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日子，美国两党总统候选人的角力战硝烟弥漫，其中以共和党的特朗普（Donald Trump）最为引人注目。他多次对媒体人士和政治对手出言不逊、粗口谩骂、挖苦讽刺。在美国政治人物中显然是个异类。
　　近来，我在美国媒体上看到有关特朗普言行表现的报道，禁不住会想起一篇中国人写的评论文章。文章说，“‘文革’中的一些遗风在西方政党斗争中也比比皆是，这让我们想到，或许它们更多是政治及意识形态斗争白热化的伴生现象。看看西方一些政客抨击中国时的激烈样子和他们扣给中国的一顶顶帽子，他们是不是也挺像当年的‘红卫兵头头’的”。
　　评论看上去挺机智、幽默，但不难发现，它其实并没有多少说服力，因为它的逻辑经不起推敲。美国政治家的粗野自有其负面文化元素在作祟，不管与中国式的粗野看起来有什么相似，都与中国的“文革”不挨着。这就好比，王二的妈妈是售货员，但售货员并不都是王二的妈妈。驴子有四条腿，牛也有四条腿，但驴子并不是牛。
　　“文革”摧毁了中国传统的道德文化和是非标准，不少“红卫兵头头”是干这种坏事的急先锋……这些行为因此获得了与正常社会里完全不同的意义。好在，那些越粗暴就越革命的非理性价值观和暴力行为，如今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并高度警惕所谓“文革”遗风和余毒，以免沉渣泛滥。
　　在美国，政党政治中的简单粗暴、非敌即友、走极端和非理性其实是另有其历史和文化渊源的。美国没有发生过中国式的“文革”，也不见得受到过“文革”的影响，所以称不上是“文革”遗风。至于特朗普的异类行为在美国的“遗风”根源，从文化上说，是许多社会学家都非常重视的“群氓文化”；从政治上说，是詹姆士·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10篇中提醒民众要高度警惕的“党派斗争”。
　　19世纪，完成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西方工业化国家，进入了一个“群氓的时代”，勒庞在《乌合之众》一书中分析的就是这种群氓。他得出了一系列至今仍被人们认可的结论。例如，一个人在群体中的理智能力，远低于他独立思考时的理智能力；集体的道德行为既可以大大高于、也可能大大低于个体的道德行为；那些希望对群众产生影响的人（尤其是那些想要爭取群众支持的），经常追求煽情效果，不讲逻辑规则，他必须危言耸听、夸大其词，一再重复同样的东西。今天，虽然美国民众的政治素养比19世纪进步了许多，但仍然存在群氓遗风。特朗普的粗鲁言行多数发生在群众集会上，而他在媒体单独采访时，会尽量表现出理智的一面。
　　美国开国先贤们对“政党”在共和制度中的作用都怀有戒心，麦迪逊称政党为“小集团”或“秘密政治集团”，富兰克林担心“政党相互谩骂不休，把一些最优秀的人物弄得四分五裂”，华盛顿在告别演说中警告人们提防“党派精神的有害影响”。杰弗逊也说，“要是我不参加一个政党就不能进天国，我宁愿不去天国。”今天，美国的“党派”不一定是一个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集团，而更可能是在选举竞争中，能充分发挥集体力量的“一大帮人”。共和党并不喜欢特朗普，所以，为了胜选，他更需要用自己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方式，来聚集起他需要的“一大帮人”。他的言论再怎么“白热化”，那也是美国政治，而不是什么“‘文革’遗风”。
　　（摘自《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