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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海外洪门是华侨华人在所在国生存与发展所依存的共同体。为了维持在海外世界的生存，他们结成了互助关系。利用江湖义气，团结部分华侨，保护华侨利益。但一方面，海外洪门由于自身受旧式会党习气的影响，加之地域观念的束缚，派系林立的洪门也经常发生内部冲突；另一方面，所在国政府和民间敌对势力、国家间的关系等都使他们的生存面临巨大挑战。从早期华侨华人共同体的生存与发展，可以窥见华侨华人生存的艰辛，可以了解到祖（籍）国的发展强盛对于他们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华侨华人；东南亚；洪门
中图分类号：D634.3文献标识码：A
关于“洪门”孙中山先生在他所著的《孙文学论》有一段记载：“洪门者，创设于明朝遗老，起于康熙时代。乃欲以民族主义之根苗，流传后代，故以反清复明的宗旨，结成团体，以待后有起者可藉为资助也。此殆洪门创设之本意。”洪门组织在海外虽然远远逃离了清王朝的追捕，但是却又受到当地殖民政府的管制，屡屡发生的排华风潮也对洪门造成不小的冲击。为了维持在海外世界的生存，洪门结成了互助关系。洪门利用江湖义气，团结部分华侨，保护华侨利益。由于受旧式会党习气的影响，加之地域观念的束缚，派系林立的洪门也经常发生内部冲突。
一、互助：内部生存与利益的平衡
移居海外的华人面对的是险恶的自然环境的逼迫、当地居民的排挤及政府的压制。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他们利用一切机会聚敛财富，以实现出洋发财的梦想，他们也需要互帮互助，反抗殖民政府的歧视和压迫。洪门正好满足他们的需要。洪门不仅帮助邻里调解纠纷，安排无依无靠的新客的生活和工作，而且保护华人富商的财产和获得财产的整个过程。特别是早期的洪门，不仅内部能互帮互助，而且常常能解政府所不能解之矛盾，予政府所不能予之保护。后来，随着华人移民的不断增加，华人社会分裂成大体上以方言为界的不同帮群，这时的洪门又成为维护本帮利益的组织，历经几十年而不衰。
（一）互助功能在心理上满足了移民的回归感
东南亚的义兴会、义福会、大伯公会等都把会员间的互助作为会规的第一要求；在暹罗，洪门的成员被要求帮助需要帮助或受难的“兄弟”。会员在生病、被围攻、甚至出远门时都可以向兄弟们寻求帮助，有的会员在死后还要靠兄弟为他料理后事，举行祭祀仪式。这使洪门在移民社会里扮演的角色更具有合理性，无形中满足了远离家庭和宗族的华人移民的迫切需求，使洪门本已具有的“家”的模式得到了加强。当代社会学家摩尔·道克说过，家族集团代表着个人的第二道防卫线，当他遇到麻烦或陷入险境时，当其为履行经济业务或正式契约需要帮助时，他都可以向他的家族集团要求支援和帮助。因此也正是“家”的模式使洪门在人人都是远离家族集团的一份子的华人社会里保持了持久的生命力，满足每个人的回归感。
（二）仲裁华人之间的纠纷
由于当时洪门基本囊括了全部的海外华人群体，华人之间的纠纷就变成了洪门的内部纠纷或洪门堂口之间的纠纷。内部纠纷常常涉及钱财与民事，如果不妥善解决，将会损害洪门内部的团结，而堂口间的纠纷如果不设法制止，则会危及整个洪门的生存。加拿大洪门规章中规定：成员之间的任何争吵和纠纷都可以提交本堂，本堂将召集会议解决纠纷。肇事者将被处以罚款1加元。如果他没有及时交付罚款，他将被判处六记抽打。判决将由资历较深的成员做出，他们将裁决犯错的严重程度，判决将在本堂执行。
（三）带领华人群体反抗所在国政府暴政
海外洪门历时近一个世纪而不衰，与他们组织领导华人下层群众反抗政府暴政，维护华人群众利益有很大关系。洪门素有结义思想，好打抱不平，在一定程度上起着“民间领事馆”的作用。东南亚洪门以其庞大的势力无形中成为华人社会的“政府”，在当时竟有别号‘地下王国’之称，这些人敢作敢为，仗义疏财，连政府长官也要让他们三分。由于洪门的基本成员多为下层劳动群众，他们在组织华工举行抗暴斗争中有着更为明显的优势。在洪门势力最盛的东南亚和美洲，洪门经常组织群众反对于华人不利的法令和条例。
（四）追求钱财
马克斯·韦伯说过，对物质财富追求的欲望“存在于并且一直存在于所有的人身上，侍者、车夫、艺术家、妓女、贪官、士兵、贵族、十字军战士、乞丐均不例外。可以说，尘世中一切国家、一切时代所有的人，不管其实现这种欲望的客观可能性如何，全都具有这种欲望。”[1]P7由于穷极思变才离开家乡到海外谋生的华侨更是如此。然而，尽管有些华人在短期内就积聚了大量钱财，但这毕竟只是少数人，大部分华人移民依然穷困，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他们没有受过教育，没有地位，唯一目标就是实现挣钱养家、衣锦还乡的愿望。当他们含辛茹苦、煎熬多年后依然不能如愿时，自身的落后性、掠夺性便会表露无遗，在他们看来，无论白道黑道，赚钱才最重要。
二、堂斗：挣扎在内外之间
海外华侨华人由于方言、地缘关系分成了福建帮、广府帮、潮州帮、客家帮、海南帮等，各帮之内又分成许多小帮，如福建帮由漳州集团、泉州集团和永春集团等组成。各帮之间常常为了维护各自的利益而闹矛盾，洪门也受此影响。新加坡仅义兴会内部即有广府义兴、广惠肇、潮郡义兴、福建义兴、客属义兴（松柏馆）、海南义兴、义福会、广福义气和义信九个帮派，其他由天地会分离出去的还有海山会、大伯公会、和胜、华生等几十个帮派，不一而足。而美国的洪门也有致公堂、秉公堂、瑞端堂、协英堂、协胜堂、合胜堂、萃胜堂、萃英堂、保良堂、保安堂、秉安堂、群贤堂、昭义堂、保善社、西安社、松石山房、华亭山房、竹林山房、聚良堂、安益堂、俊美堂、仪美堂、协善堂、敦睦堂、安平公所、洋文政务司等26个堂口，这些堂口为了自己所代表的小团体的经济利益，常常互相敌视，并为一些小事堂斗。在东南亚，洪门内部大大小小的堂斗每年都在数十次以上，而1862-1863年间更是多达30起，义兴会、义会福、福兴会之间更是频频交火，大规模冲突事件也时有发生。洪门的堂斗，一方面是由于华侨华人不同利益集团之间为了争夺生存空间，另一方面是由于当地政府敌对势力的干扰与利用，这也显示了早期华侨华人在所在国生存面临的挑战。 （一）堂口之间的义气之争
洪门各个组织为了在所在国争取生存地盘而发生义气之争。1846年3月3日在新加坡发生的葬礼暴动就是一个典型，这也是新加坡洪门的第一次堂斗。堂斗双方为义兴会与关帝会（Quan-ti Hoey）。当时的义兴会是整个东南亚最大、最有实力的洪门帮会，而关帝会却因其首领是政府翻译的关系，常常得到当局的袒护，在平常的利益争夺中占着上风。对此，义兴会也早已心怀不满。
当时，曾经是义兴会创始人并担任义兴会大哥八年的面包师何炎去世。义兴会想为他举办一次隆重的葬礼，并趁机展示一下自身实力，防止其他洪门堂口向他们利益范围发起挑战。为此，义兴会按惯例向警察局申请游行，获得批准。3月3日，义兴会在小坡梧槽路（Rochore Road）的会所门前聚集了几千人，准备经过全城最繁华的直落亚逸街（Telok Ayer Street）绕城一周。而关帝会为了阻止义兴会在自己地盘耀武扬威，早已暗中做好准备对付义兴会。眼看暴乱就要发生，警察局遂通知义兴会的游行队伍按既定线路从甘榜格南（Kampong Glam）直接向墓地方向前行。但是，警察局派去传送消息的人正是政府当时的翻译官，也就是关帝会的首领之一。当局的这一举动使义兴会觉得丢尽了面子。他们不仅将关帝会头目打成重伤，还把阻止他们行动的警察也打得落花流水。最后，政府只好派出军队来平息事态。葬礼暴动可谓开新加坡洪门堂斗之先河，自此以后，新加坡的洪门之间不再安宁。
（二）争夺就业机会和生存空间
1854年，新加坡洪门之间又发生了一场严重堂斗，导致400多人被杀、300多间房屋被焚毁，伤者无数。这场堂斗，起因虽是一个福建人和一个广东人为了5卡迪（catty，马来亚的重量单位，5卡迪相当于7磅）米而发生争执，但实际上，暴动的真正原因在于福建厦门的小刀会起义失败后，许多起义者流亡新加坡，打破了帮派平衡，使原有洪门的职业垄断受到威胁，是洪门帮派之间生存空间的争夺。
1853年11月，中国厦门小刀会起义失败，成员即浮海求生，当时总共约有2万人到达新加坡。他们大多数都是潮州人，到新加坡后几乎全部加入潮州人洪门义福会。大量的潮州人到来需要有借以谋生的工作，但福建人洪门不仅拒绝援助，而且不许其染指原来属于福建帮的任何行业。与此同时，新来的潮州人大大充实了义福会的力量，使洪门大帮义兴会在华人社会中的超级权威受到挑战，这令义兴会很恼火，想找机会压一压义福会的威风。潮州人本来一向“负气喜争，好勇尚斗”，现在既然力量加强，再也不必像过去那样忍气吞声，正欲寻义兴会较量较量。恰在此时发生了上述买米事件，双方情绪升腾，遂演变成大规模的堂斗。
新加坡殖民政府的警察和驻军无力制止骚乱，政府只好请闽帮领袖陈金声和潮帮领袖佘有进出面，召集各洪门首领到莱佛士广场的阅览室进行磋商。大约有30名首领参加了这次特别磋商会。在各方领袖的努力下，暴乱持续了七、八天后总算得到了控制。骚乱后，政府逮捕了515人，其中有276人在6月6日法院召开的特别犯罪会议上被审判。审判进行了17天才结束，245人被证实参与了此次暴动。结果，有2人被判死刑，15人被流放到孟买，63人送去改造，90人在交了保释金之后被释放，剩下的75人无罪释放。
这是新加坡洪门史上最为严重的一次堂斗。自此以后，新加坡洪门之间虽然仍是冲突不断，但规模都不大，造成的结果也不如1854年那一次严重。
（三）被殖民政府利用
1862-1879年，拿律地方发生了义兴会与海山会之间的一连串堂斗。
大约在1840年，一个名叫耶法（Che’ Long Jo’afar）的马来人发现了锡矿，许多槟榔屿的华侨矿工纷纷涌向新矿区。拿律很快便成为华侨聚集之地。1850年以后，耶法从霹雳苏丹那儿取得了拿律地方的产权状，使拿律变成了他自己的私产，并吸引越来越多的华侨涌向该地。1857年耶法去世，他的儿子伊卜兰岑（Che’ Ngah Ibrahim）继承他的遗产，并由苏丹承认伊为拿律的统治者，成了知名的拿律土王门德利（Mentri）。[2]P465华人矿工的大批涌入，给门德利带来了丰厚的锡矿税收，但同时也带来了令人头疼的洪门。他们不受当地任何人控制，土王对他们也无可奈何，只好听任其发展。其时，拿律的洪门主要有两派：属惠州客家人的义兴会和属增城客家人的海山会。义兴会主要集中在新吉利矿区，而海山会则以吉利包为中心，双方为了争夺锡矿场及其他利益而冲突不断。
由于拿律是个极其有利可图的地方，义兴会和海山会为了垄断锡矿开采、鸦片销售及饷码承包，摩擦不断，19世纪60年代已经发展到大规模堂斗。1862年6月9日，在海山会的地盘上，义兴会会员与海山会会员因赌博发生争执，双方长久以来积聚的怨恨突然找到了发泄的机会，于是大打出手。海山会占了优势，14名当时未来得及逃走的义兴会会员全部被捉，除一人被放回去报信外，其余的13人被残忍地杀死祭旗，第一次拿律战争爆发。义兴会会员于6月11日组织人马前去吉利包报仇，将所有村庄付之一炬。海山会于是趁夜间洗劫了新吉利，占领了义兴会的矿区。双方都向拿律的统治者伊卜兰岑提出控诉。但伊是个机会主义者，虽知道是海山会首开乱端，但见海山会得势，便设计将义兴洪门驱出拿律，并处死了其首领苏亚昌。义兴会只好向英国殖民者求救。正苦于没有机会插手马来土邦事务的殖民者见有了机会，便声称雇佣义兴会开采锡矿的资本家都是居住在槟榔屿的英国臣民，当局需要保护其臣民的财产不受损失，并以此为由对拿律事务进行干涉。时任海峡殖民地总督的卡文纳夫（Cavenagh）立即下令封锁海岸线，要求苏丹拿出一万七千多元来赔偿义兴会的损失。苏丹既心疼钱，也丢不起面子，作为他手下的伊卜兰岑门德利就替他垫上了这一万多元，条件是苏丹承认门德利在拿律是一个独立的统治者。这样，在英国殖民政府的干预下，义兴会又回到了新吉利矿区。第一次拿律战争结束。
但是海山会虽然把义兴会赶出了矿区，最终却因受英国人的压迫而告失败，心存不甘；而义兴会虽然恃英国政府的力量回到了矿区，也决不会忘记被驱逐的耻辱。 1865年2月，义兴会会员与当时已与海山会合并的建德堂会员发生争执，义兴会遂焚毁了海山会会员的房屋。不久，海山会也向义兴会进行了报复，第二次拿律战争开始。战斗持续了5天，有20人在战争中丧生，但并未发生全面战争。
1867年，驻拿律的义兴会首领被指控与海山会首领亲戚的妻子有染，海山会便将之装在猪笼里游街示众，双双丢进矿池中淹死。义兴会借此主动向海山会发起进攻，将其赶出了拿律矿区。海山会求助于曾经的盟友伊卜兰岑，但伊卜兰岑看到现在义兴会处于优势，便花了一万五千元钱雇船把海山会会员撤退到槟榔屿，自己则向义兴会乞和。海山会无奈之中也向英国殖民政府求援。总督乔治奥德（Geoge Ord）以不干涉马来土邦事务为由，拒绝干预此事。因为他们插手当地事务的目的早已达到，现在接受海山会的请求于他们并无多少好处。走投无路的海山会于是一方面派人向新加坡、槟榔屿的海山会寻求帮助，一方面积极准备进攻义兴会。就在这时，霹雳阿里苏丹（Sultan Ali）去世，王位由一位名叫伊斯麦尔的拉者继承。不久，前苏丹阿里的后代——一个名叫阿布杜拉的拉者声称他才是苏丹的合法继承人。阿布杜拉一边要求土酋们承认他为苏丹，一边全力争取义兴会的支持，并许诺一旦他取得王位，所有的锡矿都交义兴会开采。门德利伊卜兰岑担心阿布杜拉为王后，他就不可能再成为独立的统治者，于是，他又找到了他以前的同盟者海山会。此时的海山会正在寻找机会报仇，对门德利的不义虽然不满，但在利益面前，双方还是一拍即合。这样，洪门之间的战争就与苏丹王位的争夺搅在了一起。
1872年10月，海山会组织了庞大的船队，从海路进攻拿律的义兴会。义兴会只有约两千人经丛林设法逃到了槟榔屿。所有的妇女全部落入海山会手里，一些人因不堪凌辱而自杀，其余的都被分给了海山会的首脑人物及门德利。海山会再次占有整个拿律锡矿。这一次，义兴会没有请求英国政府的帮助，而是到槟榔屿及其他各地的义兴会中去组织力量，并很快就集结一支帆船舰队，封锁了拿律海岸，使海山会既得不到任何物资供给，也无法把锡矿石运出去。战争持续了一年之久。
最后，在毕麒麟和陈金钟的努力下，义兴会和海山会的首领都同意由英国殖民政府裁决他们的争端。1874年1月13日，英国殖民者代表、霹雳的马来人首领及义兴会和海山会的头目们在天定（Dinting）举行会谈。英国代表与拿律的义兴会及海山会首脑人物签定了一份协议，决定将拿律一分为二，北边给了义兴会，南边给了海山会。随后英国代表与出席会议的霹雳马来酋长们（原任苏丹王的伊斯麦尔除外）签定了《邦喀条约》（Treaty of Bangkor）。自此，第三次拿律战争结束。后来，虽然义兴会再次进攻海山会，但遭到当地警察的炮轰。拿律战争最终结束。
1862-1873年的拿律战争使当地的锡矿场华工人数从1862年的2万5千减少到1874年的4000人。[3]P161英国殖民者是拿律战争的最大受益者，他们以当地王公没有能力维持秩序为理由，派遣驻扎官统治霹雳。不久，雪兰莪、彭亨和森美兰都被迫接受英国驻扎官的统治。1896年，英国把霹雳、雪兰莪、森美兰和彭亨合并组成马来联邦。英国派遣总驻扎官（General Resident）驻在吉隆坡，负责统治马来联邦。
三、结语
总而言之，从主观上看，洪门是华人为了互助、抗暴和争取更多的挣钱机会才组织起来的，而在客观上，洪门也起到了协调华人社会帮群关系的作用，成为华人社会联结当地社会及中国社会的纽带。海外洪门各堂口之间虽然时常因械斗而导致华人各帮群间的冲突加剧，但它同时也是协调华人社会帮群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早期洪门作为华人共同体，这种功能尤其明显，它与早期的会馆一样，接受不同方言群体的华人入会，并利用自己具有的半武装性力量为所有的方言群体谋求利益。而当华人社会小帮群观念日益凸显，整个华人群体分裂成帮群共同体，洪门成为各帮经济代理人已不可避免的时候，他们完成了自己的重新组合。这种分裂削弱了他们的力量，不利于华人社会的进步，但并不影响他们继续在华人社会中起协调作用。
参考文献：
[1]（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2]（英）巴素.东南亚之华侨[M].郭湘章，译.台北：正中书局，1974.
[3]林远辉，张应龙.新加坡 马来西亚华侨史[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
作者简介：夏雪（1977—），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
（责任编辑：李直）
关键词：华侨华人；东南亚；洪门
中图分类号：D634.3文献标识码：A
关于“洪门”孙中山先生在他所著的《孙文学论》有一段记载：“洪门者，创设于明朝遗老，起于康熙时代。乃欲以民族主义之根苗，流传后代，故以反清复明的宗旨，结成团体，以待后有起者可藉为资助也。此殆洪门创设之本意。”洪门组织在海外虽然远远逃离了清王朝的追捕，但是却又受到当地殖民政府的管制，屡屡发生的排华风潮也对洪门造成不小的冲击。为了维持在海外世界的生存，洪门结成了互助关系。洪门利用江湖义气，团结部分华侨，保护华侨利益。由于受旧式会党习气的影响，加之地域观念的束缚，派系林立的洪门也经常发生内部冲突。
一、互助：内部生存与利益的平衡
移居海外的华人面对的是险恶的自然环境的逼迫、当地居民的排挤及政府的压制。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他们利用一切机会聚敛财富，以实现出洋发财的梦想，他们也需要互帮互助，反抗殖民政府的歧视和压迫。洪门正好满足他们的需要。洪门不仅帮助邻里调解纠纷，安排无依无靠的新客的生活和工作，而且保护华人富商的财产和获得财产的整个过程。特别是早期的洪门，不仅内部能互帮互助，而且常常能解政府所不能解之矛盾，予政府所不能予之保护。后来，随着华人移民的不断增加，华人社会分裂成大体上以方言为界的不同帮群，这时的洪门又成为维护本帮利益的组织，历经几十年而不衰。
（一）互助功能在心理上满足了移民的回归感
东南亚的义兴会、义福会、大伯公会等都把会员间的互助作为会规的第一要求；在暹罗，洪门的成员被要求帮助需要帮助或受难的“兄弟”。会员在生病、被围攻、甚至出远门时都可以向兄弟们寻求帮助，有的会员在死后还要靠兄弟为他料理后事，举行祭祀仪式。这使洪门在移民社会里扮演的角色更具有合理性，无形中满足了远离家庭和宗族的华人移民的迫切需求，使洪门本已具有的“家”的模式得到了加强。当代社会学家摩尔·道克说过，家族集团代表着个人的第二道防卫线，当他遇到麻烦或陷入险境时，当其为履行经济业务或正式契约需要帮助时，他都可以向他的家族集团要求支援和帮助。因此也正是“家”的模式使洪门在人人都是远离家族集团的一份子的华人社会里保持了持久的生命力，满足每个人的回归感。
（二）仲裁华人之间的纠纷
由于当时洪门基本囊括了全部的海外华人群体，华人之间的纠纷就变成了洪门的内部纠纷或洪门堂口之间的纠纷。内部纠纷常常涉及钱财与民事，如果不妥善解决，将会损害洪门内部的团结，而堂口间的纠纷如果不设法制止，则会危及整个洪门的生存。加拿大洪门规章中规定：成员之间的任何争吵和纠纷都可以提交本堂，本堂将召集会议解决纠纷。肇事者将被处以罚款1加元。如果他没有及时交付罚款，他将被判处六记抽打。判决将由资历较深的成员做出，他们将裁决犯错的严重程度，判决将在本堂执行。
（三）带领华人群体反抗所在国政府暴政
海外洪门历时近一个世纪而不衰，与他们组织领导华人下层群众反抗政府暴政，维护华人群众利益有很大关系。洪门素有结义思想，好打抱不平，在一定程度上起着“民间领事馆”的作用。东南亚洪门以其庞大的势力无形中成为华人社会的“政府”，在当时竟有别号‘地下王国’之称，这些人敢作敢为，仗义疏财，连政府长官也要让他们三分。由于洪门的基本成员多为下层劳动群众，他们在组织华工举行抗暴斗争中有着更为明显的优势。在洪门势力最盛的东南亚和美洲，洪门经常组织群众反对于华人不利的法令和条例。
（四）追求钱财
马克斯·韦伯说过，对物质财富追求的欲望“存在于并且一直存在于所有的人身上，侍者、车夫、艺术家、妓女、贪官、士兵、贵族、十字军战士、乞丐均不例外。可以说，尘世中一切国家、一切时代所有的人，不管其实现这种欲望的客观可能性如何，全都具有这种欲望。”[1]P7由于穷极思变才离开家乡到海外谋生的华侨更是如此。然而，尽管有些华人在短期内就积聚了大量钱财，但这毕竟只是少数人，大部分华人移民依然穷困，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他们没有受过教育，没有地位，唯一目标就是实现挣钱养家、衣锦还乡的愿望。当他们含辛茹苦、煎熬多年后依然不能如愿时，自身的落后性、掠夺性便会表露无遗，在他们看来，无论白道黑道，赚钱才最重要。
二、堂斗：挣扎在内外之间
海外华侨华人由于方言、地缘关系分成了福建帮、广府帮、潮州帮、客家帮、海南帮等，各帮之内又分成许多小帮，如福建帮由漳州集团、泉州集团和永春集团等组成。各帮之间常常为了维护各自的利益而闹矛盾，洪门也受此影响。新加坡仅义兴会内部即有广府义兴、广惠肇、潮郡义兴、福建义兴、客属义兴（松柏馆）、海南义兴、义福会、广福义气和义信九个帮派，其他由天地会分离出去的还有海山会、大伯公会、和胜、华生等几十个帮派，不一而足。而美国的洪门也有致公堂、秉公堂、瑞端堂、协英堂、协胜堂、合胜堂、萃胜堂、萃英堂、保良堂、保安堂、秉安堂、群贤堂、昭义堂、保善社、西安社、松石山房、华亭山房、竹林山房、聚良堂、安益堂、俊美堂、仪美堂、协善堂、敦睦堂、安平公所、洋文政务司等26个堂口，这些堂口为了自己所代表的小团体的经济利益，常常互相敌视，并为一些小事堂斗。在东南亚，洪门内部大大小小的堂斗每年都在数十次以上，而1862-1863年间更是多达30起，义兴会、义会福、福兴会之间更是频频交火，大规模冲突事件也时有发生。洪门的堂斗，一方面是由于华侨华人不同利益集团之间为了争夺生存空间，另一方面是由于当地政府敌对势力的干扰与利用，这也显示了早期华侨华人在所在国生存面临的挑战。 （一）堂口之间的义气之争
洪门各个组织为了在所在国争取生存地盘而发生义气之争。1846年3月3日在新加坡发生的葬礼暴动就是一个典型，这也是新加坡洪门的第一次堂斗。堂斗双方为义兴会与关帝会（Quan-ti Hoey）。当时的义兴会是整个东南亚最大、最有实力的洪门帮会，而关帝会却因其首领是政府翻译的关系，常常得到当局的袒护，在平常的利益争夺中占着上风。对此，义兴会也早已心怀不满。
当时，曾经是义兴会创始人并担任义兴会大哥八年的面包师何炎去世。义兴会想为他举办一次隆重的葬礼，并趁机展示一下自身实力，防止其他洪门堂口向他们利益范围发起挑战。为此，义兴会按惯例向警察局申请游行，获得批准。3月3日，义兴会在小坡梧槽路（Rochore Road）的会所门前聚集了几千人，准备经过全城最繁华的直落亚逸街（Telok Ayer Street）绕城一周。而关帝会为了阻止义兴会在自己地盘耀武扬威，早已暗中做好准备对付义兴会。眼看暴乱就要发生，警察局遂通知义兴会的游行队伍按既定线路从甘榜格南（Kampong Glam）直接向墓地方向前行。但是，警察局派去传送消息的人正是政府当时的翻译官，也就是关帝会的首领之一。当局的这一举动使义兴会觉得丢尽了面子。他们不仅将关帝会头目打成重伤，还把阻止他们行动的警察也打得落花流水。最后，政府只好派出军队来平息事态。葬礼暴动可谓开新加坡洪门堂斗之先河，自此以后，新加坡的洪门之间不再安宁。
（二）争夺就业机会和生存空间
1854年，新加坡洪门之间又发生了一场严重堂斗，导致400多人被杀、300多间房屋被焚毁，伤者无数。这场堂斗，起因虽是一个福建人和一个广东人为了5卡迪（catty，马来亚的重量单位，5卡迪相当于7磅）米而发生争执，但实际上，暴动的真正原因在于福建厦门的小刀会起义失败后，许多起义者流亡新加坡，打破了帮派平衡，使原有洪门的职业垄断受到威胁，是洪门帮派之间生存空间的争夺。
1853年11月，中国厦门小刀会起义失败，成员即浮海求生，当时总共约有2万人到达新加坡。他们大多数都是潮州人，到新加坡后几乎全部加入潮州人洪门义福会。大量的潮州人到来需要有借以谋生的工作，但福建人洪门不仅拒绝援助，而且不许其染指原来属于福建帮的任何行业。与此同时，新来的潮州人大大充实了义福会的力量，使洪门大帮义兴会在华人社会中的超级权威受到挑战，这令义兴会很恼火，想找机会压一压义福会的威风。潮州人本来一向“负气喜争，好勇尚斗”，现在既然力量加强，再也不必像过去那样忍气吞声，正欲寻义兴会较量较量。恰在此时发生了上述买米事件，双方情绪升腾，遂演变成大规模的堂斗。
新加坡殖民政府的警察和驻军无力制止骚乱，政府只好请闽帮领袖陈金声和潮帮领袖佘有进出面，召集各洪门首领到莱佛士广场的阅览室进行磋商。大约有30名首领参加了这次特别磋商会。在各方领袖的努力下，暴乱持续了七、八天后总算得到了控制。骚乱后，政府逮捕了515人，其中有276人在6月6日法院召开的特别犯罪会议上被审判。审判进行了17天才结束，245人被证实参与了此次暴动。结果，有2人被判死刑，15人被流放到孟买，63人送去改造，90人在交了保释金之后被释放，剩下的75人无罪释放。
这是新加坡洪门史上最为严重的一次堂斗。自此以后，新加坡洪门之间虽然仍是冲突不断，但规模都不大，造成的结果也不如1854年那一次严重。
（三）被殖民政府利用
1862-1879年，拿律地方发生了义兴会与海山会之间的一连串堂斗。
大约在1840年，一个名叫耶法（Che’ Long Jo’afar）的马来人发现了锡矿，许多槟榔屿的华侨矿工纷纷涌向新矿区。拿律很快便成为华侨聚集之地。1850年以后，耶法从霹雳苏丹那儿取得了拿律地方的产权状，使拿律变成了他自己的私产，并吸引越来越多的华侨涌向该地。1857年耶法去世，他的儿子伊卜兰岑（Che’ Ngah Ibrahim）继承他的遗产，并由苏丹承认伊为拿律的统治者，成了知名的拿律土王门德利（Mentri）。[2]P465华人矿工的大批涌入，给门德利带来了丰厚的锡矿税收，但同时也带来了令人头疼的洪门。他们不受当地任何人控制，土王对他们也无可奈何，只好听任其发展。其时，拿律的洪门主要有两派：属惠州客家人的义兴会和属增城客家人的海山会。义兴会主要集中在新吉利矿区，而海山会则以吉利包为中心，双方为了争夺锡矿场及其他利益而冲突不断。
由于拿律是个极其有利可图的地方，义兴会和海山会为了垄断锡矿开采、鸦片销售及饷码承包，摩擦不断，19世纪60年代已经发展到大规模堂斗。1862年6月9日，在海山会的地盘上，义兴会会员与海山会会员因赌博发生争执，双方长久以来积聚的怨恨突然找到了发泄的机会，于是大打出手。海山会占了优势，14名当时未来得及逃走的义兴会会员全部被捉，除一人被放回去报信外，其余的13人被残忍地杀死祭旗，第一次拿律战争爆发。义兴会会员于6月11日组织人马前去吉利包报仇，将所有村庄付之一炬。海山会于是趁夜间洗劫了新吉利，占领了义兴会的矿区。双方都向拿律的统治者伊卜兰岑提出控诉。但伊是个机会主义者，虽知道是海山会首开乱端，但见海山会得势，便设计将义兴洪门驱出拿律，并处死了其首领苏亚昌。义兴会只好向英国殖民者求救。正苦于没有机会插手马来土邦事务的殖民者见有了机会，便声称雇佣义兴会开采锡矿的资本家都是居住在槟榔屿的英国臣民，当局需要保护其臣民的财产不受损失，并以此为由对拿律事务进行干涉。时任海峡殖民地总督的卡文纳夫（Cavenagh）立即下令封锁海岸线，要求苏丹拿出一万七千多元来赔偿义兴会的损失。苏丹既心疼钱，也丢不起面子，作为他手下的伊卜兰岑门德利就替他垫上了这一万多元，条件是苏丹承认门德利在拿律是一个独立的统治者。这样，在英国殖民政府的干预下，义兴会又回到了新吉利矿区。第一次拿律战争结束。
但是海山会虽然把义兴会赶出了矿区，最终却因受英国人的压迫而告失败，心存不甘；而义兴会虽然恃英国政府的力量回到了矿区，也决不会忘记被驱逐的耻辱。 1865年2月，义兴会会员与当时已与海山会合并的建德堂会员发生争执，义兴会遂焚毁了海山会会员的房屋。不久，海山会也向义兴会进行了报复，第二次拿律战争开始。战斗持续了5天，有20人在战争中丧生，但并未发生全面战争。
1867年，驻拿律的义兴会首领被指控与海山会首领亲戚的妻子有染，海山会便将之装在猪笼里游街示众，双双丢进矿池中淹死。义兴会借此主动向海山会发起进攻，将其赶出了拿律矿区。海山会求助于曾经的盟友伊卜兰岑，但伊卜兰岑看到现在义兴会处于优势，便花了一万五千元钱雇船把海山会会员撤退到槟榔屿，自己则向义兴会乞和。海山会无奈之中也向英国殖民政府求援。总督乔治奥德（Geoge Ord）以不干涉马来土邦事务为由，拒绝干预此事。因为他们插手当地事务的目的早已达到，现在接受海山会的请求于他们并无多少好处。走投无路的海山会于是一方面派人向新加坡、槟榔屿的海山会寻求帮助，一方面积极准备进攻义兴会。就在这时，霹雳阿里苏丹（Sultan Ali）去世，王位由一位名叫伊斯麦尔的拉者继承。不久，前苏丹阿里的后代——一个名叫阿布杜拉的拉者声称他才是苏丹的合法继承人。阿布杜拉一边要求土酋们承认他为苏丹，一边全力争取义兴会的支持，并许诺一旦他取得王位，所有的锡矿都交义兴会开采。门德利伊卜兰岑担心阿布杜拉为王后，他就不可能再成为独立的统治者，于是，他又找到了他以前的同盟者海山会。此时的海山会正在寻找机会报仇，对门德利的不义虽然不满，但在利益面前，双方还是一拍即合。这样，洪门之间的战争就与苏丹王位的争夺搅在了一起。
1872年10月，海山会组织了庞大的船队，从海路进攻拿律的义兴会。义兴会只有约两千人经丛林设法逃到了槟榔屿。所有的妇女全部落入海山会手里，一些人因不堪凌辱而自杀，其余的都被分给了海山会的首脑人物及门德利。海山会再次占有整个拿律锡矿。这一次，义兴会没有请求英国政府的帮助，而是到槟榔屿及其他各地的义兴会中去组织力量，并很快就集结一支帆船舰队，封锁了拿律海岸，使海山会既得不到任何物资供给，也无法把锡矿石运出去。战争持续了一年之久。
最后，在毕麒麟和陈金钟的努力下，义兴会和海山会的首领都同意由英国殖民政府裁决他们的争端。1874年1月13日，英国殖民者代表、霹雳的马来人首领及义兴会和海山会的头目们在天定（Dinting）举行会谈。英国代表与拿律的义兴会及海山会首脑人物签定了一份协议，决定将拿律一分为二，北边给了义兴会，南边给了海山会。随后英国代表与出席会议的霹雳马来酋长们（原任苏丹王的伊斯麦尔除外）签定了《邦喀条约》（Treaty of Bangkor）。自此，第三次拿律战争结束。后来，虽然义兴会再次进攻海山会，但遭到当地警察的炮轰。拿律战争最终结束。
1862-1873年的拿律战争使当地的锡矿场华工人数从1862年的2万5千减少到1874年的4000人。[3]P161英国殖民者是拿律战争的最大受益者，他们以当地王公没有能力维持秩序为理由，派遣驻扎官统治霹雳。不久，雪兰莪、彭亨和森美兰都被迫接受英国驻扎官的统治。1896年，英国把霹雳、雪兰莪、森美兰和彭亨合并组成马来联邦。英国派遣总驻扎官（General Resident）驻在吉隆坡，负责统治马来联邦。
三、结语
总而言之，从主观上看，洪门是华人为了互助、抗暴和争取更多的挣钱机会才组织起来的，而在客观上，洪门也起到了协调华人社会帮群关系的作用，成为华人社会联结当地社会及中国社会的纽带。海外洪门各堂口之间虽然时常因械斗而导致华人各帮群间的冲突加剧，但它同时也是协调华人社会帮群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早期洪门作为华人共同体，这种功能尤其明显，它与早期的会馆一样，接受不同方言群体的华人入会，并利用自己具有的半武装性力量为所有的方言群体谋求利益。而当华人社会小帮群观念日益凸显，整个华人群体分裂成帮群共同体，洪门成为各帮经济代理人已不可避免的时候，他们完成了自己的重新组合。这种分裂削弱了他们的力量，不利于华人社会的进步，但并不影响他们继续在华人社会中起协调作用。
参考文献：
[1]（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2]（英）巴素.东南亚之华侨[M].郭湘章，译.台北：正中书局，1974.
[3]林远辉，张应龙.新加坡 马来西亚华侨史[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
作者简介：夏雪（1977—），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
（责任编辑：李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