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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1947年的西南边疆调查,是中国社会研究史上激活社会学、民族学和人类学的边疆调查的关键时期。三个学科的实地研究形成了对此后影响深远的新传统。本文结合边疆研究的生平史和对研究作品的概念考察,表明1934年中研院的机构调整促成了社会科学所和史语所各自的关键转向,使其分别形成了结合经济史与民族史的田野工作理念。其中深蕴的历史想象,与南迁的燕京大学社会学在边疆继续"民族志社会学"的"自然史"理念有着深刻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