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小学时，我们班有个漂亮的女生是上海人，她的父母都是银行职员。那时在陕北地区，大约有银行的地方就有上海人。大家说上海人聪明，而聪明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吃鱼。这女同学还是我的邻居。我记得她们家有个苏北老太太，独眼、驼背、穿一身黑衣服，力大无穷。那老太太常年四季挎个大筐子，在山上转悠，遇到什么物什，比如玉米棒子、高粱穗子、谷子、糜子、洋芋蛋，包括地上生長的柴草之类，都往筐子里拾。那老太太凶恶极了，我们都很怕她，她常常是昼伏夜出，像民间故事里的人物，那时大家都很穷。
　　我上高中时是在西安郊区，我们班主任是上海人。她姓龚，是随军家属。这位女老师充满了激情和热情。我对文学的最初兴趣，以及后来以写作为一生职业，就与她的影响有很大关系。那时，她常给我的作文打最高分，而讲作文课时，总是在谈我的作文。她还兼另外的两个班的语文老师，在那些课堂上也讲我，这样我就成了这所农村中学的一个人物。那时对我来说，一周一次的作文课就是一个节日。这位龚老师后来不知道流动到哪里去了，她是随当军官的丈夫的调动而流动的。
　　我当兵是在新疆阿勒泰。那是一个多么遥远的地方呀，北方之北，西域之西。边防站的旁边是一个兵团连队。那一年我给边防站种菜。兵团的条田里，一片铺天盖地的向日葵地中，站着一位黝黑的女人。中亚细亚灼热的太阳烘烤着，那女人拿着个砍土墁，站在水渠的分岔口。“能分一点水给我吗？我要浇菜！”我骑着马走过去，向她打招呼。那女人想了想，同意了，用砍土墁在分闸口刨了刨，于是水流了下来。
　　纵然我有再丰富的想象力，也无法把眼前这身材矮小的、面容黝黑的、拿着砍土墁、穿着高腰雨鞋的女人，和印象中那些穿着窄腿裤、抹着红嘴唇的“上海阿拉”联系起来。后来她告诉我，她是上海人，1964年的上海支边青年。那时兵团里，有很多的上海支边青年，兵团的总部石河子，甚至有“小上海”之称谓。
　　这女人后来还到边防站来过两次，是看电影。有一次放的电影是朝鲜宽银幕故事片《卖花姑娘》。我记得，是我骑了马去通知兵团六连、五连、四连的。女人来时还带着她的两个男孩。那两个孩子和她一样黑，我们叫他俩“秃脑小子”。女人的丈夫是干什么的，大约是兵团赶马车的，或者不是，我记不清了。
　　那已经是三十多年前的事情了。2000年我重返白房子，曾经在这个兵团村庄停留了一阵。很遗憾，时过境迁，没有人能告诉我这个女人和她的家人后来的事情。陪同的兵团农十师文联主席杜元铎告诉我，有个叫邹家华的副总理到过这一带视察，他称兵团人为共和国伟大的公民，他说，光能在这么荒凉和恶劣的环境住下来和活下去，就让人肃然起敬。
　　我是在接触了许多上海人之后，迟缓的脚步才在1985年的初夏，踏入上海的。我下榻在《文汇报》招待所后便迫不及待地走向街头。感觉到上海并不像电影和传说中的那样纸醉金迷。摇摇晃晃的一个北方大汉，在南京路上走着，身子两边的弱不禁风的男女纷纷倒地，而我竟然浑然不觉。后来同伴们笑我，我才发觉，于是回到房间里，再也不上街了。
　　后来这些年，我许多次去上海，每一次都感到上海在变化、在发展，那情形，正如民间传说中的那样“见风就长，一日三丈”的巨人一样。上海人聪明、智慧、勤勉、大气。上海正在成为中国的经济之都。上海是中国地面上距离世界最近的地方。
　　记得前些年陕西电视台和东方卫视，曾经举办过一个卫星直播对话，陕西这边是我，上海那边是作家叶辛。我在电视上说：两千年前，西安就是世界上唯我独大的城市，而二百年前，上海只是东海边一个倭寇出没的小小渔村，而二十年前，深圳只是边境上的一个荒凉口岸；但是，时也势也，如今，在上海和深圳这两个庞大的经济动物面前，西安已经沦落得不成样子了！——我的这话实际上是一个西安人的自省和警策，当然，也有一种酸溜溜的滋味在内。
　　最后想说的是，由于儿子在上海一所著名的大学读研，因此上海对我们全家来说，成为一个心理上距离最近的城市。我母亲每天晚上一定要看上海的天气预报，然后为孙子冷暖操心。我夫人则每星期至少要拨两次“021”，听一听儿子的声音。我呢，我是男人，不把感情流露在脸上，不过只要是上海那边的事情，我都特别注意，以便为儿子将来的就业，做个准备。
　　儿子小时候爱吃米饭，爱吃鱼。大家开玩笑说，你长大后到上海去吧！没想到言者无心，听者有意，他果真在考研时，对着中国地图，瞅了半天，最后将目光落在上海交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