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三一重工,国内首屈一指的大型民营机械装备制造企业。其前身是1989年创立的湖南省涟源市焊接材料厂,1995年更名为三一重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现拥有员工3万余人。在三一的主导产品中,混凝土机械、桩工机械、履带起重机为国内第一品牌,混凝土泵车全面取代进口,国内市场占有率达57%,为国内首位,且连续多年产销量居全球第一。20年来,三一集团秉持“创建一流企业,造就一流人才,做出一流贡献”的企业宗旨,打造了业内知名的“三一”品牌。2008年,尽管受金融危机影响,三一仍然延续了以往的增长,全年实现销售209亿元,同比增长56.6%。在全球,三一建有30个海外子公司,业务覆盖达150个国家,产品出口到110多个国家和地区。目前,三一已在印度、美国、德国相继投资建设工程机械研发制造基地,近期即将在巴西建厂。三一的辉煌成就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评价,胡锦涛、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等相继对三一进行视察。
三一董事长为梁稳根,是第八、九、十届全国人大代表。
采访时间:2009年12月15日
采访对象:向文波,三一重工总裁、党委书记,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片段一:国际化企业代表国家意志
现在很多中国人,包括中国企业家和中国政府官员,对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认识不够深刻。企业在国内的经营行为是经济行为,但是“走出去”之后,就是国事。我认为,企业国际化的背后,就是国家整体实力的大背景和后盾,在某种意义上讲,甚至是国家意志的一种外延。企业国际化进程伴随的实际上是国家的软实力、外交战略、国家战略、军事、文化、国家政治的影响力。
全球化的过程都是伴随着国家意志的。回顾历史,全球化是从哥伦布发现美洲开始的,它本身就是一个例子:西班牙王室提供资助,哥伦布负责海外探险,然后双方分享探险所带来的利益,这背后就是国家意志。葡萄牙的航海业也是这样,都不是企业行为,而是王室行为,政府行为,国家行为。
二战后,世界被切割成两块,一块是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阵营,一块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阵营,在两个阵营内部,市场是开放的,而与此同时,西方阵营对中国是高度封锁的。如果我们把它也看做全球化的话,它同样带有某种国家意志,是建立在国家意识形态之上的全球化。二战后,在美国的主导下,成立了世界贸易组织,它的实质可以说是欧美划分世界利益的一种机制。为什么中国的企业走出去以后,产生这么多的摩擦和争端?从某种意义上,是原有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不足以容纳中国的崛起,中国需要新的秩序,就像人的身体长大了需要新的服装一样。我认为这也表现在不同国家的政治、外交、意识形态上。
当初欧美企业的国际化是伴随着刀与枪、血与火的,是在殖民过程中完成的。中国企业实现国际化当然不能再采取这样的方式。我们要把中国发展模式、发展理念的输出与中国意志的输出结合起来。企业的国际化就是国家意志的外延,企业要有这样的使命感,国家要有这种责任感,这两者结合起来,中国企业才能做好国际化。
片段二:企业肩负的是中国的国际形象
企业的国际化是复杂的过程,需要企业和政府的联动才行。但是,中国企业的国家意识比较淡薄,而中国政府的支持和扶植的意识也不够强烈,没有把它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
我们到阿尔及利亚,阿方记者很直白地问:“你们到我们这里来,目的是什么?”中国到非洲去就是为了人家的石油、资源、市场——持有这样想法的人其实很多。但是除了这些,我们还能给他们带去什么,不是所有人都知道的。而这些问题,在国内我们是不会遇到的。一个企业出去以后,肩负的是中国的国际形象,所以要有高度的国家意识。另外,企业的国际化就是国家的意志,我们要自觉成为国家意志和国家战略的工具,是在为国家做事。
作为企业,应该知道自己在国际化进程中是国家的代表。中国企业走出去,人家就把你看做中国符号,你能说我跟政府没关系吗?所以,任何企业家,必然也是政治家。在国外更是这样,有些政府背后就是财团,是财团的代言人。在国内,我们必须把自己的发展和国家的发展结合起来,否则你走不远。走出去,必须把自己的行为和国家行为结合起来,否则你走不出去。
作为政府,也应该清楚,企业走出去不仅仅是一个企业行为,政府支持企业走出去,就要有具体的方案和措施。与其他一些国家相比,这方面我们政府做得是不够的。如果把企业走出去的过程看成是企业本身的经济行为,让企业单打独斗,那么中国企业将在海外付出惨重的代价。我希望国家能够把企业的国际化提升到一个高度上,就是国家意志和战略的高度,而不要纯粹看作企业行为。对于中国企业走出去,国家应该有更多切实可行、实实在在的举措。
片段三:世界通过中国的产品了解中国
企业的经济行为是建立在产品质量可靠的载体之上,没有这个载体,其他的一切都无从谈起。过硬的产品,加上优质的服务,这是最基本的。我记得我国一位驻南美国家的商务参赞说,一些南美的客户把中国生产的钳子扳手一类的工具,一车一车地倒到我们大使馆的门口,就是因为质量很差,尽管非常廉价,但客户并不满意。
其实我们想象一下,假如日本没有小松,没有丰田,没有三菱,谁知道日本?如果韩国没有现代,没有三星,谁知道韩国?美国如果没有GE,没有波音,没有微软,我们又如何了解美国?一样的道理,世界对中国的认同,政府形象固然是一方面,但更多是通过产品去了解。
中国企业在海外做得不好的例子很多。比如不注重服务质量,产品销售出去之后服务跟不上,给当地政府带来很大的困扰。我到巴西去,看到国内一家企业销售出一个新设备,客户买回去之后一个月,因得不到很好的服务,一气之下登了个广告,说他愿意降价1万美金,把这个新设备卖出去。这件事给中国制造做了个很大的负面广告。
还有一次是在越南的感受。越南是一个摩托车王国,中国的摩托车一度非常受欢迎,但现在越南都不买中国的摩托了,他们甚至愿意以几倍的价钱去买日本、美国的摩托,因为中国的服务跟不上。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教训。这不仅仅是企业形象受损,整个国家形象都受损了。
片段四:宣传国家形象要多方入手
国外很多人对中国的了解还停留在五六十年以前。很多人依然认为中国是一个高度封闭的、严重落后的、高度专制的、老百姓没有自由的、生活痛苦的国度,因为西方对中国的扭曲性的宣传和妖魔化,已经是几十年来的传统了,这里有意识形态的问题,也有国家利益的问题,我认为西方遏制中国崛起是一种长期战略。要怎样打破这种概念?我认为是中国的外交、中国的国际宣传要重视的一项工作,这不是企业可以做的。产品广告,企业可以去做,国家形象谁去做?中国应该有自己的国家公关部,相当于我们企业有公关部一样,来宣传中国的国家形象,但中国没有。中国需要宣传自己的国家形象。
商务部的广告不失为一件好事,外国普通民众对于“中国制造”的认识,是以他的切身感受为基础的。我认为,与其靠这些广告进行形象宣传,还不如加强对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培训、指导和帮助。比如说,可以对中国企业进行这方面的培训,让他们知道服务对于国际产品销售的重要性,让他们知道我们怎样与国外的产业、国外消费者、国外社会和谐相处,怎样在国际化的过程中去树立、宣传和保护中国形象。过去,中国人员出国,要经过严格的筛选和培训,比如在非洲,中国的形象一度是非常好的,中国人是非常受欢迎的,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有些人、有些事严重地损害了中国形象,这是不应该的。
我们也在探索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方式。在推动自己企业发展的同时,也促进和推动所在国的经济发展,达到合作和双赢。三一想通过投资建厂的方式,尽可能地减少和弱化冲突,给当地带来好处,比如增加就业,促进当地产业发展,把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模式和理念带给当地。我们现在已在德国、美国、印度建厂,即将在巴西建厂。我们刚刚到非洲和很多国家谈,想在当地建厂,一方面解决我们的产品开发、制造成本问题,及提供优质服务,另一方面帮助当地政府解决当地社会的和谐发展问题。
(编者附记:限于篇幅,本刊只能截取向文波先生内容丰富的谈话中的若干观点,辑成本篇“采访片段”。)
三一董事长为梁稳根,是第八、九、十届全国人大代表。
采访时间:2009年12月15日
采访对象:向文波,三一重工总裁、党委书记,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片段一:国际化企业代表国家意志
现在很多中国人,包括中国企业家和中国政府官员,对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认识不够深刻。企业在国内的经营行为是经济行为,但是“走出去”之后,就是国事。我认为,企业国际化的背后,就是国家整体实力的大背景和后盾,在某种意义上讲,甚至是国家意志的一种外延。企业国际化进程伴随的实际上是国家的软实力、外交战略、国家战略、军事、文化、国家政治的影响力。
全球化的过程都是伴随着国家意志的。回顾历史,全球化是从哥伦布发现美洲开始的,它本身就是一个例子:西班牙王室提供资助,哥伦布负责海外探险,然后双方分享探险所带来的利益,这背后就是国家意志。葡萄牙的航海业也是这样,都不是企业行为,而是王室行为,政府行为,国家行为。
二战后,世界被切割成两块,一块是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阵营,一块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阵营,在两个阵营内部,市场是开放的,而与此同时,西方阵营对中国是高度封锁的。如果我们把它也看做全球化的话,它同样带有某种国家意志,是建立在国家意识形态之上的全球化。二战后,在美国的主导下,成立了世界贸易组织,它的实质可以说是欧美划分世界利益的一种机制。为什么中国的企业走出去以后,产生这么多的摩擦和争端?从某种意义上,是原有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不足以容纳中国的崛起,中国需要新的秩序,就像人的身体长大了需要新的服装一样。我认为这也表现在不同国家的政治、外交、意识形态上。
当初欧美企业的国际化是伴随着刀与枪、血与火的,是在殖民过程中完成的。中国企业实现国际化当然不能再采取这样的方式。我们要把中国发展模式、发展理念的输出与中国意志的输出结合起来。企业的国际化就是国家意志的外延,企业要有这样的使命感,国家要有这种责任感,这两者结合起来,中国企业才能做好国际化。
片段二:企业肩负的是中国的国际形象
企业的国际化是复杂的过程,需要企业和政府的联动才行。但是,中国企业的国家意识比较淡薄,而中国政府的支持和扶植的意识也不够强烈,没有把它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
我们到阿尔及利亚,阿方记者很直白地问:“你们到我们这里来,目的是什么?”中国到非洲去就是为了人家的石油、资源、市场——持有这样想法的人其实很多。但是除了这些,我们还能给他们带去什么,不是所有人都知道的。而这些问题,在国内我们是不会遇到的。一个企业出去以后,肩负的是中国的国际形象,所以要有高度的国家意识。另外,企业的国际化就是国家的意志,我们要自觉成为国家意志和国家战略的工具,是在为国家做事。
作为企业,应该知道自己在国际化进程中是国家的代表。中国企业走出去,人家就把你看做中国符号,你能说我跟政府没关系吗?所以,任何企业家,必然也是政治家。在国外更是这样,有些政府背后就是财团,是财团的代言人。在国内,我们必须把自己的发展和国家的发展结合起来,否则你走不远。走出去,必须把自己的行为和国家行为结合起来,否则你走不出去。
作为政府,也应该清楚,企业走出去不仅仅是一个企业行为,政府支持企业走出去,就要有具体的方案和措施。与其他一些国家相比,这方面我们政府做得是不够的。如果把企业走出去的过程看成是企业本身的经济行为,让企业单打独斗,那么中国企业将在海外付出惨重的代价。我希望国家能够把企业的国际化提升到一个高度上,就是国家意志和战略的高度,而不要纯粹看作企业行为。对于中国企业走出去,国家应该有更多切实可行、实实在在的举措。
片段三:世界通过中国的产品了解中国
企业的经济行为是建立在产品质量可靠的载体之上,没有这个载体,其他的一切都无从谈起。过硬的产品,加上优质的服务,这是最基本的。我记得我国一位驻南美国家的商务参赞说,一些南美的客户把中国生产的钳子扳手一类的工具,一车一车地倒到我们大使馆的门口,就是因为质量很差,尽管非常廉价,但客户并不满意。
其实我们想象一下,假如日本没有小松,没有丰田,没有三菱,谁知道日本?如果韩国没有现代,没有三星,谁知道韩国?美国如果没有GE,没有波音,没有微软,我们又如何了解美国?一样的道理,世界对中国的认同,政府形象固然是一方面,但更多是通过产品去了解。
中国企业在海外做得不好的例子很多。比如不注重服务质量,产品销售出去之后服务跟不上,给当地政府带来很大的困扰。我到巴西去,看到国内一家企业销售出一个新设备,客户买回去之后一个月,因得不到很好的服务,一气之下登了个广告,说他愿意降价1万美金,把这个新设备卖出去。这件事给中国制造做了个很大的负面广告。
还有一次是在越南的感受。越南是一个摩托车王国,中国的摩托车一度非常受欢迎,但现在越南都不买中国的摩托了,他们甚至愿意以几倍的价钱去买日本、美国的摩托,因为中国的服务跟不上。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教训。这不仅仅是企业形象受损,整个国家形象都受损了。
片段四:宣传国家形象要多方入手
国外很多人对中国的了解还停留在五六十年以前。很多人依然认为中国是一个高度封闭的、严重落后的、高度专制的、老百姓没有自由的、生活痛苦的国度,因为西方对中国的扭曲性的宣传和妖魔化,已经是几十年来的传统了,这里有意识形态的问题,也有国家利益的问题,我认为西方遏制中国崛起是一种长期战略。要怎样打破这种概念?我认为是中国的外交、中国的国际宣传要重视的一项工作,这不是企业可以做的。产品广告,企业可以去做,国家形象谁去做?中国应该有自己的国家公关部,相当于我们企业有公关部一样,来宣传中国的国家形象,但中国没有。中国需要宣传自己的国家形象。
商务部的广告不失为一件好事,外国普通民众对于“中国制造”的认识,是以他的切身感受为基础的。我认为,与其靠这些广告进行形象宣传,还不如加强对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培训、指导和帮助。比如说,可以对中国企业进行这方面的培训,让他们知道服务对于国际产品销售的重要性,让他们知道我们怎样与国外的产业、国外消费者、国外社会和谐相处,怎样在国际化的过程中去树立、宣传和保护中国形象。过去,中国人员出国,要经过严格的筛选和培训,比如在非洲,中国的形象一度是非常好的,中国人是非常受欢迎的,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有些人、有些事严重地损害了中国形象,这是不应该的。
我们也在探索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方式。在推动自己企业发展的同时,也促进和推动所在国的经济发展,达到合作和双赢。三一想通过投资建厂的方式,尽可能地减少和弱化冲突,给当地带来好处,比如增加就业,促进当地产业发展,把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模式和理念带给当地。我们现在已在德国、美国、印度建厂,即将在巴西建厂。我们刚刚到非洲和很多国家谈,想在当地建厂,一方面解决我们的产品开发、制造成本问题,及提供优质服务,另一方面帮助当地政府解决当地社会的和谐发展问题。
(编者附记:限于篇幅,本刊只能截取向文波先生内容丰富的谈话中的若干观点,辑成本篇“采访片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