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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赫尔曼·梅尔维尔的短篇小说《书记员巴特比》因其对主角巴特比的模糊处理使得评论界对文本主题研究和角色分析出现多种不同的解读，至今尚无统一定论。本文在形式主义的指导下，旨在通过对视角和象征的研究，讨论小说是如何表达社会中不被理解甚至被践踏的个人尊严这一主题。
关键词：《书记员巴特比》 赫尔曼·梅尔维尔;形式主义;主题
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所著的短篇小说《书记员巴特比》并非一篇易于阅读分析的作品。巴尔·塔帕在其文中写道，这篇小说实际上是在取笑“自其出版以来的读者和评论家，因为他们仍未达成一致的观点”。而这实际上概括了目前对这篇小说的研究状况。小说的难点不在于结构，而在于对主人公巴特比的理解。作为叙述者“我”之外的中心人物，巴特比本应通过故事情节的展开逐渐透露自己的信息。但是这个角色却自始至终神秘而遥远，无法满足叙述者和读者的好奇心。维蒂奇诺指出：“批评家一方面因传记历史中缺乏特定身份和普遍个性而沮丧，另一方面这恰好为填补梅尔维尔遗留的空白提供了多重解释的空间。”因此在某種程度上，巴特比已成为一个让读者和评论家进行各种解读的侧写象征。在我看来，他的消极抵抗代表了社会中个人脆弱的尊严。这种尊严无法被外人理解，有时甚至会遭受外部的暴力践踏。本文将以形式主义方法为指导，从以下两个角度——视角和象征——讨论这篇短篇小说是如何传达上述主题的。
一、视角
《书记员巴特比》是以第一人称完成的短篇小说。布斯在其《小说修辞学》中提到，“一旦我们遇到‘我’，便会意识到这是一个拥有个体经历的心灵，而它对经历的看法将会影响我们对事件的理解。”这意味着“我”的角色倾向于根据自己的理解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解释事件和评论其他角色。韩礼德的文章中也存在类似的观点。他写道，语言具有概念功能，体现了人们对现实世界现象的体验，也包括对自身内部意识世界的体验。因此，《书记员巴特比》中的叙述者“我”不仅讲述着已有的故事，也在讲述中经历着故事。换言之，“我”既是叙述者，也是具有特定背景的参与者。作为一个普通人，“我”并不具备全知视角，因此透过“我”的视角所得到的信息是有限的。同时，这个短篇小说中的“我”并不能被归为传统意义上的不可靠叙述者。他是受人尊敬、通情达理的，对巴特比有一定的同情心。他的思想和行为并未违反现实社会的任何规则或道德。然而，在这篇短篇小说中运用第一人称叙事并不是为了让读者讨论“我”这个角色是否可靠。事实上，第一人称叙事展现了人在叙述中的自我中心倾向——正是由于将个人的情感和经验等因素置于中心，这才导致了人们无法完全体谅他人。
如前所述，根据韩礼德的观点，在现实世界中，语言可以表现说话人的内在和外在体验。当这一原则应用于文学时，便成了一种与现实中这一现象相类似的现象，即文学文本中特定人物的语言应该与其背景设定一致。因此，这篇短篇小说中的叙述者“我”也须遵守同一规则。或者说，这个原则正是从以“我”的视角所叙述的故事中充分体现出来。
叙述者开头的自我介绍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刻画出一个职业生涯比大多数人好得多的成功白人形象。他年轻时就坚信“最简单的生活方式是最好的”;尽管他是一名职业律师，却“从来没有遭受过这种侵犯我和平的痛苦”。一句话，“我”把自己描述成一个“没有野心的律师”，而关键的晋升是“授予”他的。通过这些描写，一方面，叙述者为自己打造了一个善良平和的形象;另一方面，他的语言有意模糊了读者应该记住的关于他身份背景的某些要点。“我”一生对和平的信念始于青年时代，这实际上暗示了其良好的出身，因此不需要为个人生存而奋斗。他的业务涉及“富人的债券、抵押贷款和产权契约”，这没有审判那么激烈，但也需要同等的谨慎和耐心。而这项业务的关键正是可以为叙述者带来足够的金钱和声誉。因此，在理清上述要点之后，叙述者事实上从故事的一开始就暗示读者，他是一个富人，有着良好的背景和规划好的职业策略。“我”和巴特比是天差地别的，他们的生活经历与为人处世全无一致。“我”是雇主，而巴特比是普通雇员;“我”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律师，事业成功，而巴特比不过无名小卒而已。随着故事的展开，后续情节越发表明“我”和巴特比之间存在的巨大鸿沟，这使得“我”不可能完全理解巴特比的为人。
除了言外之意，还需注意的另一点则是叙述者的心理活动。第一人称叙事为个人的所思所想留下了足够的空间。尤其是在冲突场景中，读者只能从叙述者的角度得知“我”的想法以及巴特比的反应。这说明“我”和读者对巴特比的想法实际上一无所知。这种再现与现实中人们只能感知自己如出一辙。与此同时，当“我”试图更多地了解巴特比的个人生活时，他的回答却简短冷淡，他拒绝满足“我”和读者的好奇心。再加上缺乏心理描写，在这个第一人称叙事中，巴特比变成了一个非人的遥远角色，只留有外表和行为等基本的外部描述，而缺乏与其他角色的深层次互动。巴特比的冷漠是一种抵抗。在这种被动的抵抗和无法接近他的内心想法的情况下，“我”无法完全理解他。第一人称叙事实际上强化了这种无力感，也与“个人无法被理解的尊严”这一主题暗合。
二、象征
在讨论前景化时，韩礼德认为，如果在他所做的选择出现了意外的频率分布模式，且被证明是有意为之，那么这种现象便有显著性。在这句话中，韩礼德强调了模式设计是否重要的两个要点，一个是动机，另一个是频率。在《书记员巴特比》中，有一句话被重复了很多次，直到它被虚构的角色和现实的读者铭记在心——“我宁愿不”（“I would prefer not to.”）。从形式主义的角度来看，这句重复的话成为一种象征，它不仅仅是一种拒绝的表态，还与故事的主题密切相关。
“当一个图像（或一个事件或其他离散项目）的意义超出其客观自我时，它就进入了符号的领域。”“我宁愿不”是巴特比被动抵抗的直接宣言，因为他的抵抗只包括这种温和的宣言和拒绝执行指定的任务安排。罗森布拉特形容他“反应多于行为”，而韦纳则评论说“律师的变动与活力撞上了巴特比的不变和停滞。巴特比挫败了他的激情。”当叙述者告诉他进行核对时，巴特比以“非常温和的声音”拒绝了，并继续原先的工作。后来，当他被禁止待在办公室时，他顺从地服从了命令，在大楼里闲逛。最后，他被警察拖进了名为“坟墓”的监狱，默默地接受了自己的命运。巴特比从不激烈地反抗别人。事实上，他选择了一种被动的方式来抵抗他们。那么问题是，他抵制的是什么？ 塔帕借阿尔都塞的理论，论述道“这部小说揭示了巴特比如何冒着生命危险进行反抗，从而强化了斗争的动力，使我们从资本主义的束缚中觉醒。”塔帕认为巴特比不仅试图脱离社会现实，而且通过这种脱离抵制将自己变成“商品”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塔帕解读的启发性正在于其集中于资本主义制度对人的影响之上。资本主义制度无视人的内在情感，机器的发展驱使人们成为物质的奴隶。但是这篇小说的优秀不应局限于人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冲突，其主题应具有更广泛的普遍性。因此，在我看来，巴特比的反抗代表了他对抹杀他个人尊严和意志的社会的反抗。
梅尔维尔表现抵抗的方式是极端的。如果故事按时间顺序发展，那么邮局裁员将是一切的起因。但是“我”只是听说了这次裁员，“听说”便意味着不准确性，意味着巴特比在任何时候都不过是一个无人在意的无名小卒。这条只占了整个故事三行的“听说”没有透露任何他为何被突然撤职的详细缘由，只是进一步表明侵犯巴特比的权益无须承担任何法律和道德惩罚。这一事件实际上完美地表明了社会对巴特比个人尊严的漠不关心，并将他视为不再有用的废物。因此，当巴特比得到书记员的工作时，他的消极抵抗对这个角色变得尤为重要。从拒绝核对开始，以一种极端甚至是疯狂的方法，他的抗拒逐渐延伸到工作和生活中。因此，温和的“我宁愿不”和他逐渐扩大的抵抗形成了对比：他的外表依然冷淡，但他的内心欲望一步步地超越了普通人可以接受的界限。然而，无论巴特比多少次重复他的态度或决心，叙述者、他的同事和其他律师依然选择了无视他。他们无法理解他用来表达自己微不足道的意志的疯狂方式。他的尊严被忽视了。而当巴特比被强行拖进监狱时，他的尊严也因暴力而死。他不断重复的宣言成为代表这篇小说主题的象征。尤其在一个利润至上的社会中，社会是无法充分理解和保障个人尊严的。
三、结语
本文主要从视角与象征的角度探讨了短篇小说如何传达主题。作为第一人称的短篇小说，文学文本呈现为个人经验和理解的产物，它无形中为理解其他人物设置了障碍，同时强调了叙述者的立场。同时，由于缺乏对巴特比的心理描写，人物形象模糊不清，缺乏特性。又因读者只能了解“我”的感受，而对巴特比的深层心理一无所知。当涉及文本时，重复的语句“我宁愿不”成为揭示主题和解释人物的象征。这一温和的宣言不仅代表了巴特比的消极抵抗，而且与巴特比内心扩张的、无人能理解的尊严欲望形成了鲜明对比。他的反抗代表了社会中个人无法被别人理解甚至会被外部暴力践踏的脆弱的尊严。
参考文献：
[1]Thapa，Bal Bahadur.Resistance to ideologies：A study of Melville’s “Bartleby the Scrivener”[J].Bodhi：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Vol.4，No.1，2010，223-232.
[2]Verdicchio，Massimo.“Bartleby the Scrivener”：An Allegory of Reading[J].Canadian Review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Vol.45，No.3，2018，438-448.
[3]Booth，Wayne C.The Rhetoric of Fiction[M].USA：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3.
[4][6]Halliday，M.A.K.Linguistic function and literary style：an inquiry into the language of William Golding’s The Inheritors[M]，1971，88-125.
[5][10]Melville，Herman.Bartleby the Scrivener：A Story of Wall Street.Ed.Dan McCall.Melville’s Short Story[C].New York：Norton，2002.
[7]Guerin，et al.A Handbook of Critical Approaches to Literature[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17.
[8]Rosenblatt，L.The Limits of Pity in Bartleby and Moby Dick[J].Med Humanities，Vol.34，2008，59-63.
[9]Weiner，S.Bartleby：Representation，Reproduction and Law[J].Journal of American Culture，Vol.17，No.2，1994，65-74.
[12]董學文主编.西方文学理论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13]孙书文.文学张力论纲[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52（6）：20-25.
关键词：《书记员巴特比》 赫尔曼·梅尔维尔;形式主义;主题
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所著的短篇小说《书记员巴特比》并非一篇易于阅读分析的作品。巴尔·塔帕在其文中写道，这篇小说实际上是在取笑“自其出版以来的读者和评论家，因为他们仍未达成一致的观点”。而这实际上概括了目前对这篇小说的研究状况。小说的难点不在于结构，而在于对主人公巴特比的理解。作为叙述者“我”之外的中心人物，巴特比本应通过故事情节的展开逐渐透露自己的信息。但是这个角色却自始至终神秘而遥远，无法满足叙述者和读者的好奇心。维蒂奇诺指出：“批评家一方面因传记历史中缺乏特定身份和普遍个性而沮丧，另一方面这恰好为填补梅尔维尔遗留的空白提供了多重解释的空间。”因此在某種程度上，巴特比已成为一个让读者和评论家进行各种解读的侧写象征。在我看来，他的消极抵抗代表了社会中个人脆弱的尊严。这种尊严无法被外人理解，有时甚至会遭受外部的暴力践踏。本文将以形式主义方法为指导，从以下两个角度——视角和象征——讨论这篇短篇小说是如何传达上述主题的。
一、视角
《书记员巴特比》是以第一人称完成的短篇小说。布斯在其《小说修辞学》中提到，“一旦我们遇到‘我’，便会意识到这是一个拥有个体经历的心灵，而它对经历的看法将会影响我们对事件的理解。”这意味着“我”的角色倾向于根据自己的理解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解释事件和评论其他角色。韩礼德的文章中也存在类似的观点。他写道，语言具有概念功能，体现了人们对现实世界现象的体验，也包括对自身内部意识世界的体验。因此，《书记员巴特比》中的叙述者“我”不仅讲述着已有的故事，也在讲述中经历着故事。换言之，“我”既是叙述者，也是具有特定背景的参与者。作为一个普通人，“我”并不具备全知视角，因此透过“我”的视角所得到的信息是有限的。同时，这个短篇小说中的“我”并不能被归为传统意义上的不可靠叙述者。他是受人尊敬、通情达理的，对巴特比有一定的同情心。他的思想和行为并未违反现实社会的任何规则或道德。然而，在这篇短篇小说中运用第一人称叙事并不是为了让读者讨论“我”这个角色是否可靠。事实上，第一人称叙事展现了人在叙述中的自我中心倾向——正是由于将个人的情感和经验等因素置于中心，这才导致了人们无法完全体谅他人。
如前所述，根据韩礼德的观点，在现实世界中，语言可以表现说话人的内在和外在体验。当这一原则应用于文学时，便成了一种与现实中这一现象相类似的现象，即文学文本中特定人物的语言应该与其背景设定一致。因此，这篇短篇小说中的叙述者“我”也须遵守同一规则。或者说，这个原则正是从以“我”的视角所叙述的故事中充分体现出来。
叙述者开头的自我介绍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刻画出一个职业生涯比大多数人好得多的成功白人形象。他年轻时就坚信“最简单的生活方式是最好的”;尽管他是一名职业律师，却“从来没有遭受过这种侵犯我和平的痛苦”。一句话，“我”把自己描述成一个“没有野心的律师”，而关键的晋升是“授予”他的。通过这些描写，一方面，叙述者为自己打造了一个善良平和的形象;另一方面，他的语言有意模糊了读者应该记住的关于他身份背景的某些要点。“我”一生对和平的信念始于青年时代，这实际上暗示了其良好的出身，因此不需要为个人生存而奋斗。他的业务涉及“富人的债券、抵押贷款和产权契约”，这没有审判那么激烈，但也需要同等的谨慎和耐心。而这项业务的关键正是可以为叙述者带来足够的金钱和声誉。因此，在理清上述要点之后，叙述者事实上从故事的一开始就暗示读者，他是一个富人，有着良好的背景和规划好的职业策略。“我”和巴特比是天差地别的，他们的生活经历与为人处世全无一致。“我”是雇主，而巴特比是普通雇员;“我”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律师，事业成功，而巴特比不过无名小卒而已。随着故事的展开，后续情节越发表明“我”和巴特比之间存在的巨大鸿沟，这使得“我”不可能完全理解巴特比的为人。
除了言外之意，还需注意的另一点则是叙述者的心理活动。第一人称叙事为个人的所思所想留下了足够的空间。尤其是在冲突场景中，读者只能从叙述者的角度得知“我”的想法以及巴特比的反应。这说明“我”和读者对巴特比的想法实际上一无所知。这种再现与现实中人们只能感知自己如出一辙。与此同时，当“我”试图更多地了解巴特比的个人生活时，他的回答却简短冷淡，他拒绝满足“我”和读者的好奇心。再加上缺乏心理描写，在这个第一人称叙事中，巴特比变成了一个非人的遥远角色，只留有外表和行为等基本的外部描述，而缺乏与其他角色的深层次互动。巴特比的冷漠是一种抵抗。在这种被动的抵抗和无法接近他的内心想法的情况下，“我”无法完全理解他。第一人称叙事实际上强化了这种无力感，也与“个人无法被理解的尊严”这一主题暗合。
二、象征
在讨论前景化时，韩礼德认为，如果在他所做的选择出现了意外的频率分布模式，且被证明是有意为之，那么这种现象便有显著性。在这句话中，韩礼德强调了模式设计是否重要的两个要点，一个是动机，另一个是频率。在《书记员巴特比》中，有一句话被重复了很多次，直到它被虚构的角色和现实的读者铭记在心——“我宁愿不”（“I would prefer not to.”）。从形式主义的角度来看，这句重复的话成为一种象征，它不仅仅是一种拒绝的表态，还与故事的主题密切相关。
“当一个图像（或一个事件或其他离散项目）的意义超出其客观自我时，它就进入了符号的领域。”“我宁愿不”是巴特比被动抵抗的直接宣言，因为他的抵抗只包括这种温和的宣言和拒绝执行指定的任务安排。罗森布拉特形容他“反应多于行为”，而韦纳则评论说“律师的变动与活力撞上了巴特比的不变和停滞。巴特比挫败了他的激情。”当叙述者告诉他进行核对时，巴特比以“非常温和的声音”拒绝了，并继续原先的工作。后来，当他被禁止待在办公室时，他顺从地服从了命令，在大楼里闲逛。最后，他被警察拖进了名为“坟墓”的监狱，默默地接受了自己的命运。巴特比从不激烈地反抗别人。事实上，他选择了一种被动的方式来抵抗他们。那么问题是，他抵制的是什么？ 塔帕借阿尔都塞的理论，论述道“这部小说揭示了巴特比如何冒着生命危险进行反抗，从而强化了斗争的动力，使我们从资本主义的束缚中觉醒。”塔帕认为巴特比不仅试图脱离社会现实，而且通过这种脱离抵制将自己变成“商品”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塔帕解读的启发性正在于其集中于资本主义制度对人的影响之上。资本主义制度无视人的内在情感，机器的发展驱使人们成为物质的奴隶。但是这篇小说的优秀不应局限于人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冲突，其主题应具有更广泛的普遍性。因此，在我看来，巴特比的反抗代表了他对抹杀他个人尊严和意志的社会的反抗。
梅尔维尔表现抵抗的方式是极端的。如果故事按时间顺序发展，那么邮局裁员将是一切的起因。但是“我”只是听说了这次裁员，“听说”便意味着不准确性，意味着巴特比在任何时候都不过是一个无人在意的无名小卒。这条只占了整个故事三行的“听说”没有透露任何他为何被突然撤职的详细缘由，只是进一步表明侵犯巴特比的权益无须承担任何法律和道德惩罚。这一事件实际上完美地表明了社会对巴特比个人尊严的漠不关心，并将他视为不再有用的废物。因此，当巴特比得到书记员的工作时，他的消极抵抗对这个角色变得尤为重要。从拒绝核对开始，以一种极端甚至是疯狂的方法，他的抗拒逐渐延伸到工作和生活中。因此，温和的“我宁愿不”和他逐渐扩大的抵抗形成了对比：他的外表依然冷淡，但他的内心欲望一步步地超越了普通人可以接受的界限。然而，无论巴特比多少次重复他的态度或决心，叙述者、他的同事和其他律师依然选择了无视他。他们无法理解他用来表达自己微不足道的意志的疯狂方式。他的尊严被忽视了。而当巴特比被强行拖进监狱时，他的尊严也因暴力而死。他不断重复的宣言成为代表这篇小说主题的象征。尤其在一个利润至上的社会中，社会是无法充分理解和保障个人尊严的。
三、结语
本文主要从视角与象征的角度探讨了短篇小说如何传达主题。作为第一人称的短篇小说，文学文本呈现为个人经验和理解的产物，它无形中为理解其他人物设置了障碍，同时强调了叙述者的立场。同时，由于缺乏对巴特比的心理描写，人物形象模糊不清，缺乏特性。又因读者只能了解“我”的感受，而对巴特比的深层心理一无所知。当涉及文本时，重复的语句“我宁愿不”成为揭示主题和解释人物的象征。这一温和的宣言不仅代表了巴特比的消极抵抗，而且与巴特比内心扩张的、无人能理解的尊严欲望形成了鲜明对比。他的反抗代表了社会中个人无法被别人理解甚至会被外部暴力践踏的脆弱的尊严。
参考文献：
[1]Thapa，Bal Bahadur.Resistance to ideologies：A study of Melville’s “Bartleby the Scrivener”[J].Bodhi：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Vol.4，No.1，2010，223-232.
[2]Verdicchio，Massimo.“Bartleby the Scrivener”：An Allegory of Reading[J].Canadian Review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Vol.45，No.3，2018，438-448.
[3]Booth，Wayne C.The Rhetoric of Fiction[M].USA：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3.
[4][6]Halliday，M.A.K.Linguistic function and literary style：an inquiry into the language of William Golding’s The Inheritors[M]，1971，88-125.
[5][10]Melville，Herman.Bartleby the Scrivener：A Story of Wall Street.Ed.Dan McCall.Melville’s Short Story[C].New York：Norton，2002.
[7]Guerin，et al.A Handbook of Critical Approaches to Literature[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17.
[8]Rosenblatt，L.The Limits of Pity in Bartleby and Moby Dick[J].Med Humanities，Vol.34，2008，59-63.
[9]Weiner，S.Bartleby：Representation，Reproduction and Law[J].Journal of American Culture，Vol.17，No.2，1994，65-74.
[12]董學文主编.西方文学理论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13]孙书文.文学张力论纲[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52（6）：2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