却都无一例外地被世界各大电影节淘汰出局。在张艺谋的潜意识中，他或许是想凭这些影片最终去夺得他从未获得过的奥斯卡金像奖，可他是否还意识到了单凭这些影片文学内容拾前人牙慧，模拟《雷雨》的故事情节及场景设计，观者及影评家怎能欣然认同？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当他回答记者提问影片中何以出现李安也用过的竹林时，他竟毫不在意地回答曰，后来我发现香港的许多影片都用过竹林。他也不想一想，香港许多影片用你张艺谋就要用吗？你张艺谋能同那些二流导演一样吗？冯小刚的《夜宴》与张艺谋的《满城尽带黄金甲》除故事情节的雷同，巧合的是两人都选择了一段人们隔膜的历史和隔膜的人物进行演绎，虽说这影片不乏观众的喝彩与票房，但人们实在不明白影片的思想内核究竟是什么。这些影人也不看一看此届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窃听风暴》是部什么样有深度的影片，李安另一部得奖影片《断背山》又是部什么样的电影。张艺谋曾言他不想重复自己，也不想重复他人；陈凯歌也说过面对批评，他可以平心静气地接受。但现实是他们无一例外地全都食了言。
我们应该坚持什么样的美学观
笔者从不否认，作为曾经的影评人，笔者一直是张艺谋和陈凯歌的支持者，在媒体对张艺谋当年拍摄的《有话好好说》群起而攻击时，笔者曾撰文为其伸张艺术正义，而且至今也不改当时的观点。笔者认为张艺谋一直是在探索、拓展他的艺术创作触角。陈凯歌并不太叫座的影片《荆轲刺秦王》笔者亦写过分析的评论文章，其中的观点也曾获得他本人的首肯并被引用，陈凯歌发表出版过带有对“文革”自我行为忏悔意味的自传，文笔与思想立意都不错，如果他要把这种体验搬上银幕，该是多么棒，但是，他没有。他的感受也或多或少落入了西方影人一部分哗众取宠的思维中；张艺谋当年在接受笔者的采访时也曾言：电影依靠文学的兴盛而强大。但今天的张艺谋又曾谈到，现在的文学作品已贫血缺失了它的位置，已不是电影所要关注的了。笔者想，这可能是张艺谋自己的价值判断出了差，或许这也不是他真实的观点，有相当一部分是他创作班子出的馊主意。评论家曾指出他的《英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带有专制主义的色彩，但殊不知这恰是他的高参给他参错了方位。如他的文学顾问王斌在一次北京电视台一个栏目召集的研讨会上，就曾匪夷所思地对笔者说他喜欢希特勒，这让笔者感到很惊讶，当问他喜欢希特勒什么时，却没得到他明确的回答。诚然，今天世界上有不少新纳粹分子喜欢希特勒，台湾还出现了宣扬希特勒和新纳粹分子的网站，但那是受到社会舆论和公众正义抨击的，而这却受到张艺谋创作班子主要成员之一的人的赞赏，实令人费解。王斌曾是一个不错的电影文学编辑，小说也写得不错，可他怎么会进入那么一个思维怪圈里呢？由此你也就不难想象得出张艺谋在后来一系列影片的创作中所陷入的误区。张艺谋曾对笔者说过当年他拍《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时，有些事就是想不明白。为此笔者也直言对他相告过，你应调整一下你的创作班子，但他一直没有接受。笔者想他可能又进入了想不明白的夹层里了。
这里笔者一再提起张艺谋的影片创作，是想切住这一点而涵盖其他。因张艺谋是和文学联系最为紧密的一个创作者。当年，他拍摄的那一系列优秀影片几乎都是从文学作品挖掘改造出来的，曾有人言张是全国唯一一个阅读全国重要文学期刊的导演，并从中发现创作源泉。可自从《活着》与《秋菊打官司》之后（那些都是从优秀文学作品及优秀剧作家如刘恒改编过来的），他那根认真叫劲的弦似乎就松脱了。他似乎大彻大悟地说过，电影是什么，不过是游戏，如果电影能让观众记住一个情节和一个画面就不错了，不可能面面俱到。张艺谋的话在另一个层面上也许说得不错，电影不是政治说教的工具，它的娱乐成分或许更多一些，但这并不等于文学思想内涵的釜底抽薪及思想民主意识的偏差。张艺谋从那一刻起，就或多或少离开了他曾经执著的创作坐标。他在应邀执导歌剧《图兰朵》的间隙中，又马不停蹄地进行着两部影片的后期制作，这除了显示出他旺盛的创作精力外，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已失去了对影片探索的原动力，同时张艺谋影片中曾经渗透着的全世界民主国家影片几乎都共同追求的以人为本的民主价值观现已丧失殆尽。除了上述那些带有赞赏专制嫌疑的影片外，他又赴美国去执导了歌剧《秦始皇》，从这一系列的思想创作轨迹上来看，人们不言自明会得出自己的理性判断——笔者真心希望张艺谋能幡然醒悟，跳出他那个误区的泥潭。有时真替他惋惜，《满城尽带黄金甲》那么一部伟大包装的影片，那么一部恢宏无与伦比的史诗巨制，思想的内伸与外延为什么那么贫弱呢？这部肯定要进入电影史的大作，有些技术含量已经溢出了传统影片的框架，让人联想出，张艺谋是否在借这部影片进行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彩排？
新一代影人正在崛起
从张艺谋的创作我们再说到贾樟柯的影片，诚然，贾樟柯的影片剧作大多也不是从文学作品改编过来的，更多的是他自己写就的，无论是《车站》抑或是获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的《三峡好人》，都是如此。但不同的是贾樟柯有文学创作的天赋，而且在他的创作中蕴含着一股诗意。如果以笔者没看走眼的文学编辑的眼光来判断，他若去写诗，也定会写出点名堂来。正因为如此，这或许就是贾樟柯胜过其他一些文学灵感稍差的导演一筹的地方。当然，笔者对贾樟柯的影片并不全都满意，比如人们交口称赞的《小武》笔者就认为尚有不足之处，《世界》也有诸多缺陷。但贾樟柯把他自己的创作视点放在普通百姓与小人物身上则是值得大为称颂的。以他拍摄的《三峡好人》来说，影片的优劣先不谈，影片得没得奖也不必先对号入座，单就是他的关注现实生活的焦距就应放大开来。笔者曾应邀去过三峡移民搬迁的地方，那些民居、商场等房屋拆迁的景象至今还历历在目，那一片片废墟就像是经历了一场战争，而围绕这拆迁、迁徙又衍生出了多少人间悲欢离合的故事！可遗憾的是，这样一个当代重大人群迁徙的事变至今却没有影视界人士关注，而贾樟柯的影片恰恰弥补了这么一个空白点，尽管这种关注仅仅是表面上的。
客观地说，张艺谋的《有话好好说》《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及《千里走单骑》的视点也都是放在小人物的身上，而且这些影片也都可称得上优秀之作。但同样的问题是创作者那种真挚、真实的情感被为电影而电影的元素设置所替代了，以往他影片中的那股发乎内心的创作激情也相应地减弱了，由于对影片人物寄托的感情缺乏投入的体验，浓重的笔触自然也就稀释了。而贾樟柯那种带有由故里延伸出来的情愫则是朴素、真挚的，能够感动一些观众并拨动一些人的心弦也是顺理成章的。这就如同张艺谋当年的《活着》也能撞击人们的心灵一样。张艺谋的制片人张卫平就《三峡好人》得大奖指出，该奖是因电影节主席投资才折桂的指责，实在是有失风度。退一万步来说，即便是如此，作为中国电影人你有什么不高兴的呢？难道说只有你张艺谋屡屡得奖才合情合理？身为长辈无论是张艺谋还是张卫平都应负有提携扶掖的责任，何必要那么没有雅量呢？只要是中国人不论是谁得奖都应交口称赞。柏杨先生当年斥责中国人相互之间的窝里斗、相互拆台怎么在这时候又浮现了出来？这一点日韩两国的影人就做得比我们要好——倾其全力把自己国家的影片推向世界。可喜的是，除了贾樟柯的影片，王全安的《图雅的婚事》也从柏林夺回了金熊，给中国电影又注入了一股青春影人再次崛起世界影坛的活力。毕业于电影学院表演系的王全安就他前一部影片《月蚀》当年获莫斯科电影节大奖后曾说，希望出现有天赋的人来拯救中国电影，现在，他同贾樟柯等新一代影人正在实现着他们自己的期待，他们充满了信心，也充满了活力，这股活力连同姜文、张元、张扬、王小帅等影坛新军的一些影片，都汇合成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崭新气息，这不免让人想起海涅的诗句：“……新的一代正在生长，有自由的思想、自由的欢乐，我将向他们宣告一切。”
电影不应让文学的力量釜底抽薪
说到文学和电影的依存关系时，笔者恰好在《环球时报》上看到一篇文章，言是全球电影圈都在闹剧本荒。文章在指出上述的《夜宴》与《满城尽带黄金甲》复制历史名著的故事框架，也指出此届获奥斯卡最佳影片《无间道》翻拍自香港的同名影片。不过，尽管这部影片占了头魁，笔者仍认为它不过是一部没有任何新意的平庸之作，也许这种现象恰好反映了世界电影文学创作的低谷，这低谷的形成就是文学原创作品的隐身而去。张艺谋文学作品今天已无需关注的说辞，可能是他在忙乱的宣传、创作的过程中无暇顾及所得出的答案，笔者非常怀疑他是否有时问去阅读那众多的文学作品，他大概是听了他的文学顾问的只言片语就断然下出了这个结论。虽然说文学的现状今天确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仍不乏有佳作问世，仅就笔者在《北京文学》上编发的作品就有阿来的《遥远的温泉》，王旭烽的《雷峰夕照》，毕淑敏的《女工》，迟子建的《零作坊》，苏童的《人民的鱼》等都可改编成非常不错的电影，更何况其他书刊上发表得众多的优秀之作！离开现实，按照好莱坞的电影模式刻意去编造一些影片，迄今已成了影人创作的时髦，在这些模仿、照搬的过程中，电影所必备的真诚意识已被消解掉了，取而代之的是游戏人生的弱智产品。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悖论，人们通常一再强调的思想性、艺术性的影片就被单纯的娱乐与票房的指数所取代了，任意曲解电影的属性、电影是只拍给13岁智商的人看的浅薄理念与调侃就占了上风。然而，就是持这类观点的影人也没拍出一部令人赏心悦目的《哈里·波特》。
中国电影娱乐化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兴盛过一次，但由于那时制作影片的影人们对电影制作技术与文学内涵都没掌握到家，大多都是胡编乱造的粗糙之作。而今天，由于从事影视业的专业人才的涌现，加之电影科技设备的日新月异，大多的影片已脱开了那个幼稚的拼凑阶段，唯一缺失的就是文学的素养。此外，另一些看上去貌似深刻的主旋律题材，也落入了只是复制历史事件的描眉画眼上，同样的《末代皇帝》，贝尔特鲁奇就能挖崛出新的人生哲学的内涵；同样的控诉法西斯的作品，斯皮尔博格就能拍出《辛德勒的名单》这样的杰作。而对比而之的国产片《东京审判》就很让人失望，这部选自重大题材历史焦点的焦点之作，竟然不过是从纪录影片扒下来的翻拍之物，而且还不如纪录影片展示的真实与充分，这也让人感到很困惑。试想，那么一次旷世未见的历史审判、那么多浩繁复杂的历史史料、那么触目惊心历历在目阐发正义与邪恶精彩的法庭辩论，怎么会就那么草草结束了呢？而且影片为何又只停留在事件的表面上？依笔者来看，这类影片要么不拍，要么就拍得厚实、凝重、哲学，甚至看上去让观众有些累的感觉。据说该片导演也是因市场因素被迫将影片的长度剪短了。可笔者想，这样一类影片追求的不应仅仅是票房价值——它也缺失了应有的文学张力。
文学是电影立足的支撑点
由于一些影视片从文学作品改编后很难反映出作家的创作初衷，有些出类拔粹的有影视创作经验的作家便亲自拿起了导筒，想实现自己的创作理想。除法国的玛丽·杜拉外，在日本、在韩国、在意大利都有这样的诗人和作家亲身投入到制片场上。实际上，意大利著名导演贝尔特鲁奇本身就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中国的著名作家刘恒、刘毅然、王朔也都亲自尝试过自编自导的快乐，虽然他们触电的结果并不像预想的那么理想。
有学者云，改一部小说或一出戏剧比写一个电影剧本要有更多的技巧和独创性，文学作品越好就越难改编。但也正因为如此，文学就更应是电影创造的潜动力。而电影人更应该把眼下已缺失的有价值的文学素养重新注入进去，在他们一味地追求廉价审美的“票房价值”的同时，也不要忘了，人们对文化的渴望、对高尚情感的熏陶、对孔孟之道与弗洛伊德等的需求也都在相互渗透、吸纳着的，关键是看你找准什么样的输入法。电影创作者观念上的分歧不应成影人间排斥异己的樊篱。早在1955年，意大利电影宣言书上就呼吁过：我们虽然属于不同的政治流派，但思想意识分歧并不妨碍我们达成谅解。我们挫败了分裂我们的企图，找到了共同的语言。因为我们捍卫的影片有一个共同的精神：意大利精神。这对于中国的电影创作者们来说也不无借鉴，他们也应寻找到中国电影中的中国精神。但无论电影事业怎样地向前发展，它不应缺失的深度与广度便是文学的添加剂，只有它同文学融合在一起进行发酵，才会蒸发出更大的硕果。80年代，有理论家曾提出电影要扔掉戏剧的拐棍，而那是指影画要脱开当时戏剧成分过重的结构与表演，而文学的拐棍则是支撑影视立足的基础。然而，无论是文学抑或是电影都不应放弃民主和大众的价值观念。诚如美国早期电影理论及电影剧作家霍华德·劳逊在其著作中所引用的惠特曼的诗句描述的那样：
我一个人歌唱，歌唱任何一个平凡、独立的人，我仍然要反复地说民主和大众的字眼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