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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人历来重视党内的组织生活。无论在烽火硝烟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如火如荼的和平建设时期，即使工作再忙，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都坚持过正常的组织生活，并把自己放在普通党员的位置上，严格遵守党章规程，表现出坚定的党性原则，并留下了一段段佳话。
董必武：
“工作再忙也要过组织生活”
作为中国共产党元老级人物，董必武始终将自己视为一名普通党员，严格遵守和履行一名党员的职责与义务。
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董必武被任命为中央党校校长。在任职期间的一个星期六晚上，董必武所在的党小组召开了组织生活会。党小组长考虑到董必武工作很忙，就没有通知他参加。
第二天，董必武知晓了这件事，就马上找到党小组长，认真地说：“昨天过组织生活，怎么没有通知我呢？我也是咱们小组的一个党员呀！”
小组长赶忙解释说：“您的工作那么忙，我就没有通知您。”
董必武听后，严肃地说：“一个党的领导干部，工作再忙也要过组织生活。不参加党的活动，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
后来，在下一次党小组的会议上，董必武站起来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并且恳请大家对他的工作和作风提出批评。
还有一次，党小组安排大家去帮助一户烈属耕田，董必武光着膀子干得满头大汗，当时大家都劝他早点回去，他却一直坚持干完，并十分堅决地说：“参加义务劳动是党在根据地时定的制度，我是党的干部，应该带头执行。”
周恩来：
“每个人都是普通党员”
关于自己的理想信念，周恩来曾说：“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它宣传奔走……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要以誓死不变的精神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这一点，首先直接表现在：作为党的领导人，周恩来仍然像普通党员一样，自觉地参加组织生活，按时交纳党费，并自觉接受和主动争取党组织和基层党员的监督。
在长征途中，尽管周恩来身兼数职、极度繁忙，可他仍然严格要求自己，自觉参加组织生活。
1935年夏季，中央红军在长征中历尽千辛万苦走出草地，进行休整。趁这个当口，中央总部机关的党组织进行了一次整顿，改选了支部，随后各党小组又选举了新的小组长。机关党小组里有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副参谋长张云逸，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的几个参谋，以及警卫员魏国禄。
在一次小组会上，张云逸提议选魏国禄当小组长，周恩来笑着点头说：“很好，同意。”大家也都表示赞成。
魏国禄感到很为难：党小组里有副主席、参谋长，还有参谋，自己只是个警卫员，怎么能当小组长来领导他们呢？他红着脸说：“我干不了，最好还是选别的同志。”
周恩来见魏国禄有顾虑，就鼓励他说：“大家选你当小组长，就相信你一定能干得了。我们既然同意你，就会服从你的领导，今后小组里有什么问题，可以大家来商量嘛！”魏国禄只好答应试试看。
一次，周恩来感觉有很长时间没开党小组会议，就去询问魏国禄。魏国禄如实汇报说：“小组会开过了，我们看着首长忙，就没有通知您。”
没想到一贯平易近人的周恩来听了顿时沉下了脸，严肃地批评道：“那怎么能行！我是党员，应当过组织生活。如果确实有事不能参加，我自己可以向你请假，你不通知我可就是你的不对呀！在我们党内，每个人都是普通党员，谁都要认真按规定过组织生活，这是个党性问题！你明白吗？以后开会可一定要通知我啊！”魏国禄低下头，老老实实地接受了批评。此后，他每次开党小组会都记着通知周恩来;而周恩来每次都尽量来参加，并认真地发表意见。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周恩来的工作更加繁忙。有一次在收党费的时候，魏国禄不忍打扰他，就替他交了5分钱的党费。
之后不久，周恩来对魏国禄说：“小组长，这个月党费我还没交吧？”
魏国禄回答说：“已经代首长交过了。首长集中精力忙大事，我们代交一下还不是一样的嘛！”
周恩来收起温和的笑脸，再次严肃地提醒说：“党费怎么可以让别人代交呢？国家大事重要，军政大事重要，交党费也重要，因为这是每个党员应尽的义务！”说着，立即把5分钱党费交给了魏国禄。
在四川省通江县的档案馆里，珍藏着一张邓颖超为周恩来的警卫员何明德亲笔开具的证明书：
何明德是共产党员，1939年是和我共一个党小组过组织生活的。他确曾做过周恩来同志的警卫员……特此证明……
邓颖超
1958年5月12日
何明德是个老红军，在西安事变后长期担任周恩来的警卫员。他也曾被推选为党小组长，多次与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钱之光等人一道过组织生活。周恩来如果有时无法按时到会，都会提前向何明德请假或留下请假条，说明缺席原因。
朱德：
“党内没有特殊党员”
在江西瑞金中央苏区，朱德曾经被编在中革军委机要科党小组过组织生活。
朱德担心党小组长有顾虑，把自己当成“特殊党员”，便与党小组长“约法三章”：一是党小组过组织生活必须通知他;二是党小组给每个党员分配任务时必须有他;三是党小组长必须定期听取他的思想汇报。
到了抗战时期，身为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也从未因繁忙劳累而不参加组织生活，他几次在党小组会议上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再三郑重叮嘱大家要及时通知他参会。
1938年，朱德的组织关系落在八路军总参谋部一局党支部。一天下午，党支部各小组在总部召开组织生活会。此时的朱德正在前线忙着排兵布阵，人不在总部，自然没能到会。
组织生活会开始后不一会儿，从朱德办公室里传来了大家熟悉的四川口音。有个同志轻轻说了声：“朱总司令回来啦，快请他参加组织生活会吧。要不然，他会批评我们的。”
这时，党支部书记肖池思忖片刻，摆摆手，说：“这几天，朱总司令在前线指挥打仗，已经够他累的啦，让他休息一会儿吧。”于是大家便继续刚才的议题开会。
董必武：
“工作再忙也要过组织生活”
作为中国共产党元老级人物，董必武始终将自己视为一名普通党员，严格遵守和履行一名党员的职责与义务。
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董必武被任命为中央党校校长。在任职期间的一个星期六晚上，董必武所在的党小组召开了组织生活会。党小组长考虑到董必武工作很忙，就没有通知他参加。
第二天，董必武知晓了这件事，就马上找到党小组长，认真地说：“昨天过组织生活，怎么没有通知我呢？我也是咱们小组的一个党员呀！”
小组长赶忙解释说：“您的工作那么忙，我就没有通知您。”
董必武听后，严肃地说：“一个党的领导干部，工作再忙也要过组织生活。不参加党的活动，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
后来，在下一次党小组的会议上，董必武站起来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并且恳请大家对他的工作和作风提出批评。
还有一次，党小组安排大家去帮助一户烈属耕田，董必武光着膀子干得满头大汗，当时大家都劝他早点回去，他却一直坚持干完，并十分堅决地说：“参加义务劳动是党在根据地时定的制度，我是党的干部，应该带头执行。”
周恩来：
“每个人都是普通党员”
关于自己的理想信念，周恩来曾说：“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它宣传奔走……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要以誓死不变的精神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这一点，首先直接表现在：作为党的领导人，周恩来仍然像普通党员一样，自觉地参加组织生活，按时交纳党费，并自觉接受和主动争取党组织和基层党员的监督。
在长征途中，尽管周恩来身兼数职、极度繁忙，可他仍然严格要求自己，自觉参加组织生活。
1935年夏季，中央红军在长征中历尽千辛万苦走出草地，进行休整。趁这个当口，中央总部机关的党组织进行了一次整顿，改选了支部，随后各党小组又选举了新的小组长。机关党小组里有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副参谋长张云逸，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的几个参谋，以及警卫员魏国禄。
在一次小组会上，张云逸提议选魏国禄当小组长，周恩来笑着点头说：“很好，同意。”大家也都表示赞成。
魏国禄感到很为难：党小组里有副主席、参谋长，还有参谋，自己只是个警卫员，怎么能当小组长来领导他们呢？他红着脸说：“我干不了，最好还是选别的同志。”
周恩来见魏国禄有顾虑，就鼓励他说：“大家选你当小组长，就相信你一定能干得了。我们既然同意你，就会服从你的领导，今后小组里有什么问题，可以大家来商量嘛！”魏国禄只好答应试试看。
一次，周恩来感觉有很长时间没开党小组会议，就去询问魏国禄。魏国禄如实汇报说：“小组会开过了，我们看着首长忙，就没有通知您。”
没想到一贯平易近人的周恩来听了顿时沉下了脸，严肃地批评道：“那怎么能行！我是党员，应当过组织生活。如果确实有事不能参加，我自己可以向你请假，你不通知我可就是你的不对呀！在我们党内，每个人都是普通党员，谁都要认真按规定过组织生活，这是个党性问题！你明白吗？以后开会可一定要通知我啊！”魏国禄低下头，老老实实地接受了批评。此后，他每次开党小组会都记着通知周恩来;而周恩来每次都尽量来参加，并认真地发表意见。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周恩来的工作更加繁忙。有一次在收党费的时候，魏国禄不忍打扰他，就替他交了5分钱的党费。
之后不久，周恩来对魏国禄说：“小组长，这个月党费我还没交吧？”
魏国禄回答说：“已经代首长交过了。首长集中精力忙大事，我们代交一下还不是一样的嘛！”
周恩来收起温和的笑脸，再次严肃地提醒说：“党费怎么可以让别人代交呢？国家大事重要，军政大事重要，交党费也重要，因为这是每个党员应尽的义务！”说着，立即把5分钱党费交给了魏国禄。
在四川省通江县的档案馆里，珍藏着一张邓颖超为周恩来的警卫员何明德亲笔开具的证明书：
何明德是共产党员，1939年是和我共一个党小组过组织生活的。他确曾做过周恩来同志的警卫员……特此证明……
邓颖超
1958年5月12日
何明德是个老红军，在西安事变后长期担任周恩来的警卫员。他也曾被推选为党小组长，多次与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钱之光等人一道过组织生活。周恩来如果有时无法按时到会，都会提前向何明德请假或留下请假条，说明缺席原因。
朱德：
“党内没有特殊党员”
在江西瑞金中央苏区，朱德曾经被编在中革军委机要科党小组过组织生活。
朱德担心党小组长有顾虑，把自己当成“特殊党员”，便与党小组长“约法三章”：一是党小组过组织生活必须通知他;二是党小组给每个党员分配任务时必须有他;三是党小组长必须定期听取他的思想汇报。
到了抗战时期，身为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也从未因繁忙劳累而不参加组织生活，他几次在党小组会议上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再三郑重叮嘱大家要及时通知他参会。
1938年，朱德的组织关系落在八路军总参谋部一局党支部。一天下午，党支部各小组在总部召开组织生活会。此时的朱德正在前线忙着排兵布阵，人不在总部，自然没能到会。
组织生活会开始后不一会儿，从朱德办公室里传来了大家熟悉的四川口音。有个同志轻轻说了声：“朱总司令回来啦，快请他参加组织生活会吧。要不然，他会批评我们的。”
这时，党支部书记肖池思忖片刻，摆摆手，说：“这几天，朱总司令在前线指挥打仗，已经够他累的啦，让他休息一会儿吧。”于是大家便继续刚才的议题开会。