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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简介：
胡象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副会长，主要从事公共政策、应急管理等领域的研究工作。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等多项，编著的《公共部门决策理论与方法》被选为教育部“十五”、“十一五”普通高等教育国家级规划教材，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并被评为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部分科研成果获省部级奖励，为中央编办、国务院参事室、国务院应急办公室等提交多份研究报告。
包容性发展是一种广义上的发展观，它既是一种均衡式发展，又是一种共享式发展，还是一种合作式发展。包容性发展是广义福利观的逻辑起点，它蕴涵着广义福利观。传统的狭义发展—福利观（追求GDP发展下的经济福利观）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取而代之的应是广义发展—福利观。在广义福利观看来，福利不仅仅是指经济福利，还应包括政治福利、文化福利等多个方面。包容性发展必然会使人获得广义福利，而人的广义福利必然导致人的全面幸福。或者说，包容性发展是实现人的广义福利的基础，广义福利是人的全面幸福的必要条件，人的全面幸福是包容性发展和广义福利的必然归宿。
一、包容性发展：广义福利观的逻辑起点
“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又可理解或翻译为“包容性发展”。此概念最早由亚洲开发银行在2007年8月的一次研讨会上率先提出，试图用于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和不平等问题。随后，我国国家领导人在2009年和2010年亚太经合组织的有关会议上两次提到“包容性发展”概念，从而使“包容性发展”成为政界和学界广泛讨论的热点焦点话题。作者曾在《基于广义虚拟经济的包容性增长内涵解析》一文中概括了当前学界对“包容性发展”内涵的不同解读，主要有以下三种代表性观点： [1]
一是从经济学视角的解读，包容性发展就是均衡式和共享式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包容性发展至少有三层涵义：第一，发展不仅是一个效率的问题，也是一个公平的问题，包容性发展更加关注弱势群体，强调全体社会成员对发展成果的共享，把公平分配置于其发展的重要地位；第二，发展不仅是经济的发展，特别不仅仅是GDP的增长，还应包括各种社会因素的发展，如教育、医疗、安全等方面的发展；第三，发展不仅是指有形财富的增长，还应包括无形财富的增长，如共同愿景、信任、信心和幸福感等。总之，包容性发展的实质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相统一的均衡发展、经济发展效率和公平相统一的均衡发展，核心是共享发展成果。
二是从政治学视角的解读，认为包容性发展其实是权利的增长。政治学者认为，包容性发展最基本的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因此，它是指一种公民权利的增长，特别是弱势群体权利的增长。换言之，包容性发展内涵中包含了公民参与的发展、政治民主的发展等内容。
三是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的解读，认为包容性发展是合作共赢式发展。它具体包含三层意思：第一，每个国家的发展对其他国家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应具有包容性。第二，每个国家的发展对其他国家的经验、成就和利益应具有包容性。第三，发展快的国家对发展慢的国家、大国对小国、强国对弱国、发展条件好的国家对发展条件差的国家，应该具有包容性。
在作者看来，理解包容性发展，更应该从科学发展观的视角去理解，把它视为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科学发展观认为，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使之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的全面需求。因此包容性发展观与科学发展一样，代表的是对传统发展观的一种批判和发展。传统发展观是一种狭义的发展观，它将发展狭义地理解为实体经济的发展，而且这种经济的发展主要是由有形的财富的积累，可以用GDP或GNP等具体的经济指标进行量化、测量和比较。发展的目的主要是满足人的经济需求，说得更直白一点，主要是为了满足人的生理需求。然而，就是单从经济而言，这种传统的发展观也越来越不适应现代经济的发展，因为现代经济发展已不再是仅仅是为了满足人的生理需求，还要满足人的心理需求，而且有些经济现象主要是为了满足人的心理需求，诸如创意经济、体验经济等文化、旅游经济现象，林左鸣先生把这些经济现象称之为广义虚拟经济。[2]由此看来，就是单从经济现象来看，要满足人的全面需求，发展也不仅仅是传统经济的发展，还应该包括文化的发展。如果还考虑政治学家从人权利发展的角度来理解包容性发展，那么，发展应该是经济、文化、政治和社会全方位的发展。
综合上述学界的各种观点，可以得出结论，包容性发展是一个包含多层意思的内涵丰富的概念。单单从任何一个学科维度都不能揭示其完整的本质内涵。因此，它需要有一个包容性的解释。我们认为，包容性发展是一种广义上的发展观，它既是一种均衡式发展，又是一种共享式发展，还是一种合作式发展。简而言之，包容性发展是指强调一种均衡式、共享式和合作式发展的综合性发展观。其中均衡式发展指除了经济的发展，还包括政治的发展、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共享式发展是指各阶层、各群体共同发展、共享权利以及共享发展成果；合作式发展是指在包容差异的前提下寻求各方的共同点，以此为基础进行合作和协同，从而促进各方共赢和共同发展。这种包容性发展的理念为我们提出的广义福利观提供了理论前提。
发展是福利的逻辑起点，没有发展就没有福利。同样，包容性发展是广义福利观的逻辑起点，没有包容性发展，就没有广义福利。
二、广义福利：与包容性发展的逻辑相关性
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的各种需求，而人们有关需求得到满足的程度，便是人们所得到的福利。具体说来，发展的终极目标就是通过各种手段和途径来不断提高人民的福利水平，促使全体人民福利的增长。然而，人们对发展有着多种理解，对发展的不同理解，必然会导致对福利的不同理解。
我们知道，在经济学那里，一种理解认为福利是个人直接劳动报酬之外的经济利益，经济福利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经济福利泛指在支付工资、奖金之外的所有待遇，包括社会保险在内。狭义的经济福利是指企业根据劳动者的劳动在工资、奖金，以及社会保险之外的其他待遇。另一种理解认为，经济福利是指收入、财富给人们带来的效用，或者说是指人们的需要得到满足的程度。[3]因此，福利是一个主观概念。传统经济学上的福利通常是这种狭义上的经济福利。“个人福利（效用）指的是个人需要的满足程度，只要这种需要是基于经济因素的”。[4]个人福利是社会福利的基础，社会福利是基于个人福利而产生的，只不过是个人福利的加总。这种仅仅基于经济因素的福利观，我们把它称之为狭义福利观。其实，当代人对福利的理解远不止单纯的经济需求，社会权利需求、文化需求等往往也成为人们一种十分重要的需求。正是基于此种认识，本文作者早在2002年就提出了广义福利观。广义福利观认为，福利除了指经济福利，还包括政治福利和文化福利。如果说人的经济福利是各种经济因素对人的生理需求的满足程度的话，那么，人的政治福利则是各种政治因素对人的社会权利需求的满足程度；人的文化福利是各种文化因素对人的心理需求的满足程度。这三种福利，构成了广义福利的基本内容。[5]如果说狭义的福利观主要局限于满足人的生理需要的话，那么，广义的福利观则除了要满足人的生理需要，还要满足人的心理需求和社会权利需求。 人们对发展的理解与对福利的理解有着逻辑上的一致关系。狭义的发展观把发展仅仅理解为经济的发展，因而持有这种发展观的人所持的福利观也是狭义的，把福利仅仅理解为人们的经济福利或物质福利，即主要是人们对生理需求的满足程度，根据这样的发展观和福利观的逻辑关系，我们可以把它们合称为狭义发展—福利观。广义的发展观把发展理解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发展，因而持有这种发展观的人所持的福利观也是广义的，所理解的福利不仅是经济福利或物质福利，还包括非经济或非物质的福利，政治或社会权利、文化享受也纳入福利的范畴。根据这样的发展观和福利观的逻辑关系，我们可以把它们合称为简称广义发展—福利观。
人们的发展观之所以从狭义发展—福利观转向广义发展—福利观，是因为20世纪初以来狭义发展—福利观面临理论和实践上的双重挑战和困境。
在理论方面，20世纪20年代行为科学的出现，使传统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受到广泛质疑。著名的霍桑试验表明，人并非仅仅是经济人，而且还是社会人。满足人的经济方面的需求固然必要，但满足人的其他社会心理需求有时显得更为重要。著名行为科学家马斯洛在《人类动机的理论》、《激励与个人》等著作中，把人类的需要按其重要性和发生的先后次序排列成以下五个层次:第一层次是生理上的需要；第二层次是安全上的需要；第三层次是感情和归属上的需要；第四层次是地位和受人尊敬的需要；第五层次是自我实现的需要。人们一般是按照这个层次序列来追求其需要的满足的。[6]按照狭义福利观的理解，人的经济需要只能由经济因素来满足，从而产生经济福利，同样，人的其他非经济需要也只能由非经济因素来满足，这样一来，福利就不仅仅是经济福利，还应包括一系列非经济福利。[7]
在实践方面，由于资本对利润的强烈渴望和对增值的不顾一切的追求，使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体系自工业革命以来遍及全球，但这种对经济的片面追求和“GDP主义”，却带来了一系列灾难性后果。首先，它为经济发展和追求利润不惜破坏生态环境；其次，它并未给大多数人带来真正的实惠和福祉，反而加深了国家间、群体间、地域间和个人间日益显著的不平等；第三，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发达的国家，为利益分配问题常发生战争，给全人类带来了巨大创伤。[8]由于一味强调单一片面的经济发展，结果导致提高的只是一小部分人的福利，而多数人的福利水平仍然低下，特别是政治福利和文化福利很少，且人与人之间的福利水平差距愈来愈大。
基于上述狭义发展—福利观面临的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困境，西方理论界近年来开始重新审视发展和福利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一些新观点，比较典型新观点有以下四种：一是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可持续发展观，“可持续发展不但兼顾了代际之间的公平问题，更重要的是它为人类追求更美好生活的愿望提供了更多机会”[9]；二是“第三条道路”社会福利观，主张建设社会投资型国家，重建公民社会，强调社会政策的实施应该侧重于人力资本投资和教育事业，从增强劳动者和社会发展的潜力角度，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三是阿马蒂亚·森提出的“发展就是扩展自由”的观点，强调实质自由表现为主体——“人”追求发展和福祉的可行能力，因此，发展的目的在于提升和增强主体（人）的能力；四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渐兴起的发展型社会政策观，其主张“福利的提供应该有利于经济发展”[10]，它强调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目标应当协调，社会福利的投资导向，人们的参与、充足、平等以及社会凝聚力的增强。由此可见，以上四种新发展—福利观试图修正传统狭义上的发展—福利观的不足之处，新发展—福利观将生态、社会和个体的发展上升到与经济发展同等的地位，同时将涉及人们的生计和福祉的福利问题纳入到“发展”的概念中。[11]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四种新发展—福利观就是广义发展—福利观的具体表现。这些观点都可以纳入广义发展—福利观范畴，因为它们在本质上是与广义发展—福利观一致的。
三、全面幸福：包容性发展与广义福利观的逻辑归宿
发展、福利与幸福，是三个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概念。发展是福利和幸福的基础。没有发展，就不可能有人民福利水平的提升，因而要提高人民的幸福程度是不可能的。前已指出，福利是指收入、财富给人们带来的效用，或者说是指人们的需要得到满足的程度。而幸福是指人们在感受外部事物带给内心的愉悦、安详、平和、满足的心理状态。因此，只有福利水平的提升，即人们的需要得到满足的程度的提升，人们内心才会愉悦、安详、平和、满意，才会觉得幸福。从福利与幸福的相关性来看，广义的福利观必然会导致广义的幸福观或全面幸福观，狭义的福利观必然会导致狭义的幸福观或片面幸福观。狭义的福利观从片面的发展观出发，把福利仅仅理解为经济福利，主要理解为人的生理需求的满足程度，因而它所理解的幸福是狭义的或片面的，认为给人们带来幸福的因素主要是经济福利，而对人们的文化与社会权利需求及其与幸福的关系则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并且把福利、幸福主要理解为个人的福利和幸福，认为社会福利、幸福只不过是个人福利和幸福的加总。广义的福利观则从包容性发展观出发，把福利理解为人们对生理需求（物质需求）、心理需求（文化需求）和社会权利需求（社会需求，人是社会动物，即社会关系的总和）的全面满足程度，因而它所理解的幸福应该是基于人的生理需求（物质需求）、心理需求（文化需求）和社会权利需求（社会需求）得到全面满足的内心感到愉悦、安详、平和而满意全面幸福。而且由于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每个人的幸福不可能脱离他人而存在，一个独立的个人不可能幸福，即使他生活在一个群体中而仅仅他个人的所谓全面需求得到满足，他也没有真正的幸福。所以，全面幸福不仅仅是指个人的生理需求、心理需求和社会需求全面得到满足，而且还应该包括他生活的群体中的绝大多数人的生理需求、心理需求和社会需求也能得到相应满足（尽管存在一定差别），个人只有在绝大多数人的幸福感中找到自己的幸福。这种全面幸福观与包容性发展是一致的，发展要为人民的全面幸福奠定基础，必须走包容性发展道路，即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还应包括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不仅仅是有利于少数人的发展，而且应该是共享式发展；不仅仅一个城市单兵独进式的发展而且应该是合作式的发展。包容性发展所蕴涵的这种内在逻辑，就是广义的福利观。按照广义福利观的内涵，人们的福利不仅仅是经济福利，还应包括政治福利、文化福利等方面，这是人的全面幸福所必需的要求。因此，可以这样说，包容性发展必然会使人获得广义福利，而人的广义福利必然导致人的全面幸福。或者说，包容性发展是实现人的广义福利的基础，广义福利是人的全面幸福的必要条件，人的全面幸福是包容性发展和广义福利的必然归宿。 总而言之，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的发展和人的幸福。因此，对公共政策而言，效率和公平这两种价值取向都不是社会公众所追求的最终目标，只是实现公共幸福最大化的手段或方式，只有公共幸福才是公共政策的终极价值取向。[12]现代科学研究表明, 经济因素是影响人民幸福程度的基础因素，但当经济发展达至一定水平之后,财富数量增加对人们幸福感增加的边际效应呈下降趋势。而心理学科的研究结果进一步揭示,职业成就、教育程度、婚姻质量、宗教信仰、生活事件、社会支持等因素都会对幸福感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传统的狭义发展—福利观（追求GDP发展下的经济福利观）因其不能增加人民的广义福利和全面幸福感，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取而代之的是广义发展—福利观，即包容性发展下的广义福利观。在公共政策中秉持一种均衡式、共享式和合作式发展理念，有助于不断提高人民的广义福利水平和全面幸福指数，促使全体人民的全面发展，从而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与持续繁荣。
参考文献
[1]胡象明.基于广义虚拟经济的包容性增长内涵解析[J].广义虚拟经济研究2010(4).
[2]林左鸣.广义虚拟经济——二元价值容介态的经济[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132.
[3][4][美]汉斯·范登·德尔，本·范·韦尔瑟分.民主与福利经济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17.
[5][7]胡象明.广义的社会福利理论及其对公共政策的意义[J].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4).
[6]林秉贤.社会心理学[M].北京:群众出版社.1985:165.
[8][11]方舒.发展与福利关系的理论嬗变及其中国意蕴[J].求实2011(5).
[9]Graciela Chichilnisky.What I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Land Economics，Vol.73，No.4，Defining Sustainability(Nov.，1997)，pp.467－491．
[10]邓广良，颜文雄.中国社会保障改革评估:发展型社会福利理论的视角[A].张秀兰，徐月宾，梅志里.中国发展型社会政策论纲[C].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7．
[12]苗振国，王贵忠.公共幸福：我国公共政策的终极价值取向[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07(2).
胡象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副会长，主要从事公共政策、应急管理等领域的研究工作。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等多项，编著的《公共部门决策理论与方法》被选为教育部“十五”、“十一五”普通高等教育国家级规划教材，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并被评为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部分科研成果获省部级奖励，为中央编办、国务院参事室、国务院应急办公室等提交多份研究报告。
包容性发展是一种广义上的发展观，它既是一种均衡式发展，又是一种共享式发展，还是一种合作式发展。包容性发展是广义福利观的逻辑起点，它蕴涵着广义福利观。传统的狭义发展—福利观（追求GDP发展下的经济福利观）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取而代之的应是广义发展—福利观。在广义福利观看来，福利不仅仅是指经济福利，还应包括政治福利、文化福利等多个方面。包容性发展必然会使人获得广义福利，而人的广义福利必然导致人的全面幸福。或者说，包容性发展是实现人的广义福利的基础，广义福利是人的全面幸福的必要条件，人的全面幸福是包容性发展和广义福利的必然归宿。
一、包容性发展：广义福利观的逻辑起点
“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又可理解或翻译为“包容性发展”。此概念最早由亚洲开发银行在2007年8月的一次研讨会上率先提出，试图用于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和不平等问题。随后，我国国家领导人在2009年和2010年亚太经合组织的有关会议上两次提到“包容性发展”概念，从而使“包容性发展”成为政界和学界广泛讨论的热点焦点话题。作者曾在《基于广义虚拟经济的包容性增长内涵解析》一文中概括了当前学界对“包容性发展”内涵的不同解读，主要有以下三种代表性观点： [1]
一是从经济学视角的解读，包容性发展就是均衡式和共享式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包容性发展至少有三层涵义：第一，发展不仅是一个效率的问题，也是一个公平的问题，包容性发展更加关注弱势群体，强调全体社会成员对发展成果的共享，把公平分配置于其发展的重要地位；第二，发展不仅是经济的发展，特别不仅仅是GDP的增长，还应包括各种社会因素的发展，如教育、医疗、安全等方面的发展；第三，发展不仅是指有形财富的增长，还应包括无形财富的增长，如共同愿景、信任、信心和幸福感等。总之，包容性发展的实质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相统一的均衡发展、经济发展效率和公平相统一的均衡发展，核心是共享发展成果。
二是从政治学视角的解读，认为包容性发展其实是权利的增长。政治学者认为，包容性发展最基本的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因此，它是指一种公民权利的增长，特别是弱势群体权利的增长。换言之，包容性发展内涵中包含了公民参与的发展、政治民主的发展等内容。
三是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的解读，认为包容性发展是合作共赢式发展。它具体包含三层意思：第一，每个国家的发展对其他国家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应具有包容性。第二，每个国家的发展对其他国家的经验、成就和利益应具有包容性。第三，发展快的国家对发展慢的国家、大国对小国、强国对弱国、发展条件好的国家对发展条件差的国家，应该具有包容性。
在作者看来，理解包容性发展，更应该从科学发展观的视角去理解，把它视为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科学发展观认为，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使之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的全面需求。因此包容性发展观与科学发展一样，代表的是对传统发展观的一种批判和发展。传统发展观是一种狭义的发展观，它将发展狭义地理解为实体经济的发展，而且这种经济的发展主要是由有形的财富的积累，可以用GDP或GNP等具体的经济指标进行量化、测量和比较。发展的目的主要是满足人的经济需求，说得更直白一点，主要是为了满足人的生理需求。然而，就是单从经济而言，这种传统的发展观也越来越不适应现代经济的发展，因为现代经济发展已不再是仅仅是为了满足人的生理需求，还要满足人的心理需求，而且有些经济现象主要是为了满足人的心理需求，诸如创意经济、体验经济等文化、旅游经济现象，林左鸣先生把这些经济现象称之为广义虚拟经济。[2]由此看来，就是单从经济现象来看，要满足人的全面需求，发展也不仅仅是传统经济的发展，还应该包括文化的发展。如果还考虑政治学家从人权利发展的角度来理解包容性发展，那么，发展应该是经济、文化、政治和社会全方位的发展。
综合上述学界的各种观点，可以得出结论，包容性发展是一个包含多层意思的内涵丰富的概念。单单从任何一个学科维度都不能揭示其完整的本质内涵。因此，它需要有一个包容性的解释。我们认为，包容性发展是一种广义上的发展观，它既是一种均衡式发展，又是一种共享式发展，还是一种合作式发展。简而言之，包容性发展是指强调一种均衡式、共享式和合作式发展的综合性发展观。其中均衡式发展指除了经济的发展，还包括政治的发展、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共享式发展是指各阶层、各群体共同发展、共享权利以及共享发展成果；合作式发展是指在包容差异的前提下寻求各方的共同点，以此为基础进行合作和协同，从而促进各方共赢和共同发展。这种包容性发展的理念为我们提出的广义福利观提供了理论前提。
发展是福利的逻辑起点，没有发展就没有福利。同样，包容性发展是广义福利观的逻辑起点，没有包容性发展，就没有广义福利。
二、广义福利：与包容性发展的逻辑相关性
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的各种需求，而人们有关需求得到满足的程度，便是人们所得到的福利。具体说来，发展的终极目标就是通过各种手段和途径来不断提高人民的福利水平，促使全体人民福利的增长。然而，人们对发展有着多种理解，对发展的不同理解，必然会导致对福利的不同理解。
我们知道，在经济学那里，一种理解认为福利是个人直接劳动报酬之外的经济利益，经济福利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经济福利泛指在支付工资、奖金之外的所有待遇，包括社会保险在内。狭义的经济福利是指企业根据劳动者的劳动在工资、奖金，以及社会保险之外的其他待遇。另一种理解认为，经济福利是指收入、财富给人们带来的效用，或者说是指人们的需要得到满足的程度。[3]因此，福利是一个主观概念。传统经济学上的福利通常是这种狭义上的经济福利。“个人福利（效用）指的是个人需要的满足程度，只要这种需要是基于经济因素的”。[4]个人福利是社会福利的基础，社会福利是基于个人福利而产生的，只不过是个人福利的加总。这种仅仅基于经济因素的福利观，我们把它称之为狭义福利观。其实，当代人对福利的理解远不止单纯的经济需求，社会权利需求、文化需求等往往也成为人们一种十分重要的需求。正是基于此种认识，本文作者早在2002年就提出了广义福利观。广义福利观认为，福利除了指经济福利，还包括政治福利和文化福利。如果说人的经济福利是各种经济因素对人的生理需求的满足程度的话，那么，人的政治福利则是各种政治因素对人的社会权利需求的满足程度；人的文化福利是各种文化因素对人的心理需求的满足程度。这三种福利，构成了广义福利的基本内容。[5]如果说狭义的福利观主要局限于满足人的生理需要的话，那么，广义的福利观则除了要满足人的生理需要，还要满足人的心理需求和社会权利需求。 人们对发展的理解与对福利的理解有着逻辑上的一致关系。狭义的发展观把发展仅仅理解为经济的发展，因而持有这种发展观的人所持的福利观也是狭义的，把福利仅仅理解为人们的经济福利或物质福利，即主要是人们对生理需求的满足程度，根据这样的发展观和福利观的逻辑关系，我们可以把它们合称为狭义发展—福利观。广义的发展观把发展理解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发展，因而持有这种发展观的人所持的福利观也是广义的，所理解的福利不仅是经济福利或物质福利，还包括非经济或非物质的福利，政治或社会权利、文化享受也纳入福利的范畴。根据这样的发展观和福利观的逻辑关系，我们可以把它们合称为简称广义发展—福利观。
人们的发展观之所以从狭义发展—福利观转向广义发展—福利观，是因为20世纪初以来狭义发展—福利观面临理论和实践上的双重挑战和困境。
在理论方面，20世纪20年代行为科学的出现，使传统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受到广泛质疑。著名的霍桑试验表明，人并非仅仅是经济人，而且还是社会人。满足人的经济方面的需求固然必要，但满足人的其他社会心理需求有时显得更为重要。著名行为科学家马斯洛在《人类动机的理论》、《激励与个人》等著作中，把人类的需要按其重要性和发生的先后次序排列成以下五个层次:第一层次是生理上的需要；第二层次是安全上的需要；第三层次是感情和归属上的需要；第四层次是地位和受人尊敬的需要；第五层次是自我实现的需要。人们一般是按照这个层次序列来追求其需要的满足的。[6]按照狭义福利观的理解，人的经济需要只能由经济因素来满足，从而产生经济福利，同样，人的其他非经济需要也只能由非经济因素来满足，这样一来，福利就不仅仅是经济福利，还应包括一系列非经济福利。[7]
在实践方面，由于资本对利润的强烈渴望和对增值的不顾一切的追求，使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体系自工业革命以来遍及全球，但这种对经济的片面追求和“GDP主义”，却带来了一系列灾难性后果。首先，它为经济发展和追求利润不惜破坏生态环境；其次，它并未给大多数人带来真正的实惠和福祉，反而加深了国家间、群体间、地域间和个人间日益显著的不平等；第三，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发达的国家，为利益分配问题常发生战争，给全人类带来了巨大创伤。[8]由于一味强调单一片面的经济发展，结果导致提高的只是一小部分人的福利，而多数人的福利水平仍然低下，特别是政治福利和文化福利很少，且人与人之间的福利水平差距愈来愈大。
基于上述狭义发展—福利观面临的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困境，西方理论界近年来开始重新审视发展和福利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一些新观点，比较典型新观点有以下四种：一是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可持续发展观，“可持续发展不但兼顾了代际之间的公平问题，更重要的是它为人类追求更美好生活的愿望提供了更多机会”[9]；二是“第三条道路”社会福利观，主张建设社会投资型国家，重建公民社会，强调社会政策的实施应该侧重于人力资本投资和教育事业，从增强劳动者和社会发展的潜力角度，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三是阿马蒂亚·森提出的“发展就是扩展自由”的观点，强调实质自由表现为主体——“人”追求发展和福祉的可行能力，因此，发展的目的在于提升和增强主体（人）的能力；四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渐兴起的发展型社会政策观，其主张“福利的提供应该有利于经济发展”[10]，它强调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目标应当协调，社会福利的投资导向，人们的参与、充足、平等以及社会凝聚力的增强。由此可见，以上四种新发展—福利观试图修正传统狭义上的发展—福利观的不足之处，新发展—福利观将生态、社会和个体的发展上升到与经济发展同等的地位，同时将涉及人们的生计和福祉的福利问题纳入到“发展”的概念中。[11]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四种新发展—福利观就是广义发展—福利观的具体表现。这些观点都可以纳入广义发展—福利观范畴，因为它们在本质上是与广义发展—福利观一致的。
三、全面幸福：包容性发展与广义福利观的逻辑归宿
发展、福利与幸福，是三个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概念。发展是福利和幸福的基础。没有发展，就不可能有人民福利水平的提升，因而要提高人民的幸福程度是不可能的。前已指出，福利是指收入、财富给人们带来的效用，或者说是指人们的需要得到满足的程度。而幸福是指人们在感受外部事物带给内心的愉悦、安详、平和、满足的心理状态。因此，只有福利水平的提升，即人们的需要得到满足的程度的提升，人们内心才会愉悦、安详、平和、满意，才会觉得幸福。从福利与幸福的相关性来看，广义的福利观必然会导致广义的幸福观或全面幸福观，狭义的福利观必然会导致狭义的幸福观或片面幸福观。狭义的福利观从片面的发展观出发，把福利仅仅理解为经济福利，主要理解为人的生理需求的满足程度，因而它所理解的幸福是狭义的或片面的，认为给人们带来幸福的因素主要是经济福利，而对人们的文化与社会权利需求及其与幸福的关系则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并且把福利、幸福主要理解为个人的福利和幸福，认为社会福利、幸福只不过是个人福利和幸福的加总。广义的福利观则从包容性发展观出发，把福利理解为人们对生理需求（物质需求）、心理需求（文化需求）和社会权利需求（社会需求，人是社会动物，即社会关系的总和）的全面满足程度，因而它所理解的幸福应该是基于人的生理需求（物质需求）、心理需求（文化需求）和社会权利需求（社会需求）得到全面满足的内心感到愉悦、安详、平和而满意全面幸福。而且由于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每个人的幸福不可能脱离他人而存在，一个独立的个人不可能幸福，即使他生活在一个群体中而仅仅他个人的所谓全面需求得到满足，他也没有真正的幸福。所以，全面幸福不仅仅是指个人的生理需求、心理需求和社会需求全面得到满足，而且还应该包括他生活的群体中的绝大多数人的生理需求、心理需求和社会需求也能得到相应满足（尽管存在一定差别），个人只有在绝大多数人的幸福感中找到自己的幸福。这种全面幸福观与包容性发展是一致的，发展要为人民的全面幸福奠定基础，必须走包容性发展道路，即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还应包括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不仅仅是有利于少数人的发展，而且应该是共享式发展；不仅仅一个城市单兵独进式的发展而且应该是合作式的发展。包容性发展所蕴涵的这种内在逻辑，就是广义的福利观。按照广义福利观的内涵，人们的福利不仅仅是经济福利，还应包括政治福利、文化福利等方面，这是人的全面幸福所必需的要求。因此，可以这样说，包容性发展必然会使人获得广义福利，而人的广义福利必然导致人的全面幸福。或者说，包容性发展是实现人的广义福利的基础，广义福利是人的全面幸福的必要条件，人的全面幸福是包容性发展和广义福利的必然归宿。 总而言之，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的发展和人的幸福。因此，对公共政策而言，效率和公平这两种价值取向都不是社会公众所追求的最终目标，只是实现公共幸福最大化的手段或方式，只有公共幸福才是公共政策的终极价值取向。[12]现代科学研究表明, 经济因素是影响人民幸福程度的基础因素，但当经济发展达至一定水平之后,财富数量增加对人们幸福感增加的边际效应呈下降趋势。而心理学科的研究结果进一步揭示,职业成就、教育程度、婚姻质量、宗教信仰、生活事件、社会支持等因素都会对幸福感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传统的狭义发展—福利观（追求GDP发展下的经济福利观）因其不能增加人民的广义福利和全面幸福感，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取而代之的是广义发展—福利观，即包容性发展下的广义福利观。在公共政策中秉持一种均衡式、共享式和合作式发展理念，有助于不断提高人民的广义福利水平和全面幸福指数，促使全体人民的全面发展，从而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与持续繁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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